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基本的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时，他不会产生生理的痛苦（如饥饿、寒冷等），但也不会觉得幸福。人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那种所谓的激励因素，也就是说当人们被肯定，被欣赏，被支持，有成就，有责任感，有信仰时，便会觉得幸福。
20世纪5O年代末期，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们在美国匹兹堡地区对二百名工程师、会计师进行了调查访问。访问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在工作中，哪些事项是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并估计这种积极情绪持续多长时间；又有哪些事项是让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并估计这种消极情绪持续多长时间。赫茨伯格认为，那些能带来积极态度、满意和激励作用的因素叫做“激励因素”，包括：成就、赏识、挑战性的工作、增加的工作责任，以及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如果这些因素具备了，就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激励。赫茨伯格认为传统的激励假设，如工资刺激、人际关系的改善、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等，都不会产生更大的激励；它们能消除不满意，防止产生问题，但这些传统的“激励因素”即使达到最佳程度，也不会产生积极的激励。
双因素模型能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一些社会现象。
一般人很难理解革命者为了理想和信仰甘于抛头颅洒热血。革命者是怕死的，否则不需要显得那样的壮怀激烈。“人生自苦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在写下这句诗时，杨开慧在临刑前背诵这句诗时，内心必然存在着对死亡的恐惧。但丹心的追求可以让他们敢于面对生命的死亡。丹心是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信仰，属于激励因素。在这种力量的激发下的，人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这个理论也可以解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会有那么旺盛的精力。事实上可能主要不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天赋和体魄，而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发挥了无穷的潜力。心理学家发现，人的潜力往往只被发挥了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潜力都被雪藏了，被压抑了。当人在信仰、抱负、责任感等激励因素的驱使下，就能发挥更大的潜力。
国军士兵能发军饷，红军战士没有军饷，但前者贪生怕死，而后者却奋勇而前。朝鲜战场上，美军武器装备先进，但却打不过武器落后的志愿军。美军贪生怕死，他们缺少志愿军那种为国家为民族英雄献身的精神。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士兵会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官兵一致，士兵参与军队的管理，士兵们为自己所代表的普通大众而打仗牺牲，而不是为了那些官老爷的利益打仗牺牲，他们觉得这样的牺牲既光荣又有意义。在这种主人翁意识的激励下他们奋勇向前，不怕牺牲。相反，国军和美军的普通战士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缺少这样的主人翁意识，他们的死在他们自己眼里也是觉得不值得和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才怕死。军官们试图通过物质激励来激发战士的斗争精神，但这种激励的作用是很短暂的。试想，谁会为了几块大洋而丢掉性命，丢掉了性命大洋又有何用？
毛时代的人们能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创造出如此伟大的成就。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红旗渠，成昆铁路，大庆油田，都是在极其坚苦的条件下完成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毛时代的普通群众，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着的，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这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觉得被认可、被欣赏，有成就，有责任。他们被真正的激励了。大寨的普通农民，为什么能够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克服艰难险阻，把那些荒山改造成良田，并取得了亩产的不断丰收，而小岗村的村民却要二十年年年吃供应？很简单，就是因为前者正象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一样，被激励了。
相反在改开时代，人们怨声载道。按理从经济上来说，大部分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人们还是满腹报怨并怀念毛泽东时代。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 改开时代，经济为中心，人们忙于追逐金钱和利益。利益的激励是有限和短暂的。当利益达到后，人们便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当而利益没有达到时，人们产生了普遍的不满。当今群众好象变成了一个填不饱的肚子，一个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因为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不满。而毛泽东时代，虽然利益很少，但很公平，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所以不但不会觉得不满，反而被很好的激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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