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在毛泽东的反复教诲后无动于衷
——这是一篇相信党和人民群众的文章。
毛泽东(1958年)在井冈山和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在毛泽东这一讲话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毛泽东的预料基本都"出现了”或正在“出现着”。有目共睹，1、农村所有制的基础的改变带来工业公有制的变化；2、两极分化很快；3、共产党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的“调控”变得力不从心，等等，最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外夹攻”也开始了：
近来，山姆不但加紧对台军售，对我实行包围，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到我门前”耀武扬威。在国内，不但有人公开承认自己确是右派（本质上软弱、奴颜卑下的资右，居然有胆裸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向共产党示威的信号）而且，网上还有人开始“促”共产党改名、换旗号以“名正言顺”了。本网民猜析：这些人是认为中国今天的时事正在按他们的设想发展，且基本“木已成舟”，他们可以为资本主义振臂一呼了。不过，本网民要在这里插两句话：这些资右人“又在自己近千年的错误中继续着错误“（请参读本网民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千年长哭》），他们误判了时代，低估了毛泽东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的真理力量，看“扁”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性。本网民坚信，我们党在复杂的改革实践中，不会不比较着总结经验，也不会置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于“空地”而不作参考的。
基于以上事实，本网民越来越相信，如今中国的国策，是我党是从毛泽东认识上所作的创新性的战略退却。（理由是：毛泽东的历史分析全在实现中，我党不会熟视无睹。）今天，——从“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出发，似应把“战略退却”“韬光养晦”用在如今的现实中。
回归正题。当我们远离毛泽东当年的那段历史，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措施及时且得当，就显得愈来愈清楚。对我们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由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现今已是十分理解毛泽东在建国后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的英明，懂得毛泽东为什么那样紧锣密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那样看重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容”动摇！
毛泽东从建国初期直至他的晚年，一直反复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力必然泛滥起来”，中国的社会就可能动乱。如果说这一基本认识，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成为共识，那么，在经过一个大的否定之后的今日，则再一次成为人们的共同认知（右派除外），且更具理性。合作，公有，集体主义，克已奉公……这些，原来正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的基础。伟大哲人毛泽东晚年的大文章，正是围绕这个基础展开的。
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夺取政权以后，我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矛盾转变为人民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途径。而在这三大改造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是关键。因此，我们党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之后，紧接着就带领亿万农民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走共同富裕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9月，亲自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同年12月15日为印发这个决议草案而写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和11月4日还着重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化，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因此要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他以洞察秋毫的眼光,审视着这一新生事物,谆谆告诫全党：“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势力必然泛滥起来”；晚年，毛泽东则明确地说：一旦资本主义复辟，人民群众是不会容忍的，一定会有动乱。
1955年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突破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毛泽东同志为推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的发展, 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党制定了许多重要方针和政策。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批评了“让中农吃点亏”的错误观点。
同年7月31日，他在中央召开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首先，他指出，即将到来的全国农村中的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
其次，他指出，广大贫下中农“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入社会主义的”。
第三，强调必须做好办社前的准备工作和建社后的整顿工作，以确保合作化的质量。
第四，进一步指出农业合作化必须贯彻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保证合作社增产，社员增收。
第五，深刻地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客观必然性，指出：只有逐步实现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人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工农联盟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
第六，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报告，成了我们党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连同后来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不但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迅即到来，而且“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领导活动，都是从改变所有制关系，防止中国农民在土改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全国解放前夕以及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大量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些两极分化的苗头。他发动并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正是解决这种特殊的阶级分化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始终认为，一旦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人民的革命果实就会得而复失。而人民对此不会答应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15日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化。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1)卖地，是农民队伍分化为剥削者和新无产者的具体表现。历史上，农民革命胜利后；或别的形式的改朝换代后，大体都有如此情形。千百年来，地主掌握着土地，广大农民在地主的沉重剥削下苦撑日月。
解放后，共产党虽然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有些农民因天灾人祸，无法偿还债务，只有卖地抵债；有的农民因缺种子、缺资金、缺劳力，处于少收或收获甚少的状态，只好卖地糊口；有的富裕中农或农民中的身强力壮、技术超群者，乘机扩大自己的耕地，富者越富，贫者愈贫，新的冒尖户、新的贫因户同时纷纷出现。毛泽东同志纵观历史和现实，认识到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是产生新的地主、资产阶级，出现新的剥削。其结果必然要葬送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如果说，历史上的两极分化，有其必然性，那么，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则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下定决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决议说：“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2)
农业的发展，呼唤着农业的社会化，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3)他还主张“必须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机器”。多少年后，他结论性地宣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晰，即通过合作化，逐步地把农民从个体经营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经营者。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使我们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在结束此文的时候，本网民要重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给我们提供了切实的对比、比较。抚今追昔，毛泽东的观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明确、预见的科学性，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切，已大大地激发国人认识的飞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历史不会在伟大哲人的教诲中无动于衷。
注：
(1)《毛泽东选集》第117页
(2)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7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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