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脚投票，要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
用富裕来为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是许多西化分子惯用的手法。他们从不看历史的环境，专门搞一刀切，把一个婴儿和一个中年的病人去比较，得出中年的病人强大。当年大清世界GDP第一的时候，也没看别国学习封建帝制呀。毛泽东时代持续了27年（1949—1976）。这27年是个“准战争年代”，冷战贯穿始终，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绞杀贯穿始终，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贯穿始终，各种各样的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解放海岛、边境地区自卫反击、援越抗美、西沙海战等一系列战争，一直是在准战争的条件下边战备边建设。这27年是创业的时代，自力更生从无到有，一切从零开始打基础。评说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生活如何时必须把一系列历史实际考虑在内，否则就是蓄意诽谤。
建国二十七年周年。中国共产党即使全力建设国家，所有的人都有先见之明，但是，仍然在被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所敌视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中，把国家的经济水平赶上英国？从实事求是的理工科分析的角度，采取特别严谨的学术态度，也认为完全没有可能。当年的“十五年赶英国”，已经判定为是左的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在学术上就不能够再潜在地使用左的错误的结论。
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另一国的时候，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那就会有经济落后的国家往经济先进的国家偷渡移民的现象发生。正如现在也有非洲的许多人往西方偷渡，墨西哥人往美国偷渡一样。其实他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这种外逃更本不是制度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
在建国之后，香港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共前哨，帝国主义当然要试图把它经营好。英国多了这么一小块地方，只要简单地令香港人能够自由出入英国，则香港的生活水平必然迅速与英国拉近，因此，香港人民要比大陆人民生活得好，就成了一件必然的事情，不管大陆的共产党犯不犯经济错误，正确不正确，都是这样。这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中，即使完全不犯经济上的错误，香港人民的生活也必然会比大陆人民的生活要好。这就必然导致了大陆人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香港谋生。
哪怕不谈阶级斗争，人民从经济落后地区往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也是至今在资本主义国家间都广泛存在的现象。
甚至，到了今天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建国已经六十周年。如果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宣布香港边境将大放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所有过来的人都将获得香港居民的合法身份，会不会导致今天有几十万人冲关？我认为肯定会的。
而且，到了今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已经在改开的绝对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三十多年，到现在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仍然比大陆人高，现在香港照样不能够开放大陆人随意进入。那你改革开放三十年都做不到之事，绝对正确的经济路线三十多年都做不到之事，偏要求建国二十七年的大陆就能够做到？就没有人偷渡香港？你那个要求是不是太苟刻了点？
逃港，共产党的经济正确不正确，社会主义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是经济一直完全正确，就是完全搞资本主义搞到1976年，中国的经济也无可能超过英国，当然也就无可能超过香港，也就是有人要逃港。今天，也一样，这说明了无论什么绝对正确的经济路线，也挡不住这种现象，因此这种现象什么也没有证明，既没有证明共产党坏，也没有证明计划经济不好，也没有证明大跃进错误（虽然大跃进仍然是错误，但是，这件事情无法证明，错误的证明会使人们的头脑混乱）。
质问红军为什么不开着宝马吃着麦当劳长征是故意刁难。质问处于准战争状态必须从零开始打基础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为什么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样是故意刁难。
天下的狼都是一样的，我们国家的右派也喜欢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有很多人赞美毛泽东时代，面对这个现象，他们就问：你们赞美毛泽东时代，你们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生活吗？毛泽东时代生活水平那么低，当然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生活。即使有人回答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生活，也要被人笑话成疯子——现在的好日子不过，就喜欢过穷日子，不是疯子是什么？因为没有人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生活，所以他们就说：可见毛泽东时代不好，还是现在好。
毛泽东时代真不好吗？其实，在这里这些人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把戏，用“生活水平”偷换“制度”。
很多人赞美毛泽东时代，赞美的是当时的制度，不是赞美当时的生活水平。制度和生活水平是两码事。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产品的总产量，而总产量的多少取决于资源的多少和生产力的大小，那么生活水平的高低就由资源的多少和生产力的大小决定。资源和生产力的社会的硬件。因为资源的多少是天生的，人不能改变，人能改变的是生产力，所以在理论研究中通常我们不谈资源，只谈生产力，那么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得发展生产力，多生产东西。而制度是软件，它的作用是对产品进行分配。一个社会，生产的东西多不多，是生产力决定的，而这些东西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是制度决定的。私有制度下是按资分配的，并且帝王、官僚、资本家、地主靠剥削掠夺占有大量的产品。公有制度下是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的。一个社会的制度好，也就是软件好，不一定硬件就好，不一定就富裕；一个社会的硬件好，不一定制度就好，分配得就合理。最好的社会当然是硬件好，软件也好。硬件代替不了软件，软件也代替不了硬件，不能把硬件和软件混在一起来谈，更不要用硬件偷换软件。
因为制度决定的是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所以它决定不了社会的贫富，社会的贫富是生产力和资源决定的。都说朝鲜贫穷，那么朝鲜贫穷是它的制度决定的吗？不是，是它的生产力和资源决定的。印度、非洲各国那么贫穷，也都是它们的制度决定的吗？不是，都是生产力和资源决定的。美国那么富裕，也是制度决定的吗？不是，是它的生产力决定的。
可是，不少人认为国家的贫富是制度决定的，说只要实行美国那样的制度，就会和美国那样富。这些人不知道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财富是靠生产力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好象以为是制度生产出来的，只要一实行富国那样的制度，财富就会象变魔术一样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现在通常认为一单干，粮食产量就提高了，就够吃的了，就是制度决定贫富的典型理论。这些人根本就不问解放前的几千年里都是单干，为什么粮食不够吃？一个理论，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不需要多。一个被许多反例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就不要拿出来显摆。在制度和生产力上，制度是由人选择的，生产力则是人不能选择的，生产力只能一步一步地发展。李世民想造飞机，不可能，生产力不是他能选择的。但是他那个封建剥削制度是他选择的，是他所在的那个阶级选择的。所以，如果我们批判李世民，就不能批判他造不出来飞机，而是应该批判他那个阶级选择的那个制度。这个道理没有人不知道。可是，一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就有人犯糊涂，也可能是故意的。例如，毛泽东时代生活水平低，吃饭靠粮票供应等，这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小，可是就有人硬说是毛泽东选择的制度造成的，这就是和批判李世民时代造不出来飞机一样。而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就能非常客观地对待。解放前的几千年、几万年里，穷人一直都是吃不饱的，这主要就是生产力小造成的，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批判过民国、清朝、明朝等时期穷人吃不饱饭，民不聊生完全是当时的统治者造成的，他们也对那些旧社会进行批判，他们批判的是当时的制度，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制度，有的人撑死，有的人饿死，这样的制度才是他们批判的。当时的生产力小，产量本来就很低，再加上富人对财富的聚集，穷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那么这种雪上又加霜就是那个制度造成的，是当时的统治者造成的，他们批判当时的统治者批判的就是这一点。
毛泽东时代，制度变了，富人没有了，也就是说，以前富人多余的财富被分配给穷人了，但是这时生产力还没发展起来（制度可以瞬间改变，但是生产力只能一步一步发展）产量仍然不高，所以人民仍然会挨饿受冻，只是比原来财富集中时代略好一些。所以，光有好的制度还不行，同时还要努力发展生产力，使产量提高，那么全体人民就能满足需求了，日子就会好起来了。如果制度不好，即使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产量提高了，全体人民仍然不能满足需求，照样有撑死的有饿死的；有露宿街头的，有一家有十几处住所的。
尽管制度和生产力是两码事，各管各的一块，但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制度和生产力应该优先发展哪一个？毛泽东是先发展制度，同时发展生产力，他这样做对不对？可以不可以先保持旧制度不变，先发展生产力，等生产力发展起来后，再发展制度？
应该是发展制度同时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
制度的作用是分配产品，其实制度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调节和发展生产力。
电脑的软件能调节硬件工作，好软件能使各个硬件充分发挥作用，且互相协调，不出矛盾，不死机，制度也是这样。制度有调节生产力工作的作用，好制度能使各部门的生产力都充分工作，且互相协调。市场经济制度是靠市场，进一步说，是靠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各部门生产力的，哪种商品的利润大，哪个部门的生产力就工作得忙，而且其它生产力也会向这个部门及相关部门集中。计划经济是靠人来计划生产力的。计划经济里不图利润，为满足人民的需求而生产。人民最急需什么，就发展哪方面的生产力来生产什么，然后分配给人民，不图利润。如果人民最急需吃的，就优先发展农业；最急需住的，就优先建设住房。什么轿车、电脑统统靠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里，因为生产力要一窝蜂地往利润大的部门集中，没有整体计划，这就必然要造成这些部门的生产力相对过剩，出现吃不饱或倒闭现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里，是按人民的生活需求量来发展生产力的，有整体计划，不会出现生产力过剩的情况。
制度还有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好制度不仅能使现有的生产力充分发挥作用且协调工作，还能使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最快。好制度就是公有制，公有制能使生产力得到最快的发展。
首先说，公有制里技术是公开的，而且能集中全社会优秀的技术人才共同协作地钻研新技术。但是私有制就做不到。私有制里，一个企业拥有某种先进技术，就要保密，这样就阻碍了技术的推广应用。其它企业想掌握这种技术，得请技术人员重新从头研究，这就是重复，是浪费。私有制里，懂这一块的技术人员被这个企业挖去了，懂另一块的技术人员被另一个企业挖去了，不能在一起协作研究，而且每个技术人员都要留一手，这样就阻碍了技术的进步。
其次说，公有制能集中全社会的人力和财力发展生产力，私有制做不到。私有制里，资本家想发展某一生产力，常常受资金的限制。而且还得调查有没有利润，能不能卖掉。公有制就没有这些麻烦。公有制可以集中全社会的人力和财力发展某一生产力，比单个资本家投资要顺利得多。公有制也不需要调查市场，只要人民需要就可以生产。重工业和农业的水利是最基础的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得先发展重工业和水利，但是重工业和水利见利慢，往往还没有轻工业的利润大，而且投资巨大，还受下游市场需求的反制约，一发展过快就要造成相对过剩，所以私有制对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是非常慢的。而公有制也没有这些麻烦，可以全力发展基础生产力。印度和中国差不多一块建国，底子也差不多，自然条件也差不多，为什么现在印度比中国落后很多？就是因为中国有那二十多年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把生产力的基础打好了，而印度得靠自然发展，靠市场自然调节，所以发展就慢得多。假如中国没有那二十来年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现在会和印度一样贫穷。都是靠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而且起点差不多，自然条件差不多，你凭什么比人家发展得快很多？
假如说需要保持旧制度不变，优先发展生产力，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改变制度的话，其实解放前的几千年都是这样发展的，制度不变，生产力在自然发展，事实证明生产力发展很慢。
所以毛泽东改变制度，同时发展生产力的做法是正确的。假如后来能保持那时的制度不变，发展到现在，会比现在还要好得多，不成为世界第一也得第二（如果苏联按原来的制度发展到今天，多数会保持比中国领先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根本就不会出现常常卡得要死的情况，也不会出现贫富严重分化的情况。那些把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归于那个时代的制度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说什么因为所以——“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
偷换概念。享受不到的财富有等于没有。对于穷人来说，超级市场的财富即便堆积如山也等效为零，因为跟自己毫无关系。对盖房子的民工来说，不管盖的房子多好多值钱，只要自己买不起住不成，那这房产财富对自己就等效于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美国的财富不管多少都相当于零，因为人家的财富不管有还是没有都跟中国人毫无关系，有等于没有。社会堆积了多少财富是一回事，堆积的财富归谁所有、为谁享用是另一回事。如果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那对这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财富再多也等于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用来证明自己富。不为社会绝大多数人享用的财富不能用来证明社会进步。
指责毛泽东时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轮到自己呢？——“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
这“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提法这几年来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如：
——2003年12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
——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
——2005年12月1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领袖对话时讲
——2006年4月3日在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霍华德的欢迎宴会演讲
——2008年5月4日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谈话
——2008年10月29日接受俄罗斯俄通社的采访时讲
——2009年12月6日在埃及出席中非论坛会议的间隙，接见旅埃华人代表时的即席讲话
指责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27年内做到这个、做到那个，也就是说给毛泽东解决一切问题的期限是27年。而给自己解决问题设定的期限呢？“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公平吗？
“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换句话说，要解决改革的问题是几百年之后的事，现在解决门也没有。 这话说白了就是告诉中国人：这辈子别指望了，想富等来生吧！
更实际的意思是赖帐：现在可着劲地画大饼开空头支票，哄着老百姓别闹事。反正“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之后你到哪找我去？那时怎么样干我屁事？我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天崩地裂也不在乎，反正到点拍拍屁股走人，谁也拿我没辙。
一边让全民族为“富起来”拼命，一边宣布“不可能人人都富”、富起来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之后的事，一边又说“人人都有机会变富”、“穷人有希望变富人”——这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说白了是赌场老板的逻辑。赌场的规律是每个人理论上都可能赢，实际上几乎必输。赌场里赢钱的永远是少数，输钱的永远是绝大多数。赢是偶然的，输是必然的。赢是暂时的，输是永久的。一时侥幸赢了，迟早还会输回去。赌场老板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忘掉这些事实，免得看透一切死了心不进场或中途退场。所以赌场老板永远拼命宣扬那极个别的幸运儿，淡化那绝大多数的倒霉蛋，让人们只想到“谁都有赢的可能”这概率极小的一面，无视“几乎必输”这另一面；只看见极个别赢了钱的兴高采烈，不去看大多数输了钱的垂头丧气。
“先富起来”们的改革与赌场如出一辙：能富起来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想富是做梦。“先富起来”们的操要做的就是拼命宣扬那少数幸运儿，淡化那绝大数的倒霉蛋，让人们只想到“谁都有富的可能”这概率极小的一面，无视“徒劳白赔的概率更大”这另一面；只看见少数发了迹的兴高采烈，不去看大多数为生存拼命挣扎的垂头丧气。“人人都有机会变富”、“穷人有希望变富人”之类说词就是用这种“有机会”“有希望”的赌场式语言让已经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大多数继续在“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的发财梦里长眠不醒——
让人人以为自己可以发财，实际没几个人能发财；
让你只看见个别幸运儿在赢，看不见绝大多数人在输；
让你只看见眼前走运，看不见迟早会输回去；
让你总以为你将是幸运儿，偏偏永远是牺牲品；
让你总觉得人人都发财，偏偏不是你；
让你总觉得永远有机会，偏偏不是现在；
……
一方面闪烁其辞，用“大家都富”的空想引诱老百姓接受“先富起来”们的改革，一方面拐弯抹角宣布只有少数人才能富，其它人几倍子都别想富，免得老百姓当真用“大家都富起来”作为判断标准，同时又用“人人都有希望”这种赌场术语当钓饵哄老百姓死心塌地继续赌——“先富起来”们这个赌局就是这样“为利益而‘真理’”。
“先富起来”们这场赌局不象普通赌场，没有不进去的自由，没有不赌的自由，没有中途退场的自由。每个人只要活着，想不进场都不行，想不下注都不行，想中途退场都不行，想不为少数赢家做牺牲都不行。
结论：“先富起来”们的真面目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
但这真面目见不得人，死活都不能承认。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先富起来”们则拼命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所以“先富起来”们免不了“为权力而‘真理’”的一切特征规律：“真理”为权力服务，为利益服务，充满自相矛盾：
——宣扬“先富起来”们，却又宣布“人人都富不可能”；
——宣扬“言论自由”，却又“不争论”；
——宣扬“人人平等”，却又宣布“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宣扬人的本性是只顾自己自私自利，却又声称自己“以人为本”、为全社会谋福利、关心爱护老百姓，动不动“感动中国”；
——宣扬“市场法则”、“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理性”，却又口口声声“人性”、“尊重生命”、“道德的血液”；
——宣扬撒谎有理、“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却又满口“历史真相”；
“特别是”以来的一切宣传，无不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相信公开声称要为自己谋私利的人能“以民为本”替老百姓着想；相信公开宣布“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的人会跟你讲实话、告诉你“客观规律”和“历史真相”；相信卖力宣扬遵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市场法则最合理的人会有“道德的血液”；相信拼命鼓吹“精英高人一等”的人在追求人人平等……
这一切信得信不得，自己凭常识判断吧。
“先富起来”们的真面目是不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自己凭切身体会判断吧。
我相信，这些分析，严重的侵害了某些人的利益的时候，它也就避不可免地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只有谣言永远在那里被供着。关于这一点，我永远是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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