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历史性选择（之三）
政治改革和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近几年来，关于政治改革的问题，在中国很吸引人们的眼球。前有“08宪章”，近有“政治改革派”。
这些人的政治改革的口号，无非就是“要民主，要自由，要有话语权”，等等。这些口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一定的愿望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中获得了极大利益的“自由派”——包括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并且，也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话语权。但是，他们觉得，与他们经济收入和话语权不相称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力，即在执政阶层之中没有他们的利益的，名正言顺的代表，或者，没能够获得主宰的权力。同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觉得，中国的腐败如此之严重，也吞噬了他们的一部分利益。最后，他们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离他们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而现在离他们的目标已经不是很远。他们想学习美国的私企银行，垄断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之后，可以绑架政府，要么，迫使政府来为他们经营的恶果买单，要么，可以改变政治权力，由他们组织政府。美国私企银行的榜样，使他们认为可以完全实现他们的目标。所以，他们需要“政治改革”——获得决定中国政治局面的权力，或者如同他们已经垄断了经济上的主导权一样，垄断中国的政治权力。
中国的左派，以及在国企改革之中，利益被剥夺的绝大多数人，和新生代的，大量的就业没有保障的大学毕业生。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内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面前，他们现在面临着经济收入没有保障，正在为维持自己的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时候，尽管他们没有时间和经济实力而过多的关注政治改革，但是，他们也是希望政治改革，期望执政阶层之中，有人为他们的生存和利益而仗义执言。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对目前的政治局面不满意。尽管他们不满的原因，很可能是恰恰完全相反的。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则有完全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对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的一致认同和反对。比如有的人将腐败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政治改革的确是一个比较能够吸引社会注意力的问题。但是，政治改革如何改，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而且，这一点，才是左派和右派的，根本的冲突所在。
1
中国目前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最强烈的人，往往是那些手里掌握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话语权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既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又掌握有话语权。他们垄断了话语权，完全排除与其完全不同的观点，在他们所垄断的媒体，发出他们自己的，成为唯一的观点的声音的人。他们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的私利，虽然，在客观上，这些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大众的政治权利。但是，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取舍，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利于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大众的利益，来作为他们是否要求“民主，自由”的，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目前的状况，在经济领域是危机潜伏，在社会领域是两极分化，对立严重。而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危机潜伏，还是社会领域的两极分化，都是目前中国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之中，最严重的两大问题。面对这些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难道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比解决这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迫切？或者，中国的政治改革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灵丹妙药？
美国的私企投资银行，在美国政府所顶礼膜拜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国策下，引发了次级债，及其连锁反应，造成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欧盟的债务危机。而最近，美国第五大的金融机构——曼氏金融MF，在欧盟的债务的巨亏，所造成的破产，很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再次沉重的打击美国的金融系统。而无论目前这些状况是否恶化，就目前美国和欧盟的债务危机，也一定会对中国现实的，和今后的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中国经济的，潜伏的和现实的危机之一。
其次，这次持续了四年的经济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和“私企”。在这次的经济危机之中，美国的私企投资银行既不遵守“自负盈亏”的，公平的贸易原则，不愿意承担自己经营的恶果，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些私企进行拯救；又绑架了美国政府，使其为了拯救被这些私企造成的经济危机，而负债累累。所以，“市场化”和“私企”是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几十年所实行的，恰恰是在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今年年初和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吴敬琏还在为国企“私有化”而公开招魂。把美国，欧盟的国家和政府逼到破产边缘的“市场化”和私企的现实，难道不应该成为中国避免重滔覆辙的前车之鉴吗？难道造成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的，不是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私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天则所和吴敬琏对造成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现实及其原因闭口不谈？你们敢不敢在全国公开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原因进行辩论？难道不应该对这些错误的，引发了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吗？这样的批判，难道不会对中国今后的经济的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陷入美国和 欧盟的目前的种种危机，是必须和有益的吗？难道美国的“市场化”和私企会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中国的“市场化”和私企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经济危机吗？温州私企所发生的倒闭潮，难道不会对温州和中国，产生冲击吗？中国的“市场化”和私企所产生的现实问题，难道比所谓“政治改革”，对中国而言，应该处于次要的地位，还没有“政治改革”那样重要吗？
最后，这一次由美国私企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恶果，由此造成的美国和欧盟的国家债务，竟然不公平的要由美国（美国的国债最终是要由美国的税收来解决）和世界（美元的泛滥和贬值就是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绝大多数人来偿还。正是这种不公平，造成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转变成了政治危机——“占领华尔街”，并且由此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在中国，究竟是谁，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国家的媒体上宣传“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会变成经济危机”，“美国不会发生债务危机”，“美国的危机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中国不会发生通胀”，“中国不会发生滞涨”······，现在，这所有的，由中国的一些冠冕堂皇的人的口中，所发出的声音，都已经被现实证明，是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的，错误的判断和对人民的欺骗。如果继续让这些人垄断和霸占着国家的权力，难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吗？这难道也是公正和公平吗？而在中国，鼓吹和发出以上的言论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积极鼓吹“政治改革”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这些鼓吹“政治改革”的人，不顾中国的经济发展急需进行拯救，和中国的两极分化比政治改革更加急需处理的现实。他们致中国的这两大经济和政治问题于不顾，而只是关心有利于他们的所谓“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私利，是为了能够夺取和获得更多的政治的权力。
所以，“政治改革”，必须首先把这些制造了中国的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社会发展两极分化的政客，和那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并且垄断了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他们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陷入目前局面的错误行为的人，毫不犹豫的实行淘汰。
2
中国的确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但是，这种民主和自由，并非只是给少数人，而不给大多数人。
近几年，“与国际接轨”成了中国最时髦的口号。但是，为什么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的，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罢工”的权力，在中国，却是非法的呢？为什么这一点就不“与国际接轨”呢？中国的宪法，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罢工”的权力是由毛泽东提议而写入的。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给中国的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力吗？究竟是谁，将毛泽东的宪法之中，给以大多数人的这种罢工的权力，给剥夺了，并且从中国的国家大法——宪法之中，取消了的？
中国目前鼓吹“政治改革”的人之中，其中有一些人，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就疯狂的反对所谓毛泽东的“独裁，专政”，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反对“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以及罢工的权力的人。而现在，他们却又要求实行“民主，自由”。似乎在中国，只有他们才是讲“民主”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主的斗士。。
今年以来，胡xx提出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笔者不知道，胡xx是否依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之中，宪法赋予绝大多数人的“罢工”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独裁，专制”吗？这难道不是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的权力吗？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里，都有“罢工”的权力，难道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大多数人，倒没有这种权力？现在难道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如果说，目前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给以绝大多数人有罢工的权力，那么，显然，文化大革命才给以绝大多数人的罢工的——民主和自由的形式之一的权力，就不应该否定的。这样，胡xx如果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显然就是在否定和反对给以绝大多数人“罢工”的权力，就是在搞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独裁和专制！这样的推论难道不对吗？所以，如果其坚持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口头上讲“民主，自由”，而实际上却要剥夺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自由的权力的，只是给少数人“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的，以社会主义“政治改革”面貌出现，实际是维护少数人——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政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之中，进行分析）
或许有人会认为，现在比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实际的民主和自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的确如此。现在互联网上，尽管还有许多管制，但依然有对国家政策的批评，对贪官污吏的痛斥，有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大。但是，首先，这样的行动，难道不是在复制和继承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形式吗？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的四大，的确是毛泽东和宪法给以社会大众民主的一种形式。这样，现在这些民主形式的复制，就证明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论断是错误的。而且，恰恰相反，现在出现的，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民主形式，是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无论什么人，无论是以什么“社会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都无法压制和取缔，消灭这一由毛泽东首先为人民争取到的，民主形式的法律保障。其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由于国家政策出现了极大的错误。远的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宣传的，国企改革“冰棍”理论，“所有者缺位”论，“产权不明晰”论。近的说，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垄断了话语权的人，对全国人民所作的宣传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美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美国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不会发生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会冲击中国”，“中国不会发生通胀”，“中国不会发生滞涨”。现在，在这些垄断了话语权的人的宣传之中，这所有不会发生的情况，竟然都一一发生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压制社会大众的不满 ，不许他们对那些欺骗和蒙蔽他们，掌握了话语权的少数人的表达不满，那么，“改革”就一定会变成“革命”了。最后，如果我们的宪法，没有赋予并且保护社会大众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的话，那么，这一权力的获得和实行，就是没有保障的，就是只能够由少数人以他们的喜恶来决定，是否施舍给社会大众了。同样，如果宪法规定了社会大众的这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力，而执政阶层或者某一些人故意压制社会大众的这种权力，那么，社会大众就可以运用宪法作为维护自己民主和自由的权力，以起诉或者其他宪法规定的法律武器，进行斗争。所以，宪法有没有保护这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力，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而是事关保护民主自由的法律保障问题。
这是从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就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以及对大多数人实行“四大”和罢工权力——民主的一种形式，和对一些要求以“民主，自由”作为政治改革的人的言行，所作的分析。
由此，政治改革的第二点，就是必须要尽快的，和坚决的恢复宪法给以绝大多数人以四大和罢工的权力——即实行民主的一种形式。并且提供国家宪法在法律层面的保障。
3
“四大”和“罢工”的权力，是由于毛泽东，才在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国的宪法里给以保障的。而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却被取消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事实，笔者想对那些宣传毛泽东独裁，专制的人请教：究竟是在中国的宪法之中，以法律保障形式，给以了绝大多数人“四大”和“罢工”的权力的人，才是讲“民主，自由”的人？还是说，是那些取消了中国宪法里的四大和罢工权力的人，才是讲“民主，自由”的人？难道取消在宪法里，对大多数人的四大和罢工权力的人，倒是给大多数人“民主和自由”的人？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是毛泽东，才是真正将民主和自由给以社会大众的人。而不是现在那些高呼“民主，自由”的，或者是要搞“政治改革”的人，给以社会大众的。而恰恰是那些以前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否定人民四大和罢工权力的，认为毛泽东独裁，专制的人，现在却以“民主，自由”的口号，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骗取社会大众的支持，为他们的私利而夺取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至今还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给社会大众的四大和罢工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力，这难道还不足以清楚的表明，他们反对给以社会大众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的真实面目吗？所以，他们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并非是给社会大众的，而只是给他们自己的。
“民主，民主，多少罪行假尔名而行”这是一位哲人，对一些人利用民主，来达到其目的的行为的，精辟的分析。
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难道不是由德国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吗？······。同样，美国对中国的干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对国民党的支持，难道不也是由其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所下令而实行的吗？······。
同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之后，也不是有过“民主”选举蒋总统的历史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法国等等国家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总体，难道不是代表了这些“民主”的意愿，选择了对德国的投降吗？当时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难道是反对这些投降行为，都起来反抗的吗？这些现象，难道不是在所谓“民主”的口号下，堂而皇之的以“民主”的面貌出现的吗？
当今世界正处于债务危机之中，美国，希腊和意大利等等国家，难道不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吗？这样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造成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难道这样的民主，也是值得世界为之而自豪和仿效的吗？苏联解体之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掠夺，难道不也是在民主的口号下，堂而皇之的实行的吗?美国，欧盟许多国家对利比亚的战争行为，难道不也是在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的决定下，实行的吗？这难道也是民主的，值得夸耀的事情吗？如果这样的民主也是值得夸耀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夸耀希特勒了······。
所以，不要把民主当作十全十美的东西。当然，民主是必须的和需要有法律保障的。特别是必须要让不同的声音，能够呈现在决策层面前。但是，民主并非就一定是正确的。
笔者并非认为，中国不须要民主。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中国很需要民主，中国很需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大多数人被剥夺的民主——四大，迅速恢复，并且给以法律保障。
同样，笔者并非反对政治改革。当政府和国家，如同希腊那样，被私企和奉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政府迫入破产边缘的时候；当政府被私企所迫，不公正的用社会大众的血汗钱，去拯救私企，而使政府陷入负债累累的时候；当政府被私企所绑架，用天量国债拯救私企，政府负债累累却要由社会大众来偿还的时候；当世界已经被私企和奉行“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政府迫入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置世界大局不顾，依然在鼓吹“国企私有化”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这样的政治，进行改革吗？难道不应该对那些保护和纵容这些，为了私利而丧心病狂的政府官员，按照宪法实行追究责任，他们难道不应该引咎辞职吗？难道中国也要等到被私企迫入破产边缘，如同美国，希腊，意大利等等国家，和中国温州私企将政府和国家，地区迫入破产边缘那样，将中国也迫入破产边缘的时候，那些鼓吹“国企私有化”的政府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们，才心满意足吗？以国企“没有效率”，和国企“垄断”，来作为“私有化”的理由，难道就不怕由私企垄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将中国迫入破产和 四分五裂吗？
当今中国存在的两极分化——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使社会大众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口号：“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今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接轨，已经清楚的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预见，是何等正确！同样，现实把那些将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称之为“个人权力斗争”的言论，打得粉碎。这的确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不是什么个人权利的斗争。当然，由于道路和路线是，而且一定是由不同的人来代表的，所以，以“个人权力斗争”所表现出来的后面，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路线的斗争。对此，邓小平在其最后的年月里，所曾经说过的，如果产生了两极分化，就是走了“邪路”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隐隐约约承认了，这是“邪路”和“正确的路”——即两条不同的道路和路线的问题。
无论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的现实，还是社会大众的四大和罢工权力的法律保障的缺失，都清楚的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中国的大多数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当你们面对着，以前曾经有过的，宪法保障的“四大”和“罢工”的权力，而现在却失去了这种权力的保障的时候，你们有何想法？当你们面对着一些人心目之中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的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中的两极分化的时候，你们难道不认为，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吗？
徐强
20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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