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远比俄罗斯人的评价更伟大
列宁是伟大的，构建了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俄国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的伟大主要不在于使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在于利用德国的资助，发动了十月革命，并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不再停留在思想理论上，而是上升为国家制度体系和全面的社会实践，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然而，列宁建树的理论主要是一种革命学说，这既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也有时代的认识局限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过早地去世，未能亲身经历较长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他去逝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社会主义建设仍处在探索阶段，所以没有形成来自于实践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建成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
从使用木犁到拥有原子弹的跨越
斯大林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的历史功绩在20世纪无与伦比。他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巨人。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一块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他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的活水源头。斯大林问题关系到21世纪世界的发展方向。
苏联亡国是一个影响世界的重大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至今议论纷纷。关于苏联亡国的原因，不同阶级、政党、政治派别由于立场、思想体系不同甚至对立，不可能有一致的认识。
长期以来，西方散布的“斯大林模式论”掩盖着一个历史事实，即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是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落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关于苏联亡国的讨论，归根结底要落到斯大林问题。
长期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不同思想体系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或否定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肯定或否定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造成苏联悲剧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原因就在于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
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就应该考察斯大林做了一些什么，结果如何。斯大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也不过二三。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59年12月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这样评价斯大林：“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主要有：
第一，成功地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世界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要让这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站住脚，就必须突破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剿”。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顶住了资本主义列强长达20多年的和平演变和军事颠覆，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美好理想和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
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全面爆发的时候，斯大林深谋远虑，果断地调整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转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又大胆地、广泛地引进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不遗余力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成果，改造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奇迹，造就了强大的苏联经济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为日后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拯救苏联，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促使世界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初步形成了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生气勃勃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最为害怕的东西，一度造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斯大林在世界上造就了社会主义的半壁河山，迫使曾经分裂、对立的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美国联合起来，共同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相抗衡，从而抑制和改变了帝国主义自身旧有的存在方式、扩张方式和争霸方式，使世界至今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动地借鉴社会主义发展方式进行了某些方面的变革，换取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这是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两次世界大战前有了较大变化的重要原因。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斯大林推动社会主义在一批国家陆续获得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为主导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的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是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主力；是苏联出兵百万消灭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解放了许多的民族和领土，受益国家众多。美英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美国参战，不知日本会如何，也不知亚洲的50年代会如何。
但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中流砥柱。苏联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格局，两个阵营的“冷战”由此产生，针锋相对了近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表明，无论怎样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都不能摧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反而证明了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和“纸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战胜帝国主义，建立新世界。
第三，建成了比较发达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把一个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弱国，在短短30年内建设成为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强国，而且期间还经历了国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
斯大林俭朴廉洁，身后只留下几身穿旧的衣服，没有任何钱财。他工作勤奋刻苦，思想敏锐活跃，信念坚强如一。他在苏联人民中发现、培养了青年突击队，推广了斯达汉诺夫群众运动，带领各族人民在广阔的土地上创造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新生活，培育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和理想情操。这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完全不同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利欲熏心、血腥竞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曾在苏联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直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世界反共狂潮，毅然决然地出版了“美国人所著的第一本全面论述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斯大林时代》。“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富于动力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斯特朗说，“千万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则是工程师。”斯特朗以亲身经历，客观而全面地描述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各族人民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披荆斩棘及其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把“斯大林时代”推向了全世界。
第四，斯大林推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他支持和推动了始于20世纪2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和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摧毁了统治世界达300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他发挥苏联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党和各国人民为争取解放和维护和平而斗争，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政治领域不断滋生令人担忧的情况，斯大林高瞻远瞩，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再度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策略对挽救当时处于极度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43年，斯大林又果断地终止、解散了由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这又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
第五，斯大林是20世纪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最有执行力的实践家之一。斯大林不但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想，也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这两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斯大林从社会实践到思想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典范和楷模。
在理论上认识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真正在实践上将这些理论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为之确立一系列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还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
斯大林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著述。斯大林的文章、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写的，有自己特殊的风格，谁也混淆不了。这种非凡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连他的政治对手都十分钦佩。1959年，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讲话中说，他“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笔耕不辍，亲笔著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本至今仍然堪称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其中，斯大林针对苏联科学界、思想界特别强调：“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奋身而起，力排阻碍苏联科学发展的障碍，造就科学创新的局面。请问，世界上有几位国家领导人说出了如此掷地有声、洪钟大吕的话语？世界上有这样的“现代沙皇”、“独裁者”、“寡头领袖”吗？
斯大林的理论创造是超群的。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预见到一个全面的和平建设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于是他在日理万机中不倦地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亲笔著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他严肃而诚恳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就会出现用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愿望和要求。自觉地实现这种社会要求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因而需要围绕商品生产作一篇大文章，来启动和改变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滞局面和已经变得陈旧的思想观念，以便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想法、新理论。
当苏联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斯大林不顾朝鲜战争尚在进行的半“热战”的国际局面，通过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启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为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他提醒人们，“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启发人们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个提法和论点，在当时来说可谓惊世骇俗，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切入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长点。5个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苏联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苏联历史的车轮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无端斥责一个70多岁高龄、亲笔写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老人僵化、教条主义，只能表明其无知。研读过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学者真是太少了，造成思想界不少人被道听途说的口耳之学所影响，以讹传讹，是非难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晓、不懂得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实践、思想理论和创造性历史功绩从何而来，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误和错误又是如何造成的。
1952年10月，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短短1000来字的讲话里苦口婆心地告诫说，“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而继续在资产阶级残酷法律的统治下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工农的政党”有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希望他们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错误和成就中学习，从而便于进行自己的工作”；另一件是高举自由民主、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他说，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领袖，他们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投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
这是斯大林最后的一次公开讲话，之后4个月他就去世了。他的话内涵丰富，意境深远，令人感慨万千，思绪不止。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和呼唤，对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理解和呼唤，是那么的深邃和真诚。斯大林为当代世界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
由于斯大林在实践中确立了一系列具有长久性、根本性的社会主义原则、方法和理论，使帝国主义者非常害怕，寝食不安。正像他们自己所表白的：“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政治制度上。”这是他们总在那里妖魔化斯大林，总是反复地批判、丑化、诬蔑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和离间革命人民的真实意图和原因。他们盘算得非常精细，只要搞臭了斯大林，只要扳倒了斯大林，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一切，也就随之崩溃了。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他们故伎重演，收到了同样的效果。他们的阴谋，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认真思考，并提高警惕。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雄辩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任何人也诋毁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那个时代是成功的、先进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旺盛的。否则，就很难解释如下的问题：苏联从哪里来的这么巨大的力量？为什么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为什么有能力援助和支持众多的国家和人民？为什么在遭受了那么严重的破坏后还能在短短的30年里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什么不是别的国家而是苏联能够迅速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
一个人一生能做成一件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可以堪称一位世界级的伟人，而斯大林在有生之年做了许多件大事，件件都改变了苏联，影响了世界。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排除一切干扰，高速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用几十年就成长壮大为世界的一极，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可以维持世界均势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这样的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发展成果，是迄今为止已知的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成就。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基础那么差，矛盾重重，既能够统一发展，又能够高速发展，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是难以维继的，没有一个能力卓越的铁腕领导人也是不何想象的。所有短视者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软弱的、不堪一击的。
斯大林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20世纪，在他死后依然是巨大的、深远的。有两个历史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一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借此抬高自己，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哪知消息泄漏，招致严重后果。帝国主义抓住此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浪潮，东欧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的直接影响达10年之久，波及范围广泛，特别是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导致了中苏两党的世纪大论战。赫鲁晓夫不知深浅，不接受斯大林的宝贵遗产，反其道而行之，引发苏联国内暗流涌动，政治上长期不稳定，经济上无所建树。这成了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教训，“冷冻”、搁置斯大林问题，局部调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换来了18年的社会政治稳定。
另一件是，戈尔巴乔夫丝毫不考虑前几代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置若罔闻，为了迎合西方，拿起西方编造的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大批特批起来，一下子把偌大一个苏联搅得民怨沸腾，举国震荡，造成国家分崩离析，亡党亡国，毁掉了社会主义阵营，毁掉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下子陷入低潮。世界的平静被打破，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新国家，至今争斗不断，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变得迷惘、混沌起来。人类就是在这样一种忐忑不安的情景下走到今天的。
斯大林生活在极其惨烈而动荡的两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年代，一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与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作斗争。站在斯大林对立面的阶级、政党和派别，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千方百计地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肆意地贬低、丑化斯大林，目的是什么呢？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他们丑化斯大林，“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而帝国主义者妖魔化斯大林，则是要按照他们的意志控制和改变世界。
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帮助，被国内某些学人扣上“斯大林模式”加以全盘否定。但是，善良而正直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友好和无私援助的；喜欢唱美好而动听的俄罗斯歌曲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相信被某些人肆意污蔑的斯大林时代是什么“苏联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个人独裁社会”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不是别人，是斯大林无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在贷款协议里，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当年苏联即用这笔贷款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设项目50个。这50个项目就是后来被称为新中国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大力援助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除了支援武器弹药，那时保卫中国领空，与美军空战，主要是由斯大林派出的苏联空军和飞机进行的。这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国内也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尽其所能提供的。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满腔热情地接待周恩来，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中国，并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议。他指出，中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装备。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1953年，中苏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和议定书，苏联承诺在1953～1959年间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大型企业。从1950～1959年，中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总计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10年中，来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有8500多人，向中国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苏联在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和专门的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在地质勘察、选择厂址、搜集数据到确定企业的设计书，从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研制，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指导。苏联专家还帮助中国制定城市建设规划，包头的城市建设规划就是由苏联帮助制定的。这是世界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无私的技术转让，使中国的工业技术获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机遇。与此相反的是，赫鲁晓夫捏造借口，撕毁援华合同，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真理是依靠事实而存在的。尽管事实不等于真理，但无论他的说辞多么动听，只要不符合事实肯定是谎言。谁说的是真理，首先要看他说的是不是事实，其次再分析他说的是普遍存在还是个别现象。在新中国初创那么困难、那么穷苦的时候，不是别人，是斯大林帮助了中国，而且是在战后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建设也急需资金，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援助中国建设了一大批新项目，而且没有向中国索取过什么“知识产权”。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奠定基础的。难道中国人不是感谢反要怨恨斯大林吗？至于后来两国闹翻了，那笔账要记在苏联后期的赫鲁晓夫身上，不能混淆。
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理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1958年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读书倡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建设出现的“一大堆混乱思想”，“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正是这样的学习，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人思考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问题，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培养了一代经济理论人才，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在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学、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几乎都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吗？以批判所谓“斯大林模式”为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一种“冷战”工具和重要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又把这个战略用于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动的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仍在继续。所谓没有硝烟，就是采用和平演变手段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为斯大林辩护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震动世界的论战，斯大林问题是导致两党矛盾及其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自那时以来，世界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赫鲁晓夫不听毛泽东好言劝告，制造两党矛盾，自己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但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层错误地批判斯大林，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路。
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发展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是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落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正是由于抽取、剥离、抛弃了斯大林这个民族魂，才使得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走到今日的困境。中国又何曾不是这样？有人就是要通过否定毛泽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革命。
否定斯大林是苏联亡国的主要原因，否定毛泽东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改旗易道的现实需要。钱学森说：“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惩办了一批反革命份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对历史的影响是有限的，与他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短暂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维护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
斯大林的错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打破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围剿的艰难斗争中发生的，是在社会主义由俄国一国胜利向全世界发展的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中发生的。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人们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总结得正确，合乎实际，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人们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机会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机会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斯大林进行了辩护。从1963年9月6日起，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大无畏的姿态和坦荡的胸怀，公开向世界表示：“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会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不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1939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呢？
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虽然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苏共领导把斯大林踩在脚下，同时却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他们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鲁晓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级政治工作人员，吹捧成“红军的积极缔造者”。他们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绩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他们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伟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说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谁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员和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伟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鲁晓夫呢？
他们把认为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的赫鲁晓夫，吹捧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光辉范例”。
苏共领导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饰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
1963年7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说斯大林“是用斧头维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绘当时的社会秩序说，“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赫鲁晓夫所说的“个人迷信时期”，简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他的说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鲁晓夫说：“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们知道，斯大林是1953年逝世的，如果早死10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1943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谁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人民领袖、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识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之后，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骂斯大林。他说，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创造了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可见，一些人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一脉相传下来的。
1946年，在与编写《斯大林传略》的学者座谈时，斯大林指出，这本书叙述的调子不好，“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其中没有提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对把他的某些观点抬高到“学说”一类的地位，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时，他又作了多处删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儿子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送上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儿子被俘后，又断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用被俘的儿子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领的要求，儿子牺牲在了德国集中营。难道斯大林就是这样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当作所谓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来诬蔑和批判，这是帝国主义及其御用文人惯用的挑拨离间的欺骗手段。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而这样的威望，正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得胜利的一种必需的条件和保障。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为斯大林辩护，是因为斯大林的确是伟大的，也是因为必须冲破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掀起的大规模反共浪潮。
自那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如当年毛泽东分析的那样：“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
正如毛泽东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对斯大林的评价，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很大不同，他们认为“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祖国”；尤其是2007年俄罗斯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作了重大调整，将斯大林时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学年历史教科书，确定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俄罗斯民族的这一重大思想变化一经传到中国，立即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学者随之开始了新一轮对“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批判，并且在一些地方还较为流行。这种试图遮蔽和淡化俄罗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现象，反映了一些学者企图掩盖他们与直接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派别思想上的联系，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从西方，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里搬来的关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种种谣言、谬论；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现象，即关于评价斯大林的国内外种种动向，往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伏的一种风向标。斯大林问题仍然在世界论坛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依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共生中互相对立的一个焦点。
虽然历史的现象有了很大变化，但历史的本质依然如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的风浪面前要不为所动。对当年那场中苏两党论战的态度，特别是在斯大林问题上，敢不敢为斯大林辩护，是肯定斯大林，还是否定斯大林，依然同当年那样，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
今天，中国思想界有些人为赫鲁晓夫翻案，宣扬赫鲁晓夫的观点，不过是当年中苏论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再现而已。所不同的是，由于苏联亡党亡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论战的方式改变了，而且发生在民间，正确的一方变得小心谨慎了，而对方张狂起来了。这倒有一个好处，可以使人们更清楚、更深入地认识对方。
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行为，发生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批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斯大林的伟大不仅在于实践的成功，而且在于精神的坚不可摧。斯大林是站在俄罗斯最高处的格鲁吉亚人，否定斯大林，就会割断俄罗斯的历史，就会使俄罗斯民族变矮。
有不少世界级的人物，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再被本国或世界提及。而斯大林却不是，他总是不断地被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提出来，摆到世界面前。
不论斯大林有过怎样的失误和错误，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20世纪的人类生活和发展道路既因苏联兴而变，又因苏联亡而变，这两种变化的主要因素，都这样或那样地与斯大林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苏联问题实质上就是斯大林问题。
20世纪，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世纪。因斯大林的作用而兴盛、光明，又因诋毁斯大林而变得混乱、迷茫。虽然人们生活的世界早已进入了21世纪，但是感到依然笼罩在20世纪的云雾之下，某种神秘的20世纪之魂还在纠缠着人们。看来，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就难有安宁。
（郭春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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