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遗症
：刘仰
《中国青年报》8月6日发表了一篇较长的谈话录，两名谈话的学者是祝东力和黄纪苏先生，谈话的内容主要针对前一段时间因汪晖、朱学勤涉嫌抄袭而引发的中国当今学术、学风问题。报社编辑为这个长篇谈话内容添加了小标题，如“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年代”，“不是没有规则，而是不讲原则”，“能不能妥善处理汪、朱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个考验”。尽管这些小标题是报社编辑所拟，但基本反映了两位学者谈话的精神。对于这篇文章的主旨，本人表示赞同，它也符合前不久本人就此问题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借此机会，再补充一点。
当今中国社会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主要人物，大都经历过文革，这批人在50岁以上，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这批人年轻时不同程度地参与或经历了文革，又在中青年时期经历了全中国对于文革的反思。因此，文革对于他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批当今中国各领域的中坚人物，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革的烙印。不管如今他们是肯定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文革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痕迹。那么，文革的经历，对于他们的今天，乃至于对当今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他们曾经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情怀，但是，在反思文革的思潮中，他们对理想主义有一点犹豫，对于应该坚持哪一种理想或信仰，处于摇摆的状态。文革对于他们到底是财富还是厄运，在某些人身上，不是很清晰。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文革时期理想主义破灭后，他们彻底远离了理想，成为现实主义者。这种现实主义往往就是抓住眼前利益，以个人主义的利益原则取代一切理想主义的判断。对于自己如此，对于他人也同样如此。因此，当别人表现出理想主义的态度时，他们往往会发出赤裸裸的嘲笑。他们几乎不相信任何理想，在理想主义的废墟上，成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徒。而且，这种信条通过他们所占据的社会中坚位置，对社会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期间有过不幸的个人遭遇。对此，有些人能够从社会的角度思考个人的命运，而另有一些人则把个人的不幸遭遇变成对国家和社会的怨恨。这种状况又从另一个侧面促使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确有不少禁忌，反思文革也常常是对于那些约束个人的禁忌的反思。然而，在曾经的禁忌被强力打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多问题上变成毫无顾忌，追求绝对自由、为所欲为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原则。他们如今的所作所为，彷佛只是要让今天的社会弥补他们曾经的个人损失，彷佛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很多。因此，为了夺回失去的一切，他们不择手段向社会索取的心态，彷佛是在对待一个仇人。
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革中都参与过具体实践，其中之一便是派系斗争。虽然派系斗争也是反思对象之一，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反思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贯彻到行动层面。以至于某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延续派系斗争的习惯。要么以先入为主的派系分化，决定自己对事对人的态度，要么丧失原则立场，原则成为可以交易的对象。年轻时留下的派系阴影，使得某些人失去了客观。这种客观的丧失，也包括他们对待自己的个人经历。他们往往只把自己当成文革的受害者，而淡化自己同时也是施害者。在个别著名人物身上，甚至坚决否认自己在文革期间的真实经历。彷佛是文革期间耻于站错队一样，他们想用否定个人历史的方式，证明自己从来都站在正确的行列。
第四，反思文革另一个主要内容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不仅彻底投入个人主义的怀抱，而且，极端化地运用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他们批判文革期间道德对人的约束，将其视为暴政，而他们自己则在相反的方向上，实施自由主义的暴政。他们抱怨曾经稀缺的宽容，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同样因缺乏宽容而显得偏执。同时，对于很多社会问题，他们只以个人感受进行判断，导致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或变形。
祝东力、黄纪苏先生指出，这是“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年代”，对此我表示赞同。虽然这篇小文章没有在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益的价值方面着墨描述，但不可否认，这一代知识分子还是有时代价值的。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文革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留下的烙印，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存在。而且，由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特殊历史地位，这一负面影响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它已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榜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认为，对于这一影响的评价，还需要历史的检验。虽然本文所描述的知识分子都属于“50后”，但是，放在历史的时间长度中，打一个比方，他们就像是处在叛逆期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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