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伊莎白·柯鲁克与白求恩
红 河
一个伟大的老人走了，她走得是那么的安宁和坦然，她参与和见证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在她的身上，凝聚了一种崇高的、纯粹的精神，从来到中国的那一天起，始终没有改变过。在用小提琴拉那首著名的曲子《东方红》的时候，她的眼神是那样的坚定而执著，一个国际主义的理想，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知道寒春（Joan Hinton）这个名字是从阳和平老师开始的，在阳老师做的关于韩丁(Willam Hinton)所著的一本书《深翻》的报告上，我惊讶于一个外国人，说汉语之地道，比中国人还要好。原来，阳和平老师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阳老师的母亲是寒春，而韩丁，是寒春的哥哥，也就是阳老师的舅舅。阳老师的父亲阳早（Erwin Engst），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来到了延安，而寒春，受到中国革命理想的召唤，也追随阳早，来到了这个东方的国度。
寒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我也不会来到中国，我之所以能来到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而是震撼于小米加步枪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力量中，我找到了人类解放的道路。”
与寒春用亲身实践理想一样，另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外国人，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亲历了中国农村的生活，见证了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时期，最后留在中国，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为中国培养外语人才，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
伊莎白·柯鲁克之所以来到中国，也受到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这本书为西方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革命的窗口。作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国际主义者，伊莎白·柯鲁克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西方来到中国。随后她深入中国农村，在中国开展了对土地革命的社会调查，所著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必读书。直到今天，她依然在关注着中国农村的问题，关注着现实的问题，时代在变化，但她那种朴实的作风没有改变，仍然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继续着书写着时代的记录。
在寒春和伊莎白·柯鲁克之前，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于1938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延安。从1938年初到1939年底，白求恩在抗战后方医院和前线救死扶伤，他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在炮火的威胁下，连续工作为伤员做手术，为部队的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在手术中受到感染，医治无效，不幸以身殉职，长眠在他为之奉献了生命的中国。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高度赞扬了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已的动机，把中国人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去年在马宾老人家里，我和大家一起唱起了激昂的《国际歌》，在老人家里的一间屋子，我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幅白求恩的画像。我问马老，我想要一幅一模一样的白求恩的画像，是否可以给我一张？马老说当然可以，然后叫阿姨去找，遗憾的是，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马老有些抱歉，说原来一直都有的，可能是已经送完了。这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小小的遗憾。而今天，我更能理解寒春和伊莎白·柯鲁克和白求恩的道路，作为外国人，他们来到中国，没有任何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的。
寒春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她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更在于她对这种道路的选择。1952年寒春在亚太地区和平会议上发言，指出纯科学不考虑后果，原子弹的发明，给人类带来了更大规模的杀伤力。作为核物理专家，她没有继续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工作，而是选择了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核物理学家转变为养牛专家，在一般人看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对寒春来说，幸福不在于制造威力越来越大的武器，而在于“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
超越了个人狭隘的幸福观，理想主义者寒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双手，验证了那种崇高的、纯粹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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