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国一锅粥”系列之三：
反抗“国民性”魔咒
刚到德国时，有这样两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其一，汽车给行人让路。在单行道口或者转弯处的人行道上，如果你要过马路，汽车总会主动停下来让你先过，非常谦让。我一开始常根据在国内的习惯，过马路时犹豫不决、非常小心，生怕汽车急驰而过与我抢道；哪知此时司机总是主动摆手，示意我先过，即使我微笑着表示让他先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非要等我过了才肯开车。想想国内的许多有车一族在马路上是多么飞扬跋扈，与行人抢道且不说，甚至往往视路人、穷人的生命如草芥！但在这里行人被尊重，心情很舒畅！
其二，无人值守、自助买票的公共交通。无论是城市公交还是铁路轨道交通，都是自觉买票、无人管理的。因而车站是完全开放式的，特别是火车站，没有排队检票的入口，没有衙门式的车站大楼，你可以直接踏上月台，车来了自己上去就是了。没人管你去哪儿、应该买什么票，自己去站台或车内的自动售票机上自助服务就是了。当然，在乘车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检票，但这不是规定的必要程序，所以大多数时候你一路下来没人会来过问你。在整个系统中乘客非常受信任；而乘客也大都的确会自觉买票，一切井然有序。
如此，在心情舒畅、赞叹钦佩之余，也不禁思忖：这种优良的社会风气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如果在好事者那里，大概又要扯上“国民性”来说一通了，又要大骂“丑陋的中国人”如何不是，“文明的西方人”如何有素质、有道德，特别是德国人如何天生就遵守秩序云云。国民素质或国民性，这是个百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在与西方列强的遭遇中败下阵来的国人，痛定思痛，从最开始的“技不如人”、“器不如人”，一直追溯到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梁启超、鲁迅那一代先贤，于是诉诸从日本舶来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概念，来描述当时有代表性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等等，比较甄别、褒贬臧否，对于要实现现代性转化、建构新文化的历史任务来说，是必然而且必要的。然而时间一久，“国民性”判断竟成了套在国人头上的紧箍咒，配合近代以来那股一直阴魂不散的自卑自贱、崇洋媚外的精神暗流，常常成为自我否定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招牌式概念。也就终于从一个积极的建设性、临时性概念走向了它的反面。“天命之谓性”，国民性一词在中文语境中于是就暗示了太多绝对的意义。一句“中国人国民性就是如此”，就常常将国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能超生，仿佛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如此如此，盖棺论定，贴上标签，这个种族、这个文化可以休矣。
其实，关于汽车给行人让路，当我向几个德国朋友请教时，他们微笑地不以为然：“这是法规明确规定的，要是违反了，罚款金额是很高的！”并且，交通法规为了照顾弱者还有些比较死板的硬规定：凡是汽车碰撞了人，一律认定为汽车的责任；凡是追尾，一律认定为后面车的责任。再者，在这里如果撞了人，动辄几百万欧元的赔偿，即使保险公司理赔一部分，也往往会让肇事司机倾家荡产；且更严重的是，他会从此留下犯罪记录，以后办什么事都会麻烦。驾校的老师于是会一再警告：宁可自己小心翼翼，也千万别以身试法，如果撞死了人，可以说，你一辈子也就完了。这种立法，根本上其实是对资本原则的一种约束，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代表的权力不至于为所欲为，这与他们在诸如房地产、环境保护这些民生领域立法严格打击投机、约束资本的原则是一致的！
至于自助服务、无人值守的开放式公共交通系统，也是基于两个主要因素：高罚款与个人征信记录。车站内以及上车时虽都不检票，在车上也很少碰到检票，但若真碰上了查出你没票，处罚金额是很高的，且会留下污点记录，对于衣食相对有保障的群众来说，这又何必呢？所以，久而久之，人们自觉买票，自助服务也就很自然了。在此，不得不提及一下德国的征信系统。联邦的个人征信中心储存了每个公民的有关信息，据说即使我们这些外国人，从入境开始也已被采录有关信息了。人们找工作需要办理相关劳动手续时，第一个需要出具的就是这方面的说明文件。所以如果谁有了违法、犯罪记录，那么他找工作、租房子什么的就麻烦不断了。对个人是如此，对企业更是如此，每个企业都有其在案的信用记录，可以预先被查询。企业间的买卖关系，在这里基本上都是卖家先发货，买家后付款，如果没有这种征信系统做保障，那么是难以想像的。所以诸如拖欠工资和赖账的现象，这种事件发生的概率就小多了，更何况还有形形色色的工人维权团体，总之“资本”是要被强烈监管的对象！
当然，所有这些法规都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人们的习惯与意识也是慢慢养成的，并且也必须以生活的有保障与相对富足为前提，从而不至于为了一点小便宜铤而走险。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先天的”国民性，好像某些民族天然地就要高人一等。“国民性”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描述性的概念，一旦走向绝对化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在一定文化与社会架构下，慢慢养成的结果，两者彼此又相互影响。制度需要不断设计、补充与完善，习惯与风俗也要点点滴滴培养，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需要漫长的时间。据英国劳伦斯•赖特《清洁与高雅》一书的供述，直到19世纪，西方人还大都不常洗澡、随地大小便，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呢，后来随着现代卫生设施的发明与改善，观念与习惯才逐渐转变。现在看到英美的绅士衣冠楚楚，就大谈西方人有讲究卫生的“国民性”，这不扯蛋么？
而且，仅仅在西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海牙，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及至西班牙，留给我或者我周围朋友们的印象都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脏、乱、差。巴黎街头比比皆是的乞丐、小偷，卖盗版碟和小杂货的流民，一举摧毁了早期海归精英百年来给我们传递的美好想象。在德国，柏林街头也好不到那儿去，而且必须承认，即使上面说的检票制度也杜绝不了逃票现象。今天，我们已知道，谁要是像八十年代精英那样，再忘乎所以地搬弄什么“外国人不闯红灯”这样的神话，简直就是“人神共愤”的信口雌黄了，不是挟洋自重的骗子就是语无伦次的疯子。
越来越多的国人发现，西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然它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它不是天堂。并且，上面提到的这种群众衣食相对富足的状况，也仅是相对而言，它得益于当前整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如果没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向他们廉价地出口资源与产品，这里的社会矛盾显然要激烈得多。毕竟，例如在德国，70％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的收入也就1000多欧元，想想看，如果扣除掉房租、保险，这个税那个税，剩下那点钱如果不能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廉价产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同样是理发，国内15元人民币，这里要15－20欧元，同样简单劳动，得到的是不同的回报，之所以说回报不同，因为这15欧元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竟然相当于100多人民币。这就是不平等！这就是对第三世界的奴役！而且，在看待西方现今那些值得我们羡慕的社会现象时，也不要忘了，这其中很多是利益于战后工人民主运动、以及1968之后的群众斗争，对这一点许多德国的知识分子朋友也直言不讳。两下一对比，我们常常感叹，在德国，社会主义因素甚至要比号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祖国“完善得多，毕竟在此我们明显地看到对资本的约束！
这些经济与社会观感，我想另文再述，之所以在此提起，只是想说明，无论是其经济水平，还是所谓的“国民性”，都有其历史发展与现实根源的，不能割裂起来抽象地谈论，把一切都归结到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与优越的“国民性”和文化上去。
回过头来，新中国在物质层面几十年的发展就走过了典型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我们的思想、道德、风俗等等各方面，不可能在几十年之间就可以完全转变，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何况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我们的自我认同与道德要求也都处于发展调适中。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雷霆雨露，皆是天恩”，见到当官的，不自觉地还是会两膝发软；我的哥哥们，那些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去打拼的青年，主流上信奉的仍然是“江湖”、“兄弟”那一套“潜规则”。而80后一代，便越来越理解与适应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生活特点了。移风易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特别是我们的道德要求又转变得太大，刚刚全民提倡“为人民服务”，现在又到处只讲“为人民币服务”。从社会主义大公无私，到修正主义所导致的金钱至上，唯资本与权贵马首是瞻，落差与反差都太大。且社会变化过于迅速，差不多隔个五六年，新出生的人群就会有非常不同的社会观感，成为具有典型特征的一代。比如同为80年代出生的这群人，85之前与之后出生的也有差别，90则后更是另一番风貌了。于是社会的行为准则与习俗观念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千差万别，从传统到现代，应有尽有。虽然尽管如此，可以说，我们总体仍然向着与现代国家相应的现代人格发展着，整体国民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而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移风易俗的程度不可谓不深刻。
不过，必须指出，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需要的国民素质，古典社会有古典社会必须的品德。我们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所谓“提高”，是因为我们预先设定了要向着“现代社会”发展这个目标，从而也要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素质与人格类型。特别是，主流精英把“现代社会”等同于美国社会，把现代人格等同于唯利是图的经济人格、人人主义。于是所谓美国人的独立、自信，重视个人价值，就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肯定和推崇的特征，而所谓中国人的含蓄、沉稳、重家庭、集体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下就往往成了被否定的特征。在这种百多年持续的被否定中，我们挣扎、迷茫，我们有些人也忏悔 “丑陋的中国人”，它是我们苦闷、找不到自信的根源与线索之一。其实不论哪方面都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有其积极意义的，重集体、重荣誉在前现代社会是必须的美德，也必将是理想社会的追求，我们不能片面地断定哪种品性是优是劣。更何况，谁说中国人就没有自信、独立与重视个人的另一面呢？反之亦然。即使在同一时代，假如换一个角度，被我们骂为“劣根性”的某些东西，也往往会令我们刮目相看。
想起鲁迅先生在一篇小文中略带凄凉的无奈：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它来做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是拿来做了罗盘看风水。好像我们文化中有某种令人不耻的倾向。但换个角度来看，将本来可以制造“杀人武器”的火药，用来制造用于欢庆的烟花爆竹，将本来可以作为征服新大陆辅助工具的“指南针”，转而用于相风水、寻求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如果脱却了近代以来因与西方“比武”失败而形成的那种文化自卑视角来看的话，其实它不恰恰体现了中华文化高明、自律、内敛与理性的维度吗？文化是有多层次的特质的，对每种特质的评价与理解也是可以多角度的，不可武断地妄论优劣。
因此对于种种动辄言及“国民性”的话语与判断，我们必须谨慎、必须清醒。破除这种精英话语霸权，做个顶天立地、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像毛主席时代的精神风貌那些站起来，而不是像修正主义时代的精神状况那样，一部分人站起来，大部分人趴下去，并且更多的人又趴在了西洋镜中的花花世界面前自惭形秽！
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揭露出“东方学”传统中典型的“东方想像”，作为统治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其实反映的是有着殖民与霸权关系的东西方支配性格局。在这种想像中，所有东方/西方，传统/现代这种二元概念框架的表述，并非是“客观、中立”的学术判断，而是一边倒地带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把所有负面的东西都归于前者，把所有正面的东西都归于后者。“东方”或者“中国”就是专制的、腐化压抑的、野蛮的、非理性的、群体主义的……，而“西方”或者“现代”就是民主的、文明的、开放的、科学的、理性的、个人主义的……这是我们时代又一个形而上学的片面信念，它将东西方文化的特征都作了单面理解与夸大，并且以绝然对立的方式来并举，其隐含的正是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越是强化这种片面的二元论述，“东方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就越容易掉进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框：文明要征服野蛮，先进要取代落后。而“国民性”这一概念，在我们谦卑地自我剖析时，一不小心，也容易落入这一窠臼，给每个中国人的心灵套上沉重的十字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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