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孔圣人的后代族裔在上一个千年（1000--1999）中，每当外族侵略者大规模入侵并试图奴役华夏民族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一个“圣门后裔”“孔家血脉”能够站起来组织百姓起“义兵”之类抵抗外族入侵，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立即迅速的向外族侵略者投降屈服，屁颠屁颠的上赶着请求这些外族侵略者去册封延续他们的“衍圣公”的封号，能够再次得到这些外族侵略者建立起来的“朝廷”的膺赏，一副奴颜媚骨的贱样，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才能看出这群腿脚腰身全都站不直的奴才，到底周身哪个地方有什么圣人之血，竟然能让他们成为什么拥有“全人类最详密最准确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家谱”的“孔门圣裔”！
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袭封“衍圣公”。但在1128年，由于女真金国大兵侵宋，后来的南宋高宗--当时的康王赵构南逃，孔端友以应诏书“拜谒圣天子”为名，仓皇逃离曲阜，背负孔子的弟子子贡雕刻的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的楷木雕像随驾南渡，后世居衢州。孔端友成为孔氏南宗始祖，这一宗历经六代衍圣公，约两百年。
与此同时，女真金国也册封未加抵抗便主动投降金军的孔端操，也就是孔端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袭封了“衍圣公”，以主持曲阜孔庙祭祀。孔端操成为北宗之始。而后过了一百年，由铁木真的儿子窝阔台率领的蒙古汗国的军队占领山东曲阜，又立既非孔端友也非孔端操的直系后代的旁支后代----孔子第五十二代嫡孙孔之全为“衍圣公”，这样，13世纪20年代（1220年代），蒙古、金、南宋三国并立之时，曾出现“天有三日”—三个“衍圣公”（孔端友直系后代、孔端操直系后代、孔之全）的局面。
够恶心了吧，来一个异族侵略主子，我们的孔子圣人后代就投降一会儿，然后撒娇拍马屁要一个“衍圣公”的名分，还真是应了孟轲孟夫子赞美孔子的那句所谓“圣之时者也”（出自《孟子·万章下》 意思是说孔子是圣人中能适应时势发展的人），真是“之时者”甚矣啊！“之时”到了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地步！这里面那个投降蒙古的大汉奸孔之全还曾经跟随蒙古军队与汉人的南宋王朝交战，是被蒙古人当做炮灰替死羊故意让其死于跟汉族同胞血肉相残的战场上的，孔之全对异族侵略者们建立的专门残杀汉民族同胞的蒙元王朝，当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我呸！！这种让人想吐的戏码究竟要演到何时才算是到头？到头，还早着呢，还有的是呢！
在蒙古汗国蒙哥汗统治的时候，蒙哥的弟弟忽必烈管着华北的河北山东一带的事务，那正是圣人孔子的后代们大量聚居长住的地方，孔子的后人们对当地汉人百姓如同地狱一般的惨状生活装聋作哑，没有半句上表，没有一字抗议，只管当他们的“衍圣公”！事实上，根据蒙古人多桑写的《多桑蒙古史》的第二卷第二章引语所证明，蒙古汗国早在成吉思汗铁木真时就早有法令，蒙古人“杀一回教徒（伊斯兰教徒）者罚黄金四十巴里失，而杀一汉人者其偿价仅与一驴相等。”，既然命价差出这么多倍，杀个汉人才赔偿这小点钱，为了发泄找乐子，当然是想杀就杀想砍就砍，不杀白不杀，就跟砍着玩一样，蒙古士兵有时候是不高兴为了发泄，有时候是高兴喝醉了，有时候是试一试手里的刀快不快，有时候是出去打猎杀动物之前热热身，总之，但凡有一点理由，蒙古人都会用它来作为杀死汉人以取乐的理由！整个中国的北方几乎是十室九空渺无人烟惨不忍睹村村血海，尚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认为：蒙古灭金后得户八十七万余，口四百七十五万余，比金章宗太和七年(1207)年统计户七百六十八万余，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余，少了90%。按照这个统计，北方被屠杀汉族人民人数约四千万。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他们在阿拉伯半岛、中亚、欧洲东部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明文记载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的1985年版中！！蒙古士兵又何止是光在北方随意的无差别的大屠杀，在整个中原汉族地区，蒙古人到处都随意的无差别的杀死各类汉人：
根据明朝初年宋濂和刘基（刘伯温）等所编修的《元史》中记载，仅陕南一带双方交战后，南宋军队阵亡士兵和被屠城的百姓就达数十万。 《元史》中所载，蒙古攻宋时，共屠城二百，包括最大规模的常州屠城。元灭宋，得户九百三十万，比较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的户数一千三百六十万，少了30%。按每户5人计算(金朝境内每户平均5.4人)，南方南宋境内被屠杀人数约两千四百万！！ 据《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 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南宋）官府本所设二百五十余万户，令四川和省议减之”。元至元十九年是1282年， 距离元军平定四川的1278年仅晚4年，也就是人口数只有战乱发生前夕的4%，这就说明了四川省在当年与蒙古的战争中人口减少的惨况令人震惊。 仅仅成都一城城内被屠杀至少140万人。城外数都数不清，下面是从中国地方志找到的记载。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于是赵防感叹曰："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明朝正德、嘉靖年间诗人文学家杨慎（字升庵，是《三国演义》中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所著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孔子后人在干什么，在争着向侵略、奴役和大屠杀我汉民族的异族侵略者的蒙元朝廷的统治者，蒙哥汗的弟弟--主管华北的忽必烈撒娇，想要当“衍圣公”呢！先头一个衍圣公孔元措1252年死了，其儿子侄子等一帮孔家族人就开始争夺这“衍圣公”的头衔，直争得是面红而赤骂成一团狗急跳墙！这些圣人后裔也不管什么“夷狄天所厌之”了，也不管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语出《论语·八倄》）了，全都亲自到忽必烈身边来添臭脚，忽必烈哈哈大笑，回应道：“尔等皆回，务要竭力苦读，若果有才华，朕方能封官”（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也正是在这孔子诸后裔狗咬狗的这一年（1252），忽必烈也许是存心想要玩弄孔子后人，把他们当狗耍，更也许是想要玩弄所有汉人读书人的尊严，他这个汉字根本认不得几个，汉语根本只会简单用语，连孔子死了多少年都不知道还要问旁边汉人谋士郝经的蛮夷胡虏酋长，居然在姚枢、窦默、许衡等一帮忠于他的汉人“理学名师”们的簇拥之下，接受了“儒学大宗师”的无耻称号！这样荒诞绝伦无耻至极的闹剧，孔子后人们不但不去争辩，还都上赶着抢着去上表庆贺，说什么这是“实质荣归”“名实相副”“圣人开颜”“吾皇圣明”了！！
光阴荏苒，一晃又是四百年，蒙元在中国呆了一百多年被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所推翻，汉人王朝朱明又统治了两百六十载，却突然蹦出来了个女真，所谓建州女真者，又给自己起名字叫做大金国，这个大金国不管是胡乱冒认祖宗还是真就是宋朝那个女真金国的后裔，总之这又一个大金国就又重新崛起了，后来这大金国在1634年又变成了所谓的“大清朝”，这女真之族名也改成了“满洲”，于是便有了满洲清朝，满清出现了。满清1644年趁李自成的闯王军队攻入北京，大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福王朱由菘逃到江南组织南明之际，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合并一处而南下中原，一路原明朝守将虽也有如史可法、阎应元等坚持抵抗不止着，但多是什么李成栋、郑芝龙之类，多尔衮和多铎进南京城时，那南明官员们的降书降表堆满了南京明皇城的玉阶，多尔衮根本不厌烦听完！而多尔衮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却随之开始了，非要把汉人蓄满头长发后竖起发髻的发型（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硬硬改成满洲人的前额剃得精光后面留一条猪尾巴长辫子，非得把汉人的祖先们从西周那会子就已成定势的大袖开襟宽衣Y字领右衽的华服冠裳（也就是汉服，非是汉朝之服，乃是汉民族从西周到明朝灭亡前的服装）硬硬改成满人穿的对襟盘扣蜈蚣扣马蹄袖的“马褂”（满清灭亡后中华民国之汉人男子亦多有穿着者，民国男装便是杂穿：中山装、西服、马褂、长衫。直到毛泽东时代，才让这沾满华夏汉民族血海深仇和奇耻大辱的马褂，跟长衫、西服等一起彻底消失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中国男性一律是中山装国防绿仿军服，女性也彻底脱下了民国年间改自满族女人旗袍的上海洋场旗袍，穿上了连衣裙和衬衫。倒是自己放屁胡扯蛋一般宣称是“保持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台湾、香港，倒是把这马褂旗袍继续留存下来，跟西服和西洋晚礼服一并成为常礼服了！到底谁才是真正继承了中华文化，到底谁才是真正肩负起了华夏汉民族的精神，以此一眼便能观之！！），当时满清严格命令，如果汉人不答应“剃发易服”的命令，则必需得一律不留情的斩杀。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被征服者汉人全部在直观外貌上跟满洲人一致，消弭汉人的民族不同的区分意识，并且用大屠杀来震撼汉人的抵抗意志，使其不敢再有违抗之心！！“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出自：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在此等严令之下，本来乖乖投降满清愿意当顺民奴才的江南百姓，也被逼迫着起来反抗，想要保住自己的先祖们传承了几千年的衣冠和发型，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奸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魏斐德《洪业─清廷开国史》)。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 “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今福建厦门）义士百姓屠 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 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 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 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 第20章第3节）。
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末年人口为九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十年（1664年）为五千万人（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朝末年统计人口数量不应该只有九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末年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满清三十九年（1644--1683）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至少一半以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三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中国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满清贼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小鬼子也望尘莫及！
满清入关20年后，满清康熙三年，1664年，随着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活动游击抗清的李自成后代李来亨的“燮东十八家”的被满清剿灭，中国大陆上再也没有华服冠裳的汉服出现，仅有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还在台湾岛上没有剃发易服，1673年大汉奸吴三桂反正反清的时候曾经再次恢复汉服再次剪去辫子，结果没八年三藩被灭，没十年郑经之子郑克爽跟刘国轩冯锡范一起投降满清，台湾也剃发易服。此时离满清入关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九年！从此以后，汉服和汉人传统的束发发型便随之彻底消失在了人世间，再也没有恢复过，按照满清“十从十不从”的规矩，汉服变成了“僧服道服丧服孝服戏服”，只有和尚道士、演戏戏子、死人和死人家属可以穿，其余穿者皆处死刑。汉服在中国的彻底消失和不复再来，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做过明朝200多年附属国，人口比天朝大国少的多的朝鲜李朝能保护自己！“甲申年（1644满清入关之年），吴（三桂）至（北京）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朝鲜李朝，高丽是李朝前朝鲜半岛统治政权的国名，存在于923年到1392年，1392年高丽王朝被其将军李成桂发动军事政变，被所新建立的被称为李朝的朝鲜王朝灭亡，明朝人却经常不改用新称，仍然遵从旧称古名，仍叫李朝为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搜闻续笔》）1634年满清太宗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进攻朝鲜李朝，占领平壤一路攻入汉城降服朝鲜李朝国王，本来意欲让朝鲜人都“剃发易服”，朝鲜人哭诉说几千年这样穿着不能放弃，满清就饶恕了朝鲜人准许他们依旧穿着旧时衣服，并且不用剃光头发后脑留大辫子。所以今天曾经遭受过满清侵略的朝鲜半岛南北两国，跟没有遭受过满清侵略过的日本一样，还保留着其民族服装--根据中国从西周穿到明朝末年的汉服改动而成的韩服、和服！！
面对这样的地狱一般巨大的惨剧，孔子的圣裔后人们又在干什么呢？他们还是干着原来干过的老事，给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异族侵略者禽兽畜牲魔鬼们当干儿子甚至干孙子，向蛮夷胡虏谄媚巴结，抛媚眼撒娇，再请求得到原来干过几次的给异族侵略者当狗的老本行老职位----“衍圣公”吗！
1644年，满清那异族小皇帝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在其“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庇护下刚刚在北京城里面举行完登基大典，被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册封为“衍圣公”十几年的孔子后代----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便立即在第二天上书顺治皇帝称臣,其上处对异族入侵者和侵略屠夫们的赞美拍马屁可谓是肉麻至极恬不知耻恶心的我羞耻到无地自容！！那畜生汉奸文化流氓孔胤植的《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六宇共戴神君”，“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者韩并永”,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坚儒，章健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距恐后”云云。简直形若禽兽秽似猪粪！满清小皇帝福临阅后（当然是其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阅后假装其阅过）表示：“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之意。本内所开个款俱应相沿，期与优渥，以成盛典。”十月二日，摄政王多尔衮根据方大猷的奏请和吏部的题复，仍封孔胤植为衍圣公，照原阶太子太傅，孔胤植长男孔兴燮加二品冠服，四氏世袭五经博士孔胤玉、颜绍绪、鲁闻达、孟闻玺等仍照旧承袭五经博士，孔胤植保举的世职曲阜知县孔贞堪照旧准用。好一派“君臣和睦”“文治大成”四海安宁““天下太平”的景象！可是你们这群孔子后代的汉奸们难道忘记了吗？就在你们给满洲人作狗作猪的同时，满洲人正在那江南烟花之地的扬州肆意的屠杀你的同民族同胞，肆意奸淫你的姐妹侄女，他们在被伤害的时候，还正在想着你们的祖宗孔圣人显灵，去拯救他们，可是你们现在却跪在异族侵略者的脚下唱着赞歌，这，就是你们的“仁德”吗，这就是你们的“王道”吗？
让我们来看看这千古第一奴才禽兽文《初进表文》的全文到底如何：
伏以泰运初享，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率士归诚，普天称庆。
恭惟皇帝陛下（顺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协瑞图而首出，六宇共戴神君，应名世而肇兴，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并永。
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未，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圣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赫濯，景慕弥深。 懋膺天心之笃佑，金瓯巩固，式庆社稷之灵长。臣等无任瞻仰忻舞屏营之至。谨奉表上。进以闻。
想吐！
满清顺治二年（1645）六月，满清朝廷颁布剃发令，下令在全国剃发，激起了广大汉人平民的强烈反抗，而那位主动上表当奴才的衍圣公孔胤植却于改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主动地命令所属内外人役（仆人杂役），与其一起“俱各剃头讫”（全都剃头了），并上奏满清朝廷。多尔衮闻之大悦，再赏曲阜孔家无数白银、珍奇、金玉之物。
看到自己的远房亲戚孔胤植这么不争气，这么窝囊，另外一个旁支的孔子后人，满清官员孔闻謤上奏请求，以女真金国和蒙古胡元时都没有逼迫孔子后代剃发易服而是准许着本来服装祭祀孔子为理由（“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出自《清世祖实录》一六四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想要至少让曲阜孔家一家不要剃发易服，结果被多尔衮大骂一通指责一遍，不予理睬免去职位算完。孔子后人还是不得不穿上孔子生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马褂，留起孔子生前只会认为是非华夏的蛮夷胡虏之貌的前秃头后猪尾长辫子，去给孔子磕头。我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地下世界见了这些被他视为是妖物的蛮夷竟然是他的后代子孙之后会是个什么感觉，我想也不见得会多难受！从今推古，从孙子能推到爷爷，孔子的后代这么恶心，怕是也不能不让人对孔子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准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了的？这也许主观性太过严重，但是请原谅，孔子的后代太恶心，也就自然让人对孔子个人的品行态度，实在不能不的产生了巨大的疑心，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说，即使我们就完全把儒家文化当做是中华文化的彻底代表，那么这一种所谓的中华文化也早就在17世纪中叶的中国彻底绝灭消失了！如果说儒家就是中华文化，那么他早已经彻底消灭近四百年了！！理由很简单，那最注重孝道，孔子说什么劝说父母几次父母不答应，就只能乖乖回去干活，仍然恭敬的不触犯他们，被指责也不能有抱怨，（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语出《论语·里仁篇》），把父母当成是家里的君主一样惊人的尊敬，子女能做的反抗无非是挨小棍子时要忍着，要挨能打坏了自己身体的大棍子时，则可以逃跑躲藏保住身体而已（“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出自《后汉书.崔寔传》引《孝经.开宗明义篇》），而同时又坚定不移的认定了身体的毛发皮肤也都是父母恩赐的，剃了割了就是大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可是满清已经用武力强迫你全部剃发了，你全体中国人全都“毁伤”发肤了，全都没了“孝之始”了，全都大不孝了，全都是逆子了，全都“无颜于地下与列祖列宗相见”，全都是孟老夫子说的“禽兽”了。你还谈个屁儒家文化，还谈个屁“圣人之言”，你的儒家文化的最大根本----孝道都全没了都全被破坏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整个儒家文化也就彻底消失不复存在了！！
儒家文化可以说彻底不再有了，可是孔子家的那些后生们卖国求荣当汉奸背叛民族的历史却仍然在不断的延续着，满清经历了200多年历史之后灭亡了，但是人家汉奸世家民族叛徒世族的孔子后代们，仍然毫不犹豫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明确的绝不怀疑的走着汉奸“衍圣公”的道路，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丈夫，啊，不对，是懦夫一去惜不复还啊！！哈哈。
1919年，前满清时期的“衍圣公”孔令贻得以再次“入觐天颜”，在爱新觉罗.溥仪那被北洋军阀政府圈在故宫里幽居享受“优待条件”的“皇城”中享受了可以骑马来回跑不用下马进皇城的特殊待遇。后来的数年间，曲阜孔府仍然对前满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呈送“奏折”，自称“微臣”。更可一观以冷笑嘲讽之的是，满清灭亡十几年之后，一九二三年（中华民国十二年），孔丘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以“大清宣统十五年”的落款向溥仪上书以“叩谢天恩”！
辫子军的头头张勋在1917年夏季7月短暂的复辟了满清12天（后来被段祺瑞的讨逆军打跑，复辟失败），“民国六年”在那12天里又短暂的成了“大清宣统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又拍电报，电文说“恭承明诏，日月重光，毅力诛猷，普天同庆”，“敬贺大喜”“不胜欣喜若狂之真情”。真是无耻反动到了极点，真是背叛民族效忠异族侵略者到了极点！！当这帮子异族杀人魔王们的末代后裔都已经快要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圣人后裔”们还在这里捧着蛮夷异族侵略者杀人屠夫魔王们的臭脚不放手，奴才性格和奴才品德竟然能够下贱到了这般地步，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世间竟能有如此贱人，他们又有什么理由继续活着呢？！
最后也是最罪恶的就是：在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孔子的后裔又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犯们亲切异常的跨国友谊了！孔子的后裔们不仅仅担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副手助手的角色，而且还承担了日本帝国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迷惑的“文化政策顾问”这类的重要角色，尊崇和祭拜孔子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必须进行的重要手段！！
其实日本军人在大规模侵略中国时所采取的利用宣扬孔子多么多么伟大，来为大规模入侵和奴役中国找借口和理由的做法，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这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其他的欧美外国侵略者也都早已经尝试过了，英国人这种跟远在十万八千里外、跟儒家创始地山东和东亚的儒家文化圈八竿子打不着丝毫都扯不上关系的欧洲国家，都曾经用赞美和鼓吹孔子来反对中国年轻学生对大英帝国的不满，日本人学英国人的样照样画葫芦照样演场戏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试看当时这篇1925年的新闻稿：英国贵族伯尔根（注：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内务部长，英帝国男爵，参议院议员）（注：在英国伦敦的中央亚洲研究协会发言时）曰：“中国学生现在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导。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我大英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已成为过激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之最好活动场”（《申报》译自伦敦路透社电文 1925年6月30日）
我不知道孔子之教导有多么的美好和伟大，但我知道，那“大英帝国”的布尔牛GATEMEN绅士们是欢迎和喜欢“孔子之教导”的，他们是反对中国学生“忘却孔子之教导”的，因为“孔子之教导”对他们大英帝国在整个亚洲东部尤其是在中国的帝国利益，根本构不成任何哪怕是一丁点的威胁，更不要说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了，“孔子之教导”反而有助于甚至是大大有助于和有利于英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的延续和扩大！所以他们自然要中国人必须记却“孔子之教导”，必须不能忘记“孔子之教导”！所以说，不管“孔子之教导”以前能不能扬中国国威显中国国壮，但是从英国人的态度看的一清二楚，它在20世纪的现代社会里面显然是根本不能扬中国国威护我国家的，反而堕落和恶心到成了给英国人看家护院做狗做奴才的玩意了，这种东西，彻底丢弃之，也就应该彻底丢弃之了！
1937年，日军大举扣动扳机，已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想要进攻北平之前，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先生”突然诗兴大发，鼓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诗曰：“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其论调与日寇文化特务马场春吉臭味相投（马场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之一，同时又来往于中日两国，在中华民国的北平南京等地鼓吹颂扬“孔子之道，至大至高”以建立所谓中日两国“共荣共存”的“东亚新秩序”，马场春吉还惺惺作态，令人恶心呕吐的作“痛心疾首”状——“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吾日觉昌明孔教，实为对症之药”而这“昌明孔教”的任务，就落到了那些东洋小鬼子“大日本皇军”头上了！）。
1938年2月8日，日本已经开展全国侵华战争半年多，在被日本占领的沦陷区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某驻济宁的联队“联队长官”，“大队长”，“副官”等一干头目到孔府吃饭喝酒，谈天说地，并笑盈盈的高兴的合影留念，现在照片仍然在《孔府档案》8914卷里面珍藏。”。
南京的汉奸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40年写的《纪念孔子的意义》一文，直言“中国之一切的典章文物，无不源于先师孔子，无先师孔子，便无所谓中国文化（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卖国贼和大汉奸们，怎么都不约而同的全都一致性的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同义词呢？真是狗熊所见略同！）”，汪精卫宣称自己是为了不让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消耗实力而失去执政权，是为了不想让黄种人民继续做英国美国的奴隶，是为了不让毛泽东主席的中国共产党趁着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和国民党政府相互之间持续不断的“两败俱伤”的消耗而趁机做大做强，不得不搞的“和平、反共、建国”的“和平运动”，体现的便是“儒教真精神”“孔圣真教导”！
1942年，汪精卫汉奸伪政权进行“纪念孔子大会”，孔府代理“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煜于在这次汪伪政权纪念孔子大会上发表广播演说，表明想要以孔丘之学，孔家之教助力于“大东亚圣战”，以“复兴各方文化”“完成大东亚圣战”洗涤“共产邪说”抵御“共产阴谋”。这场疯狂表演的节目录音在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全部占领区里到处都在循环式的广播，以表明小鬼子的“大日本帝国”进行“大东亚圣战”的“真正目的和最终目标”究竟为何。1943年，孔令煜在“恭逢”汪精卫“还都南京（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南京建立汉奸伪政权建立）三周年”之际，从曲阜向南京拍出祝贺电报，口称“我主席汪公”，大赞其“旋转乾坤之 ，实为从前所未有”“力挽狂澜”“拯救民族”之类如何如何伟大。
当我看到孔子后裔们这些“圣门世家”们在全中国人民几千万被杀死上亿人被奴役的悲惨地狱一般的环境中，仍然过得有滋有味舒舒服服，还没脸没皮厚颜无耻恶心至极的公开的与日本军人和汉奸高官们在十分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各类社交活动的时候，我真的无话可说！真的，对此，我除了鄙视恶心和想呕吐，再无一字想谈，我真的想吐！请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每一个中国人都记取这一时刻的，请我们大家都永远记取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万分耻辱万分荒唐万分卑劣万分龌龊的时刻吧！我们一定要记住当时那些凭借着自己身上先天血缘才带来的巨大的祖先光环而很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当时是怎么样的遵循着跟他们祖宗一样的劣等脚步，继续干着几千年如一日的不停歇的持续不断的叛卖民族出卖国家残害同胞的无耻勾当的！请我们大家永远记取吧！请你们千万不要忘记！！
现当代的中国，很多人用以谴责和攻击毛泽东的论点，就是谴责毛泽东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是“西来邪教”，马列主义的传入中国并且信仰此主义的中共得在整个中国大陆执政统治， 是俄国人的思想殖民， 是俄国人的思想奴役，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冲击和砸毁儒家、道教和佛教的孔庙、佛寺、道观、神像和“名士”们的墓碑，是“欲图彻底灭绝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罪行”， “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是“中共这个用俄国人思考方式行事的汉奸政权，以对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深深伤害为形式的背叛民族的罪行”所以，所以毛泽东是共产主义的赤色俄国人的狗 ，不是中国人，而是“黄俄罗斯奴才”
可笑的是在俄罗斯，作为自诩为评价什么是所谓“真正的俄罗斯文化”的权威， 那些“回归俄罗斯宗教和文化传统派”（从1970年代开始兴起的当初反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中，除了主流的向往美国西欧的“多党制宪政民主自由派”之外，另外的重要一派----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首的，其政见主要就是力图回归沙皇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治体制，力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沙皇制度，力图重新让俄罗斯全民信仰东正教，力图重新恢复和巩固东正教会的权利）的支持者们，这批跟随着索尔仁尼琴的俄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他们却是根本不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俄罗斯本土产生的文化，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完全都是生活在德国和西欧的犹太人创作出来祸乱全世界的产物 ， 列宁等人的十月革命是在“破坏俄罗斯传统， 破坏俄罗斯人民世代的宗教和文化”，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员在俄国试图建立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引进“外来的犹太毒品”，在引狼入室一般的“以犹太人的谎言谬论取代神圣的俄罗斯人对耶稣基督的正信传统”，所以深深地破坏和伤害了俄罗斯人民的传统信仰----东正教！（当然说到这里，我不禁必须要插一句疑问句：索尔仁尼琴等人却彻底忘记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共同祖先----基辅罗斯大公国在公元988年，也就是1020年前才皈依于耶稣基督，之前一直都是多神教万物有灵崇拜，信仰战神斯文托维特、雷神佩伦等十数位神祗，当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拽到了多少基辅罗斯以前信仰的多神教的图腾柱，拉倒了多少众神的神像，砸坏了多少众神的雕刻，抹去了多少众神的图画？这难道不是在“破坏俄罗斯传统， 破坏俄罗斯人民世代的宗教和文化”吗？！当年来到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基辅公国传播基督教，并且帮助弗拉基米尔大公确立基督教在思想意识和神学观念上的彻底独尊地位的传教士们，绝大多数都是希腊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当时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难道弗拉基米尔大公用外来的基督教取代本土的多神教信仰，不是引进“外来的拜占庭毒品”“破坏俄罗斯传统， 破坏俄罗斯人民世代的宗教和文化”？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无疑使用了双重标准！）
所以说我不禁想反问一声：我们国内这几十年里刚刚蜂拥而出的那些大骂毛泽东是“黄俄罗斯”“思想文化上的卖国贼”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捍卫者”们， 在辱骂骂毛泽东不是中国人而是“黄俄罗斯”之前， 请至少先得做一件事吧，那就是还应该先去跟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2007年就已经归西的死去三年多的魂灵去谈谈聊聊，好好研究一下，搞搞清楚毛泽东既然追随的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的传统，而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又被索老头等人说成是西欧传来的犹太毒素，那么追随苏维埃的毛泽东岂不成了“黄犹太”，又怎么能接着被中国的那些传统派们骂成是“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我想即使索老头复活后跟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恐怕花多长时间也永远搞不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是个先入为主的没有严密的科学论证根据的站不住脚跟的虚假假设！毛泽东既不是黄犹太，也更不是什么黄俄罗斯，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华夏儿郎，是一个响当当的中国人！！
昔日斯大林的苏联在1938年发起“消灭宗教的无神论五年计划”，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境内的一切宗教，无论是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传统上长期信仰的东方正统教会（东正教），还是苏联各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宗教----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信仰的罗马教会（天主教）、爱沙尼亚和芬兰人信仰的基督教新教信义宗（路德派）、鞑靼人、车臣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等等信仰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阿留申人、楚克奇人等等原住民信仰的”万物有灵“的拜物教或萨满教等等在内的一切宗教，斯大林当时都予以毫不留情的彻彻底底的坚决消灭，当然当时对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传统上信仰上千年的东正教会也一样予以了彻底铲除！当时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号召下，响应“消灭宗教的无神论五年计划”，在砸毁破坏苏联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宗教场所----伊斯兰教清真寺、犹太教会堂、天主教堂、新教教堂等等的同时，也砸毁了无数俄罗斯传统宗教信仰的东正教堂、修道院、教士墓碑和所谓的上帝、天使、圣人显灵的“神迹神物”。只是因为纳粹德国1941年突然大规模袭击整个苏联，才导致这个“无神论五年计划”中途夭折停止！斯大林也改变态度而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作抗击纳粹德军，把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的东正教神父们放出来，允许他们带着愿意祈祷的市民跟着祈祷求平安，并且允许在被纳粹德军正包围和正被攻击的城市里竖起任何大小的东正教十字架，并且重新开放和修缮当时正处在战争发生区域内城市里的东正教堂（但东正教十字架不能在苏联红军军营里竖起，苏联境内并非纳粹德军和苏联红军正发生交战的区域内的城市的东正教堂则一概都没有修复），东正教神父们并可以站在远处遥望着手拿十字架划十字对苏联红军士兵赐福（但不能进入苏军军营里面划十字赐福），苏联红军的军官士兵可以自己在战斗期间自己单独祈祷上帝保护自己平安（但不能军营里全体军人大规模聚集一起祈祷上帝）。这种对东正教的宽容和放松管制当然不可能是因为斯大林改变了从他16岁那年（1895年）就已经形成的希望彻底的不留余地的消灭一切宗教的强烈的反宗教观点，而是因为当时苏联正处在极度恐怖可怕残酷无情的战争状态中，而且这一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战争进行的过程和方式，恰恰又是苏联共产党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不得不被逼无奈的对宗教宽容，借由宗教的安慰性和麻醉性来安抚平静广大苏联人民受到惊吓和恐惧后，惴惴不安惊恐莫名急需安慰平静的心灵！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暂时政策！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很快就立刻重新对东正教会收紧了绳索加大了压制。当然了，苏联当时这种对宗教的宽大优厚待遇仅仅是对作为苏联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传统上信仰的东正教如此，对苏联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上信仰的那些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一切拜物教“万物有灵”的信徒，都并没有任何这种相类似于东正教徒的宽大措施，反而在整个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加大了对这些苏联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的理论批判力度，并且更加严厉的禁止和继续摧毁这些宗教剩余的痕迹和影响，对这些宗教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禁止和打击程度也明显的增强了！由此可见，共产党政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统治下的国家中的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这个共产党政权建立，该国家的主体民族以前上千年里长期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思想主导性的宗教、哲学和思想观念），跟对待共产党国家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总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进行猛烈的批判、反对和破坏，这是一种共同的现象！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说成是共产党政权里“独一无二的疯狂摧残本国传统文化的罪行”呢，怎么能被某些人说成是什么“中共比别的共产党不同，独有的特性就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深仇恨”呢？斯大林停止“无神论五年计划”改善与东正教会的关系是因为纳粹德军的大规模入侵，绝对不能证明斯大林又开始重新信仰起了他小时候学习的东正教（他少年时是沙皇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格鲁吉亚省哥里市的东正教学校的一名学生），将其比之于中国，如果上世纪60年代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或者林登.约翰逊的美国真的像毛泽东主席所担心和忧虑的那样大规模军事入侵和进攻我国的话，毛泽东的中共也很可能会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经进行了的“破四旧”运动，结束对佛教和道教的必欲消灭之的仇敌关系，会改善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传统上长期信仰的佛教道教的关系，把和尚道士们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允许他们带着愿意跟着他们烧香磕头的老百姓们一起烧香求平安（但绝对不会把中国国内诸如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等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释放出来，诸如阿訇、神父、牧师、喇嘛之类不可能获释），毛泽东也会允许他们在战争中中国正被敌人攻击和围困的城市里举起一些画着佛教万字符号或者道教阴阳太极八卦之类的旗幡布卷（但解放军军营里肯定不准有），也会允许他们在远处站着念经焚香转佛珠遥遥的给解放军士兵赐福（肯定也不允许他们进军营里赐福），也可能容许解放军士兵自己个人单独的上香磕头拜拜神佛求求平安（肯定也不会允许军人们大规模聚众一块磕头）。毛泽东到时肯定会那么做，虽然他也会像斯大林那样继续保留很多对宗教仪式和活动的限制，但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到时是肯定会改善与汉民族传统信仰的宗教的关系并且放松管制的，而他这么做，也跟斯大林一样，仅仅是为了安慰和安抚百姓的害怕情绪使之平静而已。毛泽东当年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虽然高声大喊着吓唬人一般的说要给中国惩罚要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但其实一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以前的十几年，尽管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都是敌人，但两个阵营也最终都没有胆敢大规模全面入侵我国，既然当年苏美两国根本不敢那么做，那么毛泽东自然就没必要这么做，如果真的发生了大规模了入侵之后他这么做了，虽然看上去是对他刚刚搞过的“破四旧”的激烈反传统的一种180度的大转弯，然而事实上并也没有什么非常奇怪和值得诧异的！这就是历史规律、时代环境和他本来的超然刚猛的性格特征所带来的必然逻辑！
现当代中国大陆涌现的诸如什么“新儒家”的李泽厚、蒋庆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中华文化复古主义者”们，胡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是什么“中共这个用俄国人的外来思考方式行事的汉奸政权，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深伤害，实质是一种背叛民族的叛国罪行”。哈哈，真是荒诞绝伦讽刺至极，“深深伤害”“背叛民族”“叛国”？哈哈，这些愚昧无知无耻无学的畜牲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当年的红卫兵们是怎样思考和行动的。当时红卫兵们对中国大地上那些诸如什么哈尔滨的圣.尼古拉东正教堂、天津的老西开天主教堂等等近几百年间由欧洲各国的或是罗马天主教会或是东正教或是新教各派的基督教各派教会的传教士们，所建起的数百个教堂都是一概的砸毁砸烂，捣毁干净！（其中半数以上都是建成于蒋介石----这个跟宋美龄1927年结婚以后就成了“耶稣基督信徒”，加入了基督教新教信义宗卫理公会的假洋鬼子领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由当时那位蒋委员长宣称的各“友邦”，那些美英法等等国家的传教士们建立起来的。历史就是喜欢这样冷酷无情的毫不保留的进行天翻地覆的嘲讽。这个自称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继承人”的蒋光头，却在自己1975年临死前的遗嘱中说的清清楚楚，“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先总理中山先生信徒自居”，也就是说，他蒋某人不光是国民党总裁，不光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同时居然也还是那跟中国人民跟华夏民族跟中华文化十八杆子都打不着的、没有一点关系的两千年前的劳什子犹太人、拿勒撒的木匠耶稣的弟子，合着人家不光追随孙中山先生一个，而是“土洋结合”“中外一体”“既华既夷”，把孙中山先生和耶稣基督两个干爹连在一起都一块拜一块敬，而且还把那两千年前的古洋人耶稣的位置放在现代中国人孙中山先生之前，是先拜洋大爷然后再拜中国人！这他妈的算个鸟“复兴民族文化”，那个十字架上的长毛发瘦排骨面色惨淡的犹太木匠耶稣基督，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个屁关系！就这样的人还有脸在1966年搞什么“复兴中华文化运动”，宣称自己是什么中华文化的真正传人，并且指责毛泽东毁灭民族文化，我呸！事实上，历史不光嘲讽了这些新儒家们所指望所称赞的蒋介石，同时也嘲讽了很多新儒家们所赞美所羡慕的南朝鲜---所谓的大韩民国人，那些新儒家们在1980年代以后持续不断的众口一词的赞美韩国是什么“传统儒家社会”的典范，“真正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传承”，但可笑至极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军事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并且扶植建立起“大韩民国”以来，韩国人中的基督教徒，无论是新教各派还是天主教会的信徒，其数量和占韩国总人口的比例，都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之中，尤其是在被称为是“汉江奇迹”的1960----1980年代，也就是所谓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内，韩国的基督教徒更是首次超过了半数，现在韩国总人口中61.3%是基督教新教各派与天主教派的信徒！韩国这样一个明明确确严严实实的基督教国家，竟然被“新儒家”的废柴弱智们胡扯蛋成什么“儒家社会的典范”，简直笑破我的肚皮！难不成，孔夫子就是那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木匠？《论语》就是《圣经》？《孝经》就是《福音书》？圣保罗是颜回，圣彼得是子路？哈哈，笑死人了！），事实上当年红卫兵们一共在武汉、上海、济南、淄博、青岛、徐州、洛阳、开封、福州、厦门、泉州、惠州、东莞、广州等等一百多座城市里砸烂摧毁了由基督教各派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建起的数百个教堂！当时对他们的政策就是都一并都尽数砸之毁之，十字架和圣像被从高处扔下砸下，教堂壁画被划烂，《圣经》被烧毁。这难道就是“新儒家”们所说得什么“文化大革命”所“独有的”对中华文化的“灭绝”？这些自称“回归中华文化”的文化复古主义者们请回答我，难不成你们想要给我说这么多教堂里挂着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拿勒萨的木匠犹太人耶稣也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了，难不成要给我说基督教也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这些文化复古主义者还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所谓“民族背叛”“叛国”，这些王八们不要给我扯蛋什么毁灭基督教也成了民族背叛，不要给我扯砸烂摧毁基督教堂不是为华夏民族的本土文化的自我防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反而成了“背叛民族”“叛国”？背叛的是什么民族？难道是背叛了华夏民族吗？难道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的眼中，基督教各派的教堂、教会和传教士们不是一种外来文化输入外来文化侵略所带来的严重威胁，反倒成了“中华本土传统文化”了？难道毛泽东摧毁这些基督教会的行为，不是在非主观意识的客观事实上，实际上客观的帮助了儒家佛教道教，因为正是因为“破四旧”里对基督教各派的强烈打击，才使其中国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今天的这几十年里，在基督教各派的不断派出传教士进行立体轰炸的文化输出的优势地位的重压之下，还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还能够虽然节节败退但还能勉力支撑有所抗衡，这难道不是因为当年“破四旧”时对基督教各派势力进行统一消灭砸毁所做出的贡献吗？（看看同样在亚洲东部的，那个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滔天罪行”的，自称是什么大韩民国的南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里，不是很快就全民拥抱基督教投靠耶稣基督了吗？韩国不是在70年代末其国内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就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了，现在达到60%以上，并且已经二三十年间一直维持在这个比例吗？儒家社会对基督教会的不能抵抗的软弱本性，不是一眼就能明知了吗？）也许，那些“新儒家”的文化复古的白痴们已经在自己的幻想中发现自己脸上皮肤上变成了白色、鼻梁也已经高起、浑身也长出遍体体毛，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种都变了样，所以他们的“回归传统文化”就变成了大规模信仰耶稣基督了？另外还需要值得仔细研究和引起我们研究历史时必须加以重视的是，中国现在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十几个民族所信仰的超过一亿信众的伊斯兰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被彻底批判和加以摧毁消灭了的，当时各个清真寺全部关闭，清真寺被砸也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不仅仅是汉族红卫兵起来砸毁砸烂清真寺，回族、维吾尔族等等原本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年轻人们所组成的当地红卫兵，也在当地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之下必须参与和加入摧毁和砸烂清真寺的行动中来！清真寺中的新月被从高处砸下，《古兰经》被撕烂，本来是伊斯兰教徒，因为猪极其肮脏所以极其避讳靠近猪更不能吃猪肉的穆斯林各民族百姓，甚至包括以前的伊斯兰教教士----阿訇们，也必须全部动员起来，全都得去养猪喂猪，甚至必须都得当着革命委员会中下派来的干部和中原内地红卫兵中的先进代表们的面当场试吃小块猪肉，以表示和验证其忠诚。砸毁清真寺和反伊斯兰教也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民族背叛”和“叛国”罪行“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深伤害”了？难道在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的眼里，真主安拉和祂的“最后派出的最完美最智慧的先知---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也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了？哈哈，他们是不是也觉得“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出自《圣训.第三十一》）也成了中华古圣先贤的“至理名言”了，所以消灭它就成了“背叛民族”？真是莫大的讽刺！难不成那些“回归中华传统文化”者在刚刚换了白皮长出长毛发高鼻梁之后没多久，又摇身一变的穿上袍子戴起头巾骑上骆驼成了高喊“阿拉.阿克巴（真主至大）”的本拉登们了？怕是他们虽然有拉登那种疯癫和胡思乱想，却根本没有拉登那种胆子和勇气吧！毛泽东当年这么大力度的毫不留情面的彻底砸烂新疆和宁夏的清真寺，新疆和宁夏在那个时代又哪里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和激烈的反抗？！反而在那时是风平浪静一片宁静毫无波涛！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在新疆、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全都大规模的修缮、整理和重新开放清真寺供信徒礼拜，并且中共重新严密保护并且保证绝对再也不对这些重要的宗教和人文设施加以任何的人为毁坏，然而这几十年来想要让新疆独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疆独运动，想要在新疆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神权国家的什么“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之类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暴行组织们，一个个的如雨后春笋春日禾苗一样在新疆不断兴起，导致新疆几十年里治安和安全秩序越来越差，维吾尔人跟汉人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剧烈，一次次大规模的反汉分裂暴动和杀戮一次次的发生，从1988年就在乌鲁木齐爆发，随后几十年里不断地爆发，最终越酿越大最积越深，最终引起了新疆乌鲁木齐2009年大暴乱大砍杀那么大的动乱暴行！难道不足以证明更大的危险仍然潜藏在后面，随时准备突然爆发涌出将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彻底埋葬吗？！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方面，那就是西藏的藏传佛教（喇嘛教）的问题,这个藏族人传统上信仰的藏传佛教，在历史长河中是曾经被两个把汉族广大人民当做猪狗奴才一样屠杀奸淫虐待凌辱了数百年的外来侵略者的殖民政权----蒙元满清所钦定追捧的“国教”，蒙元、满清的统治者们还采取各种手法政策，将汉传佛教的影响力彻底置于藏传佛教之下。这个被想要让整个西藏、青海和四川甘肃两省一部分都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藏独分子们所信仰，并且现在其宗教教法里面明确规定的最高的精神领袖最高位的活佛----达赖喇嘛，也就是“西藏独立运动”的总头子！这个宗教几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这个邪教也一样被彻底禁止和猛烈批判，所有的喇嘛寺都关闭，很多佛像被砸烂，山门被砸毁，佛教万字被砸碎，经堂被捣毁，周围那些竖立在佛像周围的----本来来自于印度教或者西藏本土苯教而被藏传佛教（喇嘛教）加以利用了的邪神们，什么大黑神之类的神像也都被砸碎。这些砸烂西藏藏族人历史上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长期信仰和尊崇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寺庙和佛像的行为，并不是仅仅只有汉族红卫兵在砸毁，恰恰相反，主要都是当地的藏族红卫兵在组织起来砸烂和消灭自己民族长期传统信仰的宗教设施和场所！这种砸烂喇嘛寺的行动不仅仅大规模发生在西藏，在青海、甘肃、云南、四川等等藏传佛教寺庙集中和藏族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也都大规模发生，在青海省壤塘县的夏炎扎西赞拉贡巴寺等等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都发生过，在西藏更是在诸如拉萨的扎什伦布寺、大昭寺、哲蚌寺等等藏传佛教著名的嗅到圣地都进行过彻底砸烂佛像和经堂的运动。还有陕西省境内那座保存有那位满清时对全中国各民族都进行残酷压迫的康熙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为拉拢西藏、青海、甘肃境内的藏族封建农奴主，而立起的所谓《御制 广仁寺碑》，还存有那位兰儿皇太后慈禧妖婆1901年躲避八国联军攻击北京因而西逃陕西时打赏当地喇嘛的楠木龙灯等等所谓“文物”的西安市内唯一的藏传佛教寺庙----广仁寺（可以说此庙中保存着大量被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科书评价为“最腐朽最黑暗最愚昧的封建王朝”的满清政权，进行黑暗残暴的种族奴役和种族压迫政策的昭昭罪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中也一样被彻底砸烂夷为平地！事实上，西藏全自治区内的两千七百多座藏传佛教寺庙在当时被本地藏族学生为主的藏汉两族红卫兵几乎彻底砸没消灭，西藏之外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区总共加起来有六千多座的藏传佛教喇嘛庙,经过“破四旧”的严厉惩罚，保存下来仍然可以使用的也最终只剩下了个位数！正是毛泽东当年对藏传佛教势力的这种猛烈打击和强烈镇压，才使得达赖喇嘛在海外进行的“西藏独立运动”，在这十几年期间根本没有半点可以进入西藏地区搞颠覆破坏或者煽动活动的可能性！！在毛泽东对西藏地区传统文化这么严厉的惩罚和整治下，西藏地区在那十几年间再加上之前的几年总共二十年间却是非常平静非常安宁非常顺利，在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反汉或者分裂活动的暴乱和动乱。反倒是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邓总设计师和（胡）耀邦同志们，说什么为了“修正和改悔文化大革命这一十年动乱对我国民族自治工作所造成的严重伤害”，为了将来更好的“维护民族团结和推进民族互助工作”，于是乎重新开放并且重新建造重新修缮重新扩大上千座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喇嘛寺庙，在1980年将1955年以后在西藏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逮捕关押判刑审判的旧西藏官员、农奴主、封建主、活佛和各类喇嘛神职人员全都一刀切的不加区分不加辨别的全都“平反、恢复名誉，释放并给予补偿”，在邀请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到达赖在西藏嘉措的老家参观并且开始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进行多轮次各方面的谈判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和对文革错误的反思、道歉、谢罪和改正，却不仅一点也没有让西藏变得更加平稳安定，反倒是让“西藏独立运动”死灰复燃死火重生重新崛起，让藏独分子们以为中共中央害怕达赖喇嘛并且不敢真正打击藏独分子，助长了他们的胆量，这种思维逻辑的推广和情绪的蔓延，大大的助长和鼓励了喇嘛等神职人员和西藏旧贵族旧官员们寻求和追求西藏独立建国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热情，大大增加了西藏的安全隐患，导致西藏在1987年、1988年、1989年连续三年每一年都在拉萨、日柯泽等地爆发大规模动乱，2008年更是再次爆发在拉萨街头极大规模的打砸抢烧的捅杀汉族人民的仇汉分裂的严重动乱，出现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力严重失控的现象！以现在这种情况继续延续辖区，未来在西藏发生更大规模的动乱，甚至将来达赖喇嘛和藏独分子们寻求的“西藏国”独立建国理想的成功，谁又能说是不可能的？！难道说藏传佛教这种帮助蒙元满清两代外族侵略者延续了数百年的罪恶至极的血腥侵略和殖民统治，现在又帮助达赖喇嘛进行“西藏独立”这种妄图分裂祖国伤害祖国母亲的准邪教，在“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者眼中，也居然都成了什么“中华传统文化”了？那些胡扯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什么“背叛民族”“叛国”的“对中华文化的深深伤害”的“回归传统文化”者，莫不都是已经跟达赖喇嘛等藏独分子站在了一条道路上，莫不都是些潜藏在深处的藏独分子？！谁敢保证这些人都不是些随时准备“箪食壶浆”以迎接达赖喇嘛这个“王师”的“第五纵队”呢？！恐怕只有未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慢慢的以它的悲情和残酷来加以验证！
说毛泽东彻底否定中华文化，其实说到底，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这原本就是一个带有巨大疑问争议极大的问题！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了吗？翟玉忠等先生现在正在主张“新法家”，在办网站办刊物，极力宣扬“道法中国”，认为由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所创立的，由商鞅 、李斯、 秦始皇进行了真正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实践的法家思想，才是黄老道学的真正继承者， 是上承自黄帝老子的道家思想， 是所谓的“中国原生文明”！儒家从西汉开始独断掌控了国家机器的文化教育产业（注1）之后，尤其是从西汉末期汉元帝刘奭还在给汉宣帝刘询当太子时，就开始不断干预政治运作（注2），简单的说，儒家的上位，才是使得华夏民族走上了破坏中华原生文化的歪路邪路，使得华夏民族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1000----1999）中多次饱受外族侵略带来的奴役统治并发生无数次屠杀惨祸的潜在原因（女真金国、蒙元、满清、八国联军、日本；常州屠城、襄阳屠城、扬州三日、嘉定三屠、广州之屠、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
（注1：汉武帝刘彻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还仅仅是文化教育上独用儒生，军事政治财政等职务，仍然多用诸如张汤、杨可、桑弘羊、上官桀之类学申商之术几十年的法家子弟，那位著名的大儒时任大农令的颜异，因为反对用告发手段反击商人偷漏税，被告发偷漏税的商人财产全部没收并且一年戍边，而告发人可以拿到被告发人一半财产的算缗和告缗法令而被处斩；反对再继续长时间的与匈奴交战而主张与匈奴议和并且再次和亲通好的儒生狄山，本身毫不懂得军事，却被汉武帝硬送到前线哨所在前线被匈奴人打死；董仲舒仅仅被汉武帝视为是顾问一类，结果还因为董宣扬“天人感应”说因而被罢斥不用。这就是所谓“内儒外法”者矣） ）（注2：当时还是太子，未来成为汉元帝的刘奭年轻时就曾经劝谏父亲汉宣帝刘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气的痛骂：“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语出《汉书·元帝纪》。翻译成现代汉语也很简单，太子刘奭劝说父亲汉宣帝刘询要多用儒生，觉得父亲以前刑法太严厉杀人太多，希望父亲改。父亲汉宣帝刘询则说得明白：我们汉朝本来就有制度，本来大汉朝就是把法家所说的霸道与儒家所说的王道结合在一起治国，并且将礼仪和法制并重，你身为太子，怎么能光采用儒家主张的道德教化那一套，竟然荒谬到想要恢复周朝那时的礼制了呢？而且庸俗平庸的儒生们根本不合乎时代的向前发展，喜好拿过去的所谓好时代来非议和否定今天的统治，让人们目眩神迷于虚幻无意义的名誉而忘记了根本的实在，让人们根本忘记了要什么东西才最值得保卫守护，又怎么能够任用这些儒生来治理国家呢？他们根本不配被任用！汉宣帝刘洵接着长叹：“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果不其然，刘询的太子后来的汉元帝刘奭死亡后未有三十载，一代巨奸大骗子王莽便借助其姑姑是汉元帝刘奭的妻子的裙带关系，装出一副最符合儒家所讲孝道的孝子面目，讨人欢心步步高升，最终篡位上台登记，搞的天下大乱匈奴在此背叛中原而侵扰汉地，西域各小国也都不服而起兵作乱，中原赤眉军、绿林军、平江军、下林军等农民军都借助扶持西汉皇室的名头而纷纷窜起，因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持续十几年的大规模内战了！），
某些人说毛泽东一生都在极力反对儒家，所以毛泽东是一个彻底反对并且试图灭绝中华文化的“精神上的卖国贼”。可是他们却完全忘记了，或许也是故意的有选择性失明的忘记了，毛泽东在其辉煌灿烂的一生中，却始终都是极力热忱的赞颂和维护曾经作为儒家思想最大的反对者的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法家思想的，对法家思想的赞美和捍卫在他整个一生中都丝毫没有过改变！早在毛泽东年轻时在湖南省长沙第一师范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代理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他就曾经在读书笔记中极力歌颂商鞅“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商鞅之法，良法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哉。”而到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商鞅韩非秦始皇以至整个法家思想的推崇赞美更是到了无以附加的地步。毛泽东1963年在会见郭沫若、巴金、周扬、老舍等等过去国民党统治区域写出二十几年内的老作家时说道：“我知道你们中有的人骂我是秦始皇，我很清楚你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要说你们骂我是秦始皇，其实是没骂成我反而夸奖了我。我说你们说的还不对，还不够，我不光是秦始皇，还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还要伟大很多倍！”1973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江青，让江青记下一首著名的七律并在各大党报上公开刊登供全中国人学习，此诗大力赞美秦始皇的伟大功绩“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原返文王。”，此诗宣称孔子儒学讲空话不敢实话虚伪至极，而秦始皇则是干实事大功绩振兴民族，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里要实行人本主义也就是人民本位主义，却认同孔夫子是人民本位主义，辱骂秦始皇，则是写出了一篇垃圾烂文。郭沫若赶紧认罪认错，重新改正自己的观点，写出大量的历史论文赞美秦始皇。当时从1973年开始，中国的“批林批孔”中出现了“批儒评法”“批儒扬法”的高潮，赞美法家批判儒家，各大中院校历史系都在鼓足干劲的创作一系列赞美法家批判儒家的学术论文，全国各大报纸都加以刊登全民学习、全民背诵、全民了解、全民体会。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难道法家思想不也是中华文化中非常伟大的组成部分吗？难道推崇和极力赞美法家思想还让全民学习的毛泽东，不也是在为维护中华文化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了吗？难道拥护和推崇法家思想反倒成了破坏和摧毁中华文化，也成了“妄图彻底否定和摧毁中华文化”了吗？
我们都应该很清楚，儒家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帮闲文人对法家思想的愤怒辱骂和诽谤攻击是数千年以来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日都不曾有过丝毫的稍加放松的！儒学和法家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思想领域深处的争端就是一直存在着，在政治层面虽然法家越发大势颓废，但仍然常有力图翻身的悲壮抗争。不要说战国到秦朝，也不要说西汉，东汉末年三分天下的曹操曹孟德，其三篇《求贤令》中多次声言要寻觅人才不应该强求忠诚孝顺，虽不忠不孝，对天下社稷万民有大用的，也一定要着力提拔。在其第三篇《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中他更是明确说到“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直接把母亲死了都不回家看看的吴起类型的人都认为是大才必须被起用，这严重的违背着孔孟儒家孝道的教导，却很有几分法家的色彩。虽然曹操迫于生活的环境，不敢说自己不是孔孟之徒，甚至还以维护儒家主张的对父母的孝道为名借孔融闲谈中随便说了几句话，诛杀了政敌孔融（曹操杀孔融找的理由就是因为孔融说过：父亲对子女无恩德，只是父亲当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欲而已，母亲对子女也无关系，只是怀孕时当做是一个承载物品，也就是胎儿的盒子而已，如果父母亲不好，那么遇上大饥荒大兵乱时，只有一口吃的够一人活命，就不应该给父母而留给自己吃了活命。毛泽东一生极为崇拜和赞颂，并将其立为“社会主义的新圣人”，所谓“封建社会有圣人孔子，社会主义社会有圣人鲁迅”的鲁迅先生，在他1927年7月23日在国民党广州党部下属教育局的夏季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极力赞美曹操，说“曹操在历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编历史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但是在谈到曹操杀孔融的时候也不禁反问质疑“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你求人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孔融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但是他这几篇求贤令都毫无疑问的是印证的申商之术法家之言的，也难怪在南朝宋齐梁陈时就开始出现恶名骂名（但好歹当时还是毁誉参半，尚有荣誉），到了北宋之时，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宣称是上乘自韩愈李翱“承继自孟子后中断千余年之道统”的理学之后，曹操就彻底的变成了不是人的禽兽畜牲恶魔鬼魅了，因为这曹操本身就尊孔孟不纯净，本身就内心神往于商君韩非子，能不渐渐被儒生大哲们骂成畜牲吗？甚至到北宋时，王安石仍还有法家余辉，虽然迫于大势，王安石不敢公开说自己不是孔孟圣人之徒，也不敢公开说自己不是儒者，同样不敢公开说自己是法家思想的追崇者！但是王安石仍然十分崇拜和敬仰被千百年来儒生们骂成妖魔鬼怪的商鞅，王安石后来的变法也仍然带有明显的商鞅韩非法家的色彩（虽然远远不彻底不纯粹，只是带有些法家色彩而已），法家思想在王安石身上形成了最后一点奋起的波涛，最后一点徒劳的努力，最后一缕落日的夕阳。最终，伴随着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宋儒”----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名士”一拥而上的反对下，王安石的变法中途夭折中道崩阻，法家思想对中国政治决策层面的最后一点影响，也随之彻底消失。（附：王安石赞美他之前一千五百年的商鞅，为被儒家唾骂的商鞅恢复名誉“翻案”的诗句 《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而我们回朔到整个汉朝那时候，在那个儒家门徒们刚刚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上得到了独尊独享的盛誉和垄断权力的时候，由于儒家门徒们极为害怕这种在人们思想领域中的独断权力会迅速丢失，以及他们害怕再出现一个类似当年诛杀他们中无数人的“暴秦”这样的法家政权卷土重来，所以儒生儒者们对法家思想的攻击和残余的法家势力的回击也就随之相当猛烈！整个西汉的儒法斗争是非常紧张白热化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大骂商鞅是“其天资刻薄人也......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卒受恶名于秦 有以也夫”。也就是说，法家思想家和实践者商鞅，是天性刻薄暴虐，缺少对人的恩情感情，后来被人辱骂，是纯粹活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更是大加攻击，直接把秦始皇辱骂成了不是人的禽兽畜牲恶魔和暴君，“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们对包括当年给与他们教育文化专控大权的汉武帝刘彻一样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汉武”并列加以羞辱丑化，无非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给了他们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权，却根本没有给他们政治干预能力，所以一样是怀恨之心而已！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霍光为首的西汉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各地儒生“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盐铁朝廷官营、酒类朝廷专卖（盐铁与酒都一律彻底的国有化，绝对不允许私人经营！）、均输、平准（都是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政治强而有力的直接干预干涉经济，力图平均物价和减小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的手法！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贫富不同的各地区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减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的和平与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上儒生们无耻混蛋，竟然敢质疑汉武帝刘彻的对匈奴自卫反击战争的正确性，满口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语出《论语.季氏》）”的意淫YY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胡扯什么“好事之臣（明说臣，实说君，暗指汉武帝刘彻），求其（匈奴）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公然宣称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是没有必要的不应该的，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导致“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说让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因为发动自卫战争而大为下降，还因为发动自卫战争而使得和平安宁的大好局面彻底丧失，所以汉武帝刘彻反击匈奴不仅没有什么功绩，反而有了巨大的罪过和罪行。我观文至此，不禁大怒出声，怒不可遏，试想，若无汉武帝刘彻率领一干能臣悍将数出塞而北击匈奴，尔这帮儒生文人之头颅早就被匈奴骑兵砍下百次了，那还会有性命安坐在大殿之上，居然更厚颜无耻的攻击当年给与了你们文化教育独尊特权的先皇帝，真是胆大包天无耻之尤，就应该被碎尸万段焚尸扬灰！！这样的一群儒生，这样的一群贤良文学，这样的一群混蛋就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代表了吗？反对和摧毁他们就成了摧毁和消灭中华文化的滔天罪行了？呸，我只有一声呸字！这些儒生们居然还厚颜无耻的公开宣扬汉武帝讨伐匈奴之前，汉朝文景二帝屈辱至极不得不妥协让步的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是多么的美好幸福，埋怨汉武帝手下王恢在马邑伏击匈奴是破坏了和亲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该有的战争，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坏了人民本来的美好生活，这真让人恶心的想吐！“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这些言论不是公开的宣扬民族投降有理吗？这不是公开的声称卖国倒有功吗？这些儒生贤良不是投降派谁是投降派？这些儒生贤良们连汉朝本朝的政治都能肆意歪曲胡扯八道忘恩负义，更不要说对西汉前的所谓暴秦剧秦了，对商鞅他们更是大骂出声，只把商君说成是禽兽恶魔“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盐铁论.非鞅第七》）对秦始皇更是谴责得无以复加。儒生们还扯淡说什么秦朝的灭亡不是因为赵高，却是因为商鞅和后来秦始皇时的开边名将蒙恬才导致秦朝迅速灭亡（就像现代整个世界大部分主流历史学家都在说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两次经济政治改革让苏联灭亡，反倒是斯大林本人所作所为、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模式让苏联灭亡一样），简直荒谬到了极点！“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盐铁论.非鞅第七》）“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桑弘羊则坚定不移的对儒生们进行坚定地还击，为商鞅和秦朝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并且强调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等秦始皇部下都是功高盖世伟大无比，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秦朝灭亡的责任，而应该由赵高来承担秦朝灭亡的罪责“昔商（鞅）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商朝）而非伊尹（乱殷）也。”（《盐铁论.非鞅第七》）桑弘羊还明确的公开指出蒙恬被赵高和秦二世胡亥假传圣旨而处死，才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强大的秦朝灭亡之后，被蒙恬打的北逃数百里成丧家之犬十几年不敢南下捣乱的匈奴，才重新对于本来已经没有任何边患的中原王朝再次成为了巨大的祸患！“蒙（恬）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桑弘羊还为汉武帝刘彻伟大的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进行光荣的辩护，痛斥儒生们反对进攻匈奴是无耻投降！“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长患。先帝（汉武帝刘彻）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不征备，则暴害不息。故先帝（汉武帝刘彻）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盐铁论.诛秦第四十四》）看到儒生贤良文学们如此无耻的公开宣扬卖国有理，桑弘羊开始对孔子和他的那七十二门徒这些“原始儒家”“初期儒家”“本初儒家”都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怀疑和厌烦，开始认为儒家一开始出现的初期就对于强大国家强大民族毫无用处却有阻碍和祸害作用，甚至对孔子、孟子等等所谓大圣人大贤者的本人经历都开始大加嘲讽讽刺挖苦“昔（春秋时）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文学（儒生）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盐铁论.论儒第十一》）至于那些汉儒，那些西汉时期的当世之儒，当世之圣人门徒，桑弘羊更是无情的揭开其脸上画皮，公开指出他们就是一群废物垃圾和民族败类的客观事实！“文学言行虽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贞，不过高瞻下视，絜言污行，觞酒豆肉，迁延相让，辞小取大，鸡廉狼吞。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况无东方朔之口，其余无可观者也”（《盐铁论.褒贤第十九》）“诸（儒）生妄言！议者令可详用，无徒守椎车之语，滑稽而不可循。”（《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
说了这么多，桑弘羊最后怎么样了呢？盐铁论的争端最后又怎么样了呢？在当时的首辅大臣霍光的支持和庇护下，朝廷宣布这次儒法之间关于盐铁的辩论是儒生贤良文学们获得了胜利，彻底废止了酒类的朝廷彻底的国有经营专营，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改成民间经营朝廷征税而已。霍光后来虽然还不至于愚蠢到按照这些儒生贤良文学们的观点，即所谓纯粹的修造内政以成德政，而对匈奴单纯的感化教化而不使用军事，霍光没有傻到那程度，他还是维持着边防防御工事和巨大的军队规模的。但是霍光却不在大规模的主动地积极的先发制人的进攻匈奴，不在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穷亡逐北”“封狼居胥”，重新回到了汉武帝之前的静态被动防御。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0年，霍光指责桑弘羊与上官桀父子和燕王旦图谋不轨意图叛乱，结果被处决杀死！本身这次政变是因为燕王旦为了谋取自己年幼的弟弟汉昭帝刘弗陵的帝位而外结合于想要把自己的孙女嫁给汉昭帝刘弗陵被霍光拒绝，走鄂邑公主门路才最终成功，所以反霍光的上官桀父子，并且与为了给自己的婚外情人丁外人求封列侯而被霍光拒绝的汉昭帝刘弗陵的姐姐鄂邑公主建立了联盟，意图除灭霍光。《汉书》等正史也都言之却却说桑弘羊因为给自己的儿子求官被霍光拒绝，因而也参与了这个诛灭霍光的阴谋。但是长久以来都有人起来质疑，对桑弘羊是否参与了燕王旦、上官桀父子和鄂邑公主与其情人丁外人的谋反阴谋问题，可以说迄今尚无定论。从霍光的西汉朝廷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其指控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关键在于他对上官父子的密谋是否知情。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种种迹象却显然是得出相反的结论。故所谓“谋反”，实际仅仅“涉嫌”而已，桑弘羊纯粹是被霍光进行了残酷无耻的政治迫害（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de17300100cmpd.html 桑弘羊“谋反”案考实）。而霍光本人也远谈不上什么“一心忠汉”“有人格魅力”，事实上霍光本人曾将六七岁的女儿嫁给汉武帝的四大托孤重臣（霍光、桑弘羊、上官桀、金日磾）之一的金日磾的幼子金赏，以建立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桑弘羊和上官桀。他自己如此，却竟然胡扯什么上官桀的孙女上官氏才六岁年龄太小不能嫁给汉昭帝刘弗陵，这是纯粹的双重标准有选择性失明！霍光治家和驭下都严重不严，纵容家人和恶奴为非作歹，他的家奴在长安横行霸道，甚至曾打上御史大夫府第。东汉乐府诗中也有“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之句。此外，汉朝封给有大功的权臣的儿子以官职一直都是惯例，霍光的几个儿子也无一例外的得封为中高级官员，因此他反对桑弘羊为儿子求官的行为，纯粹是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心考量，根本不是出于班固班昭所写的《汉书》里所说的高尚的动机。一句话，桑弘羊之死，是千古奇冤，是悲惨至极，是法家名士被儒家路线无端迫害致死的典型例证！霍光扶植汉昭帝刘询登基，刘询后来又在霍光死后认定霍家后代造反，诛灭霍家全族。汉昭帝刘询的儿子，就是那位被刘询说成是“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的汉元帝刘奭，汉元帝刘奭即位当年，即采取朝廷官方出面，比以前更高尊贵的多的程度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而这位汉元帝刘奭的妻子--正宫皇后王政君，正是后来篡汉自立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姑姑！王家专权揽政，从王莽的叔叔伯伯，也就是王政君的兄弟们，诸如王凤等就开始了，一直到王莽。王莽窜汉本不必指责，但他这位满口恢复周礼满嘴尊崇孔孟先圣满身都写着尊奉圣人之言的“谦谦君子”，登基没有几年，使得匈奴人有胆量重新反叛作乱，西域各国响应匈奴一并造反，使得西汉刚在现在的新疆和中亚东部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编制和行政单位彻底丧失应用功能，实际使得中原王朝彻底丧失西域这篇驻军看管遥控干预的广大国土数十年，一直到东汉明帝时才重新由班超恢复遥控，这就是对民族对国家的巨大罪行了！
我们又得重新谈到毛泽东对法家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对法家思想和法家的各位思想家和实践者其一生都是一直极力赞美的，前面已经说过，有那篇著名的让江青记录的“劝君莫骂秦始皇”诗句为证， 文化大革命后期，从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国之后， 1972到1976年的报纸期刊上， 到处都是中国大陆各大院校历史系学生和教师们所写的“批儒扬法”“批儒评法”的长篇雄文，赞美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桑弘羊、上官桀、曹魏武帝曹操、郭嘉、 恒温、南朝宋武帝刘裕、隋炀帝杨广、女皇武则天、太平公主、周兴、来俊臣、王安石、北宋神宗赵顼、沈括、吕惠卿、李贽、李渔、天王洪秀全、冯玉山、洪仁玕等人，认为他们都是要么主张要么研究要么力行要么实践法家思想的杰出人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里到处都是这些历史论文，迟静主管的“梁晓编写组”里汇聚了如冯友兰、郭沫若、巴金等等教授，每个月的工作也就是写这些文章。我还曾经在过去的大学母校图书馆里废弃图书室中，多次看到了诸如197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儒法斗争文章选集》之类的书籍，满满当当的这类儒法斗争书籍当时摆满了几个书架！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指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儒学），而且是反法（法家）。尊孔反法，国民党蒋介石也是一样的啊！林彪也是尊孔反法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说，历代政治家真正有作为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为了倡导法家反对儒家，毛泽东还批发了广东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更是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但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反对而作罢。同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最高领袖恩维尔.霍查派遣的外宾----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时又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还要伟大。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林彪之子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中辱骂毛泽东是“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他以为是骂我，其实等于是在夸我。中国历来分成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孔子坏，一派讲秦始皇坏孔子好。孔子是说空话的，只会讲漂亮的空头承诺，不干实事，孔子周游列国一事无成，四处乱窜，几无立锥之地，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惶惶如丧家之犬”，而秦始皇是干实事的，结束西周灭亡后五六百年的大分裂，扫灭六国统一华夏，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起伟大的国防工程---长城，派蒙恬主动施行积极的反击性防御政策，“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十年不敢南下而牧马”，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看看当时的一篇“批儒扬法”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历史论文吧，一切也就明了清晰了。《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1974，09，08， 《人民日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912/120768.html）文章中明确写道“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这篇文章中的几个大标题也都把整个主题的立意表明，写得清清楚楚，“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驳法家亡秦论”“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等等等等，真是清清楚楚把自己想要表明的立场说的一清二白。“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 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变拥''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在秦始''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仁'' 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老法家路线功臣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 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因为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有若当今袁腾飞之流谴责1950年与美国佬打朝鲜战争，1960年代初与苏联彻底决裂，同时”援越抗美“，同时坚定地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做法是“穷兵赎武””愚蠢至极”“罪恶滔天”一样）。事实上，秦始皇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制的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 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事实上毛泽东建政之后，国内内战也毫无疑问的少了很多，比起北洋军阀统治时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卢永祥、孙传芳之间十几年不停歇的来回拉锯没完没了的内战，比起1927到1931年间蒋介石与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石友三等人没完没了的新军阀内战，比起1931到1937年之间日本帝国侵略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北部，同时蒋介石却还在江西湖南一路“缴共”，比起1937到1945年间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比起1946到1949年之间的三年国共内战，毛泽东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的战争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减少了，而且1949年之前除了八年抗日战争，多是没有半点意义的纯粹抢地盘的军阀内战，1949年后与美国、苏联、印度、南越的几次战争都是带有民族自卫性质的纯粹的保卫民族的反击战争）“比起封建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人 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朝统一后人民的劳役负担中，有些纯粹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关乎民族大义的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的生活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和惨剧。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 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毛泽东从来都不屑于否认自己是独裁，但一直都认为他的这种有利于民族大义的伟大的光荣的独裁，远好于无能的腐朽的卖国的小集团小阶层的“民主”），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 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吕后）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 争。刘邦、吕雉（吕雉以后曾经中断)、武（刘彻）、昭（刘弗陵）、宣（刘洵）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法家路线直到后来的汉元帝、汉成帝和王莽等时才被严重破坏）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还有一篇文章，也算是当时的代表文章，《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自《红旗》杂志1974年第8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912/122584.html）文中指出“儒家代表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他们敌视革新，轻视生产，鄙视劳动人民。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子）把请学稼的樊迟斥责为''小人''。孟柯（子）叫嚷:''善战者服上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就是说，要对善于打仗的人处以极刑，对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人也处以重刑。在儒家的经典《礼记》上甚至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汉儒郑玄更是更加明确地注解说，所谓''作奇技奇器者''，就是指象古代春秋时能工巧匠鲁班这样的人。韩愈叫嚣说:''百工之人（各种工匠），君子不齿''。发展生产有罪，创造发明该杀，这就是儒家的''礼教''!一方面要劳动人民供养他们这伙寄生虫，一方面又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这就是儒家''王道''!”“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那时（西汉时）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可是到了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东汉以后，除《内经》外，其余的都没有了。据《齐民要术》记载，秦汉时期重要的农书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多种，到那时（《齐民要术》成书的北朝东西魏北齐北周时），却没有一部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是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时是生气勃勃的革新者，他们主张革新、前进，重视耕战，因此在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秦汉之际，我国水利事业有几次大的进步，从秦代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到汉代的白渠，在工程技术上都有提高和发展。它们是我国古代水利发展史上几个光辉的里程碑。”“这些雄伟壮观的工程都出现在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力地说明了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促进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说完了法家对儒家的优越性，现在就要话题一转，再重新说到儒家身上。很多现当代的“新儒家”们都在教导我们说，儒家孔子孟子的思想原本是非常伟大的，只是后来被宋朝的程颢程颐这“二程”以及以后的朱熹等“宋儒”所创立的“理学”，给彻底篡改歪曲了，以至于使得中国社会很难再有进步，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以至于鸦片战争以后对西方英美法沙俄日本等列强的侵略毫无办法。所以“新儒家”想要“反朱熹，拥孔子” 。但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1年）那场著名的“盐铁争论”，就足以看出，西汉那时候的“汉儒”们，就已经在战争与和平这种巨大的深刻的关乎民族大义的命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那些“汉儒”们就已经开始严重的破坏和伤害汉武帝刘彻时期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以进攻代替防守的进攻性战略了！在对待数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一直对中原华夏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和伤害的，位处东北西北和正北方的野蛮落后残暴凶狠的，从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羯氐羌到柔然敕勒东西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回鹘吐蕃再到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这一长串连续的一系列的游牧渔猎民族的防御政策的问题上，“汉儒”和“宋儒”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都是不仅仅是纯粹的被动防御，而且整日里做梦什么只需要修炼和改进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清明和仁义施展的程度，就能够通过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清明和道德高尚，不打仗就能感动感化游牧民族胡虏们自动不战而内附归顺，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语出《论语.季氏》）“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这纯粹就是白日做梦胡思乱想意淫YY，自古以来，无论亚洲欧洲，无论过去现在，哪里有什么某国家自己“修文德”而政治清明就能够让敌国外邦自动的“感德而慕义归顺”的事情？哪里有任何一个这样的真实例子存在？！对外文化宣传固然在一些情况下能够瓦解敌军战斗意志，能够蛊惑敌国民众的心智，但那也仅仅是虚假宣传而已，根本并不是要求本国国内一定要真实达到了对外宣传中所说的那样的“政治清明”或者“民生乐利”的程度，才能够起到效果的！换句话说，对外文化宣传本身就是用来欺骗他国的，根本就不是要求本国必须达到的！儒生们蠢至一定程度，认为自己非要在国内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达到了“政治清明”，甚至不需要对外宣传，就可以随之“以来之”了，这是彻头彻尾的扯淡，纯粹的幻想，如同白痴一样的意淫！儒生们倒是不欣赏，按照孔子在《论语》等书中反复阐述的“华夷之辨”对这些游牧民族进行文化层面上的瞧不起，诸如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语出《论语·八倄》）“尊王攘夷”“微管仲，吾等皆披发左衽者矣”（语出《论语.宪问》），或者如汉儒在盐铁辩论上说的那些什么“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的言论，做出一副好像是站在文化优越点上而对可怜的（虽然这些蛮夷无数次的进入中原残杀你的血亲同胞兄弟姐妹，他们却依然还做出可怜蛮夷的姿态）游牧民族们施以一种怜悯，似想救他们却没办法的轻声叹气，并且自恋自怜的感叹自己是多么命好多么幸福的可怜面目。而这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可怜同情，也自然很容易就能变成对积极进取的自卫战争策略的反对否定了，很容易就能变成对方既然已经这么悲惨，那么我们何必还要去远征讨伐人家，根本犯不着之类的自我感觉良好了。“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您瞧瞧，人家这些汉儒们说出来的话和想说的话多么清楚明白啊：你汉武帝刘彻就不能和不该用军队逼那些匈奴人“求其义，责之礼”，这不是难为人家嘛，这不是苛求人家嘛。还苛求难为自己，你军事打击人家，让人家知道礼义干什么呢？你看自己不也很惨吗？“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吗？不打仗给人家匈奴和亲屈辱性的嫁过去多是真的少是假的公主给人家单于父子几个一块玩（匈奴习俗父子兄弟皆多同妻），让人家匈奴骑兵再每年每年定期的来中原边界抢劫抢劫杀杀汉人男子XO汉人女子多好，那就不用干戈未息万里设备了吗，不就大家都省事了吗。所以啊，那些要进攻匈奴的将军们，什么卫青霍去病之类本来就不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就是“小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这样的禽兽逻辑和畜牲思维，令人愤而发指，儒生们拿了汉武帝刘彻的好处却回头乱咬翻头痛骂，这就是禽兽嘴脸！
所以鲁迅先生在文集《坟》中1925年写的《灯下漫笔.二》中说的好：“我们的（儒家）古圣先贤们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勤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蹩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鲜卑）北魏，献于（女真）金，献于（蒙古）元，献于（满洲）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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