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寒冰说：中国所缺少的，不是某个擅权的伟大人物，而是一种健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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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的是，在解放前，中国的制度是坏制度，美国的制度同样是坏制度，而帝国主义的坏制度导致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压迫，以使自己获得巨大利益，而中国的坏制度则使中国倍受欺负，甚至这个坏制度帮助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坏制度对中国坏制度压迫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的制度彻底崩溃。制度崩溃的标志，是国家四分五裂，大片领土丧失，军阀混战。因此就出现了救星队伍共产党。请注意中国共产党出现于中国的制度已经崩溃，国家已经分裂，军阀已经在混战的时候，而不是出现于系统崩溃之前，因此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导致了中国制度的崩溃，而是中国制度的崩溃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救星队伍的形成。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闹革命，革命的目标，当然是重建崭新的制度。
因此，在那个情况下，说是要靠制度救，那就是扯淡了，那个时候制度已经完蛋了，只能靠人救了，因此才有毛主席，共产党，人民军队这样的救星队伍的出现。
救星其实是人，并不是神，救星的定义就是救别人一命的人。比如说医生抢救了一个病人的生命，医生就是救星。因此，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需要救星，正如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医生一样。一个人需要医生，是因为他生了病，如果没有生病，身体健康得很，那就不需要医生。一个人需要救助于司法系统，那一定是遇到了不法侵害，如果一切正常，没有人吃饱了撑的要去打官司。
社会也是一样，社会制度已经崩溃的时候，需要有救星队伍，而社会制度已经建立已经稳定的时候，当然就不需要救星队伍，但这并不是否定救星队伍已经起的作用的理由。我们不能够否定历史。
革命政权在摧毁旧的制度时，也就逐渐建立起了新的制度。
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坏制度。当然，坏制度有各种各样的坏法。我这里只研究一种坏法，那就是坏制度更多地依赖于某一个人，而好制度则更少地依赖于一个人。但你不能够把这一点用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共产党的领袖们一筹莫展，只好请毛泽东出来主持大局的情况，因为那是非常时期。在中国有了核武器，有被全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干涉和侵略的时期，没有进入联合国的时期，国家的危险没有过去，革命还有被镇压的危险时，那时候也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对一个人的更多依赖，是很正常的事情，连美国都是一样。为什么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一段时间小布什的支持率飞速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就是因为美国人民认为到了非常时期。
那么，还是研究正常时期的好制度，我已经说了，正常时期的好制度，应当更少地依赖于一个人，更多地依赖于集体的力量。而且，有一两个人即使变坏，也对系统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那么，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制度无疑是坏制度，而且，并不是什么“最不坏”的制度，而是最坏的制度。因为美国的制度就过分依赖个人。
美国制度的核心，不就是那么一个大选吗？那海外民运们的所谓“胜利”的标志是什么？在他们心目中，什么叫“中国实现了民主”？那和共产党讲的民主这个词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在他们心目中，有了大选，就要庆贺民主的胜利了，你如果不信，任何人可以问一问右派，如果中国实行了大选，是不是他们就认为中国就实现了民主？还是认为中国仍然是不民主？他们肯定就回答是民主了。
但是，大选的制度就是一个坏制度，而且是最坏的制度，因为大选就过分依赖个人，如果不过分依赖个人，为什么要对那么一个职位，总统或者总理，要花那么大的力量去宣传，去投票？就是要培养人民的过分依赖个人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大选制度的基础。
也就是说，通过大选这样的大张旗鼓的活动，让所有的人民认识到，只有国家首脑这个位置才是最重要的，只要选好了一个国家首脑，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统统都看那个国家首脑的了，在大选结束后，人民就全部自觉得听那个首脑的话了，国家的好坏安危，就全部由那个首脑来负责任了。这难道不是过分依赖于个人吗？
因此，任何人以为朝着美国制度前进就是好制度，那是扯淡，朝着美国制度前进，就是朝着坏制度前进。因此，一个好的制度，有可能最高首脑的权力越来越受限，越来越不重要，更多的是权力的分散和集体领导。甚至，在理想的情况下，有可能社会上的一个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当前国家的首脑姓甚名谁，那就是很理想了。
当一个国家的首脑被人民深刻记忆的时候，通常是有两种情况造成，一种是社会原来特别特别坏，结果出了一个人，在这个人的作用下，国家的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善，这个人会被人民记住，他是大救星。一种是社会原来还不错，结果首脑干了大坏事，社会在这个人的操作下导致崩溃，这个人也会被人民记住。而在社会不好不坏的情况下，首脑这个职务本来就是应当趋向于不重要，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首脑的姓名的。
因此，美国的制度坏就坏在始终要让人民记住首脑的名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首脑身上，过份地依赖于个人。
美国的制度还坏在，一个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可以许下许多不负责任的许诺来拉选票，但是当人民上了当选了他的时候，后来他不能够兑现他的承诺，仍然混得很好，即使有惩罚，最多也就是辞个职，挨点骂了事。这是不行的。即使在美国制度那种理想的情况下，谁要是有承诺，就必须负担很大的后果，比如说，任何不能够完成承诺的总统，就立即被枪毙，那才叫承诺与后果相结合。
但即使那样仍然不好。最好的办法，还是权力分散，每一个人的职务虽然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重要到需要劳动伤财地搞一次大选的程度来获得这个人选。
一般的社会发展原理，那就是，对制度的维护和捍卫，和对制度的反叛，破坏，抵抗，构成了一对矛盾，在这一对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毛泽东为什么主张造反有理呢？造反就是破坏制度的行为，毛泽东的意思就是大规模的对制度的破坏，“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对制度的破坏导致对制度的改善。因此，民主应当把破坏捣乱包括进来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合法的反抗当然最好，但是，有的时候，非法的反抗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
而前苏联垮台的基本原因，也是前苏联的制度太稳定了，缺少一帮人对于制度的反复的破坏捣乱，结果到了最后，就是一个大破坏大捣乱，苏联就完蛋了。按毛泽东管理学的观点，大乱达到大治，小乱达到小治，而不乱则不治。
清朝诗人袭自珍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但是“风雷”怎样产生呢？风雷产生于造反有理，压迫无理。因此，宣传莫名其妙的“遵纪守法”，好象法律天生就应当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可能没有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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