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论坛》刊登项观奇1975年探讨继续革命理论的
《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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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是项观奇同志在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受山东大学党组织派遣去山东尼龙研究所宣讲毛主席理论指示的一个论纲。当时的项观奇才32岁，他在尼龙研究所的宣讲报告长达三个小时。由于项观奇在宣讲时发表了一些对毛主席理论指示的个人学习心得和思想观点，结果给他带来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遭受批判。在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的亲自领导和组织下，项观奇同志在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直至在山东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上被点名批判。
项观奇的《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实践证明，项观奇同志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项观奇同志在《论纲》中所表述的一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发起最猖狂进攻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譬如：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背后，在慷慨愤怒或娓娓动听的言词的背后，都代表着鲜明的阶级利益。而这些阶级（利益），不过是现存的经济关系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也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基石。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可以通过一系列革命手段，首先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却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斗争。
从经济基础方面看，要铲除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痕迹，要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创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提。
正是从这些经济条件分析出发，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必然具有长期、曲折、复杂的特点，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进行战斗，在整整一个历史时代里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不正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不准备进行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二位一体的任务”就无法完成，资本主义就会重新泛滥生长，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依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也依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由于两种所有制存在，由于三大差别存在，由于每个劳动力及其家庭状况不同，分配中的“等价的交换”，不过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实际的不平等地位。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与之相应的个人生活资料私有制，是一块资本主义土壤。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这块土壤上的确不断产生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私有观念、个人主义、崇拜金钱、等级思想，等等），产生着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份子。
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和分配方面的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立，而且它始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力量。这一瓦解又被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所活跃、 扩大。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所有制变更为公有制后，不仅老的资产阶级份子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份子的土壤。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看问题，认识这块资本主义土壤的存在有更重要的意义。...... 如果不是这样分析问题， 就会模糊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认识，或者否定资产阶级长期存在的事实，或者在所有制变更后只从政治思想领域找资产阶级存在的原因，导致历史唯心论，这都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无法真正实现。
合法的特别是不合法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事实证明，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和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地位、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地位直接联系着的， 难道我们现在不是依然带着这“分工的规律” 的痕迹吗？而这难道不正预示着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吗？
在社会主义大地上，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小片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并且由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新资产阶级份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形态体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即解决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地位），也即是向这种国家形态发展。如果由于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蜕化变质，无产阶级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中的“一部分”， 由于脱离直接生产劳动，在资产阶级法权土壤上蜕变为新资产阶级份子，那么，他就会在下面的那些也想捞一把的新资产阶级份子支持下，把党和人民授于他保护人民的那部份权力转化为压迫人民的权力，并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 而且，其中的这一部份变为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矛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他们以种种借口，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专家治厂、爬行主义等等，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抹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劳而不获， 获而不劳”的按权分配的原则，实质就是资本剥削的原则，终于把党和人民委托他管理的那部份生产资料，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是在经济和政治交互作用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告诉我们，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消灭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它毫不留情地用暴力镇压资本主义的复辟行动，并且，又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不断铲除资本主义土壤，不断培添共产主义土壤，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
项观奇的《论纲》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入手，从摆脱不掉的资产阶级法权入手，从所有制变更为公有制后，不仅老的资产阶级份子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份子的土壤的事实入手，深刻剖析了走资派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当时无疑会引起极大地震动，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既得利益集团准备彻底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今天，项观奇同志将《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公诸于世，是期盼引起中央高层和所有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是期盼全体劳动人民在中国历史进入重要的历史转折的关头团结起来，为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妄图彻底革掉共产党的政治生命的资产阶级右派势力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斗争。
如同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术语，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一样，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是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为己任的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的设计思想就是彻底解决市场经济自身不可克服的、固有的、内在弊端。简单的说，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的资源配置和运行方式，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基本的分配制度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进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尽管资产阶级右派势力自以为经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逼迫中共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迁的主动权，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复辟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最后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伟大的无产阶级，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时间会再一次证明这一真理。
自 序
项观奇2010.3.23
这可以算作一份历史资料，它或许对研究文革、研究文革中的造反派的思想，有一定作用。
当我们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继续革命理论问题时，我总感到，这是三十五年前毛主席发动的理论学习的继续。
这个《论纲》是一个历史见证。因为这个《论纲》，尤其是因为我以当时刚刚传达的毛主席的理论指示为指导，结合这个《论纲》的思想，曾受党组织派遣去一个单位（山东尼龙研究所）宣讲毛主席的理论指示，三个小时的讲话， 结果给我带来的是失去自由和遭受批判。万人大会、十万人大会、直至全省有线广播大会被点名。这件事最初主要是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领导的。后来不解放我，则主要是重新回到山大的党委书记孙汉卿同志（前几年我去看望他，他还痛斥江泽民同志复辟资本主义呢）。
但是，这不是个人的恩怨。在山东大学，从当时的党委书记华山同志，副书记郭琳、李震同志，政治部主任徐经泽同志，以及历史系领导李廷朝等同志，都因为抵制批判被停职检查；而广大教师、工农兵学员，纷纷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本人在当时情绪很大，用军代表傅耀廷参谋长的话说就是『气焰嚣张，态度恶劣，外部问题，外部处理。』最后也都没有逃脱捱整的命运。这的确是一场尖锐的长时间的思想理论斗争。后来，省委派遣以中央委员张延成同志带队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山大，一次又一次辩论，一次又一次加派人马，直至文革后的清查。
最后的结局是，1989年，我自德国回校，在我必须在场的情况下， 销毁了整我的全部材料。白如冰同志说我的报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可是，从来没有给我正式戴上什么帽子，没有书面文件，所以也就不用平反。我恢复工作后，见到省委老同志，还是十分友好的。
我对个人的责任从来不太过分重视，但是，我深感理论会把各自的阶级利益充分表现出来，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把仇神带上战场。这证明理论对于一个阶级来说何等重要。这是我所以把这个简要的提纲公布的原因。三个小时的报告的录音整理稿（没有讲稿，信口开河，水平很低）， 当年不知印了多少，我也保留了下来。输入计算机需要时间。等待以后吧。 批判我的有些材料，也或许可以公布，都可作研究文革的史料。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惹的祸，牵连了很多同志。特别是经新华社驻山东记者站，把情况报告了北京总社，姚文元同志将各地类似我这样的情况汇总写成报告（报告题目是《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送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写了有名的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我干扰了毛主席，毛主席保护了我。 当年得知这一消息时，心情的激动是可想而知的。
顺便说一句，叶永烈在《四人帮覆灭记》中说，批示说的“不懂马列”是批“四人帮”，我认为没根据。“动不动就训人”， 批评的是白如冰同志这样“训人”的， 当时也不止山东发生了这样的“训人”的事， 在其它省份也有类似情况。 所以主席说“各地”， 说“情况不同”。日后若姚文元所送报告解密，就一清二楚了。
毛主席的批示，在随后在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传达，与会的白如冰同志立即打电话回山东，要求停止对我的批判。但被山大的孙汉卿同志顶住了。他要省委下正式文件。实际是整我没有文件，怎么可能再形成文件？他对造反派有气，出在我身上。其实，我1968年来山大时，他已被打倒，而我是一直不赞成残酷斗争的形式的。但他出于对文革的怨气，就不解放我。也算情理之中。我2006年去看他，就是为了对各自的政治行为有个交待。我告诉他我参加了德共（马列），他很高兴，表扬了我。他骂江泽民同志复辟资本主义，使我受教育，他儿子紧张地在一旁一再阻止他说这样的话。不管怎样，毛主席的保护，使我没有再承受更大的压力，白如冰同志是守纪律、听中央话的，尤其是毛主席发了话。
1976年抓四人帮后，有“京、沪、鲁、辽”之说，白如冰岌岌可危， 据说是胡耀邦同志保了他。最后他在山东被动下台，大家意见不少。有些事有戏剧性，例如，一月风暴时，他不仅自己认罪，而且上台揭批谭启龙同志，说“我都承认是三反份子了，你还不承认？”谭说，“你承认， 我不承认。” 就此反目。 白被结合，谭被打倒。后来谭到浙江工作，逢年过节，给山东老同志每人一框橘子，唯独不给白。谭离休后来济南，但两人不来往。白在文革检讨时说，高饶反党集团他受影响，此事后，他从全国合作总社来山东，十分小心。我想是真话。他是陕北出来的，管后勤，迎接毛主席，有功。文革中，摇来摆去，历史使然，不必多所责怪。至于整我，小菜一碟，属太无气量。后来有一次，他去北京参加顾问会议，我去教委汇报教材编写工作，相逢于列车软卧上，是最后一面。
1974年，在参加中央汇报会期间，我根据领导的要求（而且限定三千字之内），我曾把我的类似这个提纲的意见，书面写给了中央。纪登奎同志的秘书老陈同志告我，已转中央，并说中央认为写得很好。至于到了哪里，我不知道。汇报会的负责人是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具体负责的是中央联络员袁木、王维澄同志。最后王洪文曾到会，并发表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是先念说这次会时间长了一点。王接过来说，我看时间长一点，多学习，有好处，等等。先念接着纠正自己的说法。过去主席说先念老实，这次看到了。再是，王洪文说我学习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有不懂的问题可以问主席。我很不以为然，心想，领袖是问出来的吗？但他的讲话说明当时理论学习问题提出来了大家都在努力认识修正主义这件事。 我的这个提纲和会上给中央的信，也是证明。后来主席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有这样一个时代背景。
这个所谓解决山东问题的汇报会，从1974年的1月31日，开到7月2日， 整整五个月，我看什么也没解决。但能看出一些问题。
自1973年，山东造反派开始反复辟。因为1970年一打三反和1971年抓五.一六以来，山东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一样，捱整。山东有几十万， 死人也不少。1973年，造反派试图反抗。济南的山东造纸总厂东厂造反派队伍整齐，力量较大，首先想反抗。头头王文富同志经他厂的郑传东同志秘密找到我，请我帮助起草一份大字报，并给了我材料。我不崇尚秘密， 因为不可能，但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字报贴出，揭开了山东反复辟的斗争。随后，组成代表团由青岛的彭士杰同志（原省革委组织部长，文革后入狱，死于狱中）带队赴京上访。几经周折，最后得到中央支持。这才有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六个企业加省直、济南市直的汇报会。我想，研究文革史的人会想到，中央的斗争，是地方斗争的反映。
我在省直组。我和山大的工人董进福同志（被王效禹同志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造反派《山东工人造反联合会》的头头）， 是一派代表。原省革委的几位常委算一派代表。还有几位劳动模范。省委副书记苏毅然同志、常委秦和珍同志以及来学习的叶飞、廖志高同志，都在省直组。五个月，除了星期天，就是开会。住在西直门内的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江华、 江渭清同志在济南组学习，江渭清很活跃，和大家打成一片。廖志高认真学习，思想上对文革有正确认识，听说他后来在福建抵制包产到户，我想不是偶然的。叶飞很抵触。听不下去时，就向组长请假，离开会场，从来一言不发。但是， 守纪律。袁木常常来训话，也很会讲话，都怕他，他通天。 喜欢打乒乓球， 一个晚上，没人能打他下台。 我有时也和他打，我曾是山东队的专业运动员，他自然不是对手。 输了不下台，还要打。围观的代表轻轻告我让他，我就不让。直到他打累了，一起下台。也是小孩子脾气。为了我坚持山工联平反，他找我正式长谈一次，说你是学历史的， 应该“通达”，我坚持应该平反（文革后山东省委公开平反）。我的这一态度和不为封官许愿所动，得罪了领导，被到会的工人中央委员张延成斥之为知识分子操纵工人运动。 我不知中央怎样看。2006年，见到省委副书记韩喜凯同志（ 他当时是汇报会的省委工作人员），他还是说在汇报会上印像好的有两个人，我是一个。但是，我回到山东不久，就因为这个报告被打了下来。而省委故意派张延成来山大整我们。张可能有为难之处。 毛主席对学生失望，选工人农民代表进中央，但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五个月的会议的结果，就是几位造反派头头补台，回到省革委做个委员或做个副厅长之类的官。文革后一律清洗，包括张延成同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这是在中央关怀下解决山东问题，真是不得法，比起后来的小平同志的“整顿”的大刀阔斧和后来的“除恶务尽”，相差太远。汇报会上一些学生头头巴结张延成或其它省委领导，每天晚饭后，跟在这些人后散步，一看就是为下一步“补台”铺垫。这哪里是革命？记忆犹新。没参加过文革的同志不要凭想象认识文革，文革太复杂，不然毛主席怎么都说这个仗不好打呢。文革留下的教训甚至比经验更重要、更有意义。政治家是大风大浪锻炼出来的，老蒯他们不行，一些工农代表也没反潮流，就是有的老同志不也反水了吗， 华 先生更是搞投机，遗臭万年。文革中揪这个叛徒，那个叛徒，文革后的清算中，王洪文、姚文元带头认罪、揭发，像江、张者有几人？还没有大刑伺候呢。有的网站说是极左，可又吹这些毛主席的叛徒，刊载他们的照片，什么一套啊？真不好理解。这些事，已经进入史家的领域，还是让史家去费心思吧。
往事并非如烟。1966年9月15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1975年我惹了事，又受到毛主席的保护，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和光荣。毛主席和人民心连心，对我来说，可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将永远鼓舞我为捍卫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奋斗到底。
《论纲》已经成为历史，不管对错，我没有权力再更改一个字，只有照原文发表。
2010.3.23 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论纲
项观奇
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理论是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并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为革命阶级、革命人民所掌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改造了我们的世界观，锻炼了我们继续革命的意志，提高了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没有文化大革命，全党、全体人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以及如何防止这种危险姓，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历史前进了一大步。这意义，正如列宁评价十月革命时所说的：“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在和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和走资派的反复较量中，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错综复杂的派别对立中，我们结合自己正面的经验，尤其是犯错误的教训，认真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 如果说，资本主义条件下“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依然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文化大革命中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包括我们山东发生的多次反复，都有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我们看到，在激烈的政治斗争背后，在慷慨愤怒或娓娓动听的言词的背后，都代表着鲜明的阶级利益。而这些阶级，不过是现存的经济关系的体现。为了研究这“终极的原因”，我们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也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的基石。
正是因有这种认识，当听到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时，心情自然十分兴奋，毛主席说到我们心坎上了。
现在，我们写了一个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问题认识的提纲，用以和同志们交流学习心得，错了，请批评。
一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实践证明，这是十分科学、正确的观点，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后，仍必须坚持这个观点。
正是以这种经济关系分析为基础，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不正视“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 就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就会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就会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历史必然性；至少，由于对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经济原因缺乏科学分析，在斗争中，就会陷入自发性、盲目性，就会左右摇摆。
二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可以通过一系列革命手段，首先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要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却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斗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出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及由这种生产力所提供的极大丰富的产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首先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情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生产的局限，决定了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会长期存在小生产私有制尾巴会长期存在；决定了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占统治地位，而与之相应的，个人生活资料私有制以及作为社会消费单位的个体家庭就会长其存在；这些又决定了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必然会长期存在。所以，从经济基础方面看，要铲除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痕迹，要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创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前提，一定要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斗争。
正是从这些经济条件分析出发，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必然具有长期、曲折、复杂的特点，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进行战斗，在整整一个历史时代里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不正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不准备进行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二位一体的任务”就无法完成，资本主义就会重新泛滥生长，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三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依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也依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每一个生产者，在做了各项扣除后，经过货币交换商品流通，其一部分劳动量转化为私有的个人生活资料。 由于两种所有制存在，由于三大差别存在，由于每个劳动力及其家庭状况不同， 分配中的”等价的交换”，不过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实际的不平等地位。消费品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与之相应的个人生活资料私有制，是一块资本主义土壤。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这块土壤上的确不断产生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私有观念、个人主义、崇拜金钱、等级思想，等等），产生着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产生着新生资产阶级份子。恩格斯说：“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事情正是如此，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和分配方面的共产主义萌芽、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立，而且它始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力量。这一瓦解又被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所活跃、扩大。
正是从对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分析出发，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 在所有制变更为公有制后，不仅老的资产阶级份子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份子的土壤。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看问题，认识这块资本主义土壤的存在有更重要的意义。这就说明，有必要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铲除资本主义土壤，不断开展阶级斗争。如果不是这样分析问题， 就会模糊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认识，或者否定资产阶级长期存在的事实，或者在所有制变更后只从政治思想领域找资产阶级存在的原因，导致历史唯心论，这都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无法真正实现。
四
认识决不能到此完结。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后，分配决定论依然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的政治危害，即是必然导致只承认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资料本身分配的结果。”又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合法的特别是不合法的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事实证明，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和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地位、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地位直接联系着的，简言之，即是和狭隘分工直接联系着的。那么，这种不同地位预示着什么呢？恩格斯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多么精彩的论述， 难道我们现在不是依然带着这“分工的规律” 的痕迹吗？而这难道不正预示着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吗？
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到，尽管在社会主义大地上，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小片资产阶级法权的土壤，并且由这片土壤上生长出新资产阶级份子，但是，一般新资产阶级份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其危害作用和危险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形态体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即解决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地位），也即是向这种国家形态发展。国有并不决定事情的本质，本质在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国家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体现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由于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蜕化变质，无产阶级国家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不仅可以从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国有形态中找出规律来；更有说服力的还是现实：管理国家、领导生产的干部中的“一部分”， 由于脱离直接生产劳动，在资产阶级法权土壤上蜕变为新资产阶级份子，那么， 他就会在下面的那些也想捞一把的新资产阶级份子支持下，把党和人民授于他保护人民的那部份权力转化为压迫人民的权力，并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 而且，其中的这一部份变为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从而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矛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以种种借口，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专家治厂、爬行主义等等，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抹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劳而不获， 获而不劳”的按权分配的原则，实质就是资本剥削的原则，终于把党和人民委托他管理的那部份生产资料，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是在经济和政治交互作用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
正是从社会主义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特点分析出发，我们认识到，为解决“相矛盾”的问题，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上台，并在打击资产阶级时重点打击走资派，把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重新夺过来， 与此同时，坚决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使干部不要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使群众更好地参加管理国家、 管理生产，不断改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必须重点打击走资派，那就会把阶级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精髓。
五
上述论述，并不排除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 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影响依然存在，以及小生产者、小生产者思想影响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以走资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起作用。对旧的传统观念， 应看到它并不是简单地再现，而是被新资产阶级按照本阶级的面貌加以改造后利用。
六
毛主席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在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时，时时感到毛主席指示的正确、亲切。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告诉我们，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就是消灭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强有力的武器，它毫不留情地用暴力镇压资本主义的复辟行动，并且，又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不断铲除资本主义土壤，不断培添共产主义土壤，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七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法权和走资派，不过是为了解决它，消灭它，而绝不是夸大它，畏惧它。我们清楚地看到：“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我们坚信这个胜利，因为“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革命，继续前进。我们并不畏惧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我们有最锐利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力量的阶级——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周围还团结着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的每一步扩大，资本主义的每一次泛滥，都不过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变得更加觉悟、更加团结，更加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并在革命中不断清洗自己身上沾染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污垢。 所以，尽管资产阶级法权生产着资产阶级，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不但必须而且可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深厚根源即在这里。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阶级。实现这一点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早已指明：“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们在为这光辉未来奋斗时，毛主席强调的“两句老话”永远鼓舞着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项观奇于一九七五.二.七.草 稿
这个提纲是今年二月听了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一部分）后写成的。二月二十二日去尼龙研究所宣讲时，曾带着这个提纲。宣讲后，因出了问题，我一边整理录音，一边曾想请别人代为刻印这个提纲（实未刻成），以便必要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现在，党组织向我要这个提纲，说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宣讲时的情况，我即照原稿抄上。附带说一句，准备刻印的稿子的第四，和这个原稿稍有不同，这是因为当时抄写时略做了文字上的修改，现在，准备刻印的稿子不在手边，只好仍照原稿。
这个提纲，是当时自己学习主席指示的体会，除给个别同志看过外， 没有公开，倒是曾想向更多的同志请教的。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已逐步深入，我对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战略部署也有了新的理解，更不想公开这个提纲了。当然，为着弄清思想，对于其中的错误，我欢迎采取同志式的态度进行科学地分析、批判。
项观奇于一九七五.八.五
附 记
抄录这个提纲的我的学习马列的笔记本,后来退还给了我，使我得以保留了这个稿子。这个提纲，当时并没有进行批判。
这个提纲值得推敲。提纲的中心，显然是第四点。分析社会结构，研究走资派的危险性，说明继续革命不仅要革走资派的命，而且要进行制度改善，铲除走资派赖以产生的土壤。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接下来接受1976年主席的关于『大官』的『重要指示』更是很顺茬的。这个提纲可以充分证明，真正的造反派，的确是科学意义上的毛派，是和主席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主席是造反派的真正的代表和领路人。
项观奇 20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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