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文 革 经 历
——红卫兵的崛起
1966年8月1日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同一天,毛泽东给反对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信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了。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 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我校,引起了热烈议论。8月下旬,以对一张大字报的态度为分水岭,成立了两派红卫兵组织。 这张大字报是写给校党委书记的,题目是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师生成立了造反大军组织,而没签名的师生成立了红卫兵纵队。 由于当时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缺乏认识,没造党委书记的反,加入了红卫兵纵队,成了他的“保皇派”。面对这对立的两大派,我认为,尽管有分歧,但我们仍然是同学而不是敌人,早晚要合起来。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些认识。不但党委书记,就连我的班长支部书记,也都是这条路线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文革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受打击、压制的师生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是有功的。 但是,不解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上往下灌下来的。是省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或联络员,操纵基层组织做坏事。他们本应主动承担责任,做好两派组织思想工作,化解矛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然而,恰恰相反,突然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掀起了一场“丢车保帅”的“罢官”风潮。实际上,这仍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延续,继续制造混乱,激化内部矛盾,搅文化大革命的局。 在这场“罢官”风潮中,全市所有大、专院校的党委书记,统统被罢官,而且罪名统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9月初的一个晚上,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会上省委书记处书记宣布对党委书记的罢官决定。我们的党委书记很倔强,当场蹦起来,大叫:“我不是三反分子!”。省委书记处书记,恶狠狠地说他是大跳“老虎神”,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等。把责任统统推给了基层领导干部,而他们俨然成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捍卫者。 省委的错误做法,激起红卫兵纵队师生们的强烈不满。于是冲出校门,走向社会,造省委的反。 大约是第三天,红卫兵纵队全体成员到省委静坐表示抗议。并揭露其在文革初期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今又倒打一耙,推卸责任,抓替罪羊,玩弄“金蝉脱壳”保护自己的阴谋。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省委秘书长。在辩论中,他有时被问得张口结舌,有时狡辩抵赖,很是狼狈。我们虽然都很气愤,但是,始终坚持说理斗争,不搞人身攻击,更不无理取闹,所以气氛并不十分紧张。而且这位秘书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由得很。 我们静坐到第四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身材瘦小、直脖硬梗、神气十足,派头很大,对我们这些红卫兵不屑一顾地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我们都惊愕地看着他,暗想他是何许人也,如此傲慢?后来才知道,他是省委副书记。他的到来,如同夜猫子进宅一样,带来了厄运。第六天,我们无功而返。 可见,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是很大的,斗争是复杂、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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