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上都成功的解决了建立中国革命力量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之所以说它是最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而且从孙中山的革命教训来看，虽然全国的政权已经唾手可得，但是因为没有强大革命力量的基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也如同望梅止渴。而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由于发现和迅速壮大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非常牢靠，也因为这一点，新中国一诞生，政权基础就非常强大。
毛泽东以前的政治统治者或者革命领袖，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社会需要大革命时，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叶公好龙不愿意去正视中国社会的主要革命力量。由于没有革命力量的基础，因此他们的政权基础非常脆弱。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受着多重政治和经济的压迫，他们想改变生存状况的革命愿望非常强烈。鲁迅写的阿Q传，是中国农民生存状态、愚昧思想和他们随时渴望“革命”的一面生动的镜子，阿Q代表了中国广大的农民，而中国又是个农民国家，中国的革命如若离开农民，如若不顾农民潜在具有的强烈革命愿望，那么发动革命运动就如同舍本逐末。
对鲁迅写作阿Q 的本意，一直到今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鲁迅刻画阿Q的本意恐怕是认为，中国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民众都如同阿Q一样，远远的不具有现代的民主革命意识，因此鲁迅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是悲观和绝望。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毛泽东从另一个角度去评价阿Q，说阿Q参加革命只是想多拿一些东西，但旧的革命者却不让阿Q革命。毛泽东在阿Q身上，看到了中国遍地都是革命的力量，中国赤贫的无产者比比皆是，他们会为了争取一点点物质利益而毫不犹豫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参加革命。
营销学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和上面的道理颇为相似。有两个卖鞋子的人跑到非洲，发现非洲人都不穿鞋，有个人很绝望的感到在非洲一双鞋都卖不掉，而另一个人结论截然相反，认为非洲卖鞋的市场无比广阔，因为非洲人都将会穿上鞋。
毛泽东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一开始就和农民运动紧紧的联系。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分析中国的革命主要应该依靠农民的一篇代表作，对当时的大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路线，以及共产党发动工农革命，全中国兴起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对地主和旧中国的其他权贵势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国民革命军中的很多军官出身于地主或者旧势力的家庭，他们的亲友在家乡成为农民运动的革命对象，甚至被批斗游街，于是他们的革命情绪受到影响，革命队伍也开始分化。不仅国民党的右派坚决反对农民革命，陈独秀等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也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
毛泽东在该文中对农民运动的情况作了许多真实的描述：
现在，“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种状况，在鲁迅的阿Q小说当中我们曾见到，但湖南农民的革命精神，比阿Q时代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形势起来了。
对待农民运动，文章写道“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糟’字。”
然而在舆论一边倒的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针对指责农民运动“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毛泽东驳斥道：“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如同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毛泽东坚定的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的革命利益大声疾呼，毛泽东甚至一针见血的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对农民过激行为的必然性，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解释：“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更加精辟和深刻的是毛泽东看到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鲁迅笔下的阿Q，对革命麻木不仁，革命党人无视他们的存在，不欢迎他们革命，而毛泽东调查中认识到的农民，在革命理论的指引下，却成为革命先锋，他们生机勃勃，充满自信，对未来充满理想，毛泽东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毛泽东反对看不起农民，而是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光有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知道农民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加入革命，但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如果不给予农民先进的思想理论教育，农民革命组织就会如同乌合之众。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对农民和军队的教育，重视党的组织和理论建设，在革命漫长历史中，毛泽东作出的几项重大政治决策，对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胜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比如，1927年10月的三湾改编确定了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党指挥枪、官兵平等，等一系列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和制度，建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治军纪律，战争年代长期实行供给制，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多次深入的开展党内整风建设，等等。
以鲁迅笔下的阿Q为主要成份，经过毛泽东的组织和教育，竟然最后能够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这是毛泽东一手创造出来的中国革命的奇迹。显示了毛泽东的思想、组织、教育和军事的多方面才能。
毛泽东通过政治思想挂帅的革命路线，成功的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成一支意志坚强、能征善战、永远依靠群众的强大的革命队伍。我们从黄克诚回顾中国革命的谈话中，去领教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精彩片段：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毛泽东组织农民和教育农民的过程，是曲折而漫长的，正因为它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考验和锤炼，毛泽东才得以总结出中国革命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中国革命力量才建立起牢靠的基础，并且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因此，1949年新中国政权与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新型政权相比，其各自的实力基础有天壤之别。因此各自的统治局面也是截然不同，辛亥革命后中国是陷入政治分裂，而毛泽东的新中国政权，却不仅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实现了近现代中国首次强大的政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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