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清荷：怎样历史地看待极右势力的粉墨登场
一枝清荷
翻开历史书，你希望去寻找什么？对清荷而言，我希望去寻找一个投影，一个过去与现在的结合点。我深信，只有抓住历史才可能抓住现在。历史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条直线，历史逻辑的展开，是无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外乎分为两类：进步的，革命的；倒退的，反动的。历史运动的真实轨迹也就是在这两大类因素中间不断地找到一个又一个平衡点。我们知道，当进步的因素不断战胜倒退的因素，量变不断积累，最终必然会产生质变，这也就是革命的胜利。
人类社会毫无疑问将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然而同样令我坚信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倒退和反动的因素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使社会不断退化，从而走向自我崩溃和毁灭。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极右路线而推动这条路线的力量，也就是极右势力。想要通过历史来研究极右势力发展演变的规律，必须了解和研究这些极右势力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问题就来了：历史人物当然不是白脸曹操红脸关公这样的简单，谁也不会在脸上贴出标签，告诉你他是左派或是右派。怎么样去分辨历史上极右势力的代言人？首先请不要妄自菲薄地轻视古人，尤其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能被记恨至今的王莽，秦桧之流绝不会是什么好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虽极为重视通过历史来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但出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现实中愚民的考虑，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大量唯心主义特征。但因此就抛弃历史规律中所必然蕴含的相对真理，将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弃之如敝帚，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态度。我们当然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历史现象，找寻隐藏在规律背后的社会与阶级因素。而由于某种观点与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相违背，就贸然去否定客观存在的现象和规律，这样做恰恰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主观化和庸俗化。
对于古人，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局限性去苛求他们。虽然那个时候在老百姓心中没有阶级之类的概念，但是古代的劳动人民对于分辨谁奸谁忠，自有一套朴素而有效的法则：帮助地主豪强和贪官污吏欺压平民者，就是奸；锄强扶弱，保家卫国者，就是忠。那么很明显，奸臣自然就是坐视欺压与侵略，姑息养奸，甚至养寇自重的权臣。怎样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这种朴素的忠奸观？封建时代的朝堂之上，难道就是一洼死水，究竟存不存在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对于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当然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既然朝廷代表的只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仅仅只是镇压农民阶级的工具，那么即使有政治斗争，也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罢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儒法斗争背后深刻的阶级根源，自然也对秦皇汉武、武则天等有为君王的历史功绩选择性失明了。
凡是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因为在封建社会，只有这两个阶层是最关心生产，最希望国家稳定。皇帝要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那么在抵御外族入侵和预防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这一点上，甚至与这两个阶层的多数人有共同的利益。而以自耕农为代表的平民，在和平时期面对地主豪强欺凌时，所依靠和幻想的对象也只有象征着“天理”的皇权。即使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甚至在多数农民心中所期盼的，无非也是一个能够抑制豪强的明君。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三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中国历史上地主-农民这一对矛盾中，常常是地主阶级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被逼到活不下去才造反，而恰恰是地主不受约束的兼并和欺凌将农民逼到了那一步。当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由于旧秩序被摧毁，新的地主豪强力量相对皇权也非常薄弱，并且在借鉴了旧王朝覆灭的教训后会表现得比较收敛。而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必然不断向豪强地主集中，大地主豪强相对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阶层，会具有越来越显著的优势。他们力量不断壮大并出于维护其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皇帝虽然是所有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但由于有一套严格而独立的接班程序，并不总能成为专属于大地主大豪强阶层的代表和庇护人。况且，天心难测，依靠地主豪强上位的皇帝未必不会哪天将矛头对准昔日的盟友。
大地主阶级要实现其政治上强势地位，更有效的方式是全面掌握皇帝手下的行政体制即官僚集团；而要控制官僚集团为其服务，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扶植本阶级的官权代理人。比如汉初的三公、唐的仆射、明的大学士、清的军机大臣等。特殊时期，类似的职责也可能由诸侯、军事首脑、地方军阀兼任，如藩王、大将军、唐的节度使、明末的督师等等。在唐宋之前，地主贵族通过直接出面担任政府重要职位来实现其统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使政府的重要职位必须经过大地主的推荐认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结果保证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豪门同样是政治上的世家。
惩于这个教训，隋唐时代开始逐步确立起科举取士的制度。这一变化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后，大地主阶级不再能简单通过自身社会影响力直接担任政府要职。可是，封建社会中，他们真的就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了么？不，它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当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一套和科举制度并存的官场运作潜规则。
第一，无论历朝历代怎么倡导廉政爱民，官员的贪腐是禁不掉的。而且职位越高越重要，就越有可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封建时代，人们一旦获得了大量金钱，首要的选择自然是买田置地，从而加入大地主阶级的行列；第二，在封建王朝末期，吏治日益腐败之时，想在官僚系统获得升迁，必然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疏通关系。而通常只有大地主豪强拥有这么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那些政治前途被看好的官场新人，如状元进士之类，往往成为大地主争相笼络的对象；第四，当官员推行的是一套反对地主豪强的路线，大地主阶级必然会动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资源进行阻挠，包括朝野清议、执行时的消极怠工、形左实右的假积极等等。
这一切，在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当王安石的继任者推行的是一套拥护大地主阶级专政的路线，这也就意味着足以制衡皇权的官权的诞生。大地主阶级必然会动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资源来支持这条路线。一时间，权倾朝野者的指鹿为马，生辰纲，所向披靡，畅通无阻。官权代理人本人自然也是格外的权势熏天，贪赃枉法。
一旦大地主阶级彻底控制了官权，并且利用其压倒皇权。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合法的力量来阻止地主对农民的侵夺以及土地兼并。豪强地主们也就表现得格外荒淫无度，阶级矛盾将会愈发激烈，这一矛盾也就只能通过最激进的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来解决。于是一个旧的王朝要么被农民起义推翻，要么被外族入侵。然后新的王朝，新的统治阶级崛起，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一定伴随着官权膨胀以至失去制衡。
奸臣豪强勾结所产生的破坏力，开国之君往往看得比较清楚。这是由于他们比较多的接触人民群众并且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开国皇帝往往也有力量并且也懂得抑制地主豪强的重要性，他们也会采取措施阻止豪强对于官僚系统的渗透。如果处理好皇权与官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这个封建王朝往往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如汉唐明，都是在建国初期有效地打击了地主豪强，推迟了这一阶级全面掌控政权的时间，从而王朝本身获得了较长的寿命。反之，如果处理不好与豪强地主阶级的关系，官权凭借着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建国之初就能压制皇权，这样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晋，司马炎在外戚集团的压力下，让弱智的太子最终登基，结果以外戚为首的贵族地主，在缺乏有效抑制的情况下，把骄奢淫逸发扬到极点。最终酿成“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惨剧。明洪武废相事实上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化的尝试，希望能够通过官僚的互相制约限制官权，但结果却是官权到了明末反而愈发集中。可见制度的革新并不足以阻止一个阶级的崛起。只要维持封建的生产关系，则土地必然是愈加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拥有大量土地的这一部分人，必然会利用经济上的优势，最终找到政治上施加影响力的方法。
需指明的一点是，东西方豪强地主在阶级性质上存在差异。在西方，早期的资产阶级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封建地主，因此这个阶级具有一定革命性，比如在英国早期民主革命时，贵族反对国王的战争也就具有革命的性质。而中国古代的地主豪强却一般不与资产阶级结合，相反却利用土地所有权和封建特权抑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他们第一次正式地与资产阶级的结合，却结合成“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买办资产阶级。因此，对这一阶级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对异族屈膝投降，是一个彻底的反动阶级。而中国皇权对大地主豪强进行剥夺和抑制，能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
为什么明知道奸臣掌权会导致亡国，但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现象却层出不穷？古人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一些非常唯心的看法，甚至认为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这一观点，看似荒诞，其实却包含着深刻的见解。我们的古人已经直觉地感受到，官权其实是作为一种标志或者工具而存在。官权膨胀腐化的背后，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天命。这种天命背后的推动力，其实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不断激化。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抓住官权腐化的社会根源：官权背后，支配他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真正力量，也就是官权的阶级基础。权臣在中国历史上，是官僚集团的代表，同时更是封建大地主豪强的代言人。权臣独大，和他背后的阶级因素密不可分。而一旦形成权倾朝野，他的阶级本性必然驱使他继续去加速矛盾的发展。因此，只要这一阶级继续通过土地兼并不断壮大，甚至只要地主阶级存在。他们就必然会在政治上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代言人，将阶级矛盾发展到极致，从而也就必然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通过对封建社会政治格局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所在。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是举世闻名的，众多的农民起义不仅仅是针对贪官，而且是直接指向昏君！他们注重夺取政权，也提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田地”等进步的口号。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要么被残酷地镇压，归于失败；要么沦为野心家和政治投机者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无论是反昏君还是反贪官，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整个地主豪强阶级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阶级专政。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农民阶级本身是不可能超越历史时期，自发产生出这样的阶级觉悟。因此推翻封建专制，必然需要有新的阶级出来领导。在欧洲，资产阶级领导了农民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而在苏联和中国，则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而不考虑阶级因素，仅仅从唯生产力论的角度，自然无法解释我国宋明时期经济空前发展，却无法跳出封建治乱循环的原因了。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官权膨胀腐化所体现的必然是统治者最落后最反动最黑暗的一面。不进行土地革命这样彻底针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而仅仅只是夺取政权，那么改朝换代的故事必然反复上演。广义地说，官权独大未必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只要是阶级社会，只要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社会中最强势的那个阶级在政府中找到了它的代言人，必然会赋予他不受约束的权力。这一权力也将像历朝历代反复上演的那样，造就出权臣。而与农民起义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无产阶级仅仅只是争取所谓民主，或者寻求党派轮流执政，而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那么即使能够侥幸毕其功于一役，胜利也只能是短暂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极右势力及其代言人还会回来的。而只有那个最革命最无私的阶级真正地觉悟，只有剥夺了被私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建立公有制经济，让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实施专政，官权腐化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产物才会有朝一日真正地走向它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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