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孔子在《伦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即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人们很久都不具备这种道德了。“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为“无事”与“不及”，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与折衷。《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所谓的“执两用中”之说，亦即中庸之道。北宋的程颐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后来又解释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
对“中庸之道”，不少人以为是修身养性的根本，甚至某些所谓的权威们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中庸之道”的种种好处。依笔者看，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存在，中庸之道功莫大焉；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徘徊不前的事实，中庸之道祸莫甚焉。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仍流布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庸之道思想。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庸之道是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祸根。
一、中庸之道培养了大批乡愿之徒
乡愿是什么？乡愿就是和事佬，就是和稀泥，就是“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走中游”的所谓的中间路线，就是毫无个人观点，唯主子之意旨行事的奴才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保命哲学,是一种道德极其败坏的行为。
中国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对乡愿有过这样一段鞭辟入里的描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又说：“阉然媚于世也者，乡愿也”。意即那种八面玲珑，四方讨好的便是乡愿。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千年调》的词中这样描绘乡愿：“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章炳麟（太炎）先生在 1906年撰写的《诸子学略说》中直指“中庸之道”的实质是叫人做“乡愿”，即当两面派的伪君子。
对于深谙“中庸之道”实质的乡愿来说，自以为得了孔孟的精髓，无论做什么，都随大流，绝不当出头鸟，绝不做出头椽子，哪怕火烧眉毛，哪怕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就是看得再清楚，也绝不先于人言，先于人去做利国利民的些微事情。这种人纯粹是墙头上的草，东风西之，西风东之，毫无个性，毫无主见。可就是这批毫无骨气，毫无人格可言的乡愿，却偏偏在“中庸之道”盛行的中国吃得开，行得通，显得很有人缘。而且因为他们的影响，中国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具有这种唯唯诺诺，不敢为天下先的乡愿思想。若林则徐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大仁大德之辈，他们是百般诟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中庸之道让一批昏君肆意虐民
因 为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过 “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的话。所以，这帮得了中庸精髓的人，便在昏君不理朝政，大肆虐民时，学会了一套“忍”的方法。什么万事忍为高，什么忍字头上一把刀，什么能忍则忍。什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明君尽忠可以，对昏君暴君也可以尽忠吗？乃至清末权臣李鸿章也撰写了一幅“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的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忍。谈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孟老夫子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的浩然正气，才是中国人应该也必须具备的。他的“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股肱；君视臣如股肱，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粪土”的铮铮铁骨，令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惜，孟老夫子的影响远不及孔子。
历朝历代的君王中，祸国殃民的昏君举不胜举。如此昏庸无道的君主为何没人去推翻呢？为何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祸乱国家呢？因为孔子认为昏君、暴君不该诛，杀了就是犯上作乱。昏君、暴君可以肆意危害百性，百性不可以有一点的想法去危害暴君。如孔子认为春秋时代是“礼坏乐崩”，“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 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可是同时代的师旷则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欲？”（《左传襄公十四年》）意即天是非常爱护百姓的，岂能容忍暴君荒淫，作威作福？被驱逐出国是罪有应得。公元前510年，鲁昭公被三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赶出国外后死亡，晋国的史墨评论道：“鲁君世纵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卅二年》）就是说，鲁君一代代放纵，这样的国君流亡死去，谁会怜悯？国君的位置本来就不是固定的。倘若历史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采用师旷、史墨这些富有民主思想的先驱的理论，或者奉行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思想的话，工业革命未必不首先在中国发生。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受列强侵略，蹂躏的历史未必不会改写。可惜，一心为了刘家江山的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愚民建议，并把它作为国策固定下来，并为以后各朝代所效仿，严重束缚了人民的正常思维，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点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孔子、董仲舒等一批主张愚民政策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中庸之道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顺民，也让一批奸佞之贼稳居高位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出现大量稳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奸佞之贼，如唐玄宗时的的李林甫、杨国忠；宋徽宗时的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梁师成等“六贼”；明朝的严蒿、魏忠贤；清朝的和坤等。他们之所以能呼风唤雨，肆意残害忠良，一是得了昏君的宠爱，二是在中庸思想的影响下，没有敢于揭发他们罪恶的忠贞之士。虽然士大夫看得都很清楚，知道他们在祸国殃民，可是谁也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椽子，而是听任他们胡作非为。至于百姓，因为孔子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的话，所以更不敢出头，而是安于当顺民。
最典型的当数南宋高宗赵构时的奸相秦桧。昏君赵构为了自己的帝位，不惜置江北大好河山于不顾，只图偏安于江南一隅。秦桧则秉承赵构的意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抗金英雄岳飞。听到岳飞被害的消息，“天下闻者，无不垂泪，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为什么都埋怨秦桧而不去埋怨赵构那个老混蛋呢？还是因为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的中庸之道。那个老混蛋是正统，是他妈的真龙天子，埋怨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乱，就该株连九族。那为什么只埋怨而不去揭发秦桧的罪行，以使全国人民共愤呢？又是那个中庸之道作怪，秦桧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操着生杀大权，谁会去冒这个大不韪呢？不能当出头鸟，保住富贵，保住性命才是第一位的。终于在赵构和秦桧死去若干年后，因为后继皇帝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才对岳飞平反昭雪，也才有了民众阿Q式的精神胜利。
由此，我想到了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抗日战争初期，一个班的日本鬼子掳掠了200多强壮的中国北方男人，而后不用捆绑的押解着他们准备去处决。因为天热，这一个班的日本鬼子又走了一多半去找水，只剩下三四个鬼子看着。我们愚钝到极点的同胞竟没有一个想领头反抗，逃跑的，而是听任其他的鬼子回来后，把他们押解到一个坑里活埋了。这是说的老百姓。同样是抗日战争初期，近百个日本兵，押解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枪杀，可怜这五万名军人，不要说反抗，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我们在责骂日本鬼子毫无人性的同时，难道不对我们同胞的行为反思一下吗？他们为什么没有反抗精神？为什么安于当顺民而任人宰割？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毛泽东辈的昂起头颅，挺直腰杆，以大无畏，不怕死的刚烈血性与日本鬼子拼杀，则未必只有八年。
四、中庸之道使人们不敢有创新意识，只能步人后尘甚至固步自守。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最有创新意识的民族，在中庸之道的流毒传播不广时，中华民族的创新和进取精神是最强的。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辉煌，成为领先当时世界潮流的优秀民族。比如商鞅变法、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王安石变法、乃至后来的康乾盛世等，都是因为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小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凡是中庸之道影响广、中毒深的时代和地区，其发展速度都是异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再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和沿海地区为什么比北方和内陆地区发展快呢？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地方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中庸之道思想对他们影响甚微。
孔子对统治者大加吹捧，时时处处替统治者着想，建立了一整套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含有严重愚民政策的理论。就是这套理论，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成为愚弄人民的工具，成为苟延封建统治的利器，成为束缚人们正常思维的羁绊，成为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祸根。
以上仅是本人的一管之见，而且言论未免偏激，恳请有识之士匡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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