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先安内：亡国之策遗臭万年、阴魂不散
厉保华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夏，为了寻找侵华借口，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东北挑起冲突事件，致使中日矛盾迅速上升。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汪精卫等人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正忙于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不得已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指出“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安内攘外之奋斗”，所以“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7月30日又改为“攘外应先安内”），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继续强调攘外必先安内。1931年11月30日，在顾维钧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就职大会上，蒋介石致《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训词，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第一次正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怒潮，加之国民党内部反蒋派别的进攻，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重新上台，并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稳住日本，之后，便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所以，从1931年7月到1936年12月，攘外必先安内成了蒋介石集团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
蒋介石在抗战中部分消耗异己分子，许多部队都是几千几千的倒下去的，惨不忍睹，蒋介石攘外安内差点把中国葬送了。蒋介石节节败退这个与他安内肯定有联系的。消耗掉许多异己分子，国民党那时蒋介石名为抗日实则消耗掉异己的力量这个是绝对的事实，而这些异己力量都是中国人。蒋介石败走台湾关键他不得人心，说明蒋介石实在是人神共愤。
蒋介石的错误是致命性的。丧失了合作抗日的最好时机，也失去了其政权获得广大民众和中间势力拥护的机会。其原因，第一、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势力，认为自己能够在较短地时间内剿灭共产党。等到时间逐渐地拖下去，蒋中正先生是想脱手都不易得了，已经陷入了剿共、失败、再剿共、再失败的恶性循环。第二，蒋介石过低地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野心，认为在保持自己政权的前提条件下，日本的侵略野心可以获得满足。从而不想再惹日本这个麻烦，而把精力放在对付共产党和内部异己力量上面。第三，蒋介石过于信任国际力量对日本的制约作用。这一点几乎犯了和李鸿章一样的错误，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力量的制约缓解日本的侵略达到不开战，丧失小部分权益就可以和平解决的目的，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没有充分的认识。蒋介石错误地运用了这一政策，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把自己推向了失败的万劫不复的深渊。
蒋介石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反映了其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本质。首先从阶级性上看,蒋介石保护的是极少数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保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他看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他的危害小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是第一位的,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是第二位的,“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这就是说,假如日本灭亡了中国,他还可以当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他的利益还可以得到保障,如果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推翻了,他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由此可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由其阶级性、由其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
其次，从思想上看,蒋介石深受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尽管蒋介石曾经追随孙中山搞过民主、共和,但其内心深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他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式的蒋家王朝,他对中国20多年的统治是封建专制统治,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封建专制的遗风。在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的驱使下,他绝对不允许他的“臣民”“犯上作乱”。他宁可把民族利益出卖给日本侵略者,也不允许中国人民对他有丝毫的反抗。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侵略者是“邻邦”不是“臣民”,即使有些“不轨”行为,也不会损害他蒋介石这个主子的“颜面”。所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在一定意义上是其封建专制思想作怪的表现。
第三．从个人经历上看,蒋介石多次到过日本,特别是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对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特别崇拜,具有很强的“亲日”倾向。他说:“我从前向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1927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后,与他的老师长冈外史见面时,还写了“不负师教”四字。就此而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浓厚的“亲日”倾向密切相关。在民族危急的形势下,全国各阶层人民普遍的愿望是团结抗日,停止国民党的剿共政策,然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是先全力扩大内战，扩大国内的分裂和对立,这样“攘外”就必然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所以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出笼，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事实上抵制，包括许多伪军在内！
今天我们纪念和缅怀千千万万国共两党携手抗战的民族英烈，要把国民党将领与士兵抗日与蒋介石做一定区分。许多国民党将领军阀及其千万士兵，许多人虽然之前为一己之私割据，但是国难当头都不遗余力进行抗日，这个与蒋介石的私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讨论历史的时候往往不要忽略了地方军阀的概念,国民党抗日将领和千万无名英雄士兵死难的概念，正是因为这些有血性的汉子才是抗日的骨干。当时凇沪抗战上海这里的所谓的杂牌军川军滇军好多都是拿着大刀上去拼命的。国难当头共赴国难，是应该肯定的，抗日功劳归到蒋介石一个人头上是不对的。国民党消耗大那是事实，可是消耗大并不代表蒋介石有功劳，为国牺牲的是蒋介石的亲戚吗？死的是广大中华儿女！蒋介石的做法如果予以肯定，那么以后这种靠战争消除异己行为不是比比皆是。
单单说实力不济也不成立。错误的指挥加上错误的政策才是中国人死伤惨重的直接原因。国家需要的是打胜仗的将军不是经常吃败仗的将军。单单按照死伤惨重的后果来评价说蒋介石抗日居功至尾那是不对的，蒋介石这么多军队死亡，带有瞎指挥和无能的一面。蒋介石攘外安内决策当时确实存在巨大的危害性，差点给日本人蚕食了中国，永远遭人唾骂！而日本几十年内一再从中国内战、两岸矛盾中挑拨和渔利，至今依然这样。蒋介石放弃驻扎改造日本的绝好机会，国共先后放弃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几十万平方公里领海的丧失，说明国共矛盾、中美矛盾被日本充分利用、步步紧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一个历史悠久的战略思想丰富的世界大国和战胜国，被一个战败国玩弄于股掌之中，陷入进退失据的困窘，难得不值得深刻反思吗？还不猛醒吗，还在做梦和幻想吗？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永远不要低估日本人的野心与奸诈，永远不要高估日本人的道德和合作诚意!希望今天的一些所谓要人不要重蹈历史错误和覆辙，不要过高期望日本国和日本民族性变好，而一头热地推进什么中日友好合作共荣。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如果日本人非要中国提供稀土，那么前提必须是交还中国的琉球群岛、钓鱼岛！中国政府应扬眉吐气的旗帜鲜明提出这些战略问题，并废除少数亲日份子操作的丧权辱国的所谓某某共识，全体中国人民并没有经过同意，也不会同意和承认！用中国国土当礼品去维持人家的走马灯名角，就是有1亿平方公里也不够送。日本等一些周边国家在许多问题上一再挑衅、不守信义，我们正好可以废除错误共识，推翻以往的所谓承诺呀。日本有求于中国的越来越多，中国冷处理乃至冻结一切就是战略主动权。实质分歧存在，面子上的合作不要也罢，徒然捆住自己。
争取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国土领海完整和主权安全，绝不是在国土国海方面做出战略退让的借口，自己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问题呀？目的与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呀。学习不屈不挠的抗日楷模和英雄，长点骨气和志气，才会被历史褒奖，才不会被定为卖国贼!
实力不济不是“曲线卖国”的借口
——再看汪精卫今昔
华中亢珏
曲线救国一词产生于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投降理论之一，其后果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局面。抗战中国民党军投靠日本“曲线救国”的将领有：
1.1933年春东北军骑兵第17旅旅长李守信于绥远林西率部投靠日军。李守信原为热河土匪，东北易帜时投靠东北军，被委任为骑兵第17旅34团团长。1933年升任旅长不久后即投靠日军。被日方委任为经林留守司令。9月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作战，司令官李守信。下辖两个师又一个炮兵队。 !
2.1935年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投敌。王英为绥西土匪，长期盘踞绥远。后任东北军之师长、察北游击司令。
3.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被俘投敌。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投敌后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4.1939年春第19军68师副师长蔡雄飞和团长汤家谟于山西离石被俘投敌。蔡雄飞为东北人，早年服务于东北军，长城抗战后随68师转入晋绥军。
5.1939年秋军统忠义救国军第8支队支队长丁锡山率部于淞沪地区投敌。
6.1940年初第1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率部投敌。刘昌义出身西北军，曾任东北抗联第3师师长，后赴河南组织游击队抗日。1941年5月第6集团军独立第3旅旅长谭松艇率部投敌。
7.1940年春东北挺进军高参白凤翔于绥西率所部千余人投敌。白凤翔原为东北军骑兵第6师师长，西安事变后拟升任军长，因张学良南京被扣调任马占山东北挺进军高参。
8.1941年2月13日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1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于苏北率领所部8个支队投敌。该部原为地方武装，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游击纵队。
9.1941年春军统忠义救国军一部由蔡鑫元率领在江苏泰兴投敌。
10.1941年4月第33师副师长兼团长潘干丞、鲁苏战区独立团团长刘湘图于苏北率部投敌
附录：汪精卫投递卖国的艳电全文。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 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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