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FT网站即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看到了 张维迎 教授的一篇谈话，感到震惊，张维迎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学者，但在这篇谈话中，张的思想是如此的混乱不清，这篇谈话是如此轻易的公开拿出来发表，而作为颇有影响的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也不加最起码的鉴别和提醒，就让这篇荒谬的谈话，公开的与读者见面，这使笔者唏嘘不已，并且如梗在喉，非写此文，欲罢不能。
张维迎是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这篇谈话的题目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如若张的谈话题目不是如此重大，笔者也不会去关注这篇文章。
为便于读者鉴别，笔者不得不大段引述张的谈话内容。
张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下一步》的谈话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目是《市场道路的基础》。张说：
“首先，我想谈一下市场道路的基础。我自己慢慢认识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有史以来都在追求幸福。不同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有钱幸福，有的人觉得有权幸福，有的人觉得自得其乐就是幸福。但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这不需要我多讲。亚当•斯密讲的道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我想换一个角度：你要让自己获得幸福，首先要让别人获得幸福，这是一个逻辑，也可以变成一种道德。什么样的道德？任何使别人不幸福而你自己幸福的事情，都是不道德的。例如，做企业，客户不满意、不舒服，你一般也不会舒服。当老板，员工不舒服，你也不会舒服。”
“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市场运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自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自有、私有和产权，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
张试图探讨市场道路的基础，并且认识到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价值问题，就此而言，张的思想境界广阔了，比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就市场谈市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更上了一层楼。
张把人的幸福目标和实现途径作为首要的概念提了出来，但是张列举的幸福却是非常表面的，他所谓的钱、权、自得其乐的幸福，缺少一种最基本的概念抽象，一般而言幸福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欲的满足，一种是崇高精神的满足。
张对实现幸福途径的分析，则尤为荒谬，他说计划经济和战争都是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这真是一个天下奇闻，计划经济怎么能够等同于让别人不幸福？这种没有一点常识基础的、没有一点逻辑思维的、没有一点概念区分的、主观偏见和情绪的臆断，不值得笔者在此展文批驳。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笼统的把战争也等同于让民众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也是莫名其妙，请问农民起义战争、民族独立战争、保家卫国战争，是让民众不幸福吗？
紧接着又是荒谬不堪，张把使民众不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称之为科学的逻辑，与之相反的称之为市场逻辑，可能张想说明幸福是一种物质化的蛋糕分配，对方多了我就少了，剥夺了对方，自己就多占有了，故而是一种因果的逻辑关系，于是张不管众舆，忘记了褒贬，把自己要贬的东西，却歪打正着褒名为科学的逻辑，可想而知，在今日的世风下，科学逻辑这个崇高的称谓轻易就被人强奸了。这是不是有点像指鹿为马，但不同的是赵高是奸诈，而张是不明不清。
以上稍作评析，可见张的思辨能力火候还很欠缺，但他在最深处思辨领域的表现欲却很强，严重的问题由此而产生，这似乎有一点悲剧。
张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这是不用解释，毋庸置疑的，张又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完全的对立。紧接着张又把这个低级的错误强加于斯密的头上，后面我将具体展开斯密的思想给予反驳和澄清。
张把使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称之为不道德，反之反思，也就是说科学的逻辑是不道德的，市场的逻辑是道德的，研究科学的人看到这种不伦不类的思想真是无话可说了。
张意犹未尽，把政府也看作是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的不道德的机构，各国政府不知何言以对，张仿佛是看穿皇帝新衣的小孩，童言无忌，但是孩童岂能读懂“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将是存在的”，事物在矛盾中存在发展的道理呢。
现在，笔者转入文章的主题。
张的思想无疑受到了亚当斯密的影响。但他对斯密的认识是混乱的，是没有逻辑的，更是没有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握到本质，于是犯了“毋臆,毋必,毋固,毋我”的严重错误。
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主义的圣经，这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斯密比较本质性的和全面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第二是斯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人性基础。如若没有第二点，第一点就没有根基，第一点的所谓自然性、客观性、永恒性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斯密将第二点的论证看作是更高级别的思想价值，是斯密经济思想的深刻依据。第二点的思想著作就是《道德情操论》。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以及伴随着的经济理念，必须依附于一种文化价值观，而判断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性的程度，就是分析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否符合人性，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深层含义。因此，经济学最终必须也必须研究人性的问题，即道德问题，这是不可回避难以逃脱的，为什么叫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不叫古典经济学，因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必须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合理性，因此少不了“政治”两个字，而因为这种社会政治价值属性的论证已经历史性的完成，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就可以不再重点关注经济学的政治道德研究，因此政治两个字也可以省略。当然否定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是例外，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的价值就是政治价值。
斯密的道德思想很简单，引述《道德情操论》开篇的最前面的话，可以窥视斯密道德思想的根本核心。斯密说：
“同情是人的天性。在人的天性中总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无论一个人在我们眼中是如何自私，他总是会对别人的命运感兴趣，会去关心别人的幸福；虽然他什么也得不到，只是为别人感到高兴。当我们亲眼目睹或是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时，我们的心中就会产生同情或怜悯。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像人性中所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一样，这种情感决不是专属 于良善 君子，尽管他们可能对此最为敏感。即使一个无赖罪大恶极，无视一切社会规范，他也不会完全丧失同情心。”
如若不解读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容易理解斯密这个核心思想的语意。
我们说《国富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圣经”，反过来说在《国富论》发表之前，还没有一部经济学著作能够全面合理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因此，斯密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经济学文化价值的开创有着头等的贡献。斯密的这种开创也意味着对社会其它经济思想文化价值的否定。这些文化是什么呢？其中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文化，重商主义文化的重要政治基础，就是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王权专制政治。
首先来说明斯密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富裕，一国的财富如何更快的增长（反面来说是思考一国经济为何停滞不前，比如中国），斯密认为如果社会能够保障个人的财富，那么一国的人民就有最大的动力去创造财富，而保障财富私有制的实现程度是取决于国家给予个人的政治经济自由程度，因此，国家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也即给予私人经济充分的自由，尽可能少的干预私人经济活动，那么整个社会就具有发展经济的最大动力。
那么，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是不是与社会利益发生对立和矛盾呢?斯密的重大贡献就是用市场经济学规律，精辟的分析和解释了：当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时，也会实现社会全体利益的增进，即所谓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规律的作用，也即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带来了市场的竞争，而市场竞争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同时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价值规律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作用。因此概括言之，斯密的经济思想就是社会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而经济自由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和自由，因此，斯密的自由经济主张又推导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权利要求。
那么，斯密经济思想的创建是对什么经济思想的否定呢？
应该说是对两种经济思想的否定。
第一种是对排斥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否定，比如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经济，但这种被否定对象在当时已经成为历史了，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只是当时的中国等欧洲以外的国家还广泛的处于自然经济社会状态。
第二种是对当时欧洲大陆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否定。重商主义是欧洲历史从封建贵族王权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的一个必然产物。欧洲封建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表现为封建政治特权对市场经济的强权专横管制（比如专卖权等经济垄断）由兴到盛到弱到衰。重商主义就是这个过程的一种主要经济现象。
重商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国家权利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类似于今天的宏观经济调控（但是权利基础不一样），最后的着眼点也是货币，但当时是金本位制，在金本位之下进行货币宏观调控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黄金数量，否则宏观管理就成为无米之炊，也因为如此，当时各国的统治者都崇拜黄金，把黄金视作最重要的财富，而要使一国黄金数量的增加，一个主要途径是通过对外贸易的顺差来实现，由此，各国竞相奖励出口，抑制进口，由此称之为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的政治基础是封建政治的专制特权。
重商主义片面的追求黄金货币，由此片面的刺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出口竞争，但是事物往往会顾此失彼，这种主观偏颇的经济政策造成对农业经济的伤害，法国是欧洲的最主要的农业大国，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的重农主义学派，也正是产生于法国。
重商主义最不符合社会公道的、最不得人心的，就是不顾一国的经济平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厚此薄彼，而且利用政治强权一意孤行，重农主义针锋相对，主张一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说，认为社会经济和自然界物质世界一样，有它自身的秩序和规律，社会各部分的经济应该平衡协调发展，人类应该认识和遵循社会经济的自然秩序，但社会中的人们又独立于社会经济的自然秩序，人们可以接受这种自然秩序，也可以违背它，来建立自己的人为秩序，社会经济疾病的产生就是因为社会的人为秩序违背了社会经济的自然秩序。重农主义把社会经济看作一个有机体，而这个有机体得以健康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社会的个人享有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的天赋权利，因此，重农主义本质上是用经济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不公正的滥用经济特权。
亚当斯密原本学习哲学，《道德情操论》就是一部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著作，后来，斯密到欧洲大陆去旅行，接触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尔和杜尔阁，正是通过这种接触，促使斯密写作《国富论》一书，斯密对重农主义学派充满敬意，从上面论述来看，斯密的经济思想和重农主义是相承的。可以说，斯密在吸取重农主义经济自然秩序和经济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系统的详尽解剖，实现了重农主义的理想，即客观自然的描述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构建了资本主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经济思想体系的诞生，给予了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文化致命的一击。
那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在欧洲历史上，曾有“斯密悖论”的长期争论，认为斯密的这两本代表作是相互冲撞的。在首版《国富论》上曾标有“《道德情操论》的”的字样，这在刻意说明两本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本文的前面，笔者引述了《道德情操论》中的开头语言，这段文字表达了斯密的道德核心价值的认识论，即“同情心”，这种“同情心”其实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推己及人是一个意思。伏尔泰对孔子的崇拜可能深刻的影响了斯密。
这种“同情心”的哲学文化，其实就是《国富论》经济思想的最根本的精神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国富论》的经济伦理出发点是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时，也客观的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支持了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道德合法性，俗话说“同甘共苦”，“同苦”是显而易见的同情心，而“同甘”其实是同情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由此，《国富论》立足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同甘”的伦理道德基础，因此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费尽笔墨，论证“同情心”是人的自有本性，其实也恰恰是为《国富论》中表述市场经济中人性体现出来的自利和他利的统一，提供深层和永恒性的证明。
因此，可以说《道德情操论》一书为斯密的经济思想建立了哲学文化基础，使斯密的经济思想获得了伦理道德的价值论证。
笔者用了较大的篇幅说明了斯密“同情心”价值观的语境，由之解释了斯密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致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的道德依据， 张维迎 先生说的“市场逻辑”道德观，恐怕就是指的这种价值观，张维迎说的“科学逻辑”价值观的非道德性，恐怕就是指的重商主义特权的不公正的经济行为。但是，张维迎概念的表述很不准确，思想混乱，而且还十分轻率的将这种混乱推给亚当斯密。
张维迎在该谈话中的错误还有不少，而且是重大的错误，因为这和他谈论问题的重大性成正比。张维迎的谈话是现场演讲，出现疏漏可以理解，但不加推敲和改正就不负责任的拿出来发表，则是不能让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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