我的人生三部曲
前言：若以成败论，我是人生的彻底失败者，若以经历论，我是先幸福后凄苦的丰富者。漫漫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上，虽没能留下坚实的足印，但还是发出过欢笑，忍受过不平，做出过努力，我知足了，知足者常乐嘛。
但愿我的同、近龄的朋友们读了我的拙文后能引起共鸣，并且也开始回忆；已经先于我在回忆的同志请介绍一些经验，以使我们共同提高携手并进；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也请大大方方地站出来批评乃至于批驳。世界与社会就是在矛盾、斗争中一步步向前迈进的，不知此说对否？
一， 无忧无虑的欢乐儿少时光
草民八岁那年，方才知道我的大娘舅竟然是大上海的资本家，然年龄太幼尚还不明白啥叫资本家，只晓得娘舅也是很亲很亲的人，直到1961年传来了大娘舅病故的噩耗，是三姨妈来我家传递的消息，其时母亲大哭了一场，毕竟同胞兄妹情意深啊。但据长兄后来对我的叙说，大娘舅是根本不把亲外甥当亲人看待的，1950年长兄渡过杭州湾到上海，住在大娘舅的家中，本来说好了是去当学徒，却被用作了家庭勤杂工，抱孩子生煤炉拖地板买杂物，反正啥都得干，长兄说他当时就气得想回家。次年，长兄不幸患了癞头疮，大娘舅竟然要叫他返回乡下，还是大舅母有点人情味，说服丈夫留下了我的长兄；病治愈后长兄去厂里工作了，自然是当学徒。是年长兄14周岁多一点。八岁时长兄就跟着父亲外出四处卖唱，一个苦字写满了长兄的全身。1960年父亲病逝时我也只有九岁，但我已是学生了。我以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在礼拜天或暑假寒假里，我常常领着他们去街上溜达，没有一次碰上有人来欺负我们，尽管一路走一路玩耍，有时候花一毛钱买些糖果吃吃，以解解嘴馋。那时是吃大食堂的饭，当然起先是米饭，后来变成了米粥，再后来食堂关门了，又在家里吃了。若要说生活苦，那段时间真是苦，不少人家都去挖野菜，洗净后和上碎米糠做成饼来吃；我还帮一个老奶奶磨过碎米粉，晚餐时她奖励我了几个碎米粉饼。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镇上那时候没有听说过谁饿死了，只听说谁吃了啥东西之后大便拉不出来了，去卫生院通大便，我就是其中之一人。其实，我家的状况还算过得去，这是得益于长兄在上海的缘故，他那时的月工资已有130元，所以他成了咱家对上的赡养者，对下的抚养者。在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时段后，粮食不再是特大的问题，没有人再吃米糠咽野菜了，市场也渐渐地兴隆起来，我母亲的脸也随之比较开朗了。
我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逢六一节国庆节上台去演出，平日里参加理发室的活动，农忙时去田里地里捡稻穗麦穗；那时老师一般不布置家庭作业，放暑、寒假后也只有一本薄薄的假期作业本发给我们；套用一句歌词来形容我们的当年，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像快乐的自由飞翔的小鸟，飞翔在新中国的蓝天下，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
最欢乐的时光当是在夏天的晚上，我们在生产队的晒谷场上疯玩，当然不是打架斗殴，而是一分为二，一队叫“中国”，另一队叫“美国”，玩法是躲迷藏，“中国”搜寻“美国”结束之后，反过来由“美国”搜寻“中国”，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玩。若“中国”得胜，很高兴；若“美国”得胜，很难受。因而有好几次，“美国”队员偷偷地跑回了家去，反正胜了也要被骂一句“美国赤佬”的。还有最欢乐的时光是在结冰、下雪的冬天。每当太阳升起后的九、十点钟左右，我们一帮子孩子立在河边，一个个捡起碎瓦片用力地朝河面斜劈下去，那一片片碎瓦片在冰面上飞也似的滑行，看谁的滑得最远谁就是“大拇指”。此项玩腻了，便走下河埠头敲起河面上的冰来，不一会儿，两个人扛着比脸盆还要大许多的冰板到上面来玩，直到玩得微汗冒出来为止。一到下雪天，等到雪在路面上积起十来公分厚时，就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大家一起来到晒场上，开展三个项目。第一打雪仗，第二扑雪人，直挺挺地倒下去，将自个的身躯模样留在雪地里，第三是滚雪球，要滚到几个人一起推为止，雪球的直径起码有一公尺多，最后将它推下河去，放佛在河里爆炸了一枚炸弹，浪花随着很大的响声溅起来老高老高。再就是拿着弹弓去打鸟儿，满雪地的跑呀追呀，不停地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浑身早已不觉得冷了，额头上还汗珠直冒。嘿，我们的儿时，欢快极了。（在今天大讲低碳的年头，河面上厚厚的冰不见了，漫天飞舞的大雪也极少见了。）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心里总觉着快乐，那种无尽的快乐，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从幼儿园时起，一直到高中阶段，我至少有二百多个同班同学，如今都已徘徊在标准老龄的边缘了，能够偶尔见见面的却少得很，不知道他（她）们分散在何地何处，还回不回忆我所描述的那段儿少岁月？
2010.6.11
人生三部曲
二，四明湖畔学先烈
四明山是抗战时期全国十九个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海拔五百米处的梁弄镇是敌我双方来回争夺的中心，距镇几里地处是让贤乡——当年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何克希司令员谭启龙政委就曾住在那里，领导着根据地军民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军（88团，团长人称田老虎，曾用我方人员的心当下酒菜）作英勇艰苦的斗争。那是一幢保存完好的小楼，在墙上留有抗日宣传画和一个很大的红五角星。说起这个五角星，还有一段故事佳话。抗战胜利，部队奉命北撤后，革命群众用厚厚的石灰掩盖了红五星，等到四明山地区解放后，又把石灰刮掉，红五星至今仍清晰如新。1972年，我随县文化站组织的采风小组来到了四明山上的梁弄镇，一边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一边进行业余创作活动。
我们一行共十一个人，男女几乎是对半开，年龄最大的四十几岁，最小的不足二十岁。住宿在旅店内，吃饭有时在某学校食堂里，有时在采风点。旅店与学校这两处都紧挨着四名湖畔，虽时值农历的六月，我们却感觉得到宜人的清凉和神爽。四明湖能蓄水一亿立方米，湖内的白莲鱼最大能养到二十多斤，每一斤的价格（内部价）仅为一角八分钱，市场价为两角九分一斤。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战争年代的四明山地区，因为它靠近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镇，故历来是敌人重点防范和进攻的区域，梁弄镇上就常驻有一至两个团的国民党军队，轮番地学日本鬼子大扫荡。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常住的有三、五两个支队，但他们是在深山的竹林和树林间，与敌人打游击。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革命军民在当年的艰难困苦和英勇顽强，远远地超乎我们的想像；流血和牺牲也不像我们在嘴上说说时那么的轻巧。王明烈士，上海人，奉命来到四明山区开展革命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敌人杀害，年仅二十一岁，为纪念他，后来将一个公社命名为“王明公社”。梁辉烈士，部队干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发觉，被包围在山上的一个洞里，终因弹尽而牺牲，如今也有一个“梁辉乡（也有可能叫梁辉街道了）”。李敏烈士，女，牺牲得更为惨烈，大寒天她被敌人剥得只剩下内衣短裤，绑在柱子上，被敌人用刺刀一刀一刀地捅死，年仅十九岁，被誉为“浙东刘胡兰”。我，不忍心再写下去了。……
时隔两年之后，采风小组又来到了梁弄镇上，这时侯四明湖畔的狮子山上已经立起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有郭沫若副委员长亲笔书写（经过放大）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在纪念碑前我们合影留念，此照片至今仍在，虽已经模糊，但我依旧将它当作珍贵的物件保留在影集里。就在合影的当天，我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叫“四明湖水清又甜”的歌词，后有干老师谱曲，作为参赛歌曲在N市电台上播出过。勿误解我的用意，我无啥可自吹的，这样子的写是为了说明我的曾经，说明我是敬重英雄先辈们的，没有他们哪来我的今天呢？忘记过去，忘记了毛泽东，就意味着背叛啊，尽管我非共产党员。
次年，我因进修又来到梁弄镇，为时整半年。期间我们周游了四明湖，访问了让贤公社，重又参观了那幢革命的小楼，瞻仰了那颗大红五星，又一次聆听了革命老人讲的革命故事，又一次经受了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也来到了梁辉、王明等烈士的墓前，向他们表示我们由衷的崇敬和深切的缅怀。回校以后我又情绪冲动，写了一首较长的“诗歌”：《永不倒下的战士》。
我与四明山梁弄镇真是有着不解之缘，这也成为了我年轻时最为美好的回忆。三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然岁月还是很无情，将我从青年拉到了老年边上，而今只能靠回忆来抒发难以压抑的心情了。
永别了，我的青春年华；站在家门口朝南遥望，那四明山必定常青，那四明湖水必定常秀，那遍坡的毛竹林必定常绿，那遍山的松树必定长挺。还有，那湖畔的板栗林，杨梅林，年年都果实累累吧，我想。
人生三部曲
三，煎熬中的岁月
与苦尽甘来比较，我正好翻了个个。1982年，我进入了一家乡镇企业，是镇村联办的，三十几个工人。我开始扳起塑料压机来，三班倒；因妻子也是三班倒（她在某校办工厂），这下家庭的矛盾可就来啰。儿子才一周岁多，分下来的近一亩口粮田要种，夫妻两个都是三班倒，倒霉遭罪的时日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毫无抗拒的能力，只能顺应大潮，咬牙坚持活下去。我家历代非农民（如是说绝非瞧不起农民，本人极端高看农民，有博文为证），轮到我辈时户口却被放在了农村，至今仍不知这为何因，当然这是与本文基本无关的废话，搁起。我们在锅里盛饭的时候总是觉得很轻而易举，而当我们真正地下田——整理秧田、孵种子谷、播种、培育秧苗、拔秧插秧、施肥、喷洒农药、耘田、灌水、割稻、打稻、直到晒谷时……还会感到很惬意吗？早稻的收割时值三伏，用不着我说，大家都知道这时候太阳的威力了。农民苦哇，当农民真苦哇。我基本上咬牙学会了种田的一整套东西，从孵种子到收割。再返回来说扳压机吧，一部机器三个人，一人剪碎废品，两个人轮流扳。幸好无巧不成书，她二人皆是我的学生，特别地照顾与同情我，只叫我剪废品。然只有天才晓得，即便是剪废品，剪上八个钟头的有几毫米厚的塑料片，那是什么概念呢？轮到上大夜班时，妻子往往是上白班，我下班她上班。我要将孩子从她的手里接过来，一直抱到等她16时30分回家来，我方才能够躺下。儿子以他被父母抱着时睡着，一放到床上就醒来大哭的手段，参与了对我的惩罚。说一个终生不忘的故事，一天我抱儿子一直抱到后半夜两点，索性开大门出去散步。时值麦收，晒场上还有一户人家在用脱粒机打小麦。我走近了看，打麦的康叔问我：“起得这么早啊？”我反问他：“你们起得这么早打麦？”他说：“我们还没睡过呀！”我大笑了，说：“彼此，彼此啊！”
很快过去了三个月，一天厂长对我说：“叫你去考会计，我们厂里要设专门独立的会计了”。一共有三个人参加了考试，我夺了魁；大半个月后我当上了本厂的主办会计。自此，我的命运似乎将被改变一些了。紧接着工厂从联办改成了镇独办，成了名正言顺的镇办企业。人们常说，上数玉皇大帝，下数食堂会计；会计是单位的（特别是企业）实权派。这么说来，我该是厂里的风光者了。
1984年初，乡镇企业实行了责任承包制，说穿了就是个人承包制，美其名曰：“让能人搞企业”。于是，原先的厂长兼党支书只剩下了支书一职，“能人厂长”独揽了大权。说新厂长魄力不大那是冤枉，上任伊始他先烧了三把火：把塑料染色拉丝车间承包给了个人，令工人们集资五万元购买了一部机器，预订了三亩土地作为一年后的新厂址。其魄力确实不容小觑，我们自然翘首以待，盼望着企业从此走向扩大和兴旺。1985年春末，工厂迁往新址，这时候已有工人近百名，厂址又紧挨着国道，看来前途必然远大了。
厂长曾对我说：“我的一半胆子给你，你的一半文化给我，那有多好啊！”——他确是个大胆的聪明人，尤其是麻将打得好。做生意他也是一把好手，就是倒卖塑料，名义上是用来搞生产的，却将大半卖给了别的厂家或个人（再倒卖）。资金是借贷来的，卖掉塑料后归还，然后再借贷……一个生产厂家成了生意场，上头也不管不问，镇委书记就当着我们的面（在吃饭时）夸赞厂长：“他是个能人。我要跑遍全镇所有的能人当家的厂家。”在做塑料生意中间，S省的J市某单位的一个科长就收受了我厂送的不少钱财，某ZHEN长也收受了一台14英寸彩电，价值1500元，注意，那可是在1985年。不仅如此，在工厂靠借贷过日的情形下，厂长用公款买了部摩托车，归他自己一家门上下班使用。而工人包括我的工资，每月仅为三十元左右。每逢有别厂的人上门来要债，说我是“实权派”，帮帮他们的忙，我只好对其说：“我把位置让给你吧，求你了！”厂长对工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而对他自己则宽松得很，冬天里不到（上午）10点钟不上班，为平息背地里的议论，又特地为模具车间买了一部旧摩托。1986年某月间，我草拟了一份报告，打算呈送镇工业办公室，告厂长的状。坐在我对面的曾经的学生——出纳员P某劝我说，搞得过他吗？一语提醒了我，对呀，打虎不成反累犬，工办能否支持我还得另说，我却因此成了“犯上”之人，在本厂不能再呆下去了，别的厂也不会要我这样的“犯上”之徒。那时候，不少厂长的家里都办有私营小厂，想一想，这种厂还会亏本吗？我总的说一句，几乎全体乡镇企业的死亡（倒闭），始于此种“借公济私、化公为私”之行为也。1988年盛夏，本厂终因资不抵债而关门大吉。我又失业了。
要生存要吃饭要保家，我挤入了生意人的队伍，卖起了水果。我是遵法守法之人，开卖之前先去工商所做了营业执照，花去240元，还是“面子价”，因为该工作人员的儿子是我弟弟的学生，不然的话就是全价400多元。该时候已临近年关（腊月廿六），我借了些本钱去批发水果，第一次全部都是桔子，三百多斤，光运费就是16元。当天就上街去卖，凡零头（一分至九分）统统给买主去掉；买多一点的人连角头也都给其去掉了。回家一想，这不行啊，明天起要用四舍五入法了。一转眼到了除夕的前一天傍晚，匆匆吃好晚饭之后，仔细地考虑起明早的生意来。家中是唯我一人，妻子利用校办厂放假时间在娘家褪鸭毛赚钱，儿子在外婆家尽情玩耍。我在白炽灯下一个个地擦去桔子皮上面的灰尘，光滑的桔子顿时在灯光下反射出诱人的亮色，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擦完最后一个桔子，已是凌晨一点半钟。不睡了，我决定，随即吃了一碗水泡饭，打开大门，挑起大约140斤左右的桔子，勇敢地朝市场走去 。
北风呼呼，温度肯定在零下好几度，街上已经是人声鼎沸，所谓的好位置均被占领一空了。我挑了一个位置把担子放下，在透骨寒的西北风的陪伴下苦等着黎明的到来，迎候着上街购买年货的人们。已经是除夕日了，我自己的家里还没有一丁点的年货，要说有就是这桔子了。
天，终于亮了；人们陆陆续续地走上了街头，渐渐地越来越多，终使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摩肩接踵欲停不容。至上午九时整，我才卖出了不到五十斤桔子。从十时半开始，街上的人少了许多，到十一时便寥寥无几了。但我还得坚持站着做我的水果生意，不能回家去准备除夕的大餐。依照惯例，此时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肚子饿极了想买些吃的已经找不到了卖家。坚持啊，坚持就是……一直坚持到下午三点钟，我挑着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的桔子回家了。半路上碰到了儿子在玩耍，才知道母子俩回家来过年团聚了。一进家门，放下了桔子担，家里却无声无息。跨进房门一看，只见妻子坐在床沿上在流眼泪。我退出房门后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愧对妻子和儿子啊，我！除夕之日，家里却毫无过年的气息，只怪我没本事，连累了他们母子两个。幸亏隔壁的弟媳及时地来到了我家，盛情邀请我们一家晚餐时去他们家吃年夜饭，我因此逃过了一劫。然而，在妻子的心里却从此埋下了极为不满的种子。大年初二，我又去卖桔子了，卖到初十才卖完这第一批货。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得继续卖下去，以至于批发来的水果品种越来越多。镇上卖水果的私营鼻祖王大姐告诉我说：“新造茅坑三日香”，意思是告诫我以后的生意会差起来的。又对我说：“注意，不要对人讲实话。明明进货价是贵的，你偏要说是便宜的；明明是便宜的，你要说是贵的；千万不要给人看进货的发票，啊！”她说的的确是经验之谈。有一次我进了一千斤的便宜香蕉，单价四角，装了满满一部三轮车。凡做水果生意的都知道，卖香蕉一般不赚钱，只是搭搭色而已。但我愣是把一千斤香蕉推销了出去，还赚了160多元，花时一周。可在我的骨子里却瞧不起我自己，因为我不喜欢做生意，生意场上太复杂了，尔虞我诈，互相拆台，短斤缺两，我觉得有一种窒息感。六月间正好有两个旧日同事来找我，一个叫我去重操旧业，一个叫我去搞房产普查，为时两年；这时候妻子所在的厂已奄奄一息，我正好将生意摊子推给她管理，自己去搞房产普查工作了。
这是建国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城市集镇房产重新登记普查发放新房产证的工作，涉及到每一个单位和家家户户。我担任勘查组的组长，丈量每一个单位、每一家的房屋面积，并画好房屋平面图。L镇共有公、私房屋建筑两千几百户，作为L镇土生土长的人，我第一次有了全面了解镇内房屋建筑物的机会。遗憾的是，跑遍了全镇，竟然只发现了一处保存比较完好的建造于解放前的木结构楼房，现在还在否不知道。其余的都要么破烂不堪，要么新旧结合不伦不类，这真让千年古镇的脸上失去了光彩。这个工作比卖水果强多了，不过配货（进货）还是我去的，东到慈溪，西至上虞，南到县城，一般一个礼拜要去进一次货，两头的工作累得我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为后来的疾病爆发埋下了祸根。
就在房产普查结束前两个月，我终于倒下了。我没有彻底完成本该完成的工作，是终生的遗憾。杭州的专家级名医告诉我，我将“带病延年”，或许也能活它个七、八十岁，但有前提条件，不得生气，营养好些，坏境好些，不可劳累，等等。实际上我丧失了劳动能力，短短两个月体重骤减二、三十斤，几乎成了废人一个。到儿子12周岁那年，也就是在我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五月底，40岁的妻子起诉到县法院，要求与我离婚。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开庭，之前五分钟我问女法官：“还有没有和好的可能？”答曰：“百分之百无可能。”我说：“儿子必须随我生活，我得的不是传染病，有医院证明为凭。否则，我将采取必要的手段。”儿子留下了，并非我有旧意识，一是儿子明确表示要跟我，二是我兄弟姐妹众多，儿子乃本门长孙，岂肯让他去做一个“拖油瓶”。
离异后我突发异想，趁机去考察一下社会不是蛮好嘛？我拎着编织袋到处去拾破烂，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儿。有给我大米的，有给我旧衣旧裤的，有可怜同情我的，有拿出旧书报给我的，也有给我一些现钱的，对于这些我统统拒绝，我说我要自力更生，好意我领了。但也有说怪话的，鄙视我的，也有说我命不好的。兄弟姐妹对我的所为不知道也就不能理解了，也说些怪罪的话。我对这些都表示无所谓，只是问儿子怎么看待他的老子，儿子说，城市里还有拾荒专业户呢。闻听此言我心大悦，立即停止了近两个月的“不要脸面”的举动，慈眉善目地对儿子说：“好好读书，努力上进；吃穿用不着你来愁，初中毕业后考师范如何？要么参军去；读高中你无用了，咱家大学可真的读不起的啊！”
应该说，儿子还是比较争气的，真走了我给他指的那条考师范的路，而且成功了，尽管只是普师。
差点忘了必须说的一件事。1999年春天，农田要卖掉了，我早已不种水稻，好多人家都不种了。村上有人说不种田了的人家没有资格分得卖田款，我跑去跟支书理论，说当初我不想种你们一定要我种，否则粮食自行解决；那么我的口粮田也在被卖掉的田当中，为什么我无份呢？上级的政策在哪里？最后证明我是正确的，分到了应得的钱款。
人世间真的有“命运”一说吗？见鬼吧。人从娘胎里出来，一生中能一帆风顺固然最好，但人生之路如一条直线的能有几个？我并不想开导年轻人什么，而只想自己对自己说上最后一句：从贫穷时代的欢乐始，到盛世时代的煎熬终，我以为我的人生是有价值的，能够在煎熬中顽强地生存，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完）
010.6.1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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