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印象
钟马
《随笔》的书名是矛盾先生题写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这位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坛巨擘。但是打开《随笔》这本刊物，人们不仅是感到失望、沮丧，甚至是愤慨——一种强烈的愤慨。直觉得《随笔》盗用了矛盾先生的名义，把原本应该是广大中国人民钟爱的思想文化阵地，被生生地篡改成为一个反对伟大中国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反对中国共产党，翻滚着资本主义恶浊的污水缸。
读完今年第四期《随笔》，掩卷默思，越益增强了对这家刊物的这个印象。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能的敌意充斥全书，如果不是洒满每一页、第一段、每一句的话。一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党、党的哲学、理念、理想、抱负格格不入、完全对立的知识分子是这家刊物的主干团队。他们对社会主义是如此咬牙切齿，必欲屠之而后快，对资本主义却如此温情脉脉，万般钟爱，真是爱之欲其生，仇之欲其死。其为文有时显露直白，有时隐晦暗涩，但攻击矛头所向，只是一个，万变不离。由于这家刊物以文学性自诩，诸般文字中刻意加上的艺术包装，其毒尤烈。
资中筠先生的断想数则，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刻骨的、入木九分的对社会主义的深仇大恨。断想之一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称，“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断想之另一为“官府是中国经济的克星”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民管企业的不安全感有甚于民国时期……现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实质上是近百年来官对商的压制的继续……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始终没有切实的保障，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不论是近百年还是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还是靠民营经济的繁荣。”断想之再一为“过敏体”，称，“每年到敏感日期如临大敌，似乎随时会有洪水滔天。敏感人物有死人也有活人，坚决在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予以屏蔽，竭力装作不存在，以至于照片搞换头术，历史被歪曲、改写或干脆留白。”笔者在这里只摘引几名，并非全豹，但读后，项背上顿时生出一般寒意，如果不是对我们的制度怀有刻骨之恨，很难想象能说出如此刻薄、阴冷的话来。
闵良仁写的题为“胡适曾为蒋介石指导‘出路’”一文中说：“设立一个又一个禁区，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一种思想定为指导思想，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又还有什么思想自由可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这里公然对我们确定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严重挑战和挑衅。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没有了民主，也没有了思想自由，这纯粹是谎言。社会主义民主明明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可以享受到的最高程度的民主；当下中国明明是为各种思想提供了自由发表的环境和条件，除非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狄马先生的“故乡在沦陷”一文中，竟然对马克思主义发出了如此的狠话：“有人说，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科学和理论，向我保证，除了从它的实验室里出来的，或被它的理性证明了的，其余一切未经验证的理论都是迷信，那我就宁愿相信这种迷信，也不愿相信这种科学或理论。……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只有一种思想，不管这种思想叫‘科学’还是‘宇宙纪律’，即使你把它叫‘奶油香糕’，它也一定离法西斯主义不远了”。把马克思主义比喻为离法西斯主义不远的人，那同西方资本主义把共产主义视同洪水猛兽一般可怖，这有二致吗？说：“尤其是当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文明和一种‘大一统’的官僚政治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远远超过了古典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期。”“大一统”指的是什么，显然是指的社会主义了，在狄马先生看来，这个“大一统”的罪孽，它的破坏性甚至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挟技术文明之威，张计划管理之狂，足迹所到之处，几乎不可能听任任何事物按自然的有机力量去发展。”在狄马先生看来，社会主义扼杀一切生机，扼杀世上万事万物的发展，还有什么制度比这个制度罪孽更深重的呢？简直是超过中世纪恐怖和法西斯专政了。文章还说：“在‘大一统’的官僚社会中，只要领导点头，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这里的“什么事情”绝非指的是好事，那就是干尽一切坏事，无恶不作了。更有甚者，说：“一个社会要人热爱家乡当然也可以，但前提是这个家乡有可热爱的东西。如果生我养我的地方没有一寸土地是我自己的，我所住的房子随时有被拆迁的危险，即使不拆迁也只能住70年，我为什么要热爱？”狄马先生为遮人耳目，此处故意把爱国主义说成爱家乡了。但是这个家乡，也就是这个国家，是不值得爱的。狄马先生的思想甚至如同尖脉冲的高频振动一般急剧上升到了这个程度：“比如‘亡国奴’，就会使人误以为‘有国’就一定不是奴隶。”这句话稍稍解读一下，就能使人明白，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做着奴隶。狄马先生对这个国家的憎恨真是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了。笔者此时此刻产生了一点敏感：狄马先生的名字似乎也有点来头，“狄”、“敌”同音，狄为者，以马为敌也。这恐怕是笔者的神经过于敏感了，狄马先生的本意并非于斯，该一笑而过，辜勿见怪。狄马先生有来头不假，《随笔》编辑部就是对狄马先生格外高看、格外青睐的，何以为证？本期封二，就是郑重介绍了狄马先生为《随笔》影像人物的。
《随笔》还十分娴熟于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辱骂和攻击，多篇文章里几乎所在皆有。闵良仁写的“胡适曾为蒋介石指导‘出路’”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蒋介石之后，比他更有‘声望’的人物不仅没能做到像胡适所说的这些，反而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且比蒋介石走得更远——尽管曾在一个时期段得到了山呼海啸般的爱戴，然而人民终究还是觉悟了。”此处虽未指名，但读者一看便知指的是谁。在闵先生们的心目中，中国人民竟然有这样的“觉悟”：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坏，蒋介石比起毛泽东来简直是小巫比之于大巫了。一个最普通的只要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或者生在新社会却熟知旧社会痛苦的中国人民会认同闵先生们的这种言词吗？
另外一方面，在攻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宣扬，柔情蜜意，把资本主义捧到九霄云天之上去了。种种美化、神化资本主义的笔墨在翻阅《随笔》中，不仅是第四期，而且是以往各期中，也几乎是随处可见。一则以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则以百般美化资本主义，这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原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的必然表现，无足为奇。
《随笔》秉持当前办刊宗旨，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已多年了。它有发表自己独特见解和观点的足够的自由度，并无人去干涉它的自由度，它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这些，姑且称之为《随笔》的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寻常现象。但是任凭《随笔》宣扬的思想恣意发酵、泛滥，却对它很少开展正确的必要的（绝对必要）的批评则是不正常，或者说是很不正常的事。凡热爱这个社会制度的，热望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兴旺发达的，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有识之士都有责任和义务去把持这种不正常状态。这确实关乎到国家的兴亡存败，也庶几对得起矛盾先生的题词并告慰先生在天之灵。这里套用一下资中筠先生的“警语”，匹夫有责呵！(2010年7月20日)
（《环球视野》2010年8月30日第306期）
一篇高调谄媚西方民主制度的“力作”——评《随笔》第四期“十二怒汉”一文
时且远
《随笔》今年第四期发表谢宗玉写的“《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一文，讲的是通过一部美国电影《十二怒汉》的故事，推演一个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建立，正面颂扬民主制度如何体现人类理性如何维护法制尊严。按预计，“这部片子能达到的功效，相当于大学四年教程对一个政治系学生所产生的影响”，评价是很高的。
《十二怒汉》的故事，讲的是用十二个陪审员判定一个男孩从十一比一认为有罪，经过六轮表决，到十二个陪审员一致认为男孩可以无罪释放，来推演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多么崇高，具有理性，迫求公平公正，体现“人文关怀”，呼唤正义良知……一切美好的字眼都加之于民主制度之上了。而对于所谓专制制度的国家，文章则贬斥有加，什么所谓“意见领袖”在观念上钳制民众，文化独裁，文化愚民、惨无人道的“洗脑活动”，从一种专制走向另一种专制，从一种僵化走向别一种僵化，从一种黑暗走向另一种黑暗……在心目中，这个专制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对这个制度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异常放肆的地步了。
从这部影片出发，做了有层次的剖析。
一曰无视一切权威。文章说：“树立权威和对权威的崇拜，同样是通往民主可怕的拦路虎。一个人不论对社会、对‘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多大牺牲和贡献，我们都不可以将他树为权威。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家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而民主国家则是将社会不断涌现的‘权威和英雄’平民化……而不是拉到全国各地风风光光地作‘巡回演讲’”。这一番对权威的议论固然是有影射的。人们知道，权威是相对的，从来也不是自封的。但是人民群众在为争取美好生活，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过程中承认并肯定权威的作用——当着这个权威(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公认的民领袖是其杰出代表)完全代表人民意志、为人民大众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奋斗牺牲，是不可或缺的。至于说到“权威和英雄”的平民化，难道我们的劳动模范、功臣、先进工，这些人民群众中的楷模和学习榜样，尽管有着精神上的巨大荣光，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是完全的平民化的吗？
二曰竭力反对革命，诅咒革命。文章说：“各国历史已多次证明，欲图在民族内部用‘革命风暴’来完成民主制度的改革，那无疑是痴人说梦。‘革命’其实是民主的最大天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和思想的多样性，而民主恰恰需要社会和思想多样性。历史上任何一个刚经历过‘革命风暴’的民族必定会迎来一个专制或形似民主实是专制的政府。”这句话显然是指桑骂槐了。经历过无数苦难，用人民革命的烈火焚毁了吃人的旧制度的中国人民会读不懂这句恶意咒骂的含意吗？通过革命风暴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着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这个民主还需要完善，但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至于说社会思想多样性，恰恰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特征，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信口胡言呢？
对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吹捧则是刻意的，可谓达到了至高的程度。认为：“理性才是民主最大的朋友”，12名陪审员全体投无罪票，“这方是民主制度下民众真正的合作方式。……只要我们时刻保持理性，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就可以通力合作，调动每一个人的学识经验，你一块我一块，将‘大象’的全貌尽可能复原。”认为，民主制度的另一个优越性是其“纠错”功能，“民主国家看起来至少比专制国家更具纠错功能，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更具有求真求实的强大推动力，民主制度始终给一个民族提供无数选择方向的机会……这正是民主国家之所以能焕发特有魅力的真正原因。”请注意，在眼里，民主制度比专制制度好到不知哪里去了，又能保持这么大的理性，又具有这么完备的纠错功能，民主制度完美到具有如此无可抗拒的特有魅力。真是如同喝醉了酒一般，昏昏然，陶陶然了。
显然并不止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陶醉和“叹服”，他的最大抱负和愿望是把这个具有如此特有魅力的民主制度引进到我国来。认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国家，其实也并不需要这个民族的人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只要民族中的精英分子加以合理引导，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就能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看看，建立民主制国家有多么容易，它的民众都无需有很高的文化水准，那怕是文盲也可以吧。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引进这样的民主制度得仰仗于这个民族中的精英分子的引导作用。谢谢呵，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看来，只要具有谢宗玉先生这样的“精英”分子的引导，我们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指日可待、可保无虞了。但是万幸的是，中国人民从饱经的苦难中得到的宝贵教训是必须彻底拒绝谢宗玉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甜甜蜜蜜、貌似善意的妖言蛊语，绝不相信也绝不可能让谢先生崇拜得如此五体投地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近代史一百多年的苦难，以及往前上溯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吃人统治，中国人民是长记性的。一个强大的保卫世界和平为最大目标，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友好国家、民族友好相处的社会主义中国，将以自己对世界人类不断作出贡献(包括国家制度贡献)，矗立于地球的东方。(2010年7月20日)
（《环球视野》2010年9月2日第3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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