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饿死3800万人，香港商报总编是传谣还是造谣
昨夜，从电脑台前下来，坐到了电视机前，镜头切换到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市民文化大讲堂拦目。正值深圳特区报总编兼香港商报总编陈锡添在讲邓小平南巡。说是邓小平说了“要反右更要反左，左的危害性更大”（不是原话，意思如此）
小平同志的此说是否如此，我们无由得知。但是，最起码的一点，单就此话进行分析，小平同志并没有否定右的存在和右的危害，只是比较而言，认为左的危害更甚于右的危害。
同样是危害，必须“一视同害”的予以坚决反对并予以坚决的肃清，这才是正理正道。就像稻田中夹杂的大小两株稗草，农民绝不会愚蠢到拔出大的而把小的留下让它发育成长一样。
所以，我们从没听过小平同志有保护右的危害的说法。相反，小平同志倒是在人们“反左”的同时，一再提醒、警告，不要向右。网上曝出的小平同志十条警告就是如此。
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11739066/d67694512.htm
接下来陈锡添就开始大谈“左害”了：一是三年大饥荒饿死了3800万人；二是反右整了好几十万（他着重强调“都是有思想的”）；三是文革害死了好多人。接下来，他又神秘兮兮地说：“那个时候呀，有句话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至于小平同志同时提到的“不但要反右”中的“右”，就被他珍藏起来秘而不宣了。事实上，这种“彰左害隐右害”的技俩，正是几十年来“反左”精英们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法则。
其实我们说的警惕“左”主要是极“左”，比如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之类形左实右的极左就应该反，而且这些极左当年毛泽东一直在反。与资产阶级右派相比，共产党天然是左派。马列毛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本家的经济剥削政治专制、人民民主专政等等，都是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邓小平也没有说过反左反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程度上。显而易见，陈锡添等右派反的左却是这些马列毛等共产党的基本理念。陈锡添反的不是左，反的是社会主义，是宪法、党章。
陈锡添已是古稀之人，又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界精英，自然不是袁腾飞那种街痞和楞头青之类的人物了。因此你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向社会负责、向听众负责才是，否则，人们也就有理由视你为袁腾飞之类。
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你才可以向大众公布这样的结论：饿死3800万。
第一种情况是你亲自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掌握大量证据并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论证出确确实实饿死了3800万，不容置疑的无懈可击的饿死3800万。而从你的职业来看，你应该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和研究。
第二种情况是传播的外部信息。传播外部信息必须对信息的出处和真实性进行认真的核对。确保传播的信息真实无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业和新闻工的生命，自然也就成了新闻工者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他们的良心所在。作为两个大报总编辑的你，不仅仅是一个高级记者而应该算是一个“高级记头”了。理应比所有的记者特别是比我这个门外汉更懂得这个道理的。
可是，看了你嘴里吐出的这个“饿死3800万”，我认为你已经是职业道德殆尽了，用我们老百姓的俗话讲，这就是良心背到了背上。
因为你在传播着一个谣言，而且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而且是早已被许多人揭穿了的谣言。
关于三年饥荒饿死人数据至少有十几个，这些数据都在“自己肯定自己”的同时而被十几个别的数据彻底否定了。它们就像一群正在进行混战的割据军阀，其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以服众的“真命天子”，个个都是谮越的伪王！
稍微通了一点官气的数据是2200万，因为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史仲泉在他编写的〈党史研究〉里采用了它。
石仲泉这个数据出于前统计局长李成瑞之口。如果李成瑞的数据是出于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那就可以算是一个官方数据了。
可惜的是，这个前国家统计局局长也不怎么争气，他的数据是源于两个人的：一个是前副委员长蒋正华（应该是全国人大的吧），他的数据是1700万；另一个则是洋人即石仲泉说的外国人库尔，他的数据是2700万。我们的国家统计局李局长就来了个中西合璧土洋结合，做了一道小学一年级数学题，求出了两个数据的平均值2200万。（见后附的〈饿死2200万，石仲泉负的什么责任〉）
作为深圳特区报总编和中共党员陈锡联，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职业道德还有那么一点点党性的话，非要传播这个消息也只能传播李成瑞的2200万，因为这个数据已被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史仲泉收进〈党史研究〉里，人家真要追问起这个数据的出处和真实性，至少还可以把石仲泉和李成瑞搬出来挡上一阵的。
如今，你这个3800万出于何处呢？没有一个正规的出处，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你在传播虚假信息即传播谣言。
如果是你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就请把足以证实饿死3800万的证据亮出来，否则，我们就有理由认定：你这个深圳特区报和香港商报的总编是在编造谣言！
附本人的：
饿死2200万，石仲泉负了什么责任
石仲泉在强国社区作客，谈到了三年大饥荒饿死问题，在短短的六百来字中，他一连用五个“很负责”，肯定了三年饿死了2200万。
石仲泉究竟负了什么责任呢？请看：
——
一、石仲泉很负责任地推介了出笼2200万的三位权威人物。他说：
“一个是蒋正华，是退下来的副委员长，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700万。”
“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做“库尔”的材料，库尔的材料是2700万，”
第三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李成瑞这个老同志还在，他的思想观点我想网友都很熟悉，这是很负责任的。”
那么，这个很负责任的李成瑞的观点是什么？石仲泉也很负责任的告诉了我们：
“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把2700万和1700万加以比较，得出2200万。”
原来，很负责任的李成瑞就是很负责任地做了一道一加三等于四再除以二等于二的小学算术题，在蒋正华的1700万与科尔的2700万之间取了一个平均值！
蒋正华其人如何？石仲泉只介绍了一个“退下来的副委员长”身份，是否也和李成瑞一样“很负责任”，他没有说。我们在此也假定蒋正华“是很负责任的”吧。那么，那个外国人库尔呢？到底是哪国人，石仲泉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是不是那个美国人科尔？
堂堂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尚且如此不负责任，一个外国人库尔，凭什他要向你石仲泉“很负责任”！？
——
二、石仲泉很负责任的推出了“饿死2200万”的源头，他说：
“1982年全国普查资料之后，对于建国以后的这些材料都公布了，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
两个材料之一是前面说过的李成瑞的“研究材料”，另一个就是“李成瑞材料”的源头也就是矛盾百出的被披得体无完肤的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人口数据。
石仲泉对这个材料中的纰漏和错误只字不提，便以这个材料中的1961年的66207万人比1960年的67207万人少了一千万人，认定60年非正常死亡为一千万人。这也是反毛精英大炒特炒1960年人口负增长1000万的出处。
——
如果这个材料可信而这种计算方法也可信，那么1962年的66859万只比1961年的66207万人减少348万人，也就是说61年的非正常死人数为348万人。
1963年的总人数为67295万人比60年增加了1436万人，因此，这一年肯定没有非正常死亡，也就是说，三年中实际上只有60、61两年有非正常死亡，总共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348万人。离2200万人还有一个852万人的缺口。石仲泉必须负责从国外进口852万死人堵缺口才行。
——
事实上，全面地分析这个材料，也会出现石仲泉要调拨死人或从国外进口死人的尴尬：
按照1959——1960年的死亡率和年平均人数计算，三年总共死亡3608·4万人，
以1959年以前的最低死亡率即1957年的10·8‰为参照计算，这三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也有2152·8万人，饿死的人数最多也只有1455·6万人。与2200万也有一个745万人的缺口，石仲泉也得负起调拨死人堵漏的责任来。
只有以1949——1982年的三十三年间死亡率最低的即1979年的6·21‰为参照，三年非正常死亡才达到了2370万人（正常死亡1238万人）。
要求三年大饥荒期间的死亡率从1957年的死亡率10·08‰的水平上，一觉醒来，就要达到1979年的死亡率6·21‰的水平，也是建国三十三年间的最好水平。不说讲党性吧，只讲人性，相信石仲泉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
（三）石仲泉的五个“很负责任”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白了，石仲泉告的“很负责任”，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那么，他究竟很负责任了什么呢？
1、他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材料在1997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李成瑞的文章叫做“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我们发表在《党史研究》1997年。”
2、他很负责任地说：“（李成瑞的材料是）我去阅的稿。”
3、为了突出“我”的很负责任，他又很负责任地重复强调一遍：“我所知道这个材料是我亲自阅稿的，亲自面谈的，是经过程序往上报了的。”
4、为了打足“我”的底气，他很负责任地说：“，当时我是主编，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史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的身份他就没有“很负责任”地说出来了，因为不说许多人也知道。
5、感到了“我”的底气还不太足时，最后他又搬出了自己的后台：“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党史研究室的认可，……他讲的情况我们领导也认可了”， “这是公开负责任的”、“这个我也可以负责任”。
——
正因为有了“我”、“我的领导”、“我和我的领导的《党史研究》”的“三认可”，所以，石仲泉一开口就可以“很负责任”的申明“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了。
三个这样的“认可”就可以变成“国家的认准”，在民主精英石仲泉的眼里，这个国家究竟由谁作主、究竟是属于谁的？他是不打自招了：国家就是由他们几个人作主，国家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这个“国家的认准”究竟又“准”在哪里呢？一桶浆糊，他是莫名其妙，听李成瑞的！李成瑞呢？听蒋正华和外国人科尔的！蒋正华和外国人科尔听谁的？石仲泉没有说，一个解释是听他们自己的。二个解释是，如果他们还要假借“科学”两个字扯淡的话，那就是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的！统计局这个数据听谁的？大家心里都明白，听前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
李成瑞还听谁的没有？这里无法揣测了。不过，却可以这样认为：
就这么听来听去，听在我们耳朵里，只有一句话：全是扯淡糊弄人的！
·············
饿魂３０００万，原来是中国统计“躲猫猫”！
深海无尾鱼：转帖有理，盗帖必究！
1959-1961年中国曾饿死3千万人？这绝对是非毛者抛出的一个重磅炸弹！相信很多毛主义者都曾被“震”得手足无措了吧？！但随着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3千万说”已经成为卑劣的谎言，当然，不否认有一些后知后觉者及用心不良者仍在使用这一观点。
我撰写此文并非为毛泽东缷责，虽然毛泽东当时已退至二线，饿死人的主要责任是L、D的浮夸风，虽然人口减少的原因是特大灾情、教育导致生育率的降低，虽然蒋介石时代饿死几亿都没有人批判，这些都不能免除毛伟人应担的责任，哪怕分到他头上的责任只有那么一丁点！但是，我们却不能容忍谎言！其实，“3千万饿魂说”这个谎言并不高明，支持其破产的理由有很多，首先在逻辑上就不堪一击！均摊下来每20人就饿死一个，死亡率竟然是抗日战争致死的死亡率的2倍多，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而此谎言所赖以支撑的数据更是胡编乱造！今天，就让我来揭露一下83版“人口统计”的恶劣品性，对“3千万”的谎言釜底抽薪。
一.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公式”是否“躲猫猫”？
1，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公式”：
年初人口数 = 上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数；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把几个公式合并一下：
* 年末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2］×（出生率－死亡率）
这时，我们就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要计算“年末人口数”，必须在公式中代入“年末人口数”，这样一个代入X来求X的公式我闻所未闻，并且运用此公式把83年统计数据全部核算一下，结果当然没有一个数据能与之相符；过了些时日，我发现我这是在犯傻，这样一个公式还要那么麻烦吗？其实，对它进行证伪，只需要简单的数据例子（非现实中数据，只是用来检验公式），如：
① 上年年末人口：1000人
本年年末人口：1100人
人口出生率：12%
人口死亡率： 2%
这个数据大家没意见吧？人口增长率为12%－2%＝10%，1000人增长10%，当然是1100人啦，可是，按此弱智公式却是：1000＋［（1000＋1100）∕2］×（12%－2%）＝1105人！凭空多出了5个人！！！
② 把（出生率－死亡率）＝200%代入公式可得到这样两个可笑的等式：
* 年末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变形得到： 年初人口数+年初人口数 ＝0 ？？？
（中国统计局为什么要提供这样一个“伪公式”呢？这么高级的单位、那么低级的错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2.真正的计算公式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这样的公式：
*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1＋（出生率－死亡率）］
这个公式从逻辑上看是合理的，用简单数据来检测也是百试百灵！再用它来验算一下83版统计数据，还真大有不同！计算得出1950年年末人口＝54167×(1+19.00‰)=55196.173万人，精确到个位后55196万人，与统计公布的50年人口数据一模一样，1951年、1961年的计算结果也与公布人口不差分毫！虽然其它年份全部不合，但可以确定，这个公式才是正确的公式。
二.统计局提供的年末人口数有没有“躲猫猫”？
用这个新公式来检验一下公布的年末人口，取49年人口为唯一人口参数，用它与各年的出生率、死亡率进行计算，可算出各年的年末人口数，将计算的年末人口与公布的年末人口对比一下，其差距如下表：
1983年公布的年末人口数 出生率－死亡率 计算结果 公布－计算
1949年末人口 54,167万人； 自然增长率16.00‰ 无法验算 无法验算
1950年末人口 55,196万人； 自然增长率19.00‰ 55,196万人； 吻合
1951年末人口 56,300万人； 自然增长率20.00‰ 56,300万人； 吻合
1952年末人口 57,482万人； 自然增长率20.00‰ 57426 万人 ＋56万
1953年末人口 58,796万人； 自然增长率23.00‰ 58747 万人 ＋49万
1954年末人口 60,266万人； 自然增长率24.79‰ 60203 万人 ＋63万
1955年末人口 61,465万人； 自然增长率20.32‰ 61426 万人 ＋39万
1956年末人口 62,828万人； 自然增长率20.50‰ 62685 万人 ＋143万
1957年末人口 64,653万人； 自然增长率23.23‰ 64141 万人 ＋512万
1958年末人口 65,994万人； 自然增长率17.24‰ 65247 万人 ＋747万
1959年末人口 67,207万人； 自然增长率10.19‰ 65912 万人 ＋1295万
1960年末人口 66,207万人； 自然增长率-4.57‰ 65611 万人 ＋596万
1961年末人口 65,859万人； 自然增长率 3.78‰ 65859 万人 吻合
1962年末人口 67,295万人； 自然增长率26.99‰ 67637 万人 －342万
1963年末人口 69,172万人； 自然增长率33.33‰ 69891 万人 －719万
1964年末人口 70,499万人； 自然增长率27.64‰ 71823 万人 －1324万
1965年末人口 72,538万人； 自然增长率28.38‰ 73861 万人 －1323万
1966年末人口 74,542万人； 自然增长率26.22‰ 75798 万人 －1256万
1967年末人口 76,368万人； 自然增长率25.53‰ 77733 万人 －1365万
1968年末人口 78,534万人； 自然增长率27.38‰ 79861 万人 －1327万
1969年末人口 80,671万人； 自然增长率26.08‰ 81944 万人 －1273万
1970年末人口 82,992万人； 自然增长率25.83‰ 84061 万人 －1069万
1971年末人口 85,229万人； 自然增长率23.33‰ 86022 万人 －793万
1972年末人口 87,177万人； 自然增长率22.16‰ 87928 万人 －751万
1973年末人口 89,211万人； 自然增长率20.89‰ 89765 万人 －554万
1974年末人口 90,859万人； 自然增长率17.48‰ 91334 万人 －475万
1975年末人口 92,420万人； 自然增长率15.69‰ 92767 万人 －347万
1976年末人口 93,717万人； 自然增长率12.66‰ 93941 万人 －224万
1977年末人口 94,974万人； 自然增长率12.06‰ 95074 万人 －100万
1978年末人口 96,259万人； 自然增长率12.00‰ 96215 万人 ＋44 万
1979年末人口 97,542万人； 自然增长率11.61‰ 97332 万人 ＋210万
1980年末人口 98,705万人； 自然增长率11.87‰ 98487 万人 ＋218万
1981年末人口100,072万人； 自然增长率14.55‰ 99920 万人 ＋152万
1982年末人口101,654万人； 自然增长率15.68‰ 101487 万人 ＋167万
总共34年的统计数据，竟然有30个年份数据有人为增减的痕迹，把这些人为增减的数据作技术整理，我发现，人为增加累计：3224.857万，人为减少累计：2763.422万人，两者相减得总计增加：461.435万人，如果是为了与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接轨也无可厚非，但相差只有4百万（其实相差只有一百多万），每年只要增加十多万而已，为何要夸张到增减各达3千万呢？难道是故意放大数据的“振幅”吗？而更让人想入翩翩的是，这个振幅大的部分刚好落在1959－1964之间，1959年数据被人为增加了1295万，而1964年人为减少了1324万，一增一减，这就造成了1959－1964年间中国人口的巨大“损失”，“减少人数”为2619万人（1295万＋1324万），天哪！这不就是美国人科尔认定的“中国在这6年共有2,680万人属于非正常死亡”的依据吗？！“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难怪面对美国人科尔、美国政府官员班久蒂、法国人卡洛……等人随意否定与修改中国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没有表示出任何抗议与批驳，原来这些数据根本就是中国统计的“躲猫猫”？！
三.统计局提供的增长率有没有“躲猫猫”？
人口统计离不开人口增长率，而增长率是由出生率与死亡率计算得来的，改变其中一项就会改变增长率！死亡率对于能量有限的个人来说，确实是“死无对证”了，但我们却可以对出生率进行考证，而这个问题早有网友关注了，并从中发现60年的出生率很有问题，看看以下的计算：
83年统计中1959年出生人口＝ 65994万人×出生率24.78‰＝1635.3313人
2000年普查中1959年出生人口还有13059787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由上可算：
2000年时，1959年出生的已死亡人口＝1635.3313－1305.9787＝329.3526万人
83年统计中1960年出生人口＝67207万人×出生率20.86‰＝1401.9380万人 2000年普查中1959年出生人口还有1468.4726万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由上可算：
2000年时，1960年出生的已死亡人口＝1401.9380－1468.4726＝－66.5346万人
1959年出生的人口到2000年总共累计死亡329万，1960年出生的人口到2000年本应该与59年相近，但是计算结果却是个奇闻！不但不少个三四百万的，而且一个都不死，还增加了66万人，这样的奇迹，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计划生育”？！66万人（应该更多）出生时间是在1960年，出生空间却是在40年后的中国，真是能人之所不能！！！唉，出生率如此，中国统计部门是在“躲猫猫”还是“打酱油”？
行文至此，大家不难看出，1983年中国统计局的人口统计，不论是计算公式，还是年末人口数、人口增长率，都是难以置信的，这么一堆烂数据，怎么就成了“3千万”谣言的依据呢？统计有错误本属正常，但错得如此“鬼斧神工”就不只是错误了！而更为巧合的是，这个“躲猫猫”的受害人竟然是毛泽东！站在毛泽东之后的亿万中国人民当然也很受伤！“3千万”谣言都快终结了，中国统计部门为什么不给人民一个合理的解释呢？是独立所为还是另有主谋？是偶尔失足还是一以贯之？
下附：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谈客观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
http://live.people.com.cn/bbs/note.php?id=49100507080332_ctdzb_062
[强国论坛]: 5月7日 8：30，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做客强国论坛
[首席班主]:石会长，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因为饥荒到底饿死过多少人，国家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吗？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公布这些历史数据。 [09:03]
[石仲泉]:这个问题如果网友关心可以看看基本的材料。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这些问题都是没有讲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全国普查资料之后，对于建国以后的这些材料都公布了，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
一个是，从1960年困难时期开始，跟1959年两年人口比较，非正常的死亡是1000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70年中都用了这个材料，人口普查，国家计生委的材料是很详细的。
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讲1963年到1958年，这样一个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是2158万，接近2200万，这个材料在1997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发表，当时我是主编，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史工作，我去阅的稿，这是很负责任的，
李成瑞这个老同志还在，他的思想观点我想网友都很熟悉，这是很负责任的。一个是蒋正华，是退下来的副委员长，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700万，李成瑞比较了蒋的材料，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做“库尔”的材料，库尔的材料是2700万，他把2700万和1700万加以比较，得出2200万，
李成瑞的文章叫做“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我们发表在《党史研究》1997年，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翻看这篇文章，这是公开负责任的。我所知道这个材料是我亲自阅稿的，亲自面谈的，是经过程序往上报了的。
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党史研究室的认可，这个我可以负责任，其他的数字得出的结论不好说，这个数字我采访过他，他讲的情况我们领导也认可了，我是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事。所以不存在有些事不讲，这样那样的说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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