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800年前，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在欧洲出售一种叫做“赎罪券”的东西。出售者信誓旦旦地对那些因行为不端而惴惴不安的顾客说：当购买赎罪券的银钱“叮叮当当”落在钱柜里时，你的灵魂就会从地狱升到天堂。
800年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代理者----自由派，也开始出售一种赎罪券，它的名字叫----“政改”。其销售对象，以人们眼中的失意政客和腐败分子为主。
自由派的广告词是：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亏心事，只要你认识到那不幸的一切都是“体制”造成的，你的罪过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自己不用负多大责任的“时代的悲剧”；如果你更进一步的大声疾呼，要求“政改”，你将会被包装成一个痛定思痛的“反思者”。总之，你不用再为自己的作孽行为而感到羞愧难当、无颜见人，不用再担心死后四脚朝天地滚到地狱里。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你完全可以从容不迫的走进天堂，与上帝亲热的寒暄两句。
程维高便是自由派最新推出的模范顾客。当然，前提是，他热心的购买了自由派的“赎罪券”：
“我是很霸道。但是，这一切都要放在政治体制上来观察。这个体制让我有权力霸道，但是，现在我却没有任何机会去申诉、去说明自己的冤屈啊。” (程维高回忆录《我在河北十四年》)
“没有司法独立，社会哪里会得到公正？！”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程与朋友的电话通话）
“没有充分的法制和民主，社会就会激化矛盾，没有充分的法制和民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无法充分调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程维高回忆录《我在河北十四年》)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这一番表白之后，赎罪券的销售商开始兑现承诺了，权威福音书――《南方人物周刊》大篇幅的为程进行了盖棺论定：
程维高所处的时代要为他的行为负担很大的责任。
什么时代呢？当然是毛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人物周刊》借程一位朋友的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你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多年，一帆风顺，身上带有毛时代的痕迹，又有改革开放初期敢想敢干的强人风格，是一个过渡型干部，进入河北，还按照过去的思路开展工作，不失败才怪！”
程维高落马的实质是因为他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腐败。报道为此列举了很多事例，讲他如何与省委书记邢崇智发生冲突，最后铩羽而归，落得个开除党籍的下场：
在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一贯雷厉风行的程维高，点名批评了秦皇岛。理由是，作为国内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搞了七八年、却成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中的倒数第二名。”
“我的发言自己觉得很正常、很自然，但参加会议的人却觉得非常震动。特别是对秦皇岛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我是在有意向原省委书记的秘书、当时的秦皇岛市市委书记丁文斌挑战。”
“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退休官员向本刊回忆，程维高到河北不久，就传出了有人要3年内把他排挤走的消息。而底气十足的程维高采取的策略是，在大会上公开回应：有人扬言3年把我赶出河北，我不信这个邪！”
“前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退休官员说，他亲眼看到，在开省委常委会的时候，由于没话语权，发过言之后，程维高就走出会议室抽闷烟。”
“面对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向中央反映河北的情况……要千方百计避开监探和耳目，又要想方设法见到中央领导。要见中央领导，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要通过很多环节……”
多年后，程维高反思道：“我在‘三讲’中所以被动，也有我自身的原因。因个性太直，容易轻信，又不愿买谁的账。虽然中央巡视组负责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省部级干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再加上我直来直去的性格和一些错误做法，把矛盾进一步引到自己身上。”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程本人的表现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哦，原来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一个“廉政”的干部：
多年后，程维高自己也在痛苦地反思，认为自己“不够圆滑”，如果违背性情说一些套话，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无法拿捏，究竟“是要做人的圆滑，还是要做人的忠诚”？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做人比做官要紧。他说，我宁可这样了。
“其实在我当省长，当省委书记期间是没有敢向我送钱的。因为，许多干部都知道我的脾气，如果做了犯忌的事情，一不留神很可能我会在公众场合把事丢出来，让他无地自容。到了我卸任省委书记当了人大主任之后，却有一些干部为了感恩、谢情，给我送过钱。我都一件一件地退了回去。”
不过，最让我们惊异的，是这个１９４９年就进入党政机关、官至封疆大吏的、有着“５４年革命生涯”的老资格的政治人物，竟然有着一颗天真无邪的少女的心，竟然表示自己对很多事情懵懵懂懂，竟然承认自己不会当一把手：
在常州采访，很多人提请记者注意一个细节：2000年春节，已经感觉到要出事的李真和吴庆五，一起出现在程维高常州的家里。李真的目的是，希望程维高帮他要回一个案子，而天真的程维高竟问李真：“你到底用了人家多少钱？没有钱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帮你凑一凑，借给你先去还账。”
“那个时候，程维高还以为李真只是拿了别人5万美元的事，说钱不够，可以帮他找人凑。”当时在现场的陈源潮说，“他真是太单纯了，哪里知道，5万美元，根本入不了李真的法眼。”
57岁的程维高进入河北。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是“想不通，把一个干部从一个省的领导岗位调到另一个省的领导岗位上，不作详细介绍，不讲调动的原因，不给明确的交待，这是党的干部工作惯例吗？”
我的一生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河北的14年。事实证明，我不是当省委书记的料。我在河北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的能力。
应当承认，赎罪券的兜售者很守信用，很专业，他们在赎罪券售出后煞费苦心地颠覆了公众对程维高本人的刻板印象，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都被屏蔽了、淡化了，比如，他儿子和女儿的公司，比如，郭光允事件．．．．．．，一个复杂的、悲剧性的、真诚反思的新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怎么样，这买卖做得值吧？有需求的大人们，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掏钱吧！正是：“政改”一声罪过除，总把新桃换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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