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两个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
夕照明/文
近日，《求是论坛》上先后发表了袁红章的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的长篇大论，供全民讨论。本文且不准备全面详尽评论上述两个“建议草案”各章节条款具体内容的是非正误，重点想就这两个“建议草案”的发表形式及其核心观点和指导思想作如下评述。
（一）
首先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的前言中开门见山地宣称：“恐怕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写这样的文章”。应该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多年来全国上下共同关心并为之献计献策的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之提出个人的建议，这没有错。但“中国没有第二个人写这样的文章”之说，未免有大言不惭的舍我其谁之嫌，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难道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除了 袁红章 先生，果真就没有第二个人提出过关于“两个体制”改革的建议吗？其次，我觉得的提议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提议草案的形式发表也似为不妥。因为关于我国的政改问题，日前人民日报已发表郑青原同志的署名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文章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对于政改问题所持的慎重态度。然而，在中央尚未对政改作出具体部署公开发布“纲要”之类的决定之前， 袁 先生却以个人名义捷足先登地在网络媒体上发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的建议草案，供全民讨论。这不仅失之慎重，而且未免又有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相悖的喧宾夺主之弊。笔者以为，即便全国每一个公民都具有对国家的政改提出个人建议的权利，但也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广泛听取建议的基础上通过集中达成共识，形成纲要，然后在中央的集中领导下付诸实施，稳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改的顺利进行。如果只有分散的自下而上的建议，而没有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是难以如期完成政改的重大任务的。
（二）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之日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30年之久。然而，在看来，“如何进一步改革，究竟还需改革什么，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并没明晰的方案”。并表示，“发此稿，供大家探讨，目的是希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的发展，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既然认为“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难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一辉煌成果，是在事先没有计划纲要，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无序的状态中取得的吗？难道中央不知道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和方向， 单等袁 先生提供一个“明晰的方案”吗？难道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从未“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需要 袁 先生来“指点迷津，拨乱反正”吗？试问，以纯粹的个人名义在国家主流论坛上发表中国“两个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供全民讨论，这样做合适吗？如果姓名是官方什么组织机构的化名，那也没有必要。如今连党务政务都公开透明了，更何况体制改革原本就是全国人民理应关心的国家大事，如果是官方机构广泛征求全民意见，还有什么必要隐姓埋名呢？
（三）
从袁 先生起草的“两个体制”改革纲要的体例和内容来看，也令人有不伦不类和荒诞不经之感。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建议中，内容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目的、目标、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组织管理的思想路线、国家组织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等方方面面，章节条款详尽分明。名曰“建议”，但怎么看，都像是一份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而且若干原则性的具体内容也与现行宪法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比如其中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在他提出的政改纲要的建议中，肆意妄为地篡改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我国现行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的政改建议草案第一章第一条却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人民统一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最高形态”。可见，在定性的这样一个国家中，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即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全都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如果是这样，那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28年浴血奋战，牺牲了几千万革命先烈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如果是这样，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它的立足之地吗？为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政改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取灭亡。殊不知，只要当代中国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且有时甚至表现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就绝不能改变！
如此图谋彻底颠覆中共的领导，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性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的政改“建议”，实际上是一份不得人心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宣战书”。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工农群众和我们的人民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基调和图谋下所炮制的所谓“政改建议”，将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它还能起到为我们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作用吗？！
此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建议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条分缕析地详尽破解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组织管理体系、经济组织形式的健康发展以及所有制、姓“资”姓“社”等问题，怎么看，都像是一份用来装饰门面，故弄玄虚的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教程的内容摘编。
（四）
特别是对“两个体制”改革建议的核心观点和指导思想，就更加令人不能接受了。尽管在他的两个建议的长篇大论中拐弯抹角，时明时暗地讲了那么多令人犹如雾里看花的“道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仍然不难从其中的关键表述中看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开宗明义的表述：
“当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有着必然联系，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在思想文化、政治体制、正确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上，实现了深刻的、重大的变革。但我们是否就破解了历史周期律？我们是否已建立了科学的政治体制？……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草案，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许真能在中国建立起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
至于什么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概括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家天下，高度集权，国家权力成为统治者最大限度提高个人愿望实现程度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演绎兴盛——衰落——灭亡的王朝更替周期律。
在这一段表述中，首先伏笔肯定“当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有着必然联系”，紧接着的两个“但”字，使整段表述的意思发生了两次转折。第一次转折是：抽象肯定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反帝、反封建（值得注意的是，因何只字不提被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中的官僚资本主义？—笔者注）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质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政权与历史上所有封建统治的本质区别。第二个转折，用两个表示肯定意思的设问句——“我们是否就破解了历史周期律”和“我们是否已建立了科学的政治体制”，意在否定中共破解了历史周期律建立起来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代会政治体制，并以此印证“当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有着必然联系”妄断，将当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完全等同于历史上所有封建统治阶级的集权。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概述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特点，意在借古讽今地非议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甚至急切地期盼“在中国建立起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这就是袁某人所说的“科学的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美国式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有道是，图穷匕首见。至此，热衷提出中国政改纲要建议的用心也就昭然若揭了。
（五）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中直言不讳地表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组织人们不断提高物质愿望的实现程度，控制和调节人们的物质愿望实现关系”。我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具体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调整社会成员的利益格局，实现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合理构成，通过改革更好地完善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是通过经济体制变革 ，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那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还有它的立足之地吗？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和理论基础，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奋斗目标的共产党，还能合法存在吗？！
诚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日益增长的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而绝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靠剥削雇佣劳动鲸吞社会财富，“不断提高物质愿望实现程度”的需要。殊不知，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绝无可能通过所谓“控制和调节人们的物质愿望实现关系”来改变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殊不知，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几千年私有制的剥削压迫下，遭受了那么多惨绝人寰的苦难，难道还要让当代中国人再重新回到民不聊生的私有制社会中去吗？！
在他的建议草案中还说：“当今的主流媒体，高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却对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草草敷衍。以致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了维护党的现实利益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么当今的工人、城市贫民、贫穷的农民，最应该坚持这一理论。如果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全世界推行，全世界每天都可能发生暴力革命。如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那么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未能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任务，如何引领全世界向社会主义靠拢？”我们从这一段论述中不能发现，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的理论，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极力反对，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对坚守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共产党竭尽冷嘲热讽、污蔑攻击之能事。至此，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极力美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立场观点已暴露无遗，无须笔者再作详尽的剖析了。
由于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在这份“建议草案”的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地叫嚷：
“是该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历史结论的时候了。只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历史结论，才能破解许多难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思想路线”。
何谓“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历史结论”？说白了，就是到了该终结马克思主义，宣布马克思主义破产的时候了。在看来，只有在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顺理成章地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才能破解许多难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思想路线”。如此荒唐的逻辑，同国内外敌对分子诽谤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如出一辙。
总而言之，《中国“两个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具有“永恒价值”；只有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观念才是“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思想路线”；只有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才是人类社会最为文明、进步、理想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纲要建议草案的全部核心观点和指导思想。
与其说袁红章的两篇令人不齿的宏论是两份“建议草案”，还不如说是两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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