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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明：《金融危机动摇世界对资本主义制度信心》
近两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受到广泛质疑，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与日俱增的批评、失望与信仰动摇等众多事实表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动摇了世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
一
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从资本主义的“灯塔”沦为展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橱窗”，以及随着经济不景气的蔓延，世界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反资本主义情绪“行情”不断看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断遭到“炮轰”，这使得西方不得不直面如何实现资本主义自身救赎的困境。
危机与困境往往孕育悲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问题因而在世界范围内被质疑。质疑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遭到重击说”。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金融危机明显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声誉，他说：“从软实力、名声和声望竞争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转引自[美国]吉姆·洛贝：《金融危机威胁美国的影响力》，香港《亚洲时报在线》2008年9月26日）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也认为：“无论如何，美国及其倡导的观念体系、主导打造的体制此次再度遭遇了沉重一击。”虽然他相信美国将走出困境，但他也认为，美国无疑“会损失更多的道德和政治资本。” （[俄罗斯]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全球危机：创建的时机》，《俄罗斯报》2008年10月15日）正是这次金融危机重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自身日益严重的局限性、寄生性、腐朽性。
二是“走向衰竭说”。2008年刚刚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就注意到：“许多欧洲人开始谈论这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中止符”。（[美国]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资本主义会有未来吗?》，《南方周末》2008年12月30日）英国女权活动家凯思·埃利奥特就是这“许多欧洲人”中的一个。当受邀撰写一篇关于希望未来十年世界发生什么变化的稿子时，她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我希望看到新的国际政治局面，贪婪和自私自利遭人唾弃，人道主义关怀成为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英国]凯思·埃利奥特：《我希望全球资本主义在未来十年里结束》，英国《卫报》网站2010年1月2日）2009年10月20日，美国市场观察网站一篇题为《“资本主义灵魂”的死亡》的文章分析历史趋势的必然性后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生命周期’正在走向衰竭”，资本主义“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不知道“这会发生在明天，还是5年或10年之后”。该文还把现在的美国比作“一个动脉硬化、性情乖戾的老人”。
三是“前景不明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认为，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体制麻烦缠身，前景不明。” （[美国]罗伯特·塞缪尔森：《美国资本主义体制麻烦缠身》，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09年3月23日）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2009年1月8日在巴黎举行的“新世界——价值观、发展与监管”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也宣称：“这场危机以粗鲁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颠覆了此前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信条。传统的智慧看起来不但是过于自满，并且犯有根本性错误。所有的一切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多么难以预测。”（转引自《新世界 新资本主义》，新浪网2009年1月10日）
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的质疑往往容易得出“未来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在等级上不再从属于西方”这样的结论。自然，那种认为西方——也就是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只占世界1/10的人口决定着人类的气候、政治或经济需求，并像目前在八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发生的那样决定着能源存储、战争或和平、环境排放定额或生活的基础之类的观点，也就显得太可笑了，而且一点都不合时宜。对于“欧美主导地位”在未来的即将结束，有人认为，这无疑表明“西方文化既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或者是顶峰，另外一种文化的开端也不一定意味着会倒退到中世纪。”（[德国]鲁道夫·马雷施：《世界的去西方化早就如火如荼》，德国《欧亚杂志》2009年3月号）
二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它并非外来因素也非自然灾害造成而是发生了“内破裂”的明显事实，使世界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模式无不感到失望。受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加拿大著名民调机构“全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3日期间对27国2.9万多人所做的调查完全可以佐证这一点。因为根据这一调查，“仅有11%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另有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系统需要规范和改革。而最悲观的是法国人，有43%表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失去信心，认为需要彻底抛弃。”（转引自宋鲁郑：《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0年3月10日）
即使西方经济制度的捍卫者如德国阿克塞尔·施普林格股份公司董事长马蒂亚斯·德普夫纳，在热切呼吁“人们一定不要改变经济制度并去唱社会主义玩世不恭者的歌”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因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力、放松管制是私有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不在私营经济领域进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的美国政府政策”这样三个教条似乎都失去了魔力。（[德国]马蒂亚斯·德普夫纳：《资本主义的再生》，德国《星期日世界报》2008年10月12日）无独有偶，德国经济专家马尔特·菲舍尔也认为：“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动摇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自愈能力的信仰。”（[德国]马尔特·菲舍尔：《还会发生什么？》，德国《经济周刊》2009年7月13日）
在金融危机面前，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受到质疑。在2008年9月底前，还有不少欧洲政客对美国次贷危机幸灾乐祸，认为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式金融自由主义的重大失败，更有人认为这是美元没落欧元上升的标志性事件。很多欧洲政客甚至建议拒绝美国关于联手拯救金融市场的请求。然而短短一两周后，整个欧盟却不以欧洲政客们的意志为转移深陷“救市”漩涡。发端于美国却硬着陆于欧洲的金融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几近摧毁欧盟的金融体系并严重损害其实体经济，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就使欧盟陷入经济衰退的深渊。这使得世界开始重新“审视”欧洲经济发展模式，其隐藏着的深层次矛盾，如金融市场不够灵活、应对非对称性外部冲击的能力较为薄弱等，越来越暴露无遗和遭致诟病。
正是鉴于金融危机已经使世界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模式不过是一个主要有利于富有阶级的幻想……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认为，西方建立在“谋取超额利益和高消费”，“对能源的无限开发和对社会与环境缺乏责任”基础上的“当前模式需要的不是调整而是更换。”（[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我们过去搞过改革，现在是你们改革的时候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络版2009年6月7日）
三
金融危机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再。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心生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里。斯蒂格利茨就质疑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体制真的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都好吗？”（转引自吴铭：《美国版GNH：“美国状况”挑战美国现状》，《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6月25日）心存同样疑问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伊基·津盖尔斯敏锐地注意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公众对其制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特别指出，这场危机的性质及美国政府的对策逐渐破坏了美国公众对于“民主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认识。（转引自温宪：《“向市场倾斜”还是“向企业倾斜”？》，人民网2010年2月9日）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来说，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柏林墙倒塌后所谓“获得永久性胜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好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识形态目标了。”（[俄罗斯]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全球危机：创建的时机》，《俄罗斯报》2008年10月15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根据自己的研究和感受也得出了世界对西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的结论：“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美国]罗伯特·赖克：《被淹没的美国民主》，《环球视野》2010年7月15日）美国人对政府失去信任，这一点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表示过承认，他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个集会上这样说道：“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他们在我竞选总统以前就对政府失去了信任。现在情况更糟了”。（转引自《美国人越来越不信任政府 半数白宫来信称奥巴马“傻瓜”》，《新华网》2010年3月15日）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萧条”，全球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现在的处境和曾经的处境反差太大”，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不仅仅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了，简直可以用“怒不可遏”来形容他们对“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了。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甚至据此预测说，“这场萧条可能产生大批查韦斯。”（[美国]戴维·布鲁克斯：《曾经的中产阶级》，美国《纽约时报》11月18日）
在世界对西方民主制度信心动摇的同时，世界有识之士对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诸如效率低下、寡头政治、运转不良、代价昂贵、缺乏道德等弊病展开了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批评。
法国《世界报》记者科琳娜·莱纳女士根据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后没有实施他们在竞选时承诺的各项改革，2009年因而并没有真正成为美国人憧憬的“变革之年”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效率低下。在她看来，这无疑表明“美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失灵了”。她认为，其原因在于政治学家们经常提出的那些问题，即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使参议院有权过分阻挠政府、永远存在的竞选问题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等。这种“美国机器失灵”的现象使《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开始质疑这一问题，即中国跟美国比，真的没有“政治优势”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吗？他认为，在必须快速决策或需要巨大投资的问题上，相对于彼此阻挠的两党制，一党制其实是一大优势。（见[法国]科琳娜·莱纳：《美国人在寻找模式》，法国《世界报》2009年12月31日）
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则从“寡头政治”的视角分析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的原因，同时揭露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的虚伪与欺骗性。他指出，美国的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巨头牢牢绑住，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美国“寡头政治”的现实意味着，在华尔街巨头面前，美国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撼动他们坚固的根基。因此，民主党赢得大选后，并未对金融寡头采取相应的惩罚手段，也只能是更多地以政府接管的方式处理破产银行。他还认为，政客们对寡头政治的“效忠”使得在这种体制下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甚至可能使监管变成一纸空文。因此，他批评说：“每当奥巴马总统控诉共和党人试图阻止金融改革的进程时，其实只是在混淆公众视听。”（[美国]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美国的寡头政治——不要期待民主党人对华尔街实施真正的改革》，美国《旗帜周刊》2010年5月号）
德国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揭露了德国民主体制的运转不良。该报告提到，近1/3的德国人认为，民主体制运转不良。这个比例在前东德人中甚至高达60％，而且有1/4的受访者对“像我们所在的这样的民主国家”再也不想理会。（[德国]哈拉尔德·韦尔策：《西方民主，前途未卜》，法国《世界报》2008年8月15日）
英国无党派的外交事务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的负责人乔纳森·埃亚勒则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代价昂贵。他指出：“上亿人——尤其是亚洲人——认为，民主通常意味着争论不休，举棋不定，经济效率下降，而且需要拿繁荣做代价，而他们并不打算付这样的代价。”（转引自[美国]马库斯·沃克《柏林墙倒掉以后:民主影响力之辩》，美国《华尔街日报》2009年10月2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也批评说：“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可曾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劲敌中国正在嘲笑我们的民主没有能力创造就业岗位来恢复经济，并且将这作为威权主义优越性的证据。”（[美国]哈罗德·迈耶森：《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0年3月31日）
西班牙记者哈立德·阿马耶雷则批评西方民主尤其在第三世界缺乏道德。他根据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打击民主、践踏人权和公民权、帮助独裁政权等众多事实，指出：“也许在无知的状态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认为西方民主是道德的、公正的和人性化的,但事实上它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和罪恶的一面。”（[西班牙]哈立德·阿马耶雷：《西方民主的另一张面孔》，西班牙《起义报》2008年9月6日）另外，据法新社喀布尔2009年8月6日电，许多阿富汗人将通奸、裸体与西方民主联系在一起。“自由和通奸就是西方民主”，一位名叫瓦西姆的阿富汗人这样“形象地”表述他眼中的“西方民主”。
正是基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诸多缺陷，斯蒂格利茨认为，“民主信仰”真正成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受害者。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华盛顿看到被允许自定规则的华尔街将风险带给了全球经济，而当算总账的那一天到来，政府却转身让华尔街自己来处理经济的复苏。他们看到了财富重新分配到金字塔的顶端，很明显牺牲了普通公民的利益。他们看到了美国民主体系政治问责的基本问题。当他们看到所有这一切，就可能给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本身存在无可避免的致命错误。”（[美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式资本主义的灭亡》，《新世纪周刊》200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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