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需要怎样的学者
按，这是本人较早前的一篇文章。
“换妻”案让我想起前些时撰写的这篇文章。德国大学者费希特指出：“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可是，在我们的教书育人的“学者”领头搞“换妻”游戏，被司法部门追查时，竟然有著名“学者”出来“主持正义”，宣称“身体自由”，一派蔑视法律、蔑视道德、蔑视是非概念的嘴脸。这，让人疑惑：当今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学者？！或者说，当今中国的学者，能否担当起他们的使命？！
什么是学者？《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
这一解释，与草民我心目中的学者形象有不小的差异。草民总觉得，学者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人，更是一个爱国爱民、疾恶如仇、尊师重教、温文尔雅、行为高洁、乐善好施的君子。
草民一直以为：
抗战时期，自觉奔赴西南边陲教书育人的教授们，才是学者；自愿留在北平当汉奸的周作人之流，是卖国文人而不是学者；
洁身自好垂范后人的专家教授，才是学者；招蜂惹蝶“彩旗飘飘”者，是浪荡文人而不是学者；
用自己的脑袋做学问的，才是学者；当传声筒和二道贩子的名家，是御用文人或者买办文人，而不是学者；
不为名利做学问的，才是学者；追名逐利的名家，是商人或者政客，而不是学者。
近些年来，有这么些名头很大的“专家教授”：
有的拥有绿卡，或者身为“外籍”，却靠在国内赚钱混饭吃，一旦离开中国“市场”，除了争取“难民”身份，一天也混不下去；
有的根据西方的利益需要来“解释”学问，靠出卖国家利益来满足个人需求；
有的以自己为欧美公民，视中国民众为草芥，视祖宗为粪土；
有的绯闻不断，丑闻连绵，官司缠身；
………
对于这些专家教授们的“成就”，我们可以作一番回忆：
从国企最初改革到今天，他们是怎么“解释”学问的；
实施“教育产业化”前后，他们是怎么“解释”学问的；
实施“医疗产业化”前后，他们是怎么“解释”学问的；
在房价节节攀升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解释”学问的；
在购买美国国债前后，他们是怎么“解释”学问的；
在转基因种子、食品进入中国前后，他们是怎么“解释”学问的；
……………
他们开口美国欧洲希腊罗马基督教，闭口国际惯例现代科学GDP。在他们的不断“解释”和“启蒙”下，GDP气球越来越大，精英们完全与欧美“接轨”了，但是，我等草民却日子更加艰难了：没钱不能出生，没钱不能读书，没钱不能看病，没钱不能走路，没钱不能睡觉，没钱不能拉屎撒尿，没钱不能死亡，我等根本就没有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权利，完全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别说欧美草民如何，即便是精英们恶言秽语辱骂的文革期间，全体中国人也生得起孩子、读得起书、看得起病、有一张床睡觉、拉屎撒尿不花钱。
正当我等草民思考是否继续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又抛出一个新的“学术”怪物---普世价值，对我们进行“人权”、“自由”、“民主”等洋玩意“启蒙”。
让我等饿着肚子享受“自由”“民主”？呸！
都被忽悠到了被自杀的境地了，我还会认同这些“学者”吗？
事实上，按照“国际惯例”，这些人，根本就不配称为学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教训我等草民！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为学者？
我们不妨学习学习德国著名学者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是一部对西方学界影响深远的著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我们非常有必要看看洋人是如何定义学者之后，再重建自己心目中的学者形象。
让我们以正宗的“希腊”标准为武器，彻底抛弃那些言必称希腊而胡作非为的假学者吧！
费希特说：
“学者之所以为学者，仅仅是由于学者不同于其他的非学者；学者的概念是通过比较，通过它同社会的关系而产生的，这种社会不仅指国家，而且也指有理性的人们的任意结合，这些人在生存空间里相互毗邻，因而彼此相关。”
“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围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从社会方面来看人，人的生存目的还在于把人周围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从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
“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如果学者已经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必要的经验知识，那他就会具有特别发达的敏感性。他应当熟悉他自己的学科中那些在他之先已经有的知识。要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他只能通过传授--不管是口头传授，还是书面传授；但只凭纯粹理性根据去思考，他就不可能发展这些知识。他应当不断研究新东西，从而保持这种敏感性，并且要尽力防止那种对别人的意见和叙述方法完全闭塞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经常出现的，有时还出现在卓越的独立思想家那里。之所以要尽力防止这种倾向，是因为谁也不会有这样高的学问，以至他总是不需要再学习新东西，不需要有时研究某种非常必要的东西；而且也很少有人会这样无知，以至他不能向学者传授一点后者所不知道的东西。传授技能总是学者所必需具备的，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应当训练这种技能，总是保持这种技能的作用。至于用什么手段，我们到适当时候再研究。”
“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他应当使人们具有一种真正需求的感觉，并向他们介绍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探求某种确实可靠的东西，他应当同他们一起，去做他必须亲自进行的深入研究。要是这样的话，他就该把所有的人都造就成象他自己可能成为的那种伟大学者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当的。别的领域也必须加以研究；为此，还存在着一些别的阶层；如果这些人也应当把自己的时间献给学术研究，那么学者也就很快不成其为学者了。学者究竟怎样才能够和应当怎样传播自己的知识呢？不相信别人的诚实和才能，社会就不能存在，因而这种信任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里；单凭自然界赐予的特别恩惠，我们具有的信任永远不会到达我们最迫切需要别人的诚实和才能时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当学者获得他应有的信任时，他才能指望这种对其诚实和才能的信任。此外，所有的人都有真理感，当然，仅仅有真理感还不够，它还必须予以阐明、检验和澄清，而这正是学者的任务。对于非学者来说，给他指明他所必需的一切真理，这是不够的；但是，如果这个真理感不是伪造的----这种情况恰恰是经常由那些自命为学者的人造成的----那么，经过别人指点，他承认真理，即使没有深刻的根据，也往往就够了。学者同样也可以指望这种真理感。因此，就我们迄今所阐明的学者概念来说，就学者的使命来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
“但是，他不仅必须使人们一般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他尤其应当随时随地向他们指明在当前这个特定条件下出现的需求以及达到面临的目标的特定手段。他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如果人类想坚持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不偏离或后退的话。他不能要求人类刚刚瞥见那个目标，就一下子走到这个目标跟前；人类不能跳越过自己的道路。学者仅仅应当关心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在这里，我要明确指出，学者在这个事情上也和在他的所有事情上一样，是受道德规律支配的，这一规律显示着自相一致。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不屑一提；但是，他也不应当把他们引入迷途。何况他这样做对自己也是一种过失，无论怎样人的职责应当高于学者的职责；因此，这样做对社会同样也是一种过错。社会的每一个体都应当根据自由选择，根据他认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动；他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中都应当把自己当作目标，也应当被社会的每个成员看作这样的目标。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
“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要首先想到这个目标。但是，谁不是善良的人，谁就无法顺利地致力于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工作。我们不仅要用言教，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得多；任何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得以有好榜样，都要归功于社会，因为榜样的力量是靠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学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花多少倍的力量啊！如果他在关系到全部文化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方面落后了，他怎么能成为他终归应当成为的那种榜样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别人都在追随他的学说，而他却在别人眼前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行为同他的学说背道而驰呢？（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苹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所以，学者从这最后方面看，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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