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事说理：毛时代有没有腐败？
：何处散仙
《亲历者说：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后边有两条评论。其一，“毛时代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只有通过权力进行分配的计划。所以肯定不存在基于货币的寻租行为，但在计划体制上的腐败，仍然很多。以为毛时代是真空世界的看法极其可笑，既不客观，又不理性”。其二，“毛时代，老百姓人人一样，但做官的却供给制，连家具都是公家佩的。而且封闭言论，做官的腐不腐败没人知道，只知道三年大仉荒时，做官的可开小灶”（请注意，里边的错别字是评论者自己写的，本散仙实在不便替人家改正，原封照用吧）。本散仙觉得，评论者虽然承认了毛时代不存在腐败这一事实，但却拧着脖子硬在鸡蛋里挑骨头，东拉西扯、强辞夺理，非要想方设法把毛时代与腐败挂上钩，居心不够地道。鉴于其有代表性，本散仙这里一条一条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们好好提高提高认识，同时以正党内和社会视听：
第一条，“毛时代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毛时代从1949年到1976年，共27年。1949年到1956年的7年，中国有公私五种所有制和经济成分，实行的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正牌的、标准的、通用的、“普世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到1976年的20年是什么经济？现在左右都说是计划经济，本散仙却认为，实际上根本不是“计划经济”。中国从来没实行过“计划经济”，只是从1954年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如果说这叫“计划经济”，那日本、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等国都是“计划经济”，因为他们都实施了纯粹的、配套成龙的国民经济计划或者虽然不叫计划但实质是计划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与那些国家不同的，只是那些国家用计划手段确保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私有制、按资分配，而中国则用计划手段确保国民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附属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真正纯粹的“计划经济”只存在于苏联，苏联确实是调拨产品、配给实物，有时会出现商店里空空如也、花钱买不到东西的场面。这里需要澄清中国人一个长期认识误区：不要以为商店货架不丰满，人民生活就一定困难，绝对不是的。商店里没有不等于家里没有，有些东西不是只有通过“买”才能拥有。直到苏联解体，苏联人民基本生活水平一直远高于中国，包括住房、水电气之类“发放”和低费、免费供给的东西相当多，什么上学、医疗之类更是一律免费。1956年到1976年中国有没有市场？当然有的，因为当时中国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存在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存在相当规模的进出口贸易，也就存在着覆盖全社会、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商品交换关系，有相当完备的纵向三级、横向全球的市场体系，有庞大的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消费品市场，所以毛泽东直到1975年还遗憾地认为“和旧社会差不多”，所以毛泽东不愿意摸那个全中国都在使用、他本人也确实离不开的钱（货币）。用“计划经济”一顶帽子就能把毛时代干倒？想得太容易了吧。
第二条，“只有通过权力进行分配的计划”。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中国从1949年到1976年一直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体系，“和旧社会差不多”，所以这条可以不论。但“权力”二字却不可不论。有人的地方就有“权力”，自从人类社会形成，权力就是必然的客观的存在。根本问题只在于，是什么权力、来自哪里、属于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掌握本应属于自己的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一切剥削阶级恨之入骨。他们又不敢正面咒骂，只好以咒骂一切权力之名行咒骂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国家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之实。现在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各种思潮、各种理论、各种力量争来争去，最终是争一个“权力”。毛时代“通过权力进行分配”，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得了利，资产阶级倒了霉。现在某些中国人极力要改变的就是它。他们所坚决主张的，就是“通过”另外一种“权力”来分配。听见有人在那里拼命诅咒权力千万别糊涂，一定要分析他心里真正想的、要的究竟是什么。“别人的”权力总归是糟糕透顶，“自己的”权力那才是宝中之宝。
第三条，“所以肯定不存在基于货币的寻租行为”。首先本散仙要说“寻租行为”是拾西方余唾牙慧之语，毫无科学性和理性可言，也根本无法用来解释毛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今天的中国社会。但本散仙觉得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假定，在此基础上让拿“寻租理论”当真理的那班人提高提高认识。所谓“寻租理论”的核心意思就是，只要有市场，必然会存在“基于货币的寻租行为”，但这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说法。前面本散仙论证毛时代中国存在覆盖全社会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体系，就是想进而论证有市场并非一定“寻租”这个道理，但有人已经一口咬定那时候“肯定不存在基于货币的寻租行为”，这就让本散仙没办法施展才华了，因为他们已经帮助本散仙极为深刻地指明了毛时代的中国即使有广大的市场，仍然找不到“寻租理论”所说的“寻租行为”，也就是不存在腐败。
第四条，“但在计划体制上的腐败，仍然很多”。已经一口咬定“肯定不存在基于货币的寻租行为”，却又非说“腐败仍然很多”，岂非自相矛盾？本散仙分析他们本意是想说，市场体制产出腐败全世界都知道，实在没法辩解、不可辩解，但计划体制也不干净呀，照样产生腐败呀！这就是“老鸹落在猪身上，我黑你也黑”的打法。然而，计划体制与腐败无缘，计划体制千错万错却错不到腐败上去。你给计划体制扣官僚主义、僵化封闭帽子可以讲出道理，扣腐败帽子却是扣不上去。谁见过“计划体制上的腐败”？硬要给计划体制乱扣腐败帽子，只能说明没本事把事情搞懂。
第五条，“以为毛时代是真空世界的看法极其可笑，既不客观，又不理性”。毛时代是“真空世界”的提法很大胆、很新颖，却是与事实根本不符。毛时代哪是什么“真空世界”？抓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干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干嘛？如果说毛时代是“纯净世界”，倒是比较合适。硬把毛时代扯到“真空世界”上去，企图引诱人对毛时代产生歧义误解的“看法”，“极其可笑，既不客观，又不理性”。
第六条，“毛时代，老百姓人人一样”。应该说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人人工作人人劳动，都端着铁饭碗，除了拿定息的资本家和少数名演员、大教授，99%以上家庭吃穿用住生活水平大致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没有剥削压迫和两极分化。不一样的是，个人收入有差别。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干部实行25级工资制，毛泽东月工资400多元，国务院部长、省委书记月工资300多元，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则只有54—56元，一个八级工月工资只有108元，一个二级工月工资只有38、39元，一个学徒工月工资只有19、20、21元。这差别难道不大吗？农民与工人收入更有差距，农民之间收入也很不相同。当然，思想道德水平也有不小的差别。连毛本人后来都觉得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他坚决降低自己的工资，要求所有干部参加劳动，意在缩小差别。可惜的是，让人没法理解的是，这么大的差别却被反了“平均主义”，直到现在还有人起劲儿地在反“平均主义”。差别这么大还反“平均主义”，岂不是越反差别越大吗？这就有点像王明路线说立三路线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一样。“平均主义”反来反去，中国的什么系数什么差别的反倒比美国日本什么的还大得多了，这是咋搞的呀？
第七条，“但做官的却供给制，连家具都是公家佩的”。供给制是什么意思，现在的普通人已经不了解了。供给制就是公家把你的生活包下来。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在党政军中实行供给制，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太穷、没钱发工资。这种供给制，意味着生活待遇上的中低水平，而从来不意味着生活待遇上的高水平。共产党穷则思变的供给制，带来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因此毛分外怀念供给制。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吃饭分大中小灶，大部分是大灶，吃中小灶人很少。有的人如王实味等，因为吃不上小灶还写文章闹了一闹，但在党政军中没什么市场，大家都觉得来革命来抗日，不是奔着吃穿二字，比吃什么灶没有境界。中央委员或相当于这级的干部、重要技术干部、知名文化人士（特别是党外的）每月津贴5元，其余人依次为4元、3元、2元、1元。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党政军全体干部、士兵、工勤人员都是供给制，并非只是“做官的”实行供给制。这个供给制，不要说与资本家地主比、与小资产阶级比，就是与工人农民比，与社会平均水平比，仍然属于中低水平生活，绝对不是高水平生活。每月的津贴，比照现在的收入标准，高的约一二百元，低的不足百元，不过是买牙刷牙膏袜子针头线脑下饭馆吃碗面条爱看书的买两本好书的零用钱而已。房子、衣服、用具全部由公家发给，但房子仅够挤住而已，衣服冬夏不变就是单棉、黄黑各一套，夏天衣服可以洗干净再穿，冬天棉衣没法洗就那么脏乎乎的，想爱美根本无从谈起。用具基本是全社会最低档的，凑合着用吧，谁也别想讲究。1955年供给制改为工薪制。实行工薪制后，党政军干部、士兵和工勤人员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当然用什么都花钱买。房子不白住了，每月按工资百分之几的比例交房租费。科级以上干部确实配家具，但都是极普通的木板床、木桌椅、木箱柜，有的是本单位木工自制的，连油漆都不刷，每月按工资比例或一定数目交家具使用费。高中级干部配的家具有少数是钢丝床，家具使用费收得也多。少数高中级干部（一个省约一二百人、一个市约几十人）配电话、配汽车，这是公费的。极少数高级干部配警卫员、炊事员（部分省部级干部、市厅级干部不配），当然也是公费的。军队干部配备警卫、炊事人员另有一套办法规定。这些做法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无论怎么硬往腐败上扯，也确实扯不上去。
第八条，“而且封闭言论，做官的腐不腐败没人知道”。说这话的人，对那个时代的言论情况或是太不了解，或是有意丑化。那个时代，党内和社会上言论自由开放到什么程度，官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的批评自我批评严厉到什么程度，是现在的80后、90后们根本无法想像甚至无法理解的，批评自我批评声色俱厉，被批评诚惶诚恐、心悦诚服，哪里有什么言论“封闭”？“做官的”不要说腐败，就连某天迟到、某日早退这样在今天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当年都绝对会被明察秋毫揪住不放，肯定有人当面大提其意见，肯定有人会向上级以至越级反映报告，而下级同级肯定会一拥而上连批带帮，上级肯定会大事查问，生活会一开，想不检讨根本不行。那个时代，是人心向善的时代，不是人心向恶的时代，不要说干坏事，就连干好事不积极不主动不踊跃都会觉得亏理欠情，不用别人讲，自己就会郑重其事提出来，好好反思一番。那个时代，谁能腐败、谁敢腐败？那个时代，又有谁能想到和用到“反腐败”这个倒运的败兴词？“反官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已经很吓人了。那个时代，成天抓“私字一闪念”，私念“一闪”都视为离经叛道，即使不赶紧回头是岸，也四下张望别让人发现了丢不起那个人，又有几人会生出腐败之念？
第九条，“只知道三年大仉荒时，做官的可开小灶”。前面说过，“小灶”出现在延安时期，供给制取消后，“小灶”根本不存在了，从毛刘周朱陈林邓到国务院部长、省委书记，家里买米买菜全是自掏腰包。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把饭账结清、分毫不欠的，连身边工作人员的账不结都不行，如果有“小灶”，还用得着一五一十地结账吗？人人都知道，少奇同志家庭人口多，几乎入不敷出，日子过得是相当紧的哟，如果有“小灶”，就端起碗去吃嘛，还紧个啥子嘛？人人都知道，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喝茶都交钱，如果有“小灶”还整这个景干嘛？到了“三年大仉荒时”，“做官的”们仍然未“开小灶”。但当时高中级干部、高中级知识分子和一些患有重病慢性病的干部、知识分子有“特供”却是不假——每月比别人多供应几斤到十几斤大米白面细粮（用购粮证购买，抵扣等量粗粮的份额）、一斤白糖红糖什么的，分配到人头，不买不行，给家里人吃也不行，必须自己吃，为的是确保他们不丧失工作能力和不死掉。这是应急的办法，但一向也不神秘保密，哪个人有多少“特供”，全都掌握在本单位行政科手里，全都掌握在每个粮食供应站、每个副食品商店的营业员手里。到1962年形势全面好转，“特供”基本就停止了。
毫无疑问，毛时代的中国官员们无论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均属于无与伦比的廉洁，而且这种廉洁不是被逼迫而是自觉自愿。现在中国愈演愈烈不输晚清民末的腐败，是一种历史的否定，一定会有新的历史否定来否定这次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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