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说：“：“文革”开始我14岁，结束时24岁，正好是世界观形成的过程。那段时间我父亲被打倒，我由原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帮子女的队伍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革”让我们去思考，党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里？那段时间党和领袖犯了那么多错误，把国家带到灾难里头了。”
其中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不符合当时宣传的事实，那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和“黑帮子女”，当时虽然处于极左错误阶段，但是，也并不是要妖魔化那个阶段的理由。在文革中从未有过主流媒体公开宣传过“黑帮子女”的概念，当时我在上中学，我们班里就有的子女是富农子女，也有被打倒的人的子女，当时的活动并没有什么歧视，当时对全班的学生，表现好的和不好的，表扬和批评，和现在的中学没有什么不同，我和几个阶级敌人的小孩也是交了朋友的，并没有他们低人一等的概念，当时的宣传，无论什么家庭出身，都是“共产主义事件的接班人”，从未宣传过阶级敌人的子女就不是接班人。当时有一个宣传，叫“可教育好的子女”，是专指“阶级敌人”的子女的，但是当时的这个宣传，反而是帮助了许多阶级敌人的子女免受迫害的。一个人如果说“我是可教子女”，反而成了一个好的挡箭牌，因为可教子女，那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够是“只能说服而不能压服”，就只能是用讨论的办法，说服教育的办法来管理。
金一南的书是要给后代看的，比如一百年以后如果有人看他的书，就会误以为文革中有什么“黑帮子女”，会误以为黑帮子女受到什么迫害。这样，历史就被曲解了。当时没有这种概念，只有“可教子女”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概念。
还有，金一南说“父亲被打倒”，要知道打倒也有两种，一种是失去权力，另一种是定性为敌我矛盾。但是就我所知，文革中被打倒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没有被定为敌我矛盾。我甚至可以认为，金一南的父亲，肯定也没有被定为敌我矛盾。
在文革中的标准术语，走资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属于敌我矛盾。
在文革中，有一个术语很重要，就是政策，在我看来，一说政策，就意味着宽大，宽容。一说“讲政策”，就是讲宽大，讲宽容。一说“落实政策”，那也是指的要给某个人宽大，要不就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只不过犯了错误，要不然，还有一种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也是宽大。文革前三年社会动乱武斗不断，人民群众对那些造反派的行为恨恨地说“这些人不讲政策”，而到了九大召开后，新政权成立后，在全国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讲政策和落实政策。当时我听到的传达下来的各种文件，学习参考文件，都是在讲如何讲政策，如何落实政策的。当时有一句毛泽东的话，被编成了语录歌，是在全国到处传唱的，那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现在我的理解就是讲宽大讲宽容是党的生命。生命啊！
而“把国家带到灾难里”，也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是反共分子，还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就把国家带进灾难里头了呢。
因此，这句话不那么理工科，在于你没有事先设定标准和量度。比如说，四级地震是灾难，六级地震也是灾难，八级地震也是灾难，你必须有一个事先定好的测量方法。
你定的这个测量方法，必须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适性，就是说，你认为文革是灾难？你必须是根据某一个测量标准来测量出来的，是有数据的。然后，你这个数据，必须同时测量全人类一切地方，甚至测量一切时期，数据不能够造假，要让一切严肃的科学家感到信服。
而且，还要搞清楚一些时间的先后，哪一些是要付的代价。
比如说，给一个人动手术，一把手术刀把肚皮拉开，那会感到疼痛，我是指的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如果麻醉了，那肚皮割开的时候大量的鲜血涌出，对人体来讲也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避免了后来的病死，这种手术的代价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就要比较，其它的人是不是后来与动了手术的人比真的病死了？产生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流的鲜血远比已经动了手术的那个人流的血要多得多？毛泽东为什么说“大乱才能大治”？后来的治有没有前面的乱的功劳？这都是需要进行学术研究的。
在这里我不先入为主的给出答案，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是，非理工科的结论，我也就是听听。
金一南寻找答案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其实，任何正确的道理也是简单的，那就是共产党“操作正确”，我这个人只关心操作，不关心动机。因为，动机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辩护的，是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正因为如此，我干脆抛开动机，或者干脆认为所有的人动机不好都可以，我只认为，中国变好，这个操作是不是正确，才是重要的。
金一南硬要扯到其它方面去，那也是背离了科学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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