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精英”们和无知者总爱拿毛泽东的错误说事，譬如说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食堂、文化大革命等等，不仅百般嘲弄，而且极尽放大、抹黑，甚至造谣说毛泽东反对计划生育等等，好像毛泽东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而自己就是普渡众生的救世主。但事情果真如此吗？于此，再较较真，比较比较。
大跃进，问题诚如“精英”们所说，工业“放卫星”，农业“放卫星”，各行各业地不切实际地冒进蛮干，特别是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事后表明，仅此一项全国即损失约二百亿元，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甚至在个别地方因忙着炼钢铁而无人收粮，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引发三年严重困难，乃至最后饿死人了——“精英”们最后连算带估搞出了经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诞不经的“饿死三千万”。后果的确严重，的确值得检讨和批判。但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大跃进，“精英”们却一再回避，要么闪烁其辞，要么干脆三缄其口。然而，历史却清楚地记载的这一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自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社会安定、民风良好。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地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这种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以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为目标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即“超英赶美”）。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6月17日，国家计委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看后，更加兴奋。综合各方“好消息”，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样的问题，正如后来有人评论说“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由此看出，大跃进的产生不过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怀着让新中国迅速崛起并“超英赶美”的热切盼望，而违反经济规律、超越现实条件推行的激进措施。虽然手段不可取，但目的哪里错了？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让中国实现全面跃进、超英赶美的领导人才不是好领导人！才是误国误民、混天潦日、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混蛋！
人民公社食堂是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的产物。1958年７月１日《红旗》杂志刊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第一次提出“人民公社”。８月６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当地领导汇报了他们对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的缘由，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同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８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中，刮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各地大办人民公社食堂，人民群众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免费就餐，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让人民群众连吃饭都免费，这是毛泽东不顾客观条件，试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不断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生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来迅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并很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又一梦想。虽然实践证明这一梦想是超现实的，并且是失败的，但出发点——让人民群众迅速脱离旧社会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正相反，恰是证明毛泽东与人民骨肉相连的最好明证！
文化大革命是对新中国建设影响最为严重的政治运动，也是“精英”们痛批毛泽东的最有力证据。这次运动，错误地提出“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不仅冤枉和迫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而且让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陷入严重混乱。对此，“精英”们称作“十年浩劫”。然而对于这场运动的成因，精英们要么依旧回避，要么一口咬定毛泽东判断形势错误。然而，这个回避和咬定为错误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史料记载：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国家路线出现错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相当多的单位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这些人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性质，一味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私有制，有资产阶级复辟和党内形成新的资产阶级，进而颠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的倾向，因而将这些人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并亲笔撰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动人民群众起来二次“革命”，向“走资派”夺权。毛泽东的断言是否正确，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中国因为他的干预而没有推行私有制，因此他的担心和忧虑没有成为现实。但他死后，中国推行私有制了，结果又怎么样呢？看看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邓贵大、逯军等人的所作所为，看看邓玉娇、刘兴伟、王斌余们的悲惨命运，看看黑煤窑、黑砖窑、黑工厂、“三鹿奶粉”、“大头娃娃”事件，看看国有、集体企业纷纷被强行关闭、贱卖、赠送，数百万工人一夜之间大下岗沦为失业者；看看农民的土地被圈占、贱卖，地不养人，千百万农民只好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去打工……当知时下的中国，不仅资产阶级已经复辟，而且党内也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甚至是大官僚。新旧资产阶级联合，共同构成“精英”阶层，而对人民群众肆意凌辱和宰割。由此，又怎能说当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正相反，恰证明这是一位伟大的、睿智的政治家，他在社会安稳的时候即居安思危地看到了身后的严重忧患，并抢先一步下手，力图防患于未然。而且，事实表明这场运动也并非真的就是“十年浩劫”，史料记载：“文革”期间，中国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籼型杂交水稻育成和推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大批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成功；珍宝岛之战取得重大胜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到打完美帝打苏修，敢于藐视一切强敌；外交不仅巩固了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赶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加入了联合国。特别是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政治地位达到了五千年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绝后的权力巅峰，不仅当干部当到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的高位直接掌权，而且可以真正地监督、批评、批判各级党委、政府，甚至直接揪斗国家各级干部。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却不能不说“是一场由领导者前瞻发动，被各种势力倾轧搅乱的斗争”，是毛泽东从美好愿望出发，力保红色政权代代传，但最后却控制不了局面的孤注一掷式搏杀。究其本质，还是一场精神可嘉、方法不当的错误。
对照毛泽东的错误，我们时下“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又该是什么性质呢？
疯狂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鼓励人们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把国人的思想由“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转变为“个人利益至上”，把国人的行动由克己自律、舍己为人转变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把领导干部由焦裕禄的勤政廉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转变成陈良宇、邓贵大的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欺男霸女，甚而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由“利人”——向善，逐步更改为“利己”——向恶，将五千年无数先贤圣哲、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仅用三十年功夫即消灭怠尽，摧挎了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这是错误吗？这是对民族的犯罪！
为了推行私有制，把蛀虫们人为地吃光、挖光、挥霍光国有资产栽赃为公有制经济制约，进而又强行关闭、破产国有、集体企业，把工人们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百万、千万、亿万国有、集体资产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连卖带送地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更把几百万工人像猪羊一般地驱向劳务市场，赶进私营业主的黑心厂、矿、窑、司，出卖苦力和剩余价值，甚至肉体和生命，既而又剥夺工人、农民的发言权、执政权，把各级人大、政协搞成“精英”沙龙，不仅摧垮了工人阶级——共和国执政的政治基础，更把维护人民执政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压榨成仅有的南街、华西等几个地方和石油、电力等几个特殊行业，甚而还嫌不够，叫嚣要打破国家“垄断”全面推向市场，让富得大腹便便的新兴资本家膨胀流油，完全颠覆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法规。这是错误吗？这是对国家的犯罪！
通过不加限制的市场经济无序竞争，一方面生产腰缠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买飞机、坐豪车、住豪宅、锦衣玉食的大富翁，一方面批量克隆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的穷苦人。在制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重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又任由“精英”们为富不仁到逼着邓玉娇、刘兴伟、王斌余们去杀人，走“逼上梁山”之路，把人民群众——人口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任由“精英”们肆意欺凌、宰割的草根和鱼肉。“精英”们竟然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闹革命的初衷——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在一个以“人人平等”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剥削和压迫，把中国人民一步步引向万恶的旧社会。不仅如此，“精英”们在以0.4%的人口数量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攫取了国家70%的财富后，疯狂叫嚣“依法治国”，甚而推动国家修改宪法，增加“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条款，妄图把剥削及非法攫取的财富合法化，用法律来巩固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乃至是罪恶的社会制度。这是错误吗？这是对人民的犯罪！
更为滑稽的是“精英”们一面叫嚷“建设法治社会”，一面不顾“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训，利用私有制膨胀国民的私欲、贪欲，让国人贪婪到为财富而不惜偷盗、殴斗、走私、贩毒、卖淫、抢劫、抢银行、杀人和灭门，最终消灭了毛泽东执政时期的谦逊礼让、邻里和睦、团结互助，让社会关系骤然紧张，人们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不仅动辄对簿公堂，而且频发街头暴力，黑社会真刀真枪地祸害民众、相互火并由银幕走入现实……“精英”们大搞法治建设，不但没有带来社会的和谐，反而葬送了原有的安宁，带来了中国的高犯罪率，打掉了新中国的社会安全感，让人们由夜不闭户一步步发展到紧锁家门，继而铁笼林立，继而锁门也被灭门，“法治”最终变成了“法乱”。这是错误吗？这是对社会的犯罪！
自己犯罪了，只字不提，却对别人的错误念念不忘，“精英”们做事竟然做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地步。但不管“精英”们怎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样抹黑别人扮亮自己，历史还是历史。毛泽东的问题再怎么说，也还只是错误，是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违反经济规律、超前冒进犯下的错误，是好心办了坏事，尽管这种错误代价高昂，甚至死了很多人。也正因为是好心办了坏事，所以民众——人口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并不记恨他，甚至一如继往地怀念他。而时下的“精英”们，却是故意引诱党和政府逐步地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捣毁人民赖以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恢复剥削和压迫制度，为了“精英”们的幸福而把人民推进水深火热，这是地道的犯罪，尽管有时候他们也做了一些好事，但人民仍然唾弃他们、仇视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是黑的，是歹心办了好事。
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犯罪，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毛泽东和“精英”们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把“精英”们的种种“辉煌成就”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是对毛泽东的侮辱，更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中国人民还没有弱智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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