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他走了，不在了，离开这个世界和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30多年了；
他没走，他的遗体还躺在那个世界上最大广场的纪念堂里，他的继任者们在疏远、回避、冷落、曲解着他，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流如熙的草民们却在他的遗体旁满怀虔诚的瞻仰着、敬拜着，甚至有人还悲痛难忍、以泪洗面、跪地饮泣，那串串泪珠和哀伤的表情仿佛诉说着沉积心底的缅怀、委屈、无奈，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呼唤与奢望；
他还在，那个把革命家的理想、战略家的韬略、理论家的先知、诗人的浪漫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挚爱融为一炉的思想历久弥新、愈加闪耀，犹如星星之火，在每一个有良知、有正气、有责任感的国人心中燃烧着、升腾着、蔓延着。。。
很久了，想写一篇文字，窥探他那博大精深、纵横古今的思想和胸怀。然而，就像一个不谙水性的孩童，站在茫茫海岸，面对一望无际、汹涌澎湃的时空只能望而兴叹；很久了，想点燃脑海那残留的记忆，拾缀起遥远而零星的往事，来讴歌、颂扬那个贫穷而不失激情、落后而不失斗志、狂热而不失正气、落寞而不失美好的时代。然而，就像一叶小草仰望参天大树、一朵浪花追逐惊涛骇浪只能心存高远、欲求不及。
但是，任凭怎样拙而不才，任凭怎样搜索枯肠，我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良心。如果，因为自己这一点点真实的吐露，能够警醒那些麻木、迷途抑或是邪恶的灵魂，能够洗去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泼在伟人身上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污秽，那对我将是一种莫大的宽慰。
（-） 一根黄瓜和父亲的“遗产”
我出生在一九六五年腊月初四。一根黄瓜是我有生以来最早的、朦朦胧胧的记忆。
那年，我好像只有三四岁。当时父亲正在蹲“牛棚”，挨整挨斗，原因可能是没有参与一场武斗，把自己的人带走了，避免了一次流血事件的发生。母亲每天给父亲送饭，到了秋天，菜院子里没了蔬菜。一次，母亲嘴里嘟哝着：“连根黄瓜都没了，给你爸爸送啥菜呀？”我听到了，踉踉跄跄的走到了菜院子里，摘下一根大黄瓜，抱着送到母亲面前，还炫耀着：“这不是么？大黄瓜，大黄瓜。。。”当时惹得母亲和哥哥、姐姐大笑。原来，我摘下的是一根黄瓜种。当时怎么也不明白，这黄瓜种咋就不能吃呢？
后来，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了，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性命。长大以后听说，那些整父亲的人很恶毒，给父亲坐了“老虎凳”。他们调查了我们的家史，爷爷是雇农，大伯在解放烟台的福山战役中牺牲了，是烈士。还说，有一个爷爷是保护康生过铁道时牺牲的。他们吓坏了，康生是谁啊？文革顾问啊！于是，赶紧把父亲放了，生怕捅了“马蜂窝”。现在有人说康生坏，我不知道，那时候总是革命的吧？我父亲一直不知道这些事，搞调查的人说出来的，也是这点事救了父亲。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给父亲平反了。再后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革翻案了，全盘否定了，又一次平反了。可是我感觉父亲很不满意，他们落实政策也搞等级制，先是那些干部，后来才是普通党员；干部们好像每人给了2000元，到了父亲手里只有500元了。当然，这不是主要的，父亲从来不把钱放在眼里，他好像对社会上由此刮起来的诋毁毛主席的做法高兴不起来，甚至郁闷寡欢，耿耿于怀，以至于上面点名要他去纪委工作也婉言谢绝了，后来又几次放弃了做干部的机会。父亲说：“这500元钱啥时也不能动，这是我挨打的钱。”可是，不久，他自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让全家看。我还记得，整父亲的那两个人亲自到我们家里磕头作揖、赔礼道歉时，父亲还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段不愉快的事。
按理说，父亲也是文革受害者，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有时候还听到他对别人说：“都是下面人瞎搞的，毛主席知道啥。”他也说过，看过文革时期的纪录片，那个被打倒的大人物当时的确很腐化，出国访问很讲排场，毛主席没错。80年代，社会不正之风开始流行，干部们也不像从前那样规矩了。父亲晚饭时爱喝点酒，不多喝，有时候我听到他大骂：“连一个王爷也平反了，都成了好人了，什么事呢！”父亲说的那个“王爷”是他单位里新去的书记，是个蒙族。我工作后也分配在父亲的单位，见识过这位“王爷”，的确很有王气。那时，“王爷”在我们这里很红，把女儿、女婿都弄成了团干部，小儿子混社会，下手狠，有一小帮哥们，后来搞出了人命，进了监狱。退休后，女儿、女婿下海经商，成了诈骗犯，“王爷”不久一命呜呼了。
父亲是贫苦家庭出身，爷爷被当地的恶霸用马活活拖死了，他跟着奶奶从小要过饭，所以对党和毛主席感情很深，即使在文革挨整时也没有丧失这种最朴素的感情。那时我年轻，不懂事，一听说有干部搞不正之风就骂党。有一次，父亲听我骂气的摔了酒杯，对我破口大骂：“你他妈的什么东西，共产党怎么得罪你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骂了。也开始明白，搞不正之风的是腐败分子，不是党。
父亲1987年病逝了。他宁愿做工人，不做干部，因为，他对党风不正深恶痛绝。他为场子把大门，干部们一车车往出送板材，他气得回家就骂又没办法，场子里有的工人家里板材也堆得满满的，可我结婚时却空空的，自己想办法。是的，父亲没给我留下什么，留下的只是对党、对毛主席的一份深情，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让我珍藏至今！
（二） “动乱岁月”中一段艰难创业史
伤痕文学家们曾用沉重而忧怨的笔墨描绘了“动乱岁月”带给人们心灵深处的感伤和恐惧，对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也未曾听父母讲过一句对那段日子任何敌意和仇视的话。文革史学家和某些政客们也曾用犀利而尖锐的笔触声嘶力竭般地叫嚷“动乱岁月”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对此，我同样也没有真实的感受。相反，在我6岁以后也就是在1971—1976年间，却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一段父辈们气壮山河的艰难创业史。
人类在哪里涉足，哪里就有一部慷慨激昂的壮歌；人类在哪里拓荒，哪里就有一部沧桑巨变的史诗。1971年6月10日，以白凤明为首的一行7人，带着国家“四五”计划的安排来到人迹罕至的长白山深山老林，拉开了筹建白河林业局这个特殊使命的序幕。迎接他们的没有欢迎队伍，没有色彩缤纷的礼炮，没有美女林立的剪彩仪式，除了当年作为“五七”干校留下的几栋平房，就是遍地荒草、满眼野花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深林。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中，筹备小组迅速制订了“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少的投资”的建局方针，与从各地调来的300多名工人喊出了“宁愿筋骨碎，不怕血流干，苦战奋斗二三年，建好新局做贡献”的豪迈誓言，接连打响了建材生产大会战、筑路大会战、林场建设大会战、贮木场建设大会战和农副业生产大会战。在起早贪黑的大会战人海中，你分不出干部与工人、老的与少的、男的与女的。房子不够住搭帐篷，饿了啃几口玉米窝窝头，渴了就喝山泉水，工休就围在一起学毛选，干群同心、苦干大干加巧干，谱写了一部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创业歌！
建局带头人、筹建处总指挥白凤明身先士卒，严以律己，甘当公仆。当时，筹建处只有一台吉普车，很少有人使用，领导下基层、下林场多是坐敞篷汽车，或骑自行车，就连白凤明去省里开会，也徒步去汽车站。冬天到了，为了给工人取暖，他亲自从外地请来瓦工在帐篷里砌上“火墙”，每次班子开会，他总是早早地生起炉子，把屋子打扫干干净净。他患有严重胃病，有一次，炊事员看他身体不好，就特意给他做了一碗面条，他却把面条偷偷送给一位工人病号。平时，他也总是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里排队打饭。1975年9月24日，他的大儿子白俊杰在要结婚的前三天，在参加劳动时不幸被从楞上滚落下来的原木撞在头部而失去年轻生命。然而，白风明没在同志面前掉一滴眼泪，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当时，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白大哥”。
有一位老锻工叫徐万太，当他接到去白河局参加会战的通知后，首先想到，大冬天一时可能找不到搭烘炉用的黄泥，就从家乡带来两箱黄土，在深山老林里搭起了第一座烘炉，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人生。为此，我还在建局25周年的时候为这位老人写了一首歌词，文工团的人给谱了曲子，汇报演出时一位男中音深情饱满地演唱了这首歌___不知道人们是不是记得你，你的名字在两箱黄土的故事里。告别家乡，别离乡亲，你把深深的爱恋融进这篇肥沃的土地。搭起烘炉，点燃篝火，锻造着美好人生的真谛。啊，小溪记着你，大河记着你，不朽的丰碑上镌刻着你闪光的业绩...不知道人们是不是忘记你，你的故事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奉献热血，泼洒汗水，你把满腔赤诚献给这段难忘的世纪。播种理想，憧憬明天，收获着满山遍野的生机。啊，大山记着你，森林记着你，辉煌的史册上传唱着你动听的旋律。
在建材大会战中，筹建处的干部和工人们一起甩掉鞋袜，挽起裤脚踹大泥，脱砖坯。副总指挥张永默带领工人到二三里以外扛小杆，搭坯棚子。他们顶着烈日光着膀子抬起冒尖的土筐，你追我赶，摽着劲儿干。没有机械，就用手扣砖坯，场地不集中，房前路侧遍地“开花”。深秋，他们脚踏冰茬，手冻木了，就用劲搓手，一天大干十三、四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创业者回忆起来还风趣地说：那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劲，不知苦不知累的。其实，血肉之躯谁不知苦？谁不知累？我们无不清楚，正是一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撑起了他们瘦弱而顽强的生命。
在农副业大会战中，他们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动员了570多名家属，410名知识青年参加会战。锹挖镐刨，人抬肩扛，砍榛棘，除顽石，哪个人手上不是血泡累累？当年开荒31.3公顷，播种粮食作物26.8公顷，产粮7000斤，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在贮木场大会战中，他们适时地开展了“赛思想、赛干劲、赛生产、赛管理”的劳动竞赛活动，群情振奋，干劲倍增。面对成片成片的“卧牛石”，军人出身的勾景云担任“炮兵司令”，采取“坐炮”方式，组织200多人放炮队伍，分成若干小组，规定每人一次点3炮，一声令下，千炮齐鸣、地动山摇、红光满天。那震撼心灵的隆隆炮声仿佛抒发了创业者们悲壮的豪情，也唤醒了沉睡亘古的大森林。就这样，上级规定的一个月工期他们只用了7天7夜就完成了任务，而且为国家节省了近十万元资金。这与当前地方政府动不动就向国家伸手要钱的现象是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呢？
创业充满了艰辛，更凝聚着血泪悲欢。在大会战的紧张时刻，前线指挥苏永发高烧不下岗，身挂吊瓶指挥会战，不知感动了多少工人兄弟？也是会战的关口，一位妇女产后流血过多昏迷不醒，筹备处副总指挥宋魁元不容多想、毫不犹豫地献血。当那位妇女醒来表示谢意时，宋魁元说：“当领导的献点血是应该的。”在会战的人海中，有一个叫云淑艳的年仅18岁的女孩，身患疾病不下岗，坚持留在后勤为会战作贡献。她每天把炉火烧得旺旺的，为前线烧水，默默地烘烤着工友们湿透的衣服和胶鞋。当她最后一次晕倒在岗位上时，就再也没有醒来；青年工人王景颜在建材大会战中，为处理哑炮发生爆炸，不幸殒命，年仅21岁；徐文贵，在清理链子机树皮时被意外绞死，英年22岁；刘广友，在铁路大会战中被放炮的飞石击中头部，当场毙命，时年30岁。。。
热血与生命化作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冲天的干劲与豪迈换来长白林海深处的第一声气鸣。1974年7月1日，山风劲吹，党旗飘扬。经过创业岁月磨砺和洗礼的第一代创业者们激情满怀、欢呼雀跃，目送着满载长白林海优质木材的列车徐徐启动，驶向远方，他们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和幸福，这是长白儿女对党的生日最隆重、最深情、最自豪的献礼。岁月无情人有情，激情而火红的岁月已然过去，然而，历史却永远凝聚了那一份艰辛与奋斗、光荣与梦想、热血与生命，就像耸立在人们心中的雕塑，不容撼动，不容更改！
（三） 小学生也有民主选举权
民主，这是当下很热门、很敏感的话题。30年来，有人一直把毛泽东时代污蔑为封建专制时代，这真是居心叵测、颠倒黑白。我虽然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尾声，但是，切身感受过一个民主社会带来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良好氛围。毋庸说，那时候的劳模、先进生产者都是民主评议、选举出来的，就连小学生都有选举权，班级里的班干部是选出来的，而不是老师“点”出来的，这是任何人也涂抹不掉的。
我是1973年秋天入学的。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小山沟里，教室紧张，六七十个同学挤在一间教室里，而且书桌也不够用，几个人用一张桌子。一年级下半学期，有教室了，分成两个班。当时，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没有引起老师的重视，班级干部没有我的份。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班主任，提拔我作了劳动委员。这是我最初的记忆。后来，开始选举了，每次我都能被选上，而选上班级干部的基本都是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学习成绩不好，就别想做班级干部，老师也说了不算。被选上的由老师指定担任什么职务，最后征求班委的意见，然后在班级里宣布。到了年底，评选“三好学生”同样也要举手，按照票数的多少来通过，选上的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一次选举时，我生病了，老师让我回家休息，还让我放心，说同学会选你的。回到家我不放心，又回去了，这时候已经选举结束了。老师见了我笑了，说：“你不放心吧？你已经选上了，祝贺你啊”。上初一后，小学的班主任向我的中学班主任建议，叫我做学习委员。初三又做了班长，不是选举的，老师任命的，怕那个干部家的女孩压不住同学，开始我不做，不过推脱不掉。
如果说，那时候的风气绝对好，也不尽然。“走后门”也是常有的，不过这在当时已经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了，这和现在的腐败恐怕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听到“腐败”这个词呢。我们班级有一个女生，是干部家的孩子，她平日寡言寡语，不喜欢帮助别人，连同学问一道难题也不愿意告诉，用现在的话说很自私。可是老师很喜欢她。我们俩个学习成绩平时难分上下，但每次期末考试我总是撵不上她。其实，我心里明白，这里有老师的因素。去年同学聚会她还说：“那时你总是撵不上我，还嫉妒我。”呵呵，我告诉她：“我这个人从来不嫉妒人，老师偏向你，你不知道？”她脸红了，还不承认。我没好意思“揭发”她，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老师家里查过卷子，发现她的卷子根本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而且错了的地方老师也没扣分，我当场指了出来，弄得老师好不高兴，那位老师姓刘。还有一次，她在一次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我当时好佩服她啊。可是不久，有一位对我不错的老师借给我一本课外书，让我学习。我竟然在这本书里看见了和竞赛完全一样的题，而且她手里就有这本书，这恐怕不是巧合吧？改革开放后，她父亲做了某公司经理，家里富了起来。她老公也被提拔了，现在是林场的处级场长，牛得很，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不正之风、腐败之风哪来的？就是那些隐藏在干部队伍里的“走资派”和那些惯于“走后门”的坏分子搞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没有好东西，难怪毛主席坚决反对“走后门”，要发动文革整“走资派”，原来是老人家早就洞悉了他们的心机和危害，要让全国人民看清他们的面目，不是么？
说到老师，我最感激小学时三年级的班主任，她姓高，一直带到我们小学毕业。他父亲当时是一位科长，口碑很好，不搞特殊化，上下班和工人们一起在指定的停车点做通勤车，而有一位科长非要通勤车在他家门前停车，影响很坏。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退休，高老师的父亲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不愧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高老师虽然是干部子女，但很朴实，对我们也很负责、很严厉。我记得每到期末，她每天在黑板上写的满满的成语，叫我们背词义，这对我以后的写作受益匪浅，我至今对她充满感激。她很勤苦，亲自带领我们在学校责任田里种地、秋收。每到冬天的周日，就带领我们男生去山上砍柴，以备取暖。那时，我家里离学校近，又是班级干部，基本每天早早到校生炉子。她有时不放心，有时候也起早到校，帮着点炉子，而那位干部家里的女孩还是班长，从来没见过她点过一次炉子，连打扫卫生都懒得做，对此我记忆犹新。有一次，高老师对我说：“你家菜园子的大葱长的真好啊！”我和母亲说了。母亲见到她，非要拔葱给她，她说啥也不要。我经常拿这件小事跟现在的老师相比。现在的老师有啥不敢要？学生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你家有钱，就让你当班干部，让你入团，甚至连手机费也向家长伸手。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给这些灵魂工程师带来的优越便利？
去年同学会上，我有意对那位干部家的女同学说：“高老师对你最好，其次是我”她却说：“嗯，是。我们现在没联系。现在还是亲戚呢。”接着说了高老师一堆坏话，意思是高老师作风不好。说句心理话，小时候，我对这位女同学还有那么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可现在真是看不起她，别看她有钱，有地位，呸，什么东西。结账时她很大方说：“我现在比你们过的好，比你们有钱，我老公很优秀。你们就别跟我争了。”有的同学露出了鄙视的目光。好像在问：“你家钱哪来的？”我想，你有钱也不必声张，你一个处长的太太如此大方，那么局长太太、厅长太太恐怕比你更阔绰吧？现在的官太太们都会有如此优越感吧？有人说，现在不少人仇富，呵呵，面对如此富婆，我到没感到有什么“仇”的情绪，却也实在不能为这位同学而骄傲，倒是感到有几分悲哀，甚至为她捏把汗呢。
（四） 我们就是要怀旧
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月，勤劳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应有的本色。勤劳中洋溢着充实，奋斗中孕育着希望。
可以说，在70年代，人们生活虽然还很清苦，但已经明显感到了希望。有的“双职工”（就是夫妻都有工作）的家庭已经过的很好了，特别是家里有一个孩子参加工作的，日子就相当美满。我时常想，那个时候，每个家庭基本都是五六口之家，还有的是七八口的大家庭。单职工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的收入，不仅要养活一家人，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是怎样过来的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生活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时候，我们家里六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最小。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也是六口人，男人是木匠，工余时间给邻居做点木匠活，老婆是家属，会裁缝，白天去家属队干活，晚上揽点针线活，两个大孩子已经毕业工作了，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羡慕极了。时常对母亲说：“唉，什么时候能叫我天天吃煎饼就好了。”惹得母亲大笑，说：“吃煎饼算啥好生活呀，等你姐姐、哥哥毕业就好了，我们家就算熬出头了。”母亲说的是真话，那时候每个家庭都是这个想法，都在艰苦生活中期待着，而且这个目标真的并不遥远。母亲在期待着，也在勤奋中煎熬着，她的勤劳令我没齿难忘。
母亲个子不高，身体很虚弱，可在家属队里干活是人人公认的好手。为了多挣钱，她专门挑重活、累活干。那时的家属队是经济建设的重要补充，她们种地、建砖厂、办粉条厂、修路，为支援当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活母亲都干过，特别是砖厂，活更累、更辛苦，起早贪黑两班倒，母亲干的是妇女岗位上最累的活脱坯，手脚麻利，质量又好，舍不得歇班。到了年底，总是在家属队里拿最高的公分，有最多的收入。去了一些开销，能净剩下四五百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两万吧。我清楚的记得，在80年代中期，饭店里的锅包肉（一种东北人喜欢的菜肴名称）不到一元一盘，现在是近30元一盘。1985年，我拿了二百元钱，从家乡出发，大连、青岛玩了一圈，现在呢？恐怕连门都不敢出。
那时候，邻里关系很和睦，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主动去帮忙。我们那栋房里有一户寡妇领着一个孩子，生活困难，都是靠着邻居们帮忙维持着，过年过节的这家给送米送面，那家给送肉，也支撑下来了。特别是每到年底，家家户户要杀猪，那才是最热闹的。先是请来邻居会杀猪的，再请来好邻居大吃一顿猪肉炖酸菜粉条，临走还要每家分点，没吃到的也送点，最后辛辛苦苦养的大肥猪也就能剩下一半了，冷冻起来，装进木箱子用雪培起来，能吃到春节以后呢。那时，我们每家年底吃的蔬菜，有的是母亲家属队里分的，不要钱；大部分是父亲单位挨家挨户送的，只收取成本。
我们还有一户特殊的邻居，五六个上海的女知情，个个穿着瘦腿短裤，留着短发，很洋气，很白净，很漂亮，说话也好听，邻居都很喜欢，经常给她们送好吃的。她们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人们也很关照她们，不让干累活。后来陆陆续续的走了，只有一位结婚的没走，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不知过了多少年也回去了。
母亲是家属委员，相当于一个小片长。我记得，我们这片有一户老地主，好像有六十多岁，是个戴帽的“四类分子”，母亲负责他的改造工作。母亲经常去他家里了解他的思想情况，过年过节也去看看，慰问一下。母亲积极的为他奔走、游说，最后帮他“摘帽儿”了。可是，改开后，一次我和老地主的孙子喝酒，他还提起这件事，言外之意是我母亲整了他们家。我笑着说：“是我妈帮你们家摘了帽儿”他点点头认账了。1990年，这个老地主孙子的妹夫当了厂长，就是我和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刚开始干的不错，工人们都长了工资，很欢迎他，老地主孙子也因此抖起来了，当了锅炉班长，很活跃，很好使，不少人都围着他转。再后来，听说那个厂长抓起来了，跟大连的一家公司合作，不给定金就发货，留下两千多万的大窟窿堵不上了。老地主孙子也蔫了，没人理他了。那个厂长出来后，又去朝鲜做生意，据说也是跟大连的人干，还回来带走了不少原单位的生产骨干，干了几年又故伎重演，没影了，工人们又跑回来了。看看吧，这就是精英们的嘴脸。国企咋跨的？大概人人心知肚明吧？
我对那时候的“工作组”也有一些粗浅的印象。当时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近，有一个林场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林场的干部有反映，局里派了一个工作组下去解决问题，父亲是专案小组的成员。我那时候上小学，有一年放暑假我随着父亲去过一次那里。记得，工作组的人每天都找当地的群众了解情况，和老百姓关系搞的很好。有一个姓修的人，好像是知识分子，是被整的对象之一，父亲很早就认识他。我听父亲和母亲说，这个姓修的没啥大问题，就是嘴没有把门的，有人要整他。父亲办他的案子，就在文字上为他帮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来就没啥问题整人干嘛？这个林场的书记是被“整”的主要对象，到底是啥问题我至今不清楚。改开后，这个书记到了组织部工作，干的风风火火，被树为先进典型，说是工作认真，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等等。对此我不太清楚，不过，这个组工干部有一个虚头吧脑的儿子我认识，进了法院工作，这恐怕也是他“公而忘私”的结果吧？我还记得，在工作组的办公室里见过几只半自动步枪，就立在墙角上，门也不锁，没人偷，我还没事拿着玩玩，不敢装子弹。我想，那个工作组的办法很不错，如果现在用在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上，效果应该很好，因为工作组走的是群众路线。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个时代条件那么艰苦，全国人民不仅没有趴下，而且人人精神抖擞，个个干劲冲天，为什么？从小的方面说，有一个人人平等的和睦的干群关系和劳资关系，没有贫富差距，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希望，有明确的奋斗目标，而且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有较强的政治觉悟；从大的方面来讲，应该说这得助于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如果没有国家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水电等方面的福利投入，那恐怕真的要回到卖儿卖女的旧社会了。试想，如果现在每个家庭不是独生子女，还是过去那种大家庭，谁能扛得起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的压迫？要想维持生存，要么就得当丐帮帮主，要么就真的得组织黑社会了。所以，我敢说，现在所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依靠强制性计划生育这个国策带来的。除去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交通发达、楼市狂飙、股市跌幅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外，相对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是大大降低了。所谓改开30年的巨大成果，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庞大、完备、坚实的工业基础设施，得益于“两弹一星”和强大的军工做国防的保障，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由“乒乓外交”打破的外交封锁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所谓的巨大成果哪去了呢？一方面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得有能力投资高速、高铁、摩天大厦等重大拉动内需的项目，有能力购买“两房”债券，支援友邦的房产事业；一方面是被极少数利益集团、腐败分子分享了，而普通民众则成了改开的巨大牺牲品。这恐怕就是目前维稳形式严峻的症结所在吧？
有人说，目前许多人有怀旧心理。是的，我们都在怀旧，因为我们无法忍受腐败分子的疯狂与肆虐，我们无法面对贫富悬殊的现实，我们不忍看到国有资产被无端贱卖、国有企业被任意践踏宰割的乱象，还有那强征强拆、暴力殴民、拘押上访民众、豆腐渣工程等等骇人听闻的事端更是令人目不忍睹、义愤填膺！是的，我们就是要怀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民主选举”的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干群平等”这个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贫富均衡”这个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没有贪官、没有妓女、没有黑社会”这个旧；就是要怀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这个旧。。。一句话，就是要怀毛泽东这个旧！道理很简单，谁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谁为人民大众说话，谁为人民大众撑腰，我们就坚决和谁在一起，就坚决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他，这是天理之道，不容质疑！
（五）两个不同时代 两种不同劳模
劳模，顾名思义，各行各业中的模范，在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值得学习的良好素养，尤其是在本职工作方面有着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全国人民推介了一大批政治突出、品德高尚、工作勤恳踏实的先进模范人物，如王进喜、时传祥、倪志福、吴桂贤、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等，他们的事迹不仅感动了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民，而且在经历了几多岁月沧桑和风雨剥浊后，依然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熠熠生辉。时代需要劳模，时代呼唤劳模，时代尊敬劳模！
在我的家乡也有一批劳模，有的名声显赫，有的默默无闻；有的是管理层精英，有的是普普通通工人，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局限我接触过的不多，只能就自己所认识或所听到的谈一点表层的印象，供网友们饭后茶余品头论足。
曲士贤，女，现已退休。她曾经是我们这里制材厂的选材工，就是把车间里加工出来的板材按照材种、规格的不同进行分类堆放，并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板材挑选出来，以便返回车间改锯。对于她的名字我在初中、高中念书时就很熟悉，因为父亲也在这个单位工作，经常在家里提起她、夸奖她。有幸的是，我技校毕业后也分配在此单位，不仅亲眼目睹了她劳动时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风采，而且也听到不少对她的评价，甚至也吃过她不少“苦头”。由于她工作时太认真，甩出的“改锯材”一堆一堆的，我们车间工人都挺“恨”她。队长有时和她理论，她不说话，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气得我们就在背后骂她“老古板”。那时挺兴请客送礼，还没发展到送钱的地步，有人出主意“请她吃一顿吧？”队长却说“别找挨骂了！”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在这个岗位干了20多年，后来领导几次要给她调一个轻快一点的工作都没调动，她不走。最后一次她实在拗不过，去作了检尺员，那天，她哭了，有的工人笑了，我听说后心里有点酸。此后，曲士贤再也没当上劳模。其实她的岗位很平凡，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冬天一身冷，况且再认真也做不出什么大贡献。然而，这些都不重要，我想告诉网友的是，曲士贤在选材工这个岗位工作期间，她父亲，—位副团级转业干部此时正是我们林业局的副局长。对此，不知各位网友作何感想？
王和义，男，现在家乡以外的一家制材行业工作。我对他了解的比较多，他的劳模材料是我帮忙写的。为此，我还接受了他给我买的一条烟，当时（好像是1989年）价值15元。不知道这算不算“受贿”？呵呵。那时，他是一个大锯手，每天早来晚走，对机械格外爱惜，保养得也好。他的产量一直在车间名列榜首，从来没人超过他，产品质量和出材率也屡创新高。有一段时间，其他锯手都孤立他，他开锯就跟着开，他停锯就都跟着停，名曰“向劳模看齐”。1990年我离开这个单位去机关工作，对他的情况了解得就少了。再后来，头一位厂长因为经济问题坐了“班房”，换了一位厂长，据说是为了节省劳动成本，电气化改成了机械化。之后，这个厂长也因为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又换了一位厂长，更甚，现代化砖瓦结构车间又搬迁到了四面透风的木板车间，现在已经濒临倒闭、破产的边缘。而原先厂子里的生产骨干都去了个体的厂子，都是“小头目”。听说王和义好像在唐山，做了“高管”。
刘兴波，男，原来是我们局的局长，现离休。这个人物十分了得，做过全国劳模。我对他的口才很佩服。有一次，可能是199X年江泽民到我们这里视察一个厂子，局里召开了一个报告大会，这个局长做了报告，很精彩，我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局很火，他搞了一个“飞鸟战略”，也就是以木材生产为“鸟头”、综合利用与多种经营为“两翼”的经营方针。这个“飞鸟战略”到底“飞”没“飞”起来我不知道，只知道他自己“飞”的挺高。从老百姓的眼光看，他在任期内，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们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能是他花钱挺谨慎，连一个像样的商场也没建起来，以至于本来应有的商业中心地位都被周边的镇子夺走了。我们局里的水泥路是他任职时修的，职工每人捐了20元，用他的话说“局里不缺这点钱，捐款是为了体现凝聚力”。政绩究竟有多少老百姓实在说不清楚，也看不到，不过风流韵事倒格外精彩。有传说，他的“生殖器”被一个女人用刀割过，而自己不承认。为了辟谣，听说他在班子会上要脱给大家看，弄得满城风雨，呵呵，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们这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
杜洪颜，男，刘兴波的继任者，离休后做了我们这里最大一家企业的董事长，看来钱挺冲。这个人很有传奇色彩，据说当年李德生到我们这里来看中了他，想带他去北京，真假不详。他在任副局长时，家里挺不幸的，先后遭了两次贼。第一次被盗28万多元，还有一只手枪。第二次被抢走8万多元，更惨的是他爱人、儿子、侄女都被害了。当时，我在机关里对同办公室人员的言论颇为不解。当着公安局长爱人的面，一个个都表示极大“愤慨”和谴责，背后又一个个高兴的要死，还说“活该”。呵呵，真是什么“鸟”都有！以后，他做了局长，总算在局中心盖了三四栋大楼，这是本局建筑史上最大的“亮点”。为甚这么说呢？因为这几栋楼一方面总算填补了本局没有商业中心的空白，一方面此局长后办的爱人就在这个中心区域大楼的二楼开了一家1000多平米的“维持温饱”的大酒店，取名“悦宫大酒店”。每到夜晚霓虹闪烁，高级轿车排列整齐，为长白山脚下这个小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如此，这个局长好像很讲亲情，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妹妹也先后升迁，都在比较重要的部门任职，老百姓都说他搞“杜氏家族”。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他胸配大红花、神采奕奕的被一帮人簇拥着、欢送着，去参加省劳模大会，我真不知道是该为他喝彩、还是为他悲哀？更有戏剧性的是，在他即将离休的时候还做了一次“擒贼”英雄。有两三个流窜作案的歹徒，不知怎地“窜”到了他的家里，用枪顶着他的脑门要“借”点钱，恰巧他的司机也到了，就发生了一个“局长生擒歹徒”的好戏，在我们这里被当成街头巷市的“美谈”。呵呵，这个劳模局长有戏吧？
好了，以上不知深浅地谈了我所认识的4位劳模的“事迹”，都是我亲眼看到或是亲耳听到的，而且这4个人我都曾面对面的见识过，不知给各位网友增添了几分雅兴没？殷切地期待着你们把自己所知道的身边“故事”讲出来，以供大家分享。
（六） 有一种情结叫热爱
有一种情结，任凭时光的砥砺、风雨的剥浊依然痴心不改，它叫热爱；
有一种情绪，任凭奸人的诋毁、叛逆的诽谤依然毫不动摇，它叫捍卫！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而人绝不是木头，也不是机械。那些史学家们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高级生灵。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是敢于面对历史、敢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相反，也有一些人把自己伪装、标榜成实事求是的旗手，利用党内存在的历史问题，蒙昧良心、歪曲历史，充当政治斗争的急先锋，其结果却是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成为丧家之犬！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本人对有人拿着放大镜看毛的错误的做法深恶痛绝。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一些人不过是对大跃进、反右、文革几个方面颇有说词而已，本人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也只能参照一些资料和老人们的议论以及自己的分析谈点看法和认识。先说说大跃进。邓小平文选中提到过，大跃进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这个说法是中肯的。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是主要抓经济的，当时脑子也是热的，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讲过，“两本账”是他提出来的，而“土锅炉”是陈云提出来的。况且，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这个责任并作自我批评，仅仅这样的举动和胸怀就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没人敢比的。想想现在，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至今没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没人敢说一句自责的话，更证明毛的伟大。至于文革，谁都不能否认，毛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针对刘少奇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走资派”？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有的，而且还不少。我相信，毛是伟人，高瞻远瞩，有超前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他是对的。至于说文革被坏人利用了，也是事实。这不足为怪，即使现在不搞运动，坏人更多，也不少整人，更狠。再说反右，那些人主要是抓住“庐山会议”大做文章。我看过一本叫《国防部长浮沉录》的书，看第一遍的时候，对毛的形象有点动摇，看两遍、三遍的时候，就彻底看清了的面目和用心。他们是带有很明显的立场和倾向性的，与其说是“纪实”不如说是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也是为去毛化服务的。采取断章取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写法，任意夸大毛的责任，而对彭所起的负面作用只字不提，其用意就是把庐山会议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从而起到误导读者的作用，已达到丑化、污蔑、歪曲和否定的目的。况且为本书写序的那个人就是毛的一个兼职秘书、某部副部长、庐山会议受到冲击的李锐。他在序中言辞激烈而偏激，完全丧失了对领袖的最基本的感情，充分暴露了他耿耿与怀、怀恨在心、发泄私愤的个人情绪。听说他还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我没看过，也不想看，我相信他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关于彭毛冲突，我在一本写贺龙的书中看过比较详细的描写，没有的倾向和议论，客观而公正。事实上，庐山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要纠左的，但彭在会上抓住大跃进的失误不放，逢会就放炮，直呼毛泽东其名，完全是要追究个人的责任(也就是追究毛、刘等人的责任。王光美做过这样的回忆）彭是军队的干部，对经济工作过多的干预和指责是不妥的，尽管他是副总理。根据彭的个性，我看他是过多地受了别人的唆使，被人利用了，做了人家的炮灰。这样，由于彭的鲁莽，就打破了中央纠左的部署，进而引发了彭毛冲突。彭在毛反击他时大骂：“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啊？”这一“操”使冲突升级，引起与会者激烈的批判，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刘伯承、贺龙都做了定性发言，指责彭的分裂行为。其实，对于彭毛冲突，我个人以为，这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是两个对新中国的建立都立过大功的人之间的冲突，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对此大肆渲染，恶意歪曲是不道德的，更是居心叵测。我由衷地祝愿两位伟人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握手言好。
也许有人会说，你一个草根来评价伟人是不是有些自不量力？那我倒可以告诉你，只有我们这些经历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贫民百姓才能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也只有我们这些对社会有切深感受的草根才能无情地撕去你们这些流氓政客、所谓的史学家的画皮，从而让更多的人看清你们一张张邪恶、卑劣、贪婪的丑恶嘴脸！毛泽东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爱他的人多数是老百姓，这就足以说明他的治国策是深入民心的，还有一部分是生活在上流社会中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敢于说真话的人。他们对党史有基本的了解，是诚心诚意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对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有一位共和国大将叫黄克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义正言辞的说，毛泽东的名字是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盘否定毛泽东就是全盘否定共产党。他对林彪做了也做了很客观的评价，他说，林彪是整过我的，但我还是要说实话的。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是不符合历史的，他是精通军事的，在战争年代是有很大贡献的。将军的讲话掷地有声、针针见血、一语中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反响强烈，对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还有王震将军，在反毛化很凶的时候，对军队的干部说，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心底无私、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道德情操。其实，无论是黄克诚，还是王震，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相当大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心声，这对于那些企图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人无疑是一个最有力的重创。那么，反毛的人到底是一伙什么样的货色呢？他们可能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至今怀恨在心，也可能是文革中受过冲击耿耿于怀，更可能是那些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及其纨绔子弟们。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毛时代得不到，故而污言秽语、信口雌黄，恶毒攻击。那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的是金钱、美女、别墅、汽车，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为所欲为，是永远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做威做福、横行霸道。现在，这些他们都得到了，却又惶惶不可终日，惧怕人民的觉醒，惧怕等待他们的严厉的审判。于是，就尽其阴险狡辩之能事，别有用心地攻击人民的领袖，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念念不忘的全盘西化。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根本清除“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患，彻底结束他们那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强盗般的生活，从而使他们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合法化，并保住充满铜臭味的如同僵尸一样的满门狗命。然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3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那些反毛极右势力非但阴谋不能得逞，却落得个搬起石头砸痛自己脚的笑柄，那一张张阴险、狡诈、丑恶的画皮也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如果说文革时期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是盲目和被动的，那么现在出现的走近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推崇毛泽东的现象绝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老百姓通过对建国前后30年的对比以及对当前出现的表现在教育、医疗、就业、房产等方面高投入的负重累累的现实 ，当然，更有那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 ，已经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时代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时代。在那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虽然人们生活清苦，物资贫乏，但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贫富不均，没有贪官污吏，没有黑社会，没有妓女，也没有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人们一心一意地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艰苦奋斗。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真的就像一个大家庭，那样的温馨与幸福。我们缅怀，不是需要贫穷，而是追求一种朴实与和谐；我们坚持，不是需要争斗，而是追求一种公理与正义；我们捍卫，不是需要固步自封，而是追求一种更为理性、健康、科学、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开放；我们赞美与歌颂，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让我们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让一个伟大的民族威严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上唱响了华夏子孙的最强音！
尾 声
记忆，是一种沉淀，是一种怀想，是一种感悟。
记忆，如血残阳，绚丽而悲怆！
是谁，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是谁，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是谁，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是谁，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是谁，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是谁，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是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是谁，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是谁，宜将剩勇追穷寇，绝不沽名学霸王？
是谁，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是谁，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是谁，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是谁，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
是他，毛泽东。
千古伟人，江河万古，日月同辉！
他，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
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共同的声音，任何人也无法扼杀我们的喉咙！
面对李锐、袁腾飞们，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回答 ——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需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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