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何来民主与宪政？
中华民国（1912--1949），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时）代之一。所有这些短命王朝有一个共同点，皆是由于人心尽失而被推翻，迅速走进历史。虽然两蒋偏安台湾，但无法改变其在正史的地位。最多不过如三国时期的“蜀汉”、清初的“南明”或“明郑”罢了。
然而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来临之际，却又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纪念大潮。当然，如果这种纪念，是指向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或者是唤起两岸共同的“一个中国”的记忆，自然值的大张旗鼓一番。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纪念却指向“民主与宪政”。中华民国什么都有：国耻(二十一条、九一八、南京大屠杀)、国家分裂（外蒙独立）、国民党独裁、政变、复辟、军阀混战、内战、腐败、民不聊生、超级通货膨胀，却独独没有民主与宪政。把中华民国和民主与宪政联结起来，简直是历史的错位与荒唐。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历经袁世凯、北洋军阀及孙中山广州政权、蒋介石三个阶段。袁世凯虽是旧体制内的革新之人，但却骨子里仍然是旧官僚。指望他来建设民国，本来就是缘木求鱼。所以最后称帝是再自然不过的结局。当然，“背叛”也是其一生的写照：背叛李鸿章、背叛光绪、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终至自己也众叛亲离，暴病横死。在他的葬礼上，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在中国的现有条件下，实行欧美的民主共和办法，会导致政令不一，地方割据，军阀混乱，民不聊生。今日似乎共和取得胜利，切请诸位拭目以待。看日后会不会出现我预言的局面。不幸的是，这一次历史站到了杨度一边。他的预言一一实现。
孙中山虽然在美国成长，但依然未脱中国沉重传统。1912年他就任临时总统之时，尽管宋教仁提议实行内阁制，总统为虚位国家代表。却被孙中山一口否决，表示绝对不能实行内阁制。然而，仅仅几个月，当他将权力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却又制订《临时约法》，重新实行此前他一再声称绝不能搞的内阁制。这实际也违反了当初革命党对袁世凯的承诺：一切以大总统为先。这恐怕也是最后袁世凯背叛民国的一个原因。后来，孙中山到南方就任非常大总统，又实行总统制。这种把国家如此严肃的政体当做儿戏般的因人而改，算的上什么民主和宪政？不仅如此，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他的儿子孙科则任广州市长。国民党上将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样一件事：为了解决叛乱的陈炯明的威胁，孙中山命令他率军进攻惠州。由于无钱买粮，他晋见孙中山。孙中山立即给广州市长、他的儿子孙科下个了条子，要他发放三千大洋。这种家天下模式，后来自然也被他的接班人蒋介石所沿袭。
另外，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重新成立中华革命党。他自己认为：中国人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主张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以党治国，独揽政权，贯彻革命方略。这一点可以从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可见一斑：“立誓人XX，为救中国安危，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生共死。如有贰心，甘受极刑。”他甚至在《中华革命党章程》中把党员分为几等，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享有公民权。一个站在中国社会最前列的孙中山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人？实际上，民国刚成立不过半年，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已经公开发出“民国亡国论”了。如果对照孙中山自己的做法，对照中华民国的命运，再与他所总结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在是历史的反讽。
等到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衣钵之后，很快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决定行宪，举行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国民大会选举。然而，就是这唯一一次，再次展现了中华民国的底色。这里不妨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为例，以窥“中华民国的民主和宪政”的全貌。
副总统一职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乃一无职无权之位。而且蒋介石也公开放话：只要够资格，谁都有权竞选。尽管如此，李宗仁参选之前，仍然首先多次征求蒋介石的意见，待多次首肯之后，才正式展开竞选。不料，当他的竞选开展的如火如荼、颇有胜望之际，蒋介石的本意露了出来，先是要求实行候选人党内提名，以达到将李宗仁排除在外的目的。由于李宗仁势力坚决反对，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马，便出现了堪称千古一绝的“蒋李”对话（见《李宗仁回忆录》）：
蒋：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的到？
李（恼火）：这倒很难说。
蒋（似乎也动怒）：你一定选不到。
李（不客气）：你看吧，我可能选的到！
随后李宗仁解释了为什么他能选的到，蒋闻言后，满面怒容，一下站起来，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李宗仁也站起来：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在劝阻无效后，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动员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出马。由于孙科一再表示宁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长，也不做无实权的副总统，而且他本人也无竞选经费。于是宋美龄承诺如当选副总统可兼任立法院长（据宪法不得兼任），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初选之后由于孙科落后，国民党动用党部、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的力量，对各代表威胁、利诱、劝告，甚至半夜三更到代表处敲门访问。在这种压力下，李宗仁以退为进，声明退出，全国哗然。孙科等其他候选人为表明清白，也宣布退出，选举大有流产之势。蒋介石只好让步、收敛。李宗仁历经四次投票胜出后，蒋介石盛怒之下竟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立刻命令侍从备车。车辆刚刚驶进中山陵，蒋忽高叫掉转头。回到官邸，才下车又复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侍从见蒋介石如发疯一般，害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车再进陵园，又吩咐掉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真惶惶如丧家之犬。第二天李宗仁夫妇前去拜会蒋介石，结果竟在楼下枯坐半小时，蒋介石才姗姗而出。就职仪式上，蒋介石告诉李宗仁将穿军装。不料当李宗仁披挂完毕，却见蒋介石身着长袍马褂而出。蒋介石就是以这种方式再次戏耍了李宗仁。而此时，国共正在淮海进行决战。
这就是中华民国所谓行宪唯一一次选举的真相。
至于蒋介石之所以败给毛泽东，还是在于从时代的角度讲，他远远落后于毛泽东。虽然两人都被传统深深影响，但以时代进步为刻度，毛泽东还是站在蒋介石之前。
蒋介石虽然号称自己是“三民主义”信徒，但他维系上下的并非信仰，而是封建式的上下级效忠。其所使用的手段，也完全是江湖做派。比如当他需要桂系之时，就非要和李宗仁结为金兰之好。当李宗仁坚持革命党人不搞这一套时，却被蒋介石一再催促换帖。然而，转过脸来，就对李宗仁下手。和蒋介石结拜之人还有冯玉祥、张学良。然而，最后均反目成仇。张学良由于兵谏，囚禁几乎一生。而冯玉祥则在内战末期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的途中，意外火灾致死。相对于蒋介石这种极其落后的封建结拜，可曾发生在毛泽东身上？除此之外就是裙带。除了宋美龄很深介入政治，他的儿子、妻弟都是如此。淞沪会战时，宋美龄穿毛皮大衣出席军事会议，竟然要求国军再坚持十多日，以致国军元气大伤。宋美龄的弟弟宋子文更把中华民国当作私产（张发奎语）。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何应钦曾与宋子文同乘一机。宋子文竟然躺在帆布床上，用脚趾头接随员送来的电报，引发众怒。高层如此，岂能不败？岂能不被人民抛弃？如果与毛泽东多位亲属为了革命而献出生命，他的儿子毫无特权，最后献身于保家卫国的朝鲜战争，是何等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当然蒋介石阵营的腐化、结党营私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位有钱，一位有国防部关系两个人，决定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实际只要一万人就可。如果上面来检查，随意从街头找些人充数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吃空薪，军火还可以卖。卖给谁?卖给八路军。
所以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蒋介石集团：“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 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还有一点值的一提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现在不少自由派人士认为中国只有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才能走向民主。哪么，就看看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吧。
历史自有其规律。它的每一个演进都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从1840年算起，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光绪和康梁的戊戌变法以及六君子的鲜血、义和团运动、慈禧的清末新政、民国袁、孙、蒋的尝试、一直到后来的毛泽东时代。这些政治精英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国家重新复兴的道路，并成为这条道路的铺路石。直至1978年邓小平时代，这一系列的代价才换来正面的历史回报。改革开放，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一百五十多年来历史的总结。如果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出发点是怎样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还是颇有意义。哪怕说是为了总结中华民国时期民主和宪政何以失败，也仍然有其意义。但如果纪念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是为了宪政和民主，哪可是历史的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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