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浓厚的“小人物情结”
毛泽东的小人物情结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是用理想主义精神对人性善的高扬；一些打着资本主义价值观旗号的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的所谓“人性论”，只不过是人类人性丑恶中趋炎附势的“大人物情结”，这种庸俗的“大人物情结”恰恰是“以人为本”的悖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他和当时担任农村工作部秘书的杜润生等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行我素，固执于自己的一套主张，而不服从中央的决策，也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更何况那些小人物呢”。毛在这里所说的“小人物”其实并不小，指的是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陈与邓、杜等人有歧见，而与毛一致。但作为副部长的陈的意见未能得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包括邓子恢在内的一些人的同意。因此，在此后的毛对邓等人的批评中，讽刺邓“听不进小人物的意见”。毛在这里之所以把陈称作“小人物”，不仅是相对于邓这个部长来说的，还有其它一些微妙的情感因素。显然，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的不同意见，毛在邓这个“大人物”和陈这个“小人物”之间是偏向于小人物的。尽管这个小人物并不算小，毛的“小人物”情结也可见一斑。
相比较于陈伯达这个实际上不算小的“小人物”，蓝翎和李希凡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年龄资历上，的确可以算得上货真价实的“小人物”了。一九五四年，两人写作那篇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时，均为不到三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尽管当时的社会上不宣扬高低贵贱的等级区别，但是，两个人在声名显赫的红学大师俞平伯面前，只能算是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毛泽东却看上了这两个名不见经传却有勇气、不迷信学术大师的“小人物”，并对他们敢于挑战权威的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鼓励。
还有几位指出毛泽东诗词中用词不当的“小人物”、毛泽东的“一字师”。其中，黄任轲作为毛的“一字师”的时候，年仅二十岁，系复旦大学一名在校学生，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一九五千年一月，毛泽东的《菩萨蛮·黄鹤楼》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黄同学读到其中的“把酒酎滔滔”，感觉其中的“酎”字是“酹”字的笔误，遂写一封“北京，毛主席收”的信件，寄往北京的毛。不久，黄同学就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复信，信中说：“黄任轲同学：你的来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说你提的意见是对的，嘱我们代复！此复，并致敬礼！”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体现出毛泽东这位足够大的“大人物”内心深处浓厚的“小人物情结”。心理学的理论揭示，肯定“小人物”、同情“小人物”的“小人物情结”一般来自两个层次，一是来自大大大的“大人物”，像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大人物天性和生涯中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其中自然地包含着“小人物情结”。而且像毛这样的“大人物”的“小人物情结”涵盖天下苍生。此种情结是通俗所说的“越是坚强和高贵的人越有同情心”的心理学基础。再者，小人物中间对更小的小小人物的同情的“小人物情结”则来自小人物中间的乐善好施者，而且一般是比较木讷的、忠厚老实的乐善好施者。而在中产者和普通的大多数彼此中间，这些阶层中人对比他们更弱小的小人物的态度上，却较少较困难地产生“小人物情结”，而更多更容易地产生仰慕大人物的“大人物情结”。
“小人物情结”的产生，除了上述的大人物天性中的悲天悯人因素，还有外在的社会因素，即一个人的经历对他的“小人物情结”的影响。那么，毛泽东的“小人物情结”产生的社会因素是什么呢？
很早就有不少学者对该话题的研究充满了近似猎奇般的激情。有学者把毛泽东的“小人物情结”基础归结为他早年遭遇了大人物的冷遇后的心理应激，有的学者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这归因于毛受到大人物冷遇后的变态心理、仇知心理。当年，毛作为一名来自湖南山沟里的农村伢，到北京大学这所洋学堂做图书管理员。当他充满外省青年的热情和乡下青年的天真，向已经声名显赫的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张申府等文化名人讨教时，胡等人却没有兴趣听他这名乡下伢浓重的湖南土话。于是，年轻的毛泽东的稚嫩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此留下了一道恐怖的伤疤，后来而且还变态了，以至于他在以后的职业革命生涯形成了强烈的仇知心理；及至登基，这种变态心理更是变本加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此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变态心理的心理学基础和真正的动因。
一些学者在如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量地拎着伪心理学的解剖刀剖析毛泽东的“狭隘”、“变态”心理时，更是搬出钱基博也就是钱钟书的爹爹抑或钱钟书的爷爷也就是钱基博的爹爹为反证。当年，尚未成名的钱爹爹或者钱爷爷也曾像彼时的毛泽东一样，满怀求学探真的热情，进京向一些名宿耄耋求教，其中包括向梁启超还是梁启超的爸爸求教。但是，这名同样年轻的江西佬也像毛泽东这个湖南伢一样，遭到了大师名人的冷遇；再但是，与因此偏激了、变态了的毛所截然相反的是，钱小伢并未怀恨在心，而是唯唯诺诺地打道回府，以冷遇为动力，在老家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若干年后，终于也成为了像冷遇他的那些人一样的文化名人，成为了可以冷遇其他的乡下伢的洋学堂的大师。
把毛泽东架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故事上烤的人，目的很明确，就是力图证明毛天性中的狭隘和受到创伤以后的变态，并为以后的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找出心理学的深层依据。
因为不停地说道“心理学”，不妨在这里说一说心理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关系的题外话。随着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今天，不少学者主张在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引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领域，对于一些与历史人物有关的问题，可以大胆引进心理学的理论，进行合理的推测。这是一个不易把握的问题。在历史学尤其是比较敏感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方面，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引入心理学的某些已经被实证为科学的基本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比如，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思想的逆转，例如，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所谓“五月变化”的研究，因为缺乏足够的实物资料佐证，只能靠推测。但是，这种推测，只有建立在心理学的正确理论基础上才有资格作为学术结论，任何尚未被心理学证实为颠扑不破的心理学理论，都不宜被贸然引用过来。否则，本来就扑朔迷离、缺少实物证据的历史事件，再加上本身就不确定的模模糊糊的心理学方法论，这样的双重揣摩手段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实在惊险！许多时候，依靠这种手段得出的结论，仅仅是“莫须有”。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学术道德状况异常地目不忍睹的境况下，更不宜轻易采用心理学的分析办法。学术道德没有保证的研究者，极有可能在一些关键的细节问题上，在缺少原始档案佐证的情况下，在那些恰恰必须借助原始实物档案才能验证的关节上，借口采用了心理学的办法，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做出错误的、哗众取宠的、为我所用的结论。此种不道德的学术行为，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所谓研究中，尤其在这些领域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争论中，已经多次出现。网络上和坊间流传的一些恶意丑化毛泽东的所谓学术著作，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举证不足，所谓心理分析的采用过多，而且大多是在一些结论性问题上，绕过实物证据不足的缺陷，用心理分析实行了偷换。更滑稽的是，一些喜欢采用心理学的所谓研究者，压根儿就不懂心理学，在他们的研究中，心理学就是为我所用的主观推测。
毛泽东在北大遭到冷遇的经历，不能作为用伪心理学理论解释文化大革命和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依据，这一经历倒是暴露出，当年的文化精英们的虚伪。这些口口声声民主、科学、平等的精英们，这些依靠贩卖以众生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而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们，在毛泽东这名来自湖南乡下的虔诚求教者面前，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他们骨子里的等级马脚，这些骨子里尊奉着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所谓资产阶级精英们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不过是他们吃饭的一些职业行为。未能指导一个人行动的人文观念、人文思想，无论这个人在这种观念和思想的学术研究层面的成果有多丰富，都注定这种人格分裂的研究不具备严肃的价值。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遭受名人冷遇的经历是否造成了毛泽东的仇知情结，无法推测，但另一个心理向度的推测因为有事实为证倒让人更容易信服：毛的“小人物情结”，也许恰恰源自这种冷遇的遭遇。受到大人物的冷遇，不但未能消减毛灵魂深处悲天悯人的情怀，反倒激发出这位伟大人物对弱势阶层的“小人物”的更加的同情！上述的毛与诸多“小人物”的交往，毛一生中时刻把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和行动，足以给出无法推翻的证据。
曾经有一些学者说，通读《毛泽东选集》，通篇不见一个“人”字。如果这些学者不是被文字弄花了眼的瞎子或者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应该在毛泽东的“小人物情结”的活生生的事例面前，为自己这种无知的“研究”成果而感到脸红，而感到自己实在愧对博士、教授的称号。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告诉人们，仰慕大人物、仰慕强势者的“大人物情结”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却不是以人为本的真正体现；只有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人物、弱势者谋利益的“小人物情结”，才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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