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辛培
听了“我爸是李刚”这样轻狂的言语，不禁想起我的中学同学。
如今，大家都怀旧，我们延安中学66届初三（4）班的同学最近已聚会两次，对老同学的“家庭出身”，到现在才算有了一点了解：我们这个班级，干部子女不少！
然而，除了陶媛媛（其父陶勇，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中将），其他人的“保密工作”做得那样的好，在校5年（其中1966-1968年“文革”待分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情况。当然，那时不管你父母干嘛，你家有钱没钱，大家都平等相待，同学间不会去打听别人的事，干部子女更是闭口不谈自家的事。
陶媛媛的“出身”，在学校的前两年大家也不知道。那时，延安中学是长宁区唯一的“市重点”，没有优异成绩你甭想进来。我所在的小学四个班级，1963年也只有我与另一位同学考入“延安”。所以，学习成绩似乎决定着你在班级的“地位”——陶媛媛学习成绩一般，她在班里便不怎么起眼。只是初二那年，陶媛媛青春勃发，竟然在校运会上连夺三块中短跑金牌，令大家刮目相看。
发现异常的是某日放学前的一场大雨：一个英武的海军战士站在我们教室门口，他是来给陶媛媛送雨具的。起先，我也不知道这个解放军来找谁，但突然看见旁边的陶媛媛满脸通红，好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人发现了……后来，再没有解放军来学校，听说，陶媛媛的妈妈责备了警卫人员：“下点雨怕什么，人家的孩子能自己回家，咱媛媛就不能？”
陶媛媛的爸爸就这样“浮出水面”。有一天我突然问陶媛媛：你爸爸是什么“将”？她的脸又一红，装糊涂地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豆瓣酱还是甜面酱。”
班上的干部子女在其他方面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卓越的父亲是新四军出身的干部，建国后任华东电力管理局的局长。可卓越和徐英明（其父为知名大厂的厂长）一起到崇明前哨农场围垦、种稻，当最苦的“小农工”（1966届毕业分配，最差的就是市郊农场）。
徐英明对我说，叫他的父亲去为女儿的工作托人、说情，“绝对不可能！”
朱稼雄的父亲是市郊很大的一个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可他没有沾上一点光，也下了乡。
金小宁的父亲是解放军八五医院的院长，来校第一天，这个解放军高级干部之女裤子的膝盖处居然打着两个大大的补丁。现在谈起这件事，金小宁一脸淡然：“那时候，大家都困难，穿补丁衣服的同学很多的。”
金小宁说，我的家教之严，你们难以想象。家里只有粗茶淡饭，父亲的待遇，不要说我们，母亲也享受不到一点点。父母不允许我们这，不允许我们那，反正，什么都不允许。
金小宁妹妹的公公是改革开放后的国务院秘书长，那一天，她听到她妹妹很严肃地对女儿说：“爷爷是爷爷，你是你，你决不能代表爷爷的什么！”
婚姻方面，干部子女也没有“门当户对”。陶媛媛嫁给了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木工，金小宁凭着自己的努力，虽然担任了科学会堂的党委委员，但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腿部残疾的工人。怎么回事？原来，刚踏上工作岗位时，金小宁和丈夫是江南造船厂的工友，丈夫后来因工伤致残，心地善良的金小宁由关心、同情到爱情……
讲到“干部子女开后门”，1967年底，只有陶勇夫妇受迫害致死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陶家子女包括陶媛媛一起收养在家，又送他们去了部队……
比起“我爸是李刚”的那些趾高气扬的“权二代”来，我当年的那些干部子女同学们可真是“低调”得可以。
《新民晚报》2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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