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男人的女人”的悲剧
——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自由了”的结果
陶 冶
《四个男人的女人》是我30年前写的一篇小说，因为老伴儿怕儿女们大了，特别是女婿、儿媳看了这篇小说有失老人的身份，执意不让发表。倘若我抛出去就走在莫言、张贤亮、白桦、王宗汉、贾平凹前面了，说不定被哪个导演给搬上银屏和荧屏呢！我也说不定因为骂名而出了大名成为著名作家了。我不是说狂话，新时期开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人们的观念也变了，挨骂也是好事了，有争议的《红高粱》、《半个男人是女人》都火了，《苦恋》、《雪野》也轰动了，直到《废都》不废一版再版遍街头。其吸引人的看点不就是有性爱内容的描写嘛！不过，到现在我也不因为未能跻身与名家之列而后悔。也正因如此，我转写纪实文学了，我还是遵行文艺的“二为”方向，不能掉在钱眼里。关于《四个男人的女人》这里仅用一句两话说不明白，不知道有谁看过吉林作家王宗汉写的《雪野》了，那里面写了个“帮婚”（东北叫“拉帮套”）的故事情节，很真实。我的《四个男人的女人》比那个《雪野》内容还丰富，还“写实”。但是，尘封了30年，不算新鲜题材了。原因就是现实早已超过了文学的表现，那吸引眼球（我也与时俱进吧）的“花花事”（家乡语）读者也不足为怪了，尤其是跟“当下”（也是刚学的词）的真人事实相比，大为逊色了，就只好让它束之高阁吧！
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还要提及这个呢？就是按我的时间安排，早晨6点就打开央视的科教（10套）频道收看“子午书简”，之后是“希望英语”， 我都7旬了，看了“希望英语”也没希望了。6点40的“百家讲坛”还要等的，如果1套的“焦点访谈”看过了，我就转到法制（12套）频道，用“法律讲堂”和“道德观察”做垫补。就这样，我在上月26日早6点半看了“道德观察”栏目里的“妈妈有多少秘密”。因为说的很有故事情节（就是北京人说的“有戏”），到6点40我也没回科教频道，反正早晨的“百家讲坛”是重播，我已经听（“听”电视，就是手头还有事做）了开头了，就一直把“妈妈的秘密”听完了。可是，这次节目完了，《秘密》没完，还有“下”。于是，到27号早晨，我把《秘密》看完了。赶巧，这个女人也有四个男人，自然就联想到我的小说稿子来了，怎么也放不下了，就想说道说道。虽然这个节目不定能有多少人看到了，我还是要“炒炒”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央民族大学的杨思远教授就在给的网友们讲座里说了，人民公社解体了很符合农民的心愿，农民自由了，想进城打工也随便了。我就是让杨思远们知道，农民自由了，命运就都好了吗？农民到底喜欢不喜欢这样的“自由”？
《妈妈的秘密》说的是重庆市垫江县的农妇卢肖身患10年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已经垂危了，与已经被她放弃了17年的儿子相见了，而护理她的16岁的女儿看见妈妈与一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母子拥抱相认”，惊愕了。就这样在心头发出了：“妈妈有多少秘密”的疑问？有疑问就要解疑呀，于是，卢肖只好说出了20多年来的离奇经历和悲惨遭遇。
原来卢肖的家乡是四川泸州的一个偏远落后的乡村，在她不满16岁时父母就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的当地农民。这个丈夫懒、好喝酒、不能养家，她就养猪，养鸡鸭，积攒下钱把三间草房变成瓦房，还生个儿子。在她的辛勤操劳下，这个家成为本生产队算数一数二的户。可是丈夫对她却不好，还参与赌博，既不听劝又不讲理，村民给他取名叫“天王”。一边不想挣钱过日子，一边对她又打又骂。在双重压力下，她同姐妹们外出找工作，跟随介绍人到了山西，被卖给一个自称矿工（就是在当地煤窑的打工农民）的洪国。她一分钱收入没得到，没有路费了，也无处可去了，只好跟洪国过了。但是她不甘贫穷，仍想进城打工，自食其力。这次正赶上给纺织厂招工的，待遇挺吸引人，她们高高兴兴应招了。可是到地方才发现又是个骗局，现实再次作弄了她。她被带到安徽一个山村，人家告诉她是她们被卖了。她被买家严密看管起来彻底失去了自由。她想跑，就被打得死去活来。要她的男人不打，村上的人代打，狠狠打。一个跟她一起被卖的女人悄悄对她说，先表示认可吧，安心地住下来，不然给抓回来要挑断脚筋的。安徽人狠着哩！于是她不再张罗跑了。终于赶上一次赶集的机会她跑往乡政府，不顾一切了，穿的拖鞋都跑掉了，那个男人就抓她，她高喊“抢人啦！”乡干部介入了她才得以解脱。当她得知老家那个丈夫已经跟别的女人好了，她就又回山西了。洪国听她说被拐卖了也没责怪她。两年后，他给洪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刚。那时她也才二十七、八岁。为了增加收入，她开了豆腐房，可是洪国出去卖豆腐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洪国说自己净为别人不为自己愿意吃亏。她对洪国的为人承受不了了，就想回四川。她所以能跟洪国过下去是因为洪国的亲戚都对她好。可是，和睦的环境不能代替平常的生活，在她又怀孕时，有个邻居对她说洪国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还能养俩孩子？她本就不堪忍受这贫苦无望的生活，于是，她趁洪国不在家，到欠她家豆腐款的人家收了100元就上路了。
这时一个老乡杨明得知她要回老家，就说自己也回老家。她让杨明自己走，她说她去石家庄，杨明说他也去石家庄；她又说她去太原，杨明也说去太原。就这样俩人一路同行了。回到重庆她说要去姐姐家，杨明也要跟去，而且去了就不走了，并且跟她的姐姐说，要跟卢肖一起过。原来这个杨明跟洪国都在煤窑打工，洪国富有同情心，看他跟自己老婆都是四川老乡，就把杨明领家来了，开始有了交往，自然就认识了卢肖。杨明知道卢肖很能干，也知道她的处境，就看好了卢肖。可是卢肖对男人已经失去了信心，对杨明的表现很厌恶。但是杨明却契而不舍、死缠滥打，非要跟她一起过日子不可。这时，卢肖是已经过三个男人的女人，还有这样表示爱意的男人，而这个男人不是把她卖给别人，而是自己留着，是真心留下要跟她过日子；而她已经行动不便，不能再打工了，没有收入怎么过活？再说孩子属于超生也是个问题，而杨明不在乎她结扎还是怀孕，都无所谓。于是她就决定接受杨明，没有彩礼，没有仪式，就跟杨明回到了他垫江县农村家里。杨明的家什么也没有，凄苦、悲凉。她在这样的家里生下了女儿小红，杨明对女儿很好。他们去金华打了8年工，过的还不错，但到2000年，卢肖感觉眼睛出了毛病，看不清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上白血病了。病因是受了严重打击，生气太多所致。但是，考虑治病费用承受不起，就吃点药想扛过去。病情稍好她不甘心坐吃山空就又出去打工。患病不治自然病情大发，在五、六年前就开始周身疼痛，什么也干不了了，而且经常发脾气。杨明也不能在外打工了。幸亏在打工时结识了一位好朋友，每年都给他们资助几千元钱。卢肖知道自己余生无多了，就想临终前见见扔在山西的儿子。人们都为她的奢望发愁，但重庆电视台跟山西方面联系，还真就找到了洪国父子。在一起过了4年的丈夫洪国带着已经18岁的小刚来了。当儿子来到床边母子相抱而泣、悲喜交集了却了心愿后，病情也越发严重了，这才入院治疗。大夫说她这种病通常四、五年，她已经10年了，进入晚期了。儿子小刚提出要给妈妈输血，大夫说输血只能缓解，也不起根治作用了。女儿小红自然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是生身父亲，要主动承担照顾妈妈的责任，中考就放弃了；但杨明仍和卢肖的想法相同，无论如何要让女儿读书。从小红的名字可以看出，卢肖的内心。小红虽然知道自己不是父亲杨明的，但仍然表示，在这个家里孝敬这个养父，让哥哥在山西家里孝敬生父。
卢肖这个充满离奇而不幸的人生被媒体报道之后，引来了很多好心人的关注和资助。也许是因为这个结果，才被引入法制频道的“道德观察”栏目的吧？
主持人路一鸣最后说：“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卢肖前前后后跟四个男人生活过，16岁家里给指定一个；后来被骗去山西认识一个；再被卖到安徽委身一个；逃出来又回山西生个孩子，再回四川，这回主动走过来一个。你说这四个男人，哪个，卢肖算是真心的？哪个算是嫁错了呢？一个要强又能干的女人，最后得了绝症，在得了绝症之后，才和自己的儿子相见了。一个人一辈子该吃的苦、能遭的罪，卢肖一个没落，全赶上了。当一个人的生命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发现她可怜了，并由此回溯过去她几十年的遭遇，发现她越发可怜了。可惜晚了！如果当初，在那些关键的时间点上，卢肖周围的人，父母啊、亲戚啊、朋友啊、同乡啊，能更多地尊重她本人的意愿，而不是把她当成要么挣钱、要么生孩子的工具，悲悯之情不是支撑到最后，攒到最后，集中地表现出来，当时就表现出来，说不定卢肖就不得绝症，她的家庭成员的复杂关系也不会出现，我们少了两期节目，不过这个世上会多出一个幸福的人。”
其实，这样一个经历了四个男人的女人跟我小说《四个男人的女人》主人公小荣子不同。小荣子是不堪忍受地主老财的凌辱和强暴，被长工柳大哥领着逃进深山老林（吉林省蒙江县，即现在的靖宇县），过着野人式的生活。后来陆续收留了3个阶级兄弟。因为时世变迁，老柳遭遇不幸，她为了维持这个家，就跟老二过了。可是不久老二离家了，她就跟老三过了。后来老三跟党走了，她就跟老四过了。她是出于女性的善良和母性的慈爱，奉献给四个男人，尽管都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最终享受到了真爱，给每个男人生了一个儿子。当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四个男人都回到一起了，各领一个儿子，成了四户小家。小荣子成了老柳太太，自然成了这个大家庭权威掌门人。在大跃进的改天换地的年月，深山里的小户人家成了山外人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十多户，到人民公社化后竟然发展成了一个生产队，即一个村落——柳家屯。这是个喜剧结局。
小荣子活了80多岁得到了善终，而卢肖却不是，实在是个悲剧人生和悲剧人物。那么这个悲剧人物是怎么样“炼成”的呢？我的看法跟主持人路一鸣是不可能相同的！
一、我认为卢肖不是个安分的女人。尽管她的爱情不如意，不是自己做主的，但是已经结婚了，就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扛着走”，做个贤妻良母从一而终。虽然这样说太传统了，是封建观念，但是中国的农村女人大多就是这样过来的，像电影《李双双》那样，“先结婚后恋爱”，也能培养出感情来的，白头偕老不是新鲜事。我不反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可是，孩子太年轻，还是要父母帮助拿主意的，不能像“市场经济”那样大撒手放任自流。对婚姻问题也要区别对象因人而宜，不能绝对化搞一刀切。因此，对于家庭组合也不能一个模式。“改开”之后大讲“优化组合”和“强强联合”，在家庭组合上自然也引起了“重新组合”。可是“重新组合”的家庭就巩固了吗？至于“强强联合”的家庭在演艺界是常有的，但是就真的是最终的“组合”了吗？显然不是的。婚姻和家庭是要互补的，相错才能相交，才组合得牢固。一个家庭不可能俩人都一样的，是要有主有从的。卢肖是不甘于从属的。她要发挥她的自身价值，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卢肖能珍惜那份来之不易的产业，一直过到现在，该是怎么样的家庭啊？在当时就把三间草房变成瓦房了，那得是25年前啊，是很了不起的啊！一个女人进家门就有自己的三间草房，就说明那个男人还不是穷光蛋，决不是“赵本山式”的“二八月”、“二乎赖”、二流（子）社员，一定是个基干社员。至于他在生产队里的名声，“天王”尽管不是褒义，很可能是“拔豪横”蛮不讲理，但说明他有实力，不惧硬，天不怕地不怕，好斗。也许卢肖的父母并不认为是缺点，起码能保护自己的老婆不受别人欺侮。再说感情也靠培养，男人粗心是通病，女人如果不能理解，不能用心予以改造，就是失职，对家庭不能呵护，是严重的失职。她在那个家里有了家业还不算，还生了个儿子，做母亲的尽管是外出打工挣钱，也是不该丢下不管的。我注意了，直到节目结束，她也没再提及老家那个儿子的。一个女人再要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在乎了，一心想出去挣钱改善境遇，过上富人的生活，那是中国农民的正常心态吗？虽然说“男女都一样了”，可是女人毕竟是女人，一样的是社会地位是应该的，可是性别、功能、禀赋能一样吗？到什么时候、什么年代和时代，相夫教子就是上天赋予女人的责任和使命。当然，卢肖的本夫对家庭没有责任心也是不够格的，是个失职的丈夫。那么，如果有妻子在身边不离不弃，我想他即便是个浑蛋，是个石头，也该有了温度，说不定会改造好的。
其实不安分也不是绝对的缺点和坏事，有进取心的人大多都不安分。问题是“不安分”也要个节度，不能持续地不安分下去。如果卢肖到山西就在那里安顿下来，跟洪国好好过，穷境还是有望改变的。看洪国的确是个老实善良的农民。他富有同情心，因为杨明是四川人就主动领到家里让卢肖认老乡，给他这个给那个的，予以关照。这个要比卢肖老家那个“天王”好多了。但是卢肖不认为是优点，而对洪国的为人不能忍受。她说的洪国出去卖豆腐拿不回本钱来，也不见得是白送了。在农村赊欠的事情是常有的。卢肖背着洪国讨要的百元车费，就是买她家豆腐欠的，能顺利地要出来，说明人家不是赖帐的。洪国说“我就愿意吃亏”，那不是优点吗？可是，在一心想挣钱的卢肖眼里就是傻子，就不能容忍。于是第二次出走。一个女人，一个家庭主妇，总想离家出走，即使不被骗，也不见得是好事，是把握事。况且，在人心叵测的今天，谁家的女人这样，还能得到男人的忍受，甚至原谅？可是，善良的洪国原谅了她。她在过了两年之后，给洪国生个儿子不算，还怀了二胎。照实说，这二胎应该拴住她的心，可是邻居的一句话又激活了她的“离心”，洪国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有了一个儿子，还能养活两个孩子吗？如果是对家庭负责的话，她是不会被外界所吸引的。她说自己之所以能跟洪国过下去，是由于洪国的亲戚对她好。那么，其中有没有洪国为人处事的态度的因素呢？洪国对于卢肖本不认识的四川老乡都那么真诚友好，难道他对亲戚、朋友能不好吗？这些本是优点和财富的无形资产在她眼里毫无价值和意义，这不跟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价值观扭曲了有关系吗？在人民公社存活时期，农民是苦战奋斗改土造田多打粮食支援工业为国家做贡献的，都是以社为家不讲发家致富的。在“文革”期间给孩子取名都避开“财、富、福”等带有私心的文字。这就涉及了我想到的第二点：卢肖的悲惨命运是怎么造成的？
二、人民公社是1984年国家下文宣布撤销的，实际从分田单干（所谓的“联产承包”）就沦为徒有其名了，已经不是集体生产了。倘若还是听到钟声（其实是敲铁道板或铁轨段）就上工的话，社员不能无故缺勤的话，卢肖就是想离家出走也是办不到的。再说即便她私自出走了，也不会遇到拐卖妇女的。那时没有这样的人或团伙。即使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也是生产队，也有人过问是哪里来的，不管什么原因是不能收留的。就是好人，投亲靠友的，生产队也清清楚楚，不用什么警察过问，生产队有治保委员，大队有治安主任，公社就一个公安助理（就是县公安局特派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根本不像现在还得发通缉令。杨思远教授只看到现在的农民自由了，可以进城打工了。难道他就不懂自由不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自由是要有规则的，小学生还有《小学生守则》呢。怎么叫“守则”？就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规则也好，法规也好，都是为了保证正常生活的，使正常人、规矩人、本分人享受自由的。现在农民是自由了，可是他们在某中意义上来说，也失去了一定的保护，享受不到自己向往的自由了；反倒是又怀念起走集体化时的“非自由”了。卢肖被骗到安徽山村，她就遭到了一些村民的毒打，比黄世仁对待喜儿还狠毒，生不如死，难道这个就是农民单干后的享受吗？在公社时期，也有招工的，那是国家把招工指标都落实到公社了，公社再分配给大队。招工是骗不了人的。就是社员外出挣钱（那时不叫“打工”叫“出外勤工”）也是集体出去的。我的父亲就跟一伙青年到城里的粮库做临时工，挣钱统一交给生产队，生产队给记工分，再给补助费。后来生产队里要开豆腐房把我父亲要回来了，70年代最后一批临时工都给转正了。等我到县总工会工作时，那个粮库的主任还为我父亲惋惜，说我父亲干的院心工很负责任，错过了转正机会对他们粮库也是个损失，没有那么让人放心的院心工了。
卢肖赶上了个“好时代”，也正是这个好时代，造就了那些只为自己发财，而不择手段、违反规则、贪得无厌的心术补正的歹徒。他们把社会弄得乌七八糟，国家的法制收效不大，中央稳定和谐的愿望难以实现。
我就认为卢肖的悲剧是她个人的思想观念决定的，个人的观念不是孤立产生的，于是就涉及到社会原因了。时世可以造就英雄，时世也可以造就罪人。有了罪人，也就有了受害者和无辜的人。卢肖是自作自受，但是她也是个受害者。她确实是个要强的女人，是不甘现状的。如果她不一再被骗，她是能干成事业的，如果遇上个有财力扶植她的人，她是肯定能闯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她具备女强人的素质。可是，她失败了，她的愿望落空了。我不知道她第二次离开洪国回四川要干什么。但是，因为洪国给她种下了“善根”，使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真爱她的男人“扣食”了，她在行动不便寄人篱下（姐姐家）的无奈情况下，就范了，真还过上几年比较满意的家庭生活。但是，疾病已经做成了。死神向她走来，她并不知道生命进入垂危了。她理应美好的人生被葬送了。主持人却在那里责怪她的父母、亲戚、朋友，怎么就不触及触及社会根源呢？
三、尽管如此，我说卢肖还是幸运的。跟她一起（两次）被拐卖的其他女人现在都怎么样了？洪国不承认自己是买，说就是给了那个领她们来的人一千多块钱。在20多年前的一千元在当时是小数吗？一个农民，30多岁了没有老婆，在生产队里是少见的，怎么洪国还要花上一千多元换（不说买）老婆呀？那可是进入农民“自由”时期了。不仅山西，就是在万里同志搞单干的省份安徽，怎么还买女人做老婆？而且得到村民的认可，他们团结起来“严防死守”，可能考虑到买人的人舍不得，伙伴们就仗义出打了。这是怎样的心态呀？是社会文明进步了，还是倒退了。那些大打出手的村民们为什么那样义愤？他们是单纯同情那个花钱（肯定不是洪国花的一千多块的数额了）买老婆的伙伴，还是为自己讨老婆之难而发泄自己的苦痛？在公社社员获得“解放”了可以放手“发家致富”的年代怎么还没有女人嫁给他们？我不知道那个悄悄劝卢肖假装“高兴”跟着男人过的那个同伴女人是否摆脱了被当做生育工具的苦难境地？我也不知道，那个使卢肖逃出魔窟的乡政府领导干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的？他们是否还有继续的作为？央视12套这期“道德观察”节目还挂在网上，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那么，看了这期“妈妈有多少秘密”的官员们也肯定是有的，不知道他们会做何感想？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已经“百孔千疮”了，我们可不能再让我们的阶级姊妹们的心灵千疮百孔了！还不仅仅是阶级姊妹，就是安徽那个没有露名的花了血汗钱却闹个“鸡飞蛋打”的穷苦男人，他的心灵能不受伤吗？现在，他组成家庭了没有？泸州那个首任丈夫老婆外出不归，他自己怎么拉扯那个被母亲舍下的儿子？尽管他有了后续的女人，但是那个女人对不是自己生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态度？而那个男孩子比洪小刚还大好几岁，他长到了自己可以娶妻生子的年龄都没见到自己的母亲，没有享受过母爱，他心灵的创伤能小于他的父亲吗？至于最后一个男人杨明好像是个幸运者，利用回老家的一路相随所献的殷勤和呵护，与自己暗恋的女人终成眷属了，尽管家徒四壁，但卢肖却未离他而去。看来他是个成功的胜利者；可是仔细想想，原来他是（借用佛家的说法）前世欠卢肖的。卢肖陪他十多年，他是跟这个女人生活时间是最长的；但是，他苦巴苦业拉扯大的女儿却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如果卢肖过世，小红毕竟要姓洪的，他还是孤身一人。难道他就保证能“笑到最后”吗？他一个大男人，早就过了而立之年却未能有妻室，还要“靠”（现在叫“泡”）一个有夫之妇，而且人家是很不请愿，是在身怀六甲无路可走的困境之时，他是否有乘人之危、夺人所爱的嫌疑？他的心里能安实吗？尤其是这个女人是他的好朋友的，如果没有他的出现，说不定她还会回到洪国身边的。就从给女儿取名来看，卢肖的心里还是有洪国的。从这方面来说，尽管杨明有可能人财两空、妻女皆离他而去，他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吗？相比之下，洪国才是个真正的胜利者，虽然他跟卢肖只过了4年，却捞下一双儿女，尽管拉扯儿子成人很不容易，但是毕竟女儿他一文没花就长到16岁，而且两个孩子都很有良心。我想，这就是他做人宽宏大度，心地善良的“果报”吧！在我心里，卢肖的四个男人无论是怎么样的作为，但都没有害人之心，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都是好人，也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作为阶级弟兄，就为了组成个家庭，就这番不容易，很难如愿，你能责备他们吗？跟那些用国家的钱养三妻六妾（有个不大不小的贪官竟然占有上百个女人）的官员们相比，你不同情他们吗？再说小刚、小红和他俩异父同母的泸州的那个哥哥三个下一代人，他们说不出道不得的被扭曲的童年和青春，会给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未来的小家庭造成什么样的苦痛啊？我担心他们的伤痛恐怕终身难消的。当他们的人生能强于他们的父母吗？将来他们对这个时代该做怎么样的评价呢？
面对围绕卢肖这样真实而离奇的人生轨迹而产生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那些认为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认为人民公社就该寿终正寝，农民摆脱了集体的桎酷，解放了生产力的“经济学家”们和认为“资本主义课”还要补下去的决策者们，还要不顾实际地“摸”下去吗？这里说的是成年女人的可怜遭遇，我的稿子还没写完，央视新闻就报道警方的战果：成功地解救了一些被拐卖到“性服务”场所的女孩子，大的18岁，小的只有14岁。而她们面对解救了自己的警察叔叔却木然得毫无感激的表情，不知道她们是失意还是庆幸，我的心不是惋惜了，而是剧痛啊！在这之前，警方解救的被拐卖的婴儿，只有寥寥几个找到了父母，剩下那么多都是无人认领的。面对这些家庭的不幸，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办啊？不过，新闻中也有值得高兴的报道，除了“身边的感动”之外，有一个省份就实行药厂和医院的对接，取消了中间环节，把药费降下了二分之一，给患者节省了多少个亿！其实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早该这样办的，为什么到现在才被认为是个“新创举”而加以肯定啊？那不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常用的吗？究竟差着什么，明知是有效的措施却不照办，还在自己摸新招法另搞一套？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1995年我去过吉林的一家很有名的制药厂，他们在央视一套节目“黄金时间”天天做广告。接受我采访的宣传部长说，他们宣传费和制药成本相当，所以成品药的出厂价低不下来。如果像过去厂家和医家相互派人联系，不通过其他环节让厂家跟医家衔接，不仅省去了中间的费用，也不用花巨资在电台做广告了，药价自然就下来了。所以我认为，在未恢复计划经济之前，不能再对市场经济放任了。国务院最近出台的稳定蔬菜市场物价的一套新措施就已经开始干预了，是个好兆头。在控制药价方面倘若全国都向这个省份（我没记准，好似也是安徽省）学习，全国该给患者省下多少药钱啊？看病难的问题虽然不能根本解决，也能缓解一下嘛！倘若所有的产品都能采取像安徽应对药价那样的措施，疏通供销途径，我们的物价不就大大下降了吗？也决不会再出现生产不如流通，没有卖家得利多 的怪现象了。我的国有企业就不会亏本破产倒闭了。
我从“妈妈有多少秘密”谈开来扯了这么远，从卢肖扯到这上边，不是我东拉西扯、语无伦次，就是我要通过卢肖的遭遇，又一次看到否定人民公社、否定计划经济、推行私有化的危害。所以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
现在，我不希望卢肖的悲剧在别的女人身上重演。但是我很难说我这个想法不是奢望！
2010年12月1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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