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朱镕基总理的答记者问已经出版了。个人搜集了下李鹏以前回答的内容。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回答很“实在”，没那么多精彩的内容却又不避讳敏感话题。包括众所周知的敏感问题。功过由历史来评论吧，个人与社会上的一些看法不大相同，我认为他是为很有责任感的政治家，特别是在政策上是稳健的，而不是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方法。他说“改革措施的提出必须从国情出发。对于国外的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应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改革措施的标准，也应该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效率的提高、资源的节约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不能以合乎哪一种经济模式为尺度。”“在出台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措施时，必须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恰恰是现在许多领导所忘记的。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４日
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３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今天下午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这是李鹏和三位副总理就职后首次会见记者。４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这次记者招待会。
新增预算中教育经费占很大比重
中国记者首先提问：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们就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国务院是否准备根据这些意见制定加强教育工作的新措施。
李鹏对这次会上代表和委员就教育工作提出的意见，包括那些很尖锐的意见表示欢迎。他说，国务院和党中央准备在这次会后就这次会议提出的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措施。
李鹏说，当然，搞好教育事业需要增加教育经费，但是增加教育经费不能光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还需要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资助教育工作。今天上午人大会议已经通过１９８８年度的预算，在新增加的经费里，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大体上占增加总额的１５％。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争取这个预算的实现，并力争有所超出。
法国电视台一台记者问，现在在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鹏回答说，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十项任务。我认为这十项都是重要的。概括起来说，当前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并且要稳定经济，以改革总揽全局。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就ｚｈａｏｚｉｙａｎｇ总书记在十三大上谈到党的作用是在所有领域里制定重要决策包括对经济领域的决策向李鹏提问说：这是否意味着总理的作用仅只限于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政策，还是可以制定政策？
李鹏说，国务院的主要作用是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人大所制定的法律。对我个人来讲，我本人也是政治局的成员和政治局常委里的一员，所以我也参预了决策工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提出，这几个月铁路上连续出了一些事故，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一个部长的去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请问今后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改进铁路工作。
李鹏说，接受丁关根同志辞去铁道部部长的请求，是为了进一步严肃政纪，因为他应该承担领导责任。本届政府成立后首先要抓的工作之一是整顿交通秩序，改善管理，加强纪律，提高设备的完好程度。李鹏指出，铁路连续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内部管理的问题。但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铁路每年要增加５０００万吨的运输量，这客观上也给铁路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介绍这些客观上的困难，是要说明铁路职工工作还是努力的，而不是说不需要再改进工作。
烈士子女在延安受老一辈革命家照顾，与封建关系毫无相同之处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在中国经常听说存在着裙带风，一些人提升得快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或者是由于他们有好的家庭出身。一些人还举例说你和已故的受人尊敬的周恩来先生有特殊关系，你对此有何评论吗？
李鹏回答说，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形象。他以大公无私著称。我的提升与他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借这个机会对大家作点背景介绍。有人说我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子，受他们夫妇的抚养，我和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封建关系。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我父亲是一位革命烈士。在战争的环境里，周恩来夫妇对烈士子弟表现的关心和爱护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一批人。我当时在延安的学校里学习，过的是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在一年中只有个别机会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当然，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品格以及他们的非凡的才智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在延安对一些烈士子女的照顾不仅限于周恩来同志夫妇，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也是这么做的。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与封建关系毫无相同之处。
苏联塔斯社记者问：苏联和阿富汗领导人就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明天，在日内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将就解决阿富汗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对此持何态度？
李鹏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军，因此，对明天巴阿双方即将签署的协议表示欢迎，并希望能够讨诸实施。
李鹏话声刚落，数十名记者同时举手，三位外国记者笑着争夺话筒。最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拿到话筒。他的问题是：最近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压制、镇压态度，不让ｆａｎｇｌｉｚｈｉ先生公开谈论自己关于如何搞好中国事情的一些想法。李鹏总理，你是不是允许他公开地谈论他自己的思想？
李鹏说：我不认为中国政府对ｆａｎｇｌｉｚｈｉ采取了压制政策，我们允许ｆａｎｇｌｉｚｈｉ先生，允许中国的一切公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政见。
香港明报记者问：１９９７年香港主权将归还中国，有一些香港居民要移民外国，请问对此有何看法。
吴学谦副总理回答说：香港有些人员外流，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像香港一些报纸所夸大的那样。有些人出去了还要回来。根本的问题在于，中英两国政府执行联合声明三年来，香港的经济是繁荣和稳定的。我相信中英两国政府认真严肃执行声明规定的各项原则，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移民问题是不会影响香港的局面的。
物价上涨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每年使国民收入增长达到或超过一
这幅度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人民和人民代表最关心的是物价增长。请问人民群众接受的最高物价增长率是多少？
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说，中国人民所能承受的物价增长能力主要要看收入的增长，这没有一个死的公式。在今后几年中间，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物价每年还会继续上涨一些。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需要，我们是大国，１０亿多人口要吃饭，粮食要有相当大幅度的增长，就要不断提高农民对种粮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基础工业的需要，有些工业品价格很低，为发展基础工业，有些物价也要逐步增长。想物价不上涨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问题在于，第一，每年物价的上涨要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成为单位数的增长，今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敢肯定，但是我们要争取做到每年增长不超过１０％。第二，每年使国民收入能够达到或超过这个数目字，包括价格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不会感到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有记者问：这届政府机构人员中有一半是科技人员，李鹏总理这样来组成政府班子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鹏说，我们的方针是要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我们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有学历的同志、从事过科技工作的同志进入政府班子，是符合这个原则的。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请李鹏总理“不带政治味”地谈谈人生信条。
李鹏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但这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非常欣赏实事求是这句话，希望做事情不做则已，一旦要做，就要把它做到底。我还喜欢读书，读书可以增加许多知识。
欢迎大学生提意见，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但并非对每个意见都赞成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问：北京有一些大学出现大字报，批判马克思主义，也批评了你本人。你是不是谈谈你是否反对这些大字报？
李鹏说，大学生的意见我们是欢迎的，他们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对政府工作有帮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每个意见都赞成。有些大学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更多的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为政府首脑，有个别人反对，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世界各国都是这样。
苏联消息报记者问：在中国，风险这个字眼越来越与改革联系在一起。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各阶层人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不喜欢承担风险的人对改革会造成什么障碍？
李鹏说，进行改革就要付出代价，也会遇到风险。总的来说，中国的改革是比较顺利的，已经取得明显效果，当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正视它，这些困难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香港文汇报记者说，台湾当局有位要员表示，台湾准备参加大陆沿海经济发展计划。他问李鹏对此有何评论，并将采取什么优惠政策。
李鹏说，你说的台湾一位要员的表示，我不知道，不能作具体答复。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海峡两岸通商。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过，欢迎台湾商人和企业家到大陆来投资，我们将对这些投资者实行优惠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仍要给其特殊的优待，他们将享受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待遇。
南德意志报记者说，原计划三个有关运输部门要合并，后来又放弃了，你是否觉得遗憾。
李鹏说，我不感到遗憾。我们所以改变了方案，并不是说这个方案不好，正如大家知道的，中国的铁路、民航最近不断出了一些问题，要让这些部门集中精力来研究解决安全问题。如果一方面搞机构改革，一方面研究解决安全问题，就会分散精力，顾此失彼，所以我们决定不成立运输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重点是转变职能，对企业由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这件事我们还没有经验，首先在能源部试验，等到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是否加以推广。
欢迎新闻舆论界对政府各级领导进行批评
有记者提出，现在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很困难，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舆论监督的顺利进行。
李鹏重申政府欢迎新闻舆论界对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批评。他说，目前这一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相信，随着政治民主的进一步推进、法制的进一步健全，情况会好起来。
加拿大电视台记者问：上星期日有一些大学生和教师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要求增加教育经费，但是警察并没有把他们撵走，和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与１９８７年１月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是否表明中国政府默许这种和平示威。
李鹏指出，学生和中国公民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但要在法律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的范围内。
人民日报记者问：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为什么这次选举统计选票的时候，让记者退场？据我所知，这在中外记者中引起了不满。请问这届政府将如何增加透明度？
李鹏说：统计选票时让记者退场是大会秘书处的规定，本人作为政府首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作为人民日报的读者，可以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情况，各个国家的做法也不一样。民主也有一定的承受程度问题。这次会议比过去开放多了，至于是否已经开放到理想程度，也还不能这么说。今后会进一步开放。
匈牙利通讯社记者问：以前曾有评论，说你是亲苏的，最近又有人说你和赵紫阳在改革问题上有分歧，对此你有何评论？
李鹏说：我与赵紫阳同志在政策上没有分歧。无论是党的十三大报告、紫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及我这次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同意的。
李鹏说：某些外国报纸有这样的评论：是否赵紫阳同志主张改革开放，我主张稳定经济。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改革开放与稳定经济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改革开放目的是为了使经济得到发展，而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又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出条件。顺便告诉大家，关于经济要持续稳定发展的主张，应该说首先是赵紫阳同志提出来的，请你阅读一下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赵紫阳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这一问题他有很长一段论述。
至于说到我“亲苏”的问题，如果有其他记者还愿意问，我乐意回答。
在苏联留学不一定亲苏，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位记者接着问：你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中很多是留学苏联或东欧的，请问你是怎么考虑的？
李鹏说：第一，这是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现在进入政府的组成人员，大体在５０到６０岁之间。在５０年代，我们向苏联、东欧派了大批留学生，现在有一些进入了领导岗位，当时，我们没有向美国、英国等国家派留学生。
第二，是否在苏联留学就一定亲苏，在民主德国留学就一定亲民主德国？我想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进入政府的这些同志都经过了长期的锻炼，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的，是会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
李鹏笑着说：如果按这位提问者的这个逻辑来推断，那么现在中国在美国有二万多名留学生，二三十年后，中国的政府将是亲美的政府？如果有人存在这个想法，肯定是会落空的，因为中国的留学生首先是爱国者。
解放军报记者问：你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提高公民的国防意识，使公民尊重军人、关心军队改革，请问这届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这种意识？
李鹏说，举两个例子吧，我们在大学生、中学生中开展军事训练，在公民中实行民兵预备役制度，还开展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这都是为了提高公民的国防意识。
招待会进行到这里，李鹏说：看来主持人要结束这个会了。我替你们说说情，让你们再提三个问题。
记者们热烈鼓掌。
一位中国记者问：以前机构改革是精简之后又膨胀，这次机构改革如何避免精简之后再膨胀？
李鹏说，１９８２年的机构改革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那次机构改革实现了领导班子年轻化。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职能。
北京物价上涨也感受到了，正采取措施加以控制
北京日报记者问：北京物价上涨，蔬菜、副食品价格之高在全国名列前茅，您是否感受到了？可北京仍然是第６类地区，国务院是否打算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予以调整？
李鹏说：我是一个北京市民。北京物价上涨，我也感受到了，因为我也吃蔬菜。这次人代会期间，我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商量过开辟蔬菜生产基地问题，会后田纪云副总理要专门召集有关方面开会研究，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上涨。关于对北京待遇是不是公平的问题，应该说，是够公平的了，中央给北京的照顾多于其他城市。
最后一位提问者是法新社记者。他问道：班禅喇嘛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宣布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他可以回到中国并且居住在西藏。你是否能确认这一点？
李鹏说：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前提下，我们欢迎达赖喇嘛与我们会谈。在哪儿居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他必须放弃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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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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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堪培拉１１月１７日电 本报记者王荣久、新华社记者朱云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问题。
问：总理先生，你对澳大利亚同东盟国家联合提出的关于柬埔寨未来的决议有何看法？中国是否能够同意波尔布特在未来的柬埔寨政府中将不起任何作用？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在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上是投了赞成票的。关于未来柬埔寨的政权，中国的主张是以西哈努克为首、由四方联合组成。四方参加政府的人员由四方各自提出，而且需要由四方共同赞成。
问：请总理谈一下，你认为中苏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并且你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上成功的可能性如何？
答：首先，应该说，我们对苏联的改革是支持的，因为这个改革将有利于他们本国的人民。而且，你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也在进行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欢迎它的改革。至于它的改革前景，我想，会像任何改革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也许它的困难会比我们的大一些。
中国和苏联是邻国，我们之间有７０００公里的边界线，因此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将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安定的建设环境。中国和苏联如果关系正常化以后，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发展成为好的邻居。但是不会回到５０年代的结盟状态。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睦相处。中苏关系的发展不会影响同西方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同苏联的关系的。
问：中国对将于明年１月与达赖喇嘛举行的关于“西藏地位”问题的谈判希望得出什么结果？达赖喇嘛决定不再提“西藏独立”是不是一个突破点，从而导致在西藏进行改革？
答：我们中央政府准备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但是，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主权问题上，在“独立”问题上，是不能谈判的。至于你刚才提到的谈判时间问题，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
问：对国际新政治秩序有什么看法？预计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国家组合？
答：首先，我们认为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缓和的形势，这种形势无疑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的世界应该是多极的世界。对于世界上现在出现的一些地区集团，我们认为都是和平的力量。这些地区的国家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同这些大国在国际间进行对话将是强有力的。我们对出现这样一种形势感到欣慰。
问：在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的进程中还有哪些障碍？您认为中国同印尼何时能恢复外交关系？
答：从中国方面来讲不存在什么障碍。如果印度尼西亚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复交。但是，很坦率地讲，现在印度尼西亚也许还没有下这个决心。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在印度尼西亚有众多的华人，就是华裔印度尼西亚人。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认为这些原来有中国血统的人到印度尼西亚后，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印度尼西亚，而不应该是中国。他们应该在那里和当地的人民友好相处，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繁荣作出贡献。另一个问题是那里有共产党。我们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是明确的。那里的共产党是他们国内的问题。我们和那里的共产党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地同印度尼西亚发展关系。因为毕竟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大的国家。而且，它在５０年代与我国有过非常友好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万隆会议上得到确认的。
问：您是否可以详细地谈谈上午您和霍克总理都谈了些什么？
答：因为霍克总理还没有向你们谈会谈内容，所以，我不能太详细地讲。上午我们主要就国际形势进行了交谈。我们对世界上现在出现的缓和形势感到高兴，并希望这个势头继续发展。应霍克总理的要求，我较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苏关系问题、柬埔寨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问题，以及等等其它问题（全体笑）。
问：据报道，中国已经承认了星期二在阿尔及尔单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国。总理先生，你对于这个只有象征意义的巴勒斯坦国的承认是否意味着你们将承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的早已存在的以色列国。如果不打算承认，那么在国际上你们将起什么作用来导致中东的和平呢？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不太确切。中国对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行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所以，对这次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巴勒斯坦独立宣言，宣告成立巴勒斯坦国，我们认为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也是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重大胜利。所以我们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了祝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１１月６日作了这样的表示。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它不放弃侵略扩张政策，那么，我想中国和它就没有建立这种接触的可能性。
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回顾性的。我们知道，你年青时曾在周恩来总理家中住过。我们对中国的一些伟大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是很有兴趣的。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对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个人之间关系的看法？
另一个问题是展望性的。１９９７年中国和香港将统一，那么，和台湾什么时候能统一？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可能会使你感到失望。因为我并不知道你所需要的那些事情。我虽然认识周恩来总理，也受到过他的教育，但我一直是独立生活的。当我进入政界并接触高级领导人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去世了。我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也许你有电气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回答。（全体笑、鼓掌）
第二个问题。１９９７年香港的主权将移交给中国，实行一国两制。至于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祖国，什么时候进行统一，我们有个方针：要统一，要与台湾实行一国两制，而且比香港更为优惠。至于说什么时间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回答不了。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家也回答不了。
问：１９９７年前，香港有很多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到澳大利亚，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对此我并不感到不安。第一，如果将来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香港是稳定的，繁荣的，那么，我相信，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到香港去。当今世界上，无论是技术，无论是经济，无论是人材，都是互相交流的。因此，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问：这是您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您说要向澳大利亚学习，经过几天的访问，您认为首先应该学什么？
答：来到澳大利亚后，我感到这里的人民和政府官员都非常友好。这种对人民友好的好习惯，我们要学习。澳大利亚是个地域很辽阔的国家。从悉尼到堪培拉，感到在短短２００年间把荒凉的土地变成如此繁荣。这是需要有一种开拓精神的，否则是不会达到现在这种状况的。我们要学习澳大利亚人民的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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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
新华社北京４月４日电 李鹏总理和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副总理今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分别就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人民日报社记者：李鹏总理，作为政府首脑，您对刚刚结束的“两会”有何评价？
李鹏：对于刚刚结束的两会，作为国务院的首脑，我感到满意。因为第一，会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全国政协也对这个报告表示赞同。批准这个报告，意味着批准了去年各级政府的工作，同意今年政府的１０项工作任务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鼓舞人心的会议，是动员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次会议。
我们这次会议还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个基本法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它的通过必将对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会议还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国家军委主席，并且对国家军事委员会的人选重新进行了确定。我们军队的一贯建军原则是军队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江泽民同志以总书记的身份担任国家军委主席，有利于国家政局的稳定。
代表们和委员们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讨论，充分地发扬了民主，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使得这个报告更加完整。我可以向大家透露，最后定稿的这个报告，修改了８０多处，许多是实质性的修改和补充。
苏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李鹏总理，您很快就要到苏联去访问，您认为这次访问的意义是什么？中苏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怎么发展？前途如何？
李鹏：去年５月，戈尔巴乔夫主席访问了中国，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结束了过去，开辟了未来。当时他对中国领导人发出邀请。我这次对苏联的访问，就是一次回访。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苏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个方面的关系。中国和苏联是有７０００多公里边界的邻国，因此，苏联和中国之间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我相信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取得成功。
香港《文汇报》记者：今天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基本法，香港的过渡期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的高层领导对于这个过渡阶段有何基本估计，为基本法在１９９７年实施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吴学谦：今天下午人代会全体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今后７年左右时间香港即进入过渡时期的第二阶段。我们可以根据基本法规定的精神和原则来作我们的准备工作。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中国和港英当局、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从现在到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前按基本法规定，共同使各项工作衔接好，求得完成交还主权的顺利过渡。
中新社记者：海外有报道说，洋浦区开发的计划已经被搁置，请问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现在这个开发计划有什么新的进展？
李鹏：国务院对于海南岛洋浦的开发是持支持态度的。曾经有一个时期，国内有的同志对洋浦的开发产生了一些不理解，担心它成为新的租界，或者成为殖民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中国人民曾经经过长期奋斗，收回了租界，今天又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的主权。中国政府怎么会在洋浦搞一个殖民地，把土地出让给外国人呢？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种成片开发，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所谓成片开发，就是由外商投资，进行土地的基础建设，然后再引进项目。在这块土地上，一切主权属于中国，执行中国的法律，行政权属于中国，我们只是向外商提供一个好的有优惠条件的投资环境。通过基础设施的开发，我们希望能够引进一些好的项目；通过好的项目的引进，带动基础设施的开发。这种成片开发，在中国已经有了小的试验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国务院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成片开发的文件和条例，以推动成片开发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苏联塔斯社记者：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报刊不久前多次说过，现在保持经济、政治、社会的稳定，是完成中国各方面任务的主要保证。请问今年在这方面要采取哪些措施？
李鹏：我这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题目就是《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通篇报告的内容就是讲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建议你再去读读我的报告。
中央电视台记者：当前市场疲软的状况还没有扭转，请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姚依林：市场疲软现象现在还没有完全扭转。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好多条改变市场疲软的办法。有的人讲，你这个药方子开得太猛了，有的人讲药方子开得还不够。的确有这两方面的议论。我的看法，这个药方子第一是有效的，第二是谨慎的。有效，说明它一定能在解决市场疲软上起作用；谨慎，就是它不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至于说是不是靠药方子就能解决了市场疲软问题，现在没有实践，刚刚开始。我认为当前第一步是要把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方案落实下去。这个落实靠中央也靠地方各级政府。国务院已经开始行动了，希望各地也行动起来，然后在行动过程中再看它一个时候，比如一个月、两个月。如果药方子开得不够，无非是多加几味药就是了。这是小心谨慎的态度。药方子会不会开得过分？我说不会。我们已经把通货膨胀的势头压下去了，现在不能再引发新的通货膨胀。我们又要解决市场疲软问题，活跃市场，又要做到通货膨胀不再发生。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昨天我们得到的一条消息说，为中国政府所通缉的首犯之一的chailing在躲了九个多月之后已经逃出了中国，您对此作何解释？
李鹏：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我们已经听到了消息。你说得也不完全确切。中国这么大嘛，要跑出一两个人也是难免的。chailing和fengcongde是公安部通缉的中国的犯罪分子。我注意到了法国外长迪马在议会上发表的声明，表示反对任何一个与法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人在法国领土上从事反对这样的国家的政治活动。我希望他的这个发言能够兑现。
《纽约时报》记者：我知道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liusi”事件是场悲剧，这是江泽民在记者招待会上已经表明的。但是，死了这么些人，你们不感到遗憾吗？
李鹏：“liusi”风波快一周年了，现在再来提这个问题是不是稍微有点过时了？坦率地讲，我们在去年春夏之交动乱开始的时候，并不想采取用武装解决问题的措施。中国政府忍耐了很长很长时间。只是到最后，当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时候，当北京已经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我们才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件事情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事后可以考虑，也许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件事情，从全面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挽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挽救了在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才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越来越说明这个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liusi”那天晚上是否有命令开枪？是谁发出命令的？
李鹏：刚才我已经回答了《纽约时报》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去年召开的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这件事作了非常详尽的报告。如果诸位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翻一翻。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刚结束的台湾领导人选举当中，大陆方面的很多报刊，包括新华社这个官方通讯社在内，不但说这次选举是伪总统和伪副总统的选举，而且还批评李登辉的政府纵容“台独”，并公开支持主张中国统一的候选人，台湾很多人认为，这是支持蒋纬国。我不知道中共当局是根据什么作出这个决定的？目前李登辉已经当选，我不知道北京方面对他将来的施政，尤其是有关大陆政策方面有什么希望？
李鹏：在我的记忆里，中国政府领导人以及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并没有对台湾当局的总统选举发表过任何意见。我们既没有支持过蒋纬国将军，也没有支持过李登辉先生。台湾在这次所谓的国民大会的选举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混乱现象，我想不能够说是我们大陆造成的吧。我们的新闻报道还是很克制的，大会的种种场面远远没有向大陆人民作充分的介绍。但是确实对当时台湾出现的混乱局面感到关切。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包括李登辉先生在内，能够从中华民族的统一大计和民族利益出发，积极响应我们关于“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呼吁，尽快地实行“三通”，同时，对台湾的投资者到大陆来投资进一步放宽，我们在这方面将给予合作。任何坚持“台独”和“一中一台”的倾向，我们都是反对的。
英国《独立报》记者：最近我读了一本去年４月出版的关于您的传记，其中开场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您很可能一直到１９９８年还担任中国的总理。我想问，由于去年６月所发生的事件，这种可能性是增加了呢，还是减少了呢？
李鹏：你这种纯属猜测性的问题我很难回答。我现在担任的总理职务是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也就是１９８８年决定的，任期是５年。如果你记不得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能力有多强，或者政治上有多么丰富的经验，能够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但是既然人民推荐了我，那么我将竭尽全力地把这个工作做好。只要有人民的支持，有党的支持，我想我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而且我现在做好这一工作的信心比我刚担任总理的时候还要强一点。至于说到１９９３年，也就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我能不能当总理，现在我没办法预测。恐怕你也很难预测你们的撒切尔首相是不是在下一届再担任首相吧。
顺便说一下，就是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香港的许多报纸上关于中国的人事问题有许多猜测。我想也许你这个问题是从那些猜测来的。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些猜测都是很不准确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现在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国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是强有力的，而且我相信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尽管有困难，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日本电视广播网公司记者：据西方的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通知各单位，清明节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样，明天的清明节，纪念碑周围就不会有花圈了。对此，请李鹏总理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李鹏：天安门广场不仅是北京的象征，而且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地方。在这里经常进行国事活动和一些集体活动。北京市和它的公安部门为了维持国事活动以及重大的、人数众多的集体活动的秩序，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是完全正常的。去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动乱和暴乱的过程中，天安门发生了非常混乱的情况，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在中国重演。我们广大的人民也不希望这种情况在天安门重演。明天是清明节，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是扫墓的日子。天安门将会有秩序地、井井有条地度过这一天。
解放军报记者问：去年的政治风波中，有的动乱“精英”叫我们人民解放军在关系人民共和国生死存亡的斗争面前保持中立。但宪法规定，我国武装力量肩负着防御外来侵略、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神圣职责，这一职能无疑包含着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任务。请问总理，您在这方面对人民解放军有何希望和要求？
李鹏：我认为你刚才所提的问题很正确、很完整地表述了宪法所赋予人民解放军的神圣职责。因此，我没有更新的话回答你。我觉得你的表述完全正确。
南斯拉夫通讯社记者：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致表示要继续深入改革和开放，请问李鹏总理，最近一年中，有哪些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最成功？
李鹏：我们多次重申改革开放政策不变，我们讲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些具体原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是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要把两者的优点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是既要发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又要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性。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还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五条原则，我们希望今年的改革执行这个原则并丰富它的内容，更有新的探索。我们希望在对外开放方面还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这不仅限于一些中小型的“三资”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引进一些大的项目，要为这些项目创造更优惠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刚才我也讲了，我们还在进行成片开发的一些尝试，洋浦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厦门，也包括上海的浦东。中国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但是同时允许私有经济、允许个体户在中国的经济中发挥作用，我们仍然对这些经济采取扶持的态度，比如说，个体户只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我们就支持他们。现在国务院正在考虑，除了允许他们经营零售业务，还允许他们经营某些品种的批发业务。姚依林副总理已经讲了市场疲软问题。由于市场疲软，现在很多企业的产品如果不进行改造，不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不提高产品质量，东西就卖不出去。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种市场调节的机制，促使它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全包下来。中国农村有八亿人口，经济政策对稳定农村十分重要。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制度对中国现在绝大多数的农村仍然是合适的。但是仅仅有这样一个制度，现在看来还不够。要进一步发展，就是要搞各种形式的产前产后的服务体系，因为有些事情靠一家一户是难以完成的，比如水利、电力供应、种籽等等，这些要通过建立服务体系来加以解决，所以现在在农村，除了承包经营责任制以外，还要建立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体系的名称就叫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农村改革的深化。
中国日报记者：在我国农业生产前几年连续徘徊的局面下，今后几年中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保证和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再登上新的台阶？
田纪云：我国前几年农业生产出现了暂时徘徊的现象，有政策上的问题，也有工作上的问题。由于近两年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党委采取了加强农业的各种措施，可以说，这种徘徊的局面已经开始结束。去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粮食产量超过了１９８４年历史最好水平。如果我们进一步稳定农村的经济政策，并且不断地加以发展、完善，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积极地提倡科技兴农，推广适用的农业生产技术，我想，我们的农业生产完全有可能结束前几年的徘徊局面，再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英国路透社记者：李鹏先生，您能否告诉我们zhaoziyang现在何处，他是否是自由的，还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另外，他是否像有些中国人认为的能重返政坛？目前是否在对他进行调查？
李鹏：zhaoziyang同志在去年的动乱和暴乱中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支持动乱、分裂党。在国家和党的命运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犯了这样的错误，是严重的。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撤销了他的党内的领导职务，而且决定对他继续进行审查。但他还是一个党员。他现在在北京，政府向他提供的生活条件是良好的、优厚的，他的健康状况我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不像你所想象的是住在监狱里。他的行动也是自由的。至于你刚才说的很多中国人都预言他会重返政坛，我想，那不能代表很多的中国人，只能代表你自己，而你也不是中国人。
新华社记者：李鹏总理提出“廉政才能稳定，勤政才有希望”，请问政府在加强“勤政”方面有何打算？
李鹏：关于廉政的问题，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廉政方面有很多措施，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接受代表的意见，在廉政工作方面努力把它做好。至于说到勤政，我只讲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习雷锋，学习雷锋的精神。雷锋精神的实质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想每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级政府的领导人，要在学雷锋的活动中把自己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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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10日
新华社北京４月９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田纪云、吴学谦、邹家华，应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的邀请，今天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记者招待会于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举行。数百名中外记者坐满了会场。会场上气氛活跃。
新华社记者：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急剧变化，贸易和投资市场竞争激烈。请问李鹏总理，您认为９０年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会给中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鹏：我们现在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因此，国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建设肯定会有影响。我们认为，现在世界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际的经济政治形势对我国既有严峻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包括经贸关系。我们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并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起积极作用。我们对未来十年的前景是乐观的。我们也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考虑到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有严峻的一面，我们要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把经济工作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
香港《文汇报》记者：中国和英国双方在香港建设新机场的问题上认识是一致的。为什么双方谈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具体结果？请问双方的分歧到底是在哪里，是经济的因素，还是政治的原因，或是像香港人所说的中国有“提前参与”的问题？
李鹏：香港的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中国支持在香港建立一个新机场。但是由于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资甚多，而且跨越１９９７年，所以中国政府对此有提出问题的必要，也有这个义务。我们希望这个机场能够投资少、效益高，而且不会在１９９７年后给香港的财政带来负担。最近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先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英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当然也谈到了机场的问题。会谈的气氛是好的，虽然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而且分歧正在缩小。我想告诉大家，在机场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私利，我们只是想为１９９７年政权的顺利交接、香港未来的稳定繁荣和将来特区政权的正常运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只要中英双方按照联合声明的精神协商办事，我看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苏联广播电台记者：李鹏总理，您去年访问苏联，已经过了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内中苏各方面的关系又有发展。下个月江泽民总书记将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请问您对当前的苏中关系有何看法？
李鹏：江泽民总书记即将对苏联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对戈尔巴乔夫总统１９８９年访问中国的回访。在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期间，两位领导人将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中国和苏联是有着７０００多公里边界的邻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各个方面的关系，对两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向着睦邻友好的方向发展，不会回到５０年代的结盟状态。我相信，江泽民总书记的这次访问将取得圆满成功。（⑴⑷）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李鹏总理，３月２０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登的一首诗除了表面意思外，还有隐含要您下台的意思，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政治事件？
李鹏：这是小事一件，不值一提。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有这么几个人反对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这不足为怪。这样一类的事，古今中外，恐怕概莫能外。我想，写这首诗的人不能够代表民意。今天闭幕的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国务院所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以及我代表国务院就纲要所作的报告。这才代表了中国的民意。
台北《联合报》记者：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草稿中曾提出，台湾近来的种种言论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有助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但是后来您在作口头报告的时候把“有助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这句话删去了。不知这是您个人临时决定，还是党内事先有过协调。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李鹏：我请吴学谦副总理来回答这个问题。
吴学谦：李鹏总理在这次人大会上的报告有一段是讲台湾问题的，它阐述了中央对台湾的一贯政策。李鹏总理在报告中欢迎台湾当局主张国家统一的言论，希望台湾当局多做一些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实现“三通”的事情，早日实现国共两党谈判，也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关于刚才记者先生提到的所谓结束敌对状态的问题，我想提醒台湾报纸的各位记者，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台湾当局有人不止一次地宣称“动员戡乱时期”终止以后，台湾同大陆的关系还将处于敌对状态，台湾当局坚持反共，等等。这些言论显然不利于促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也是同不久前发表的台湾所谓“国家统一纲领”中所说两岸应该摒弃敌对状态这句话相矛盾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众所周知，我国的治理整顿工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有人认为治理整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外电报道说治理整顿使我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请问李鹏总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鹏：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得到控制，曾经一度出现的经济滑坡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达到了１３．８％，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整个经济秩序有了初步的好转，过去一直困扰我们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也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们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明显效果，并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与条件。但是治理整顿的一些任务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经济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即使治理整顿结束以后，也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说，关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问题，改善财政收支状况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解决。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海湾战争期间，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军事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和冲突。请问，您能不能保证，如果在中国国内出现一些争端，中国政府会用和平的方式而不用军事的方式来处理？
李鹏：我想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至于中国国内问题，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当矛盾激化或者性质已经转变，触犯了中国刑律危及国家和社会的安定的时候，我们才会采取断然的措施。
墨西哥《一加一日报》主编：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是什么？
李鹏：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都有改革方面的内容。纲要通过后就获得了法律效力，这就是保障。当然，无论是改革还是经济建设，都离不开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及良好的国际环境。
美国《商业日报》记者：请问李总理，一个中国人是否会既是一个爱国者，同时又反对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李鹏：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个中国公民既然是爱国者，他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北京日报》记者：中国奥委会已经同意，北京市申请举办２０００年的奥运会，北京和全国人民对此十分关心。请问李鹏总理，对北京市的这一申请有何看法。
李鹏：去年９月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亚运会，这证明北京有条件申请举办２０００年的奥运会。当然，申请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的城市很多，有许多竞争者。我们希望，北京市的申请能够得到世界体育界和各个方面更多的支持。如果这个申请获得准许，那么北京市乃至中国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把这届奥运会办好。
一名外国记者：中国关于“liusi”的案件最近已经审理完毕，zhaoziyang的案件是不是也审理完毕？
李鹏：zhaoziyang同志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指出他的错误是分裂党、支持动乱。对他的审查是党内的审查，这个审查还在进行中。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最近，中国和苏联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日本和苏联的经济交流以苏联总统访日为起点也将变得频繁起来。也就是说，由中国、苏联、日本和朝鲜半岛组织起来的远东经济交流圈可能即将形成。请问，中国将在这个交流圈中发挥什么作用，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李鹏：中国、日本、朝鲜都处在东亚地区，加强相互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是一件好事，中国政府表示支持，但中国不仅重视和东亚地区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也希望与东南亚、欧洲、北美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关系。
《中国日报》记者：前天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情况表明，我国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效益低、资金周转慢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国内外有人认为目前的企业承包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股份制和私有化，请问李鹏总理对此有何评论？今后政府将采取哪些得力措施来提高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
李鹏：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同志，他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我想请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邹家华：这位记者所关心的企业经济效益问题是中国当前经济工作中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效益问题。搞活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这些企业效益的问题，在李鹏总理的报告中有非常明确的阐述。实际上，中国的大中型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大中型企业进一步搞活。搞活这些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就是深化改革，使这些企业更加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的需要。形成大中型企业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有外部原因，也有企业内部原因。深化改革需要从企业外部和内部来进行，比如价格体制改革、资金利率、汇率等方面的改革，对企业承包责任制以及内部人事、资金、管理等方面的改革都是重要的。我们相信通过改革以及企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效益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伊朗通讯社记者：目前伊拉克南部情况很严重。请问中国政府有没有打算向伊拉克南部提供经济援助？
李鹏：我们从新闻媒介了解到伊拉克有些情况很严重。中国政府愿意考虑对他们提供一些人道主义援助。
香港《新报》记者：刚才李鹏总理提到，中英关于香港新机场问题的分歧正在缩小。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达成一个最后协议，究竟中英双方现在具体的分歧是什么？中方是否担心，英国会在九七年之前把香港的储备花光？中国认为储备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现在中英双方的会谈是不是处于僵局？根据你的估计，中国还要多长时间才会最后公开表态支持这个新机场的计划？
李鹏：你刚才讲的是有一些道理的。中英双方在香港兴建机场的问题上，关于财政，也就是香港政府有多少财政储备留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确实是有分歧的问题之一。这次赫德外交大臣对中国的访问，双方就此举行了有益的会谈，分歧正在缩小。我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已经说过，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我们是为将来香港特区政府的正常运转着想，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这个新机场给香港的居民带来更多的负担，譬如增加税赋等等。
德新社记者：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许多人认为如果邓小平一旦逝世的话，中国的形势会出现混乱，变得非常不稳定。是否可以说继承邓小平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认为谁会成为未来防止中国出现不稳定的支柱？
李鹏：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我们对他非常尊敬。这次我代表政府作的报告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归纳的１２条经验，就凝结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贡献。１９８９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两年来的工作表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我相信这个领导核心是完全有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的。
邓小平同志总是鼓励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地决策和处理问题，希望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成熟起来。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健康，所以我们不用去谈论你所设想的那种情况。但是，不论出现什么情况，现在的领导集体是有能力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的。刚才有几位记者很关心我还能否担任总理。我不想回避这个问题。我是这个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协助江泽民同志工作。我想中国的稳定也包括中国政府的稳定，因此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我这个总理的职位不会有什么变动。顺便再说一下，有的记者此前曾问及我和日本议员渡边美智雄先生在３月初那次谈话。他问在这次人大会议上有没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当时我的回答是，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变动，我这个总理还会继续担任下去。后来记者报道时没有强调我讲的“惊人”这两个字。这次人大增补了两位副总理、一位国务委员。当时因人大还没有召开，没有作出决定，我当然也不便于透露，这一点大家是会谅解的。
《人民日报》记者：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谈论建立国际新秩序，请问总理，您认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我国政府应该为此做出哪些努力？
李鹏：现在许多国家政府和舆论界都在谈论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中国政府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普遍原则，因为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种由一个大国或者由某些大国组成的集团来主宰世界的新秩序，恐怕不能够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中国政府认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条最重要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世界大家庭中间平等的一员，它们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中国曾经说将公开宣布“liusi”中受伤或被打死的人的数字。现在法院说已经基本审理完案件。请问，政府什么时候公开向人民宣布“liusi”期间死伤的人数？
李鹏：“liusi”事件已经过了两年，现在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但我还是可以回答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公布“liusi”的死亡名单对于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困难。问题是有些死者的家属本人并不愿意公布死者名单，因为这个事件在中国人民看来是一场暴乱。
我想可能还会有别的记者提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妨借此机会多讲几句。对于１９８*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暴乱，由于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有不同的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只要是没有偏见、尊重客观事实，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点，那就是如果中国党和政府在那样一种危急的情况下不采取或者说不被迫采取果断措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谈不上今后十年推进改革开放、国民经济翻番、人民建立小康的生活，也许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都成了问题。如果不被迫采取那样果断的措施，那么今天中国必然是一片混乱局面，经济衰退，政治不稳定，其严重程度恐怕不会亚于世界上有些曾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看中国人民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的。因此，历史将越来越证明中国党和政府在当时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
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干预司法部门对案件的具体审理。因此，如果哪位记者要问一些具体的案件，我想应该去问有关的法院、检察院。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人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作的报告，对这方面的问题都讲得很清楚。
《科技日报》记者：李鹏总理讲到我国农业连续两年取得丰收。我想，包括“星火计划”在内的有六大项“科技兴农”的计划，对丰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十年农业要连续上两个台阶，任务还相当艰巨。我想问国务院在今后十年里在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
李鹏：田纪云副总理在国务院是主管农业工作的，我想请他回答这个问题。
田纪云：在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兴农，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现在有许多农业上适用的科学技术，实际生产中得到推广的面积很小，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些适用的科学技术加以普遍推广，我们农业的生产力还会大大提高，这可能是保证我们实现到２０００年农业发展目标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
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刚才您说，中国的司法机构是独立的，但是在法院作出判决后，是不是行政机构也可以对判决施加一些影响，比如说对某些人实行大赦等等？
李鹏：中国的法律没有规定有大赦，只有特赦，但实行特赦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苏联《消息报》记者：李鹏先生，我们知道你们认为家庭个人承包责任制将长期继续下去，但是同时你们又多次表示将鼓励采取一些集体经济的做法。那么，你们这种集体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否顺畅，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李鹏：在中国的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多年了。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成功的，得到了农民拥护，促进了农业发展，所以这个政策我们将继续执行下去。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单是靠这样一种单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服务体系，有产前产后的服务体系，来解决一家一户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预料，在未来的十年中，这种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而且会更加完善。这些服务体系大部分是集体办的，也有个体办的。你刚才所说的集体经济，我想也应该包括乡镇办的企业，许多企业是属于集体经济的性质。
《解放军报》记者：您在本次大会的报告中提出要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进一步增强军民团结和军政团结。请问您对这两年的“双拥”工作有何评价，政府对进一步做好“双拥”工作有什么措施和打算？
李鹏：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还有人民武装警察，他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是我们党、我们国家长期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今年初在福州召开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这个会的召开，总结了在新形势下开展“双拥”活动的新经验，这对加强军民团结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美国之音记者：中国的一部影片《菊豆》曾经被推荐参加美国奥斯卡奖的评选，您对此是不是感到骄傲？另外，为什么中国的一些电影不能在中国的内地来上映，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现在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够来决定哪些影片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李鹏：《菊豆》这部影片我没有看过，所以不能加以评论。至于说到中国党和政府的文艺政策，就是“双百”和“两为”，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希望文艺作品能够鼓舞人民奋发向上，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新闻社记者：请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与了“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制订，他是否满意这个文件？
李鹏：“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制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这个规划和计划的建议。在文件形成过程中，我们广泛地征求过各个方面人士的意见，当然也征求过一些老同志的意见。我们征求过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征求过其他一些老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建议是满意的，其他的老同志也是表示赞成的。邓小平同志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但他所提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将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总理刚才说到，要加强同东南亚的经济贸易关系。请问，台湾在东南亚大举投资对中国发展同东南亚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对柬埔寨问题，中国会不会促使红色高棉接受联合国的方案？面对南沙群岛的问题，中国和越南之间如何改善双边关系？
李鹏：去年中国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和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准备进一步在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和东南亚国家保持和发展良好关系。我们不反对台湾作为一个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只要这种关系是民间的。这种关系不会对大陆和这些国家发展经贸关系有什么妨碍。早在去年八九月份，包括红色高棉在内的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都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文件。南沙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愿意和有关各国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商讨共同开发南沙问题。我们愿意随着柬埔寨问题解决的进程，逐步恢复同越南的正常关系。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最近的海湾战争证明武器落后就会被动挨打。请问，中国在经济还有一些困难的情况下，９０年代怎样发展国防力量？
李鹏：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武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武器的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西方某位军事评论家最近说的。我们还认为，人心向背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在本年度增加一些军费开支是必要的。但我们增加以后的军费占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的比例仍是很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加，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中国的国防政策完全是防御性的，不会对世界上任何国家造成威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李总理曾说对那些卷入民主运动的人不会追究他们的言论或者他们的各种责任，但是就在不久前，我看到wangdan被判了四年徒刑，这是不是你违背了诺言呢？
李鹏：审判wangdan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触犯了中国的刑律，而且，对王丹的审判，我刚才讲了，这是法院的事情，法院根据他犯罪的程度、认罪的好坏以及他是否有悔过的表现，予以判决、量刑。我听到的国际上的评论，都认为对他的量刑是宽大的。至于那些在“六四”过程中间犯了错误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我们的政策更是非常宽容的，党和国家非常爱护他们，对他们主要立足于教育，让他们自己来总结经验，对他们没有搞什么扩大化。我们将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我再回答一个你们今天还没有来得及提出的问题，但据我知道，记者中有人想提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期的问题。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是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次会议是１９８７年召开的，因此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应该在１９９２年召开。我想“十四大”将会如期召开，不会提前。党章上规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可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但我们没有在今年或在“十四大”以前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计划。
原定一小时半的记者招待会延长了半小时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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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４日电 （记者周慈朴、周树春）李鹏总理于５月３０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墨西哥太阳报》社长马里奥·瓦斯克斯的采访。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李鹏总理畅谈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国际问题和中墨双边关系等问题。采访时，中国记者在场。
新的领导集体是稳定的
马里奥：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政局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报道，请问您是怎样看中国政局的？
李鹏：如果您在中国多呆一段时间，我想您就会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政局稳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层的稳定，而领导层的稳定首先是领导核心的稳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先后有过三代领导集体。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
１９８９年６月以后，在我们党举行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江泽民同志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丰富，学识渊博，他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党工作，组织学生运动。从这两年他实际工作的情况来看，他完全能够胜任所担任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个领导集体已经形成，经受了困难的考验，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我相信，这个领导集体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个领导集体将是长期稳定的。
至于对中国的许多相互矛盾的报道，也许是因为消息来自各种不同的来源，带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对中国抱有偏见，也许还有极少数人并不希望中国的局势稳定。
中国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
马里奥：一些过去实行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现在搞多党制，中国现在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否也会搞多党制？
李鹏：对于东欧发生的变化，我不想评论，我们尊重东欧人民的选择。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不会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它代表着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着广大的劳动者。另外，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不同的阶层。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有着几十年的合作历史。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如果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就必然会陷入极度的混乱，经济必然走下坡路，人民将重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那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
我们不去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度是否好，我们也不说我们的制度就是最好的。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配套进行
马里奥：请您介绍一下中国采取了哪些政治改革措施？
李鹏：我们认为，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配套进行。那种认为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政治改革方面，具体地说，第一，要进一步健全和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二，要进一步发挥民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三，要进一步发挥人民和舆论对于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健全民主与法制。
中国成功地制止了通货膨胀
马里奥：中国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降低财政赤字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李鹏：首先我来讲讲通货膨胀的原因。这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在８０年代后期有些过热的现象。自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国家的实力也得到了增强。但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的速度一度过快了一些，基本建设的规模大了一些，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通货膨胀。我们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主要是采取经济手段，譬如采取收紧银根、提高利率、控制贷款。同时，我们也采取一些行政手段，主要是压缩了一些不必要的经济建设项目。通过两年的努力，通货膨胀率从１９８８年的１８．５％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１％，今年上半年也大致保持这一水平。我们已经达到了制止通货膨胀的预期目标。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制止了通货膨胀，表明了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中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
我们在治理整顿期间压缩了政府的开支、压缩了社会集团购买力，调整了一些商品的价格，减少了政府对价格的部分补贴。这些措施对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如治理通货膨胀明显。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大体上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３％到４％。赤字仍然是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值得十分重视并有待解决的问题。（⑴⑷）
当前经济任务：效益、品种、质量
马里奥：请谈一下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李鹏：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由于实行收缩金融的政策，我们的工业生产在１９８９年的下半年到１９９０年的上半年的大约半年时间里曾一度放慢了速度，个别的月份甚至没有增长。这是我们为治理通货膨胀而付出的代价。从去年开始，我们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放松对金融的控制力度，给企业注入了流动资金并采取了一些其它的鼓励措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逐步得到恢复，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增长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今年１月到５月，工业增长的速度约１３％。这样的速度，我们认为高了一些。
由于去年的天气比较好，农业的投入增加和采取了一些科学技术上的措施，去年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丰收。我们粮食生产每年一般在四亿吨到四亿一千万吨，去年达到了四亿三千五百万吨。其它的一些经济作物，如糖、棉花、烟叶，也获得了丰收。这不但保证了城乡人民的供应，而且也给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银行的利率比较高，加上通货膨胀率下降，人民不愿意多买东西，出现了市场疲软、工业产品积压的现象。许多外国记者反映，中国市场很丰富，商品的品种齐全、价格稳定。产品积压是目前我们工业生产的一大问题，造成不利的一方面是经济效益下降，好的一方面是促进了竞争。企业意识到只有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这样产品才能卖出去，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因此，我认为市场疲软和产品积压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已经够可以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提高效益、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所以中国政府把今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号召所有企业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不单纯追求速度。
十年规划的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马里奥：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十年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主要精神和内容？
李鹏：在今后十年我们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已经执行了七个五年计划，今年开始第八个五年计划。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制订过十年规划。这次我们制订了十年规划，是因为我们感觉到，到本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对中国来说是很关键的时期，有许多事情在五年里还做不完，譬如有一些大的项目要跨越五年，因此有必要制订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概括十年规划和五年计划的内容，我认为主要有三项：
（一）经济要稳定地向前发展。我们计划今后十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６％左右。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用世界上７％的耕地来养活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个目标已在８０年代末达到了。第二步是要到本世纪末使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第三步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经过３０年到５０年的努力，使中国的经济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确定了发展的重点。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首先是农业。尽管我们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但每年仍要增加１７００万人口，我们必须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在工业方面，我们主要是增加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通讯、原材料工业等。在加工工业方面不是建立更多的新工厂，而是主要对老厂进行技术改造。
（三）继续改革开放。在今后１０年里，我们要基本上形成一个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有些外国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能否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抱怀疑态度。但是，我们已经搞了１０年，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在中国是行得通的。我们决心今后继续这样做。这种经济机制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是可行的。
整个十年规划的精神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日本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里奥：请谈一谈中日经济贸易的情况？
李鹏：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额已从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１０亿美元发展到目前的约１６５亿美元。去年，中国对日出口约９０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１４％。在中日贸易关系上，过去日本一直是顺差，现在两国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多年来，日本从对华贸易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当然它也向中国提供了不少贷款，据说日本还准备从过去的贸易顺差中向中国回流一些资金，这就是“黑字回流”。
中国有偿还外债的能力
马里奥：中国是否得到外国的投资？
李鹏：自１９７８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利用了一些外国的投资。到１９９０年为止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余额大概还有５００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中长期贷款。我们有充分的偿还外债的能力，因为我们每年出口总额就有５００亿美元以上。这两年由于某些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外国的贷款有所减少。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些影响，但同时也损害了采取制裁的国家自身的利益。这是因为它们减少了对中国的贷款，也就使中国降低了购买这些国家产品的能力。它们对中国的出口也就减少了。在我们对外贸体制实行改革并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后，我们的外汇储备这两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还出现了一种积极的现象。外国朋友所熟悉的外汇券现在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小了，这是因为我们主动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几次调整，其结果是国家银行的汇率同市场上交易的汇率已经十分接近。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外交往，参加国际上的经济合作和整顿国内经济秩序，而且也有利于我们的对外贸易。
建立国际新秩序很必要
马里奥：现在许多国家就建立国际新秩序提出了各种主张，中国的主张是什么？
李鹏：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建立起来，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非常必要的。中国认为，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由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领导全世界，将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既享有平等的权利，也有各自应尽的义务。我们还认为，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联合国应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也支持各个地区的国家建立不同形式的区域组织或集团，加强经济上或政治上的联系，只要这种组织或集团在军事上不采取扩张政策，在经济上不采取保护主义的排他性政策，而是为了谋求合作和共同发展。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拉美的类似组织等。这类组织的活动对地区的和平、发展和合作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拟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利提出实现太平洋盆地一体化的倡议。只要这些主张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贸易交流和合作，而不是排斥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都是赞赏的。
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越来越富，一些国家越来越穷，有些国家的人民甚至在死亡线上挣扎，这种情况导致了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乃至暴力事件。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且也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经济新秩序主要应解决南北之间的差距问题。对此，发达国家应该尽更多的义务，负更大的责任，在债务问题上应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我们认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是，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及其政府自己做主，别国不应干涉。
江泽民访苏取得巨大成功
马里奥：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晤，您如何评价这次访问？
李鹏：我认为这次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１９８９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同邓小平主席进行了高级会晤，从而结束了过去，开辟了未来。过去几十年中，中苏关系不好，甚至处于对立状态。所谓“结束过去”，就是结束这种状态，“开辟未来”就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并进一步向睦邻友好关系发展。江泽民总书记这次访苏在“开辟未来”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他的访问日程十分丰富，其中主要包括他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几次会谈。在访问中，双方签署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对保证边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于中苏关系的前景，我想，中国和苏联应该成为友好的邻国。我们两国有着７０００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为了彼此的安全，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十分必要。但是，中苏关系不会回到５０年代的结盟关系。我们将按照各自的具体情况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苏联现在面临一些困难，我们希望苏联政局能够稳定下来。因为苏联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对中苏两国、亚太地区都有利。反过来说，一个混乱、动荡不安的苏联对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没有任何好处。
希望香港繁荣稳定
马里奥：今年１月，香港总督访问了中国，他的访问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鹏：回答这个问题涉及中英关系问题。今年以来，不仅香港总督来过，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也访问了中国。在同赫德会见时，我们就中英关系谈了许多，谈话的气氛是融洽的。中英之间现在有一个在香港建设新机场的问题，对此双方意见还有一些不一致。中国认为，香港有必要建设一个新机场。我们希望这个机场的建设投资少、效益高，不要今后给香港的特区政府和居民留下负担。本着这个精神，我们愿意继续和英国方面进行磋商，以便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如你所知，中英就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达成了协议。未来的香港虽然回归了祖国，但我们实行“一国两制”。届时，香港将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希望香港能够保持稳定和繁荣。
与香港有关的还有一个美国是否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如果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中国和美国都将受到损失，而香港蒙受损失和危害的程度绝不亚于中国大陆。也许你了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港的劳动力价格十分高昂。所以，港商到内地进行一些产品加工，其中一部分出口到美国。在美国所提出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这类商品大约占７０％。另一方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境内建立了许多中外合资企业，也有很多外商来华建立独资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也通过香港输送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如果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被取消，对这些合资和独资企业将是大的打击，对香港的转口贸易的打击也将是大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布什总统已经宣布，他准备建议无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我们希望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也能够和布什总统一样，采取明智的态度。
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
马里奥：中国统一的问题进展如何？台湾是否或何时能回归中国大陆？
李鹏：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要真正做到统一还要经过长期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停步不前。所以，海峡两岸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最近一个时期，台湾当局有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统一的举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台湾当局中某些人仍然企图谋求与我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坚持“一国两府”的政策。这实际还是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是广大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为了表示对和平统一的诚意，我们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党与党之间的谈判。同时我们也提出将来也可以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即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以继续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地方政府可以保留其军队。
欢迎朝鲜申请加入联合国
马里奥：您是否能简要介绍您对两个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看法？
李鹏：朝鲜是中国的邻国，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非常关切。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的局势能够保持稳定。不久前，我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政府”，在联邦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我们认为，这个主张切合朝鲜半岛的实际情况，也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宣布将申请加入联合国，作为朝鲜统一之前的一个过渡性措施，这一决定受到国际上的普遍欢迎，中国也不例外。
期待墨总统来访
马里奥：请问中墨双边关系的前景如何，在哪些贸易领域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李鹏：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发展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
去年杨尚昆主席访问贵国期间，中墨两国政府举行了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首次突破２亿美元。我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两国贸易稳步发展，一些大宗商品，如钢材、化肥、石蜡等，正逐步由间接贸易发展为直接贸易，双方交换的商品趋于多样化。
中国和墨西哥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各自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潜力，双方进出口商品互补性较强。我相信，只要双方加强往来，增进了解，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会更快、更扎实地向前发展。
杨尚昆主席已邀请萨利纳斯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我们期待着他的来访。我们相信通过他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加强中墨两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墨西哥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中国人民对墨西哥人民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我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通过你的新闻传媒向广大的墨西哥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199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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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三月三十一日电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李鹏总理，朱ｒóｎｇ＠①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副总理应邀就我国的内外政策在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
李鹏总理在新闻发布会开始时首先讲话。他说，我们刚刚结束了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这是两个重要的会议。在整个会议进程中，中外记者对会议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李鹏总理向中外记者表示感谢。
新华社记者问：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产生了国务院新的领导机构，请问在今后五年任期内，您和您的同事们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主要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李鹏：这一届政府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这次大会已批准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由原来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样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就会在经济上再上一个新台阶，并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翻两番的目标。但我们要求的速度是一种结构合理的、有效益的速度。我们已确立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的改革目标，在今后的五年里，在这一方面要迈出更大步伐。对外开放也要进一步扩大。我们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特别要关心那些现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群众的生活。我说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世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⑴⑷）
台北中央社记者问：维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友好关系，发展经济往来，是目前北京制定政策的主要方向。从这个角度出发，您如何看待即将举行的海峡两岸的辜汪会谈，会谈中会不会涉及有关政治性的议题，同时如何解释您在报告中所提到的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
李鹏：辜汪会谈是海峡两岸两个民间性组织的会谈。我希望会谈能取得成功，从而促进两岸经济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至于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谈到的对台湾采取必要的断然措施，当然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台湾要搞台独或者社会秩序混乱，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我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报告里提到了我们愿意尽早地进行双方的接触。一些台湾的记者注意到原来我们是提两党之间的接触，现在提双方的接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义。当然这有新的含义，就是除了两党之间的接触外，我们也欢迎一切反对台独、愿意和平统一的台湾的其他的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华尔街日报记者问：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在我们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世界其他的地方发生了一些麻烦。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决定是否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核核查这件事提交给联合国。如果真的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是否会投票否决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如果中国弃权，那么作为唯一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持陆地边界的国家，会不会遵守制裁的决定？
李鹏：中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当然要遵守这个条约。我们不鼓励也不支持核扩散。我们认为，在朝鲜，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不应该有核武器的存在，这样才有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国际社会也应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耐心。我认为，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到安理会上去，不一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
香港电台记者问：刚刚结束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广东代表团提出的有关香港问题的议案。请问这是不是显示中英共同合作使香港平稳过渡的希望已经很微小了？如果中英在政制上不能衔接的话，在其他方面包括经济方面是不是都没有可能合作？
李鹏：在不到半个小时以前人代会通过了这个决议。由于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的时间已经很临近了，有许多工作要提前做，所以通过了广东代表团的提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必要的时候成立预备工作机构来进行筹备工作。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中国并没有关上中英谈判的大门，这个门是英国方面关上的。我想只要英国政府采取主动态度，回到三原则的立场上，并且确认这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那么中国方面对这一谈判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我们并不希望对抗，而是希望中英合作来保持香港的平稳过渡。对中英谈判，英国方面已关上了第一扇大门，现在就看他是不是关上第二扇大门。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球现在在英国一边。
你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英之间的这种争议会不会影响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就中国来说，我们非常重视和欧共体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发展贸易、经济、技术合作。昨天我们和德国的经济部长签订了９个合同、价值１２亿美元，这说明同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有着多大的合作潜力，中国有多大的市场。我想英国企业家对这个市场也是会感兴趣的。我们不希望中英经贸合作受到影响，中国和英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如果中英关系继续朝不好的方向发展下去，关系搞得很紧张，恐怕也不能说完全不会对经济的合作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现象？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百分之六调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根据是什么？
李鹏：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是有充分根据的。首先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国内的条件也是具备的。我们这几年投入的固定资产将逐步发挥作用，现在所具备的生产能力，包括工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也可以支持这样一个速度。当然，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结构上还不尽合理，企业的效益还不高，在金融方面货币发行量比较大，存在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头脑是清醒的，我们将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所以提出防止过热完全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不会用过去计划经济时的老办法，而是应该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来加以解决。中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好的，我们的主旋律是要加快经济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对已经发生的问题我们将给予充分重视。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问：您如何评论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李鹏：中国和俄罗斯是有４０００多公里边界线的邻国，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之间的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俄罗斯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俄罗斯政坛上发生了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俄罗斯政局能够保持稳定，希望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但是中国绝不去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需要依附于党、政机关就可以自己生活，不吃皇粮下海了。在人大方面，总理自己也提到在这个民主集中制的机构里民主的成份在增加，集中的成份在减少。请问，新一届政府将怎样看待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在未来的５年内，中国政府与全国人大之间将如何调整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李鹏：中国将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我们修改后的宪法中确定的奋斗目标。在未来五年中，我们将进一步发扬民主，使人民有更多的参与，使我们的决策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政府的行为将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人大是中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除了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以外，政府还接受人大经常性的监督。在未来的５年里，根据乔石委员长今天的讲话，人大将进一步在立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完善经济的立法。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将分各个专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报告，接受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批评和建议。行政部门将根据宪法规定充分行使行政权力。可以说，我们同全国人大既是受监督的关系，也是合作的关系。说得完整一点，我们既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时又是一种团结、合作、共事的关系。
人民日报记者问：现在我国的农业和农民情况怎么样？有消息说农村中广泛存在着向农民打白条、乱摊派等不合理现象，引起了农民的不满。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不会蔓延下去？
李鹏：我请朱ｒóｎｇ＠①基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
朱ｒóｎｇ＠①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一贯重视农业问题，把农业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是从１９７９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在农村首先实行了改革，使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即使是在１９９１年大灾之年，我国的农业仍然保持着连续多年的丰收。但是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候，有一些地区忽视了农业的基础地位。比方说把本应用于农业的资金挪用于搞开发区和搞房地产等，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向农民打“白条子”的情况。同时在开发区的建设中还存在过多占用耕地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早有发现。自去年以来，江泽民、李鹏等同志都召开会议，强调要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解决各地多占、滥占耕地的问题。国务院已经就此向各省市自治区提出了明确的政策，绝不允许再占用良田搞开发区或者搞其他项目。二是国务院今年下定决心不再向农民打“白条子”。现在农产品收购已经存在“剪刀差”，农民已经吃了亏了，连这点钱都不给他，是不能允许的。三是停止对农民的额外的摊派。现在各种名目的摊派，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是很严重的，我们已经决定对所有的摊派先停止后清理，然后再决定有的是不是需要恢复。我相信，这些措施下去以后，中国的农业一定会搞好，去年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
台湾联合报记者问：两岸和平统一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台湾进行国际活动受到了大陆方面的一些影响。从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看，大陆是否会对台湾进行国际活动给予新的认识。另外，为了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您认为两岸是否有必要、有可能签署和平协议？
李鹏：我们对台湾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我们当然希望双方尽早进行接触，结束敌对状态。当然首先要接触起来，才谈得上达成某种一致或签订某种协议，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的事情。我们不仅没有“封杀”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打算。都是中国同胞，我们希望台湾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凡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我们都向他们表示，同台湾除了不能发生外交关系和官方往来外，都可以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怎么能说“封杀”呢？应该说路子给得很宽。而且大陆现在的经济状况很好，有很好的投资环境。我们以优惠的政策欢迎台湾同胞的资本到大陆来发展“三资”企业，希望实现“三通”。
新闻发布会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近６００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1994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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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２日电 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酒会，邀请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朱ｒóｎｇ＠①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同采访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招待酒会上，李鹏总理首先讲话说，这次“两会”有１５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参加采访，表现了对两个大会浓厚的兴趣，基本上来说，报道也是公正、客观的，这有助于中国人民了解这两个大会，也有助于世界了解这两个大会。因此，我要对在大会期间各新闻媒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
李鹏总理说，大会新闻发言人向我转来了记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为了节省时间，我准备就大家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先作一些回答。
第一个问题，有人问我对这次大会的结果是否满意，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人大刚刚闭幕，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并且通过了预算法。这就是说，大会肯定了去年政府的工作，并且批准了政府向大会提出的今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一致赞同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２０个字作为今年工作的大局。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们就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对此我感到满意。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去也提过、讨论过，但是像这次这样达成共识，过去还没有过。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以及各部委的负责同志都直接到小组或到代表团参加会议，听取代表们的批评和建议，与历次大会比较起来这也是次数最多的一次，同代表的接触也是最广泛的一次。因此，可以这样评价：这次会议是一次民主的、务实的、团结的、奋进的大会。
第二个问题，有人问，今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有些代表对能否把零售物价上涨指数控制在１０％以内表示怀疑，政府将采取哪些措施稳定物价？
应该说，政府对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这件事非常重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既然这个报告已经得到批准，各级政府就都要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不仅是政府方面需要作出努力，也需要企业和全社会共同作出努力，这是大家共同的任务。促使物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现在正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去的价格不合理，所以要主动地调整价格，逐步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因此出台一些调整的项目，这就会促使价格上涨。另外，由于我们的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也促使了价格的上涨。但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我们采取了渐进的价格改革，每次出台价格改革措施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到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没有引起社会大的震荡。实践证明，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是成功的。为了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我们准备采取以下三条重要的措施：第一条就是保持商品的供求关系大体上平衡，特别是使得我们的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的生产保持稳定增长，这是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同时，我们要抓好“菜篮子”工程，实行市长负责制。就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看，副食品供应的好坏，是广大居民最关心、也是影响物价指数最大的一个因素。第二条，虽然我国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实行市场定价，但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仍然需要宏观调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说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那么一致，那么通过这次会议已经达到了认识上的一致。国家已经决定把２０多种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列为国家的监审对象。第三条，我们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和货币的过量发行。（⑴⑶）
第三个问题，有人问我如何评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这次访华的成果，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我的回答是，中国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和美国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关系。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于究竟如何才能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看法。关于如何评价这次克里斯托弗国务卿的访问，我认为他的这次访问还是有成果的，也许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成果。不过，我想成果除了表现在达成一些具体的谅解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克里斯托弗同江泽民主席、我本人和钱副总理的会谈、会见，增进了对彼此观点的了解。我们就中美关系等广泛的问题，也包括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就人权、最惠国待遇、《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坦率的、深入的讨论。应该说，通过这些会见、会谈，克里斯托弗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从中国领导人的口中亲自听到了中方对他所关心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这也许有助于在将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内，美方经过慎重的考虑能够做出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的决定。我们注意到了克林顿总统１６日的讲话，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我借此机会在这里重申，中国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并且为此已做出了努力，并将继续做出努力。但有一点也应该讲清楚，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当然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总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感到悲观。 随后，李鹏总理回答了记者们的现场提问。
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记者：我想问中国是否对全面检查朝鲜的核设施问题表示关心，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中国可以考虑支持联合国对朝鲜实行制裁？
李鹏：中国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字国。我们不支持、不鼓励核扩散的立场是一贯的。中国一贯主张在朝鲜核核查问题上采取谈判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赞成施加压力，因为这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践已经证明，核核查的问题通过谈判是可以逐步达到一致的。如果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将坚持一贯的立场，也就是说通过对话、通过谈判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不主张施加压力。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全面阐述中国的观点，也希望其他安理会成员国能采纳中国的意见。如果采取施加压力的做法，那么只会促使朝鲜半岛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紧张，这对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利的。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问：自从中英会谈破裂后，中方说要在一些政治以外的问题上与英方合作，但为什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否说明两国政府在未来合作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李鹏：众所周知，由于英方的不合作态度，导致了中英两国关于香港９４／９５年选举安排谈判的破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和企业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有人担心，由于中英谈判中断，会不会影响到中英在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经济、贸易上的关系。我可以告诉诸位，中国将不会对英国企业采取歧视的政策。我们欢迎它们到中国来参与平等竞争，发展平等互利的合作。我们在英国有许多传统的合作伙伴，我们并没有因为中英关系的现状而中断同它们的合作。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两个国家如果有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无疑对经济关系有促进作用；反过来，政治、外交关系不好，要说对经济关系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作出努力，尽量减少影响英国企业到中国来参加竞争、投资的负面因素。
德国电视二台记者问：这次全国人大会议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有些代表在讨论中提到了一些对稳定形成威胁的问题，这一点会不会导致中国改变改革政策或放慢改革速度？
李鹏：我们讲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就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改革又是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采取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只能有利于发展和改革的推进。
《中国日报》记者：请问李鹏总理，您对我国复关的进程有何评论？复关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何利弊？
李鹏：李岚清副总理负责经贸工作，也是主持复关工作的，这个问题请李岚清副总理来回答。
李岚清：总的说，这次关于中国复关问题的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除个别的缔约方以外，绝大多数缔约方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尽快复关。复关不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利，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对外贸易额居世界第１１位，而且经济在快速增长，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对于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也是一个重要贡献。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本着权利和义务均等的原则，积极地同有关缔约方进行这方面的谈判。欧共体等缔约方已经提出了复关的议定书草案，正在同我们进行磋商。其他有些缔约方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磋商。令人遗憾的是，确实有个别的缔约方在这次会议上对我们的复关问题进行了阻挠。就是这样一个缔约方，在双边协议中却明确表示要坚定地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我希望该方能够履行其承诺，改变阻碍中国复关的态度，积极推动中国复关的进程。
２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招待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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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5日
新华社济州（韩国）１１月４日电 （记者戚德良、张益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结束其５天韩国之行前夕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访韩期间同金泳三总统等韩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友好和富有成效的会谈和会晤，同韩国企业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促进中韩经贸合作关系方面达成了共识，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李鹏在今天上午于济州岛新罗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就中韩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国内情况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韩国认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应由南北双方通过对话来解决，中国对此持何看法？李鹏说，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十分关心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和平机制应由有关各方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在新的和平机制建立之前，停战协定仍然有效，应继续予以遵守。
有记者问，韩国认为如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必须重开南北对话，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抱何态度？李鹏说，中国一贯主张，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应通过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南北对话，中国支持这种对话。
当记者问到朝美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将会对朝鲜半岛和朝鲜北方带来什么变化和影响时，李鹏说，中国欢迎朝美就朝鲜核问题达成框架协议。我们认为，这一协议的履行，将有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会为南北双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中国一贯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来决定，中国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将自己的改革开放的模式施加给其他国家。
当记者问到李鹏总理对韩国有何印象时，李鹏说，访问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韩国经济发展很快，有许多现代化企业，管理得也很好。中国的资源丰富，正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愿意同韩国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有记者问：您在访问期间先后参观了大宇、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集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特别重视同这些企业的合作？您认为这次访问将对发展中韩经贸关系有何影响？李鹏说，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访问，我愿意参观更多的韩国企业。（⑴⑹）我参观的几家企业都是韩国知名度很高的企业，有着较强的实力和较为先进的技术，和中国也有较好的合作关系。中国愿意同韩国有实力的大企业开展合作，也欢迎韩国中小企业到华投资，寻求合作伙伴。这次访问的具体成果之一就是中韩双方签署了民用航空合作协定、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和共同开发民用客机备忘录等文件。在此之前，中韩双方已就在汽车、航空技术、程控交换机和高清晰度彩电等领域进行产业合作达成了协议。所有这些文件的签署都为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法律保护，我们对中韩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表示乐观。在回答关于中国同朝鲜南北双方的关系问题时，李鹏说，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特别是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从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线，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朝鲜和韩国发展友好关系。
当记者问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李鹏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中国的改革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深深扎根于中国这块土地，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它必将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中国现已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是很团结的，有能力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的。＊
1995年3月19日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８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朱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吴邦国、姜春云，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李鹏在会见中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李鹏总理和各位副总理是应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同记者们见面的。
下午４时３０分，李鹏等来到大会堂三楼大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前站成一排，同记者见面并回答提问。
李鹏首先表示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他说：今天下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它将成为１９９５年指导我们各级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相信，这次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促进１９９５年各项任务的完成。
李鹏说：在会议过程中间，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和文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他们表示赞成，与此同时，对政府工作也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批评。因此，我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是一次团结务实和鼓劲的会议。
李鹏接着向在场的中外记者介绍说：这次大会决定任命了两位副总理。一位是吴邦国同志，他将在国务院主管工业工作；一位是姜春云同志，他将在国务院主管农业工作。
李鹏说：这次“两会”过程中，许多中外记者参加了会议采访，对会议作了充分报道，不仅使中国人民对会议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也使世界各国人民对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在此，我向中外各新闻传媒的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鹏说：现在，我愿意回答各位的问题。
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国是否会邀请外国代表参加？最近日本政府提出日中不再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鹏：５０年前的那场战争给世界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之所以要隆重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是为了使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内，不要忘记那场战争，不要让那种事情重新出现。关于中日两国关系，由于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广大民间人士的努力，两国关系在战后不但有了改善，而且有了很大发展。
（ＡＣ）
现在日本政府重申要保持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创造中日友好的未来，把这种友好关系带进２１世纪。
美国华侨日报记者：请问李鹏总理，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没有新的措施？
李鹏：关于去年的通货膨胀问题和今年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我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以下几点：第一，要争取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去年物价上涨主要反映在农产品和副食品的价格上。如果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就可以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的有效供应，这样价格上涨幅度就会有所下降。第二，去年我们出台了比较多的调整物价措施，这些措施对发展农业、工业以及理顺价格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但也导致去年物价上涨比较多。今年我们一般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这将有助于控制物价。第三，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之中，流通秩序比较混乱，在去年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中，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今年我们要对此加强整顿。因此，今年在控制物价上，这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潜力。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控制物价的目标，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当然也需要企业、事业单位的支持，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年一、二月份我们的物价上涨幅度有所下降，已经降到２０％以下。
台湾“中央社”记者：中共为了化解两岸的敌意作了什么努力？为了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中共是否可以通过现在的渠道对军事调动等问题进行通报？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否有意进行军事交流和军事人员往来？
李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不久就海峡两岸关系提出了八点主张，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积极响应。但迄今台湾当局还没有作出全面的、正式的回应。如果说要表现诚意的话，台湾当局首先应该在这方面表现出诚意。我们愿意就两岸关系进行商谈，包括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关系，实现“三通”等都可以商谈，当然，这种商谈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请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农业的发展？
李鹏：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十条措施。这个报告已得到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批准，因此，主要问题是落实。
在这里，我想再强调几点。第一，要坚持和完善农村现有的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继续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各级政府要真正重视农业，这主要应表现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上；第三，要大力推广适用的农业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这是世界上的一大奇迹，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人口还在继续增加，而耕地面积有限，这就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只能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
４００多位中外记者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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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18日
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７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就国内外一些重大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李鹏是应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同记者见面的。
下午４时３０分，李鹏在周觉的陪同下面带笑容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顿时，大厅里闪光灯亮个不停，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
李鹏首先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已圆满完成任务，胜利闭幕。刚才人大会议通过了“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关于《纲要》的报告。这个《纲要》将成为全国人民未来５年和１５年为之奋斗的目标。
李鹏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使《纲要》得到实现。因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可以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局，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国经过４６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包括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纲要》经人大会议通过后，１２亿人民将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他说，中国要保持好的发展势头，要实现《纲要》提出的目标，有两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对外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自始至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纲要》的显著特点。
李鹏接着请记者们提问。
台湾“中央社”记者：这次在台海的演习结束以后，还会不会继续进行其它演习？总理先生在１月３０日还提到过解决台湾问题最终有个条件就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总理先生这次的报告也说到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这次演习结束之后，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请总理先生作个说明。
李鹏：台湾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在此我愿说明以下几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江泽民主席一年前提出的八项主张，对上述方针作了全面、完整、深刻的阐述。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和南海进行军事演习，是属于正常的演习，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军的军事素质，提高现代化作战的水平。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义务、有决心，也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公海进行军事演习，符合国际惯例，许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习都是在公告宣布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很顺利。
（ＡＣ）
台湾目前出现的一些紧张和混乱局面，究其根本原因，是台湾当局的某些领导人明目张胆地、频繁地在岛内和在国际上进行谋求“台湾独立”的活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衷心希望台湾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关键在于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台湾当局领导人，今后不仅在口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实际行动上，不从事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活动，不搞“台湾独立”。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势力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涉。如果有人想在台湾海峡炫耀武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同时，我想补充一点，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两岸之间的经贸合作，保护台湾同胞包括投资者在大陆的正当权益。
美国环球电视公司记者：由于中国继续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已经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进行活动，作为对中国军事演习的反应。请问这样的对抗对于中美两国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
李鹏：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美关系的基础是三个联合公报。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分歧，解决这些分歧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双方进行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和合作，按照求同存异、增进了解、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这样两国关系才能沿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能接受一个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国家的做法。如果对中国以武力相威胁，历史早已证明，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
新华社记者：您的报告中用较大篇幅论述了农业和粮食生产问题，这说明党中央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但外界也有人担心，进入下个世纪后，中国生产的粮食能不能养活自己，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李鹏：记得美国一位大名鼎鼎的艾奇逊国务卿曾经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得战争的胜利，但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４６年过去了，中国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２２％的人口，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不正确的。现在世界上又有一种中国面临“粮食危机”的论调。其中有的人是出于对中国的关心，但是也有人是别有用心的，是想借此来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１２亿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农业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我们发展的重点。但是，中国粮食增产潜力大，我们能够立足国内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纲要》以较大的篇幅着重阐述了加强农业的重要性及若干具体措施。我想借此机会讲几个要点：
第一，中国还有２／３的耕地是中低产田。依靠科学种田、增加投入，可以提高这些中低产田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二，中国还有一批可供开垦的荒地。《纲要》中提出要在黑龙江、吉林、黄淮海平原建立商品粮基地，在新疆建立棉花生产基地。中国还有大片的山区、草原、水面、滩涂，可以搞综合开发。中国有一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养殖业、水产业、林果业，为人民提供更多的食品资源，改变食物结构，这方面中国还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大家都知道，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粮食需求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计划生育已取得明显效果，并将继续坚持下去。在农村，要把计划生育和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和建立文明幸福的家庭结合起来，使计划生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请问对不久前您与梅杰首相在曼谷的会谈有何评价？
李鹏：不久前在泰国举行亚欧会议期间，我同梅杰首相进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建设性的，同时也是讲原则的。英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实行免签的措施，我们表示赞同；但对于某些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要求，我们不能苟同。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势已定，这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中英两国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在政权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上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也赞成推动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近５００名中外记者参加了会见。
199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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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４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
李鹏总理是应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同中外记者见面的。
下午５时，李鹏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同记者们见面。他首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刚才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批准了我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１２日闭幕的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也对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赞同。我想，这是代表和委员们对于政府一年来工作的肯定和对今后工作的支持。今后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按照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任务、目标和措施去加以落实，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把今年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李鹏说：在这次会议开幕前夕，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全国人民在庄严、隆重、深情、有序的情况下进行了沉痛的追悼活动。从这次“两会”的全过程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和信赖的，中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我们相信，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得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总理在报告里面说十五大和香港回归是今年中国的两件大事。请问，中央政府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以后会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一些部委插手香港的事务？你对中国今年加入世贸组织有何看法？
李鹏：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当然希望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比如从１９９６年４月起，决定把中国的进口关税从３５·３％降到２３％，并承诺到本世纪末关税进一步降到１５％，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最近有一些进展，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国迟迟不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排斥在外，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这里固然有利益关系，但是也有政治上的原因。中国政府愿再次表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将享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权利，同时也愿意履行应尽的义务。众所周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世界贸易组织要按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不仅中国需要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明智的态度，为尽早解决这个问题作出切实的努力。不过我想告诉大家，中国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
今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对香港将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
（Ａ、Ｄ）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有关部委不会去干涉那里的事务。最近英方有人说７月１日以后它还要监督中英联合声明的实施情况，我想这是不现实的。因为７月１日以后中国已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法新社记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黄长烨，已经在韩国使馆呆了一个多月了，请问中国政府将如何以及在何时解决这一问题？
答：黄长烨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对这一事件拥有管辖权。基于同样理由，中国不承认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享有外交庇护权。对于黄长烨事件，中国政府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主要是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出发来处理这一事件的。在处理过程中，我们当然也考虑到有关方面的立场。我们将按照国际惯例，尽快对黄长烨事件作出妥善处理。我认为，处理的条件已接近成熟。
新华社记者：海内外舆论普遍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用了１／６的篇幅谈了国有企业的问题。请问总理，当前部分国有企业程度不同地存在困难，下岗、待业人员增加，政府将如何加以解决？
答：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国家，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成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的报告里几乎用了１／６的篇幅来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分析了部分国有企业目前仍然存在困难的原因，同时提出了６条措施，如果加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共是７条措施。我想这７条措施是有针对性的，是可操作的，并且是这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经验的总结。今后的问题就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扭转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不好的状况。我们继续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希望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政府有决心、有信心和国有企业的职工们共同努力改善目前的状况。
美国环球电视网记者：最近中美关系再次呈现出一些紧张的气氛，这是因为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也许参与了向美国的一些政客和政治竞选进行非法捐款的活动，请问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谈一谈看法？您是否感觉这一困难的气氛对本月晚些时候戈尔副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会产生一些影响？
答：我想用我自己思考问题的逻辑回答你的提问。戈尔副总统应我的邀请将于最近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戈尔副总统访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作准备。我们还将就环境和发展问题召开一个讨论会，并就其他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戈尔副总统在中国将会受到友好的接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两国在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保持一种健康、稳定的关系十分重要。当然，两国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存在着一些分歧。我们应努力使两国关系得到正常的发展，加强合作，不搞对抗。因为这对于世界和平和稳定是有好处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受害者。中国既然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中国政府自己当然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去干涉和影响别国的内政。
中央电视台记者：李鹏总理，我们注意到最近一年江泽民主席和你本人、乔石委员长、李瑞环主席相继访问了俄罗斯，两国的高层互访不断，请问１９９７年中俄两国关系是否会有更大的进展？
答：去年４月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面向２１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这里，我想就此作些解释。首先，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有４０００多公里共同边界的国家。我们希望两国长期睦邻友好。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我们希望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两国的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是针对任何第三者的。中俄关系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江泽民主席将于今年４月份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将就国际形势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将发表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中俄两国元首将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元首，共同签署边境裁军协定。这个协定的签署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同上述４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５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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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吉隆坡８月２２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发恩、杨国强、吴定保，香港《文汇报》记者韩桦）正在此间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在马来西亚外交和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题为《发展面向２１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讲话之后，回答了与会人士的提问。李鹏总理坦率、自然的答问不断博得热烈掌声，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当问及中国的民族政策时，李鹏表示，中国有５５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９％，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是１８００余万。李鹏说，穆斯林在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得到了充分尊重，全国有清真寺３万多座。在中国伊斯兰居民聚居的地方，我们设立了自治区、自治州，甚至自治乡。
当问及中国是如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中国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制度如何时，李鹏说，１９９５年在北京举行了有４万多名来自五大洲的妇女参加的世界妇女大会，她们对于中国妇女儿童状况有了广泛的了解，中国为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所作的努力受到广泛赞赏。
李鹏说，确保男女平等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我们分别制定了保障妇女和儿童权益的发展纲要。在中国，妇女享有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妇女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参政状况明显改善。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近３０００名代表，其中２０％以上是妇女，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３３％。城镇女职工就业人数占全国职工的３８．６％。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增加。妇女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适龄女童入学率达９８．６３％。
李鹏说，中国妇女的权益得到保障，儿童的权益也自然得到了保障。中国现在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还有学前教育。在中国，８０％的地区包括农村都在对儿童实施免疫预防，一些常见的儿童疾病像水痘、小儿麻痹症现在基本上已消除。但是这不是说中国没有虐待儿童的现象，但这是中国法律不允许的，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李鹏还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比较强，家庭也是巩固的，这无疑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有好处。
当问及中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时，李鹏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的一些国家存在争议，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按照有关的国际法和海洋法，通过和平友好协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李鹏说，妥善解决南海问题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不愿意看到由于这个问题妨碍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我们愿意通过友好协商和对话来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可以暂时搁置起来，留给我们后代去解决。
有人问：“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你对此有何评论？”李鹏说，这种说法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估计可能夸大了一些。中国因为人口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排名还是比较靠后的，马来西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４０００美元，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还未达到这个数字，中国要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起码还需要３０年左右时间的艰苦努力。
当问到是否可以预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时，李鹏说：我们历来主张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世界上有一些人散布“中国威胁论”，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特别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即使中国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也不会去威胁别的国家。中国的军事力量是防御性的，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你们都知道，中国到现在连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
当问及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看法时，李鹏说，日本官房长官最近公开说，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包括台湾海峡，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上公认的事实，也是美国和日本在与中国的建交公报中都明确承认的。他的讲话不仅引起中国人民，也引起东南亚国家人民的不满。李鹏说，我不想在东道国对另一个国家进行评论，况且这家饭店是日航开的，但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会表明我们的立场。
李鹏说，总的来说，中日关系是好的，我们愿意同日本发展正常友好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对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势力和右翼团体破坏中日关系的行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当有人问及中方如何看待马哈蒂尔总理关于审议《世界人权宣言》的谈话时，李鹏说：《世界人权宣言》问世已经快５０年了。５０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哈蒂尔总理据此提出对这一文件进行审议，是有道理的，是有远见卓识的，也是有勇气的，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支持。李鹏进而表示：中国将继续同东盟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的大国企图主导世界，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199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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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阪１１月１５日电 记者张国成、吴迎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朱琳在结束对名古屋的访问后，于今天上午乘新干线列车抵达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继续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下午，李鹏总理在他下榻的大阪皇家饭店接受了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四家报社记者的联合采访。
在回答记者关于再次访日的印象时，李鹏总理说：自我上次访日以来，８年过去了。８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也同样有了很大进步，特别是日本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访问期间，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情友好接待，这充分体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
在回答中国对日本关于日美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所作的解释是否满意时，李鹏说：我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时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在正式会谈的时候，桥本首相反复对我讲，经修改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违背日本宪法的规定，是防御性的，与《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原则、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抵触的。如果桥本首相能进一步明确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不涉及、不包括台湾，那就比较全面了。
当记者问及中国政府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现状和前景的看法时，李鹏说：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暂时分离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香港的顺利回归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以及１９９９年澳门的回归，对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具有示范作用。他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尽早恢复政治对话，符合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记者问，在世界金融动荡中，香港今后是否要保持联系汇率制、中国是否会下调人民币汇率，李鹏说：这次金融危机从东南亚开始，继而波及到世界的不少地区。我认为，香港尽管受到了冲击，但香港的情况是好的，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稳定。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经济运营是由香港特区政府管理的。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央政府是支持的。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内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对香港的最好支持。如果特区政府认为需要的话，我们不会不采取支持的措施。李鹏说：目前，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１∶８．３左右，在这次世界金融风波中，中国的金融形势是稳定的，我们没有必要调整人民币汇率。
关于中国对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态度，李鹏说，成立这类基金目前还处在酝酿阶段，我们不反对先在专家层面进行讨论。桥本首相也是这样认为的。
在回答有关中、日、美、俄领导人近期的频繁对话是否可能导致建立某种对话机制的问题时，李鹏说：现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四国领导人近来频繁互访，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多极化发展的一种表现。他说，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的外交是全方位的，我们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虽然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但这不能代替各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和相互往来。世界上建立了不少多边磋商机制，有些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国际关系表明，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首先搞好的。各国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关于中国对即将举行的京都气候变化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的态度时，李鹏说：中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保护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非常重视。中国一贯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与发展事业。我本人曾出席联合国主办的里约环发大会，中国政府在那次大会之后很快制订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各国应根据本国情况作出各自的努力，对所有的国家实行统一的标准是不公正的，也是行不通的。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水平来要求发展中国家甚至设置某些障碍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希望京都会议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取得积极成果。
关于中国对目前伊拉克问题的看法，李鹏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表示关注，希望伊拉克与联合国尽快恢复合作，全面切实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使核查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对于伊拉克同有关方面的争议，我们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加以解决，不应该诉诸武力。有关各方应该保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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