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在组成精英联盟的当代中国官、产、学三大集团中,流行着一种“宋朝崇拜”:文化灿烂的宋朝啊、和平的宋朝啊、世俗的宋朝啊,多么喜欢宋朝啊、最希望生活在宋朝啊等等等等。而其中最眉飞色舞、摇舌鼓唇抒发感慨的当然还是联盟中的“学”,也就是摇笔杆子的一帮文人。可以说,文人对宋朝更加情有独钟,更加心向往之。
这也难怪,学而优则仕,可见学和官是相通的。而“仕”之后呢,那当然是“升官发财”,可见官又和产相通。真是书中自有白玉笏、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路通,路路通。在很多文人看来,这才是正途,是金光大道,而宋朝,正是把这大道铺得最宽敞最惬意沿途最风光无限的时代,怎不令他们向往呢?
常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宋朝值得文人们爱的地方可谓多矣,下面慢慢道来。
一曰科举大门常敞开。读书求仕须有通道,宋朝彻底废除了门阀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科举成为各级官员的主要来源,而科举的大门又向文人们敞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卯足了劲要科举及第,而官方在录取方面也是多多益善。宋太宗时,一科进士可以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宋太祖听说科举中有连考十五场不中的,于心不忍,特为这一百多人下诏,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特赐本科出身,可谓皇恩浩荡。有一次考试录取比较严格,只取了进士28人,诸科100人,落榜者集体闹事,要求再考一次。结果宋太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再试中又录取了700多人。宋真宗以后,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尽管真宗自己也认为“谬滥居多”,但在1000年的考试中,仍然取进士、诸科1800多人。
二曰官职多得数不过。考科举就是为了做官,宋朝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一要求,宋朝的冗官之多可谓天下奇观,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宋朝的供奉官。左右殿值合为三班,最初的官员不到300人,到了宋真宗时就有了4200余人,宋仁宗时达到了11000余人。州县官吏的人数同样激增,仁宗时的大臣宋祁说,现在“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朝有大量的官吏是做官却不管事的,所谓“事之所寄,十无二三”,剩下的十之七八只领俸禄,是典型的尸位素餐。
三曰官僚地位待遇好。史家都说,宋朝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这可是中国士大夫梦寐以求的愿望,如今在宋朝实现了,岂不可颂可贺!宋太祖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覆辙,采用重文抑武的政策,文臣地位远在武将之上。他曾对赵普说:纵使100个儒臣贪污,其危害也比不上一个武将。据说,太祖在建国初期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以后宋朝的历代皇帝都恪守誓约。这也是今天崇拜宋朝的文人们每当提到时都要津津乐道的。当然,这一条不杀大臣也不是绝对的,对侵犯到了皇帝最紧要利益的人,皇帝是毫不客气的。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宋高宗赵构刚刚即位,有太学生陈东上书,要赵构“还汴、治兵、亲征、迎请二帝”,并说“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此?”这个陈东确是不识时务,你想赵构天上掉馅饼似的做了皇帝,你偏要他把他老爸和他老兄两位皇帝接回来,那他的皇帝还做不做!所以赵构对陈东毫不客气,咔嚓一声砍了脑袋。所以文人们也要小心,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度的。
四曰对官员大度宽容。宋太宗待臣下很宽容,他曾经对吕蒙正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吕蒙正回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打好办了。”大度宽容自此就成了宋朝的家法,皇帝们践行不悖。宋朝的京官犯罪,除谋逆谋反罪外,只是贬到地方继续任官,俸禄也照旧;罪重者也不过是贬到海南岛,但照样当官食禄。宋朝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标准极为宽松,只要不发生过错就能升官。所以不少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事事,却不妨碍升迁。这样一来官就好做,每日不必为如何勤政爱民操劳,岂不优哉游哉!
五曰因仕殖财便利多。宋朝不像唐朝,官僚按等级世袭占田。宋朝不抑兼并,对土地这种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采取自由买卖的政策,官员大臣们因此大量占田而不受限制,不少人即是官僚又是大地主。当他们在一起闲聊时,经常互相规劝说,要在居官时多买些好田,以供退官后享用。宋真宗时,有人上书说:开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们的田产。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官员们上自宰相下到地方官都经营商业谋取利润,官商勾结更是普遍现象。湖南湘潭的大商人李迁公开说,他之所以能发财致富,原因在于“为政者以庇我”。
六曰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这一点最合文人胃口,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偎红倚翠、夜夜笙歌的场面,只要读一读《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就能略知一二。
由此看来,宋朝可谓是官僚的天堂、文人的醉乡。虽然这天堂和醉乡是以对外妥协投降的屈辱换来的,是以巨额的可耻的岁贡换来的,是以压在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养冗官、养冗兵的不堪忍受的贡赋换来的,是以苟延残喘最终亡于异国换来的。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700多年后,这个醉生梦死的王朝仍然得到了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青睐,赏之品之、甘之饴之,乐此不疲。
值得一提的是,大宋王朝为文人官僚创造了如此让现代精英们艳羡的生存环境,可是,这些读书种子,这些垂绅正笏的官僚们是如何回报这个体制、这个制度的呢?
早在北宋仁宗时,面对风起云涌的士兵、农民起义,仁宗皇帝就气愤的说:“大臣无一人为国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
1275年3月,元朝大军眼看就要兵临城下了,南宋京城临安的大小京官们见此情景争相逃跑,有一天上午朝,文臣这边只来了五、六个人,当朝谢太后又气又急,下诏说:
“我朝三百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这篇短短的诏书,可以看作是大宋王朝留给后世的最后遗言。她沉痛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大宋王朝三百二十年的兴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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