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仇富又仇官吗？

昨天（25日）上午，湖南长沙市雨花区发生一起枪击杀人案，案犯开枪将一经贸公司负责人肖某打死后逃离现场。消息一披露，立即有人说，又是“仇富”的极端行为。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公布，湖北官员诗人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获奖惹起挞伐声。有人质疑，为什么任何事情一沾上官员就遭谩骂？并认为这吵吵闹闹的背后，隐藏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仇官”情绪罢了。

安徽颍上县北城区作为县新城区开发，引起多方开发商前来争夺土地或建设工程。该区区书记希望公开竞标，由此得罪某方人员，6岁的儿子被卡车碾死，自己遭到恐吓、围攻，被迫走上逃亡之路。而在事件见诸媒体后，更有人称为“狗咬狗”！

在许多事件真相未明之前，任何轻易下断言的行为都难免失之情绪化。这种情绪反映了我国社会当前最大的不“和谐”，就在于干群关系紧张和贫富之间的对立。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梦寐以求的福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有人先富起来了，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差距。这时，我们本应该严格按照总设计师的设计，发挥政权的作用，让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我们的经济就更加繁荣，社会就会更加稳定。

事实上，共同富裕的目标离我们却渐行渐远。一些富人极力地“炫富”和“笑穷”，伴生的低俗文化和堕落的道德观念以及吸毒卖淫等种种丑恶现象甚嚣尘上，强烈地冲击着社会基本民众的神经。富人们担心“打土豪分田地”的被再现，其买办文人在极力推销西方“普世价值”的同时，掀起了“诽毛”的疯狂恶潮，妄图摧毁“工农联盟”的信仰基础。原本不再提的阶级斗争，被这些人重新制造出来。少数不法富人，又通过“黑白”两条途径，迅速完成财富和能量的聚集。与此同时，猖狂地腐蚀干部队伍，通过种种手段建立起官商勾结的权贵集团。

一个时期，不少致富带头人加入了共产党，有的进入立法机构和政府机关，“为富不仁”行为逐渐增加了合法性。

如果说“仇富”现象确实存在，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

由于出现了“阶级”和“阶级矛盾”，社会就有了维护稳定的责任。“稳定”、“和谐”本来是社会祥和的特征，也是古往今来君民一致的追求。然而，这两个状态形容词在不知不觉中被当作动词用了。“谐”由权力“和”，“定”由官方“稳”。于是，“稳定”和“和谐”变成了官方的“一厢情愿”，不再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群众有时却成了稳定和谐的对象，常常提防被“和谐”、害怕遭“稳定”。

我们有不少党员干部远离了《党章》，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不少年轻干部也没有读过毛泽东的书，其“指导思想”从何而来？因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不懂得按辩证法科学地分析和处理问题，简单采取“谁闹事处理谁”的粗暴行事态度，进一步激化矛盾。“被强拆”、“被跨省”、“被和谐”、“被神经”，层出不穷，干群关系由此日见紧张。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垄断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金权交易逐渐演化为金权融合，贪腐不再是个别人的单独行为。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全民所有的土地成为政府官员的垄断资源，既可以创造GDP政绩，又可以建立家族的财富宫殿。在他们眼中，他们才是创造中国财富历史的动力，他们才是“人民”，所谓的“民生”、“民富”自然不包含穷人。最近又有人讲，必须保持若干穷人、若干劳动者阶层，而大力发展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穷人和富人的缓冲带，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最稳定”！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呼声极高的下岗职工问题没人管，“十一五”关于“缩小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费水平的差距”的目标无人提。依靠这样的利益集团来“和谐”、“稳定”，只能是南辕北辙。

同样，如果说“仇官”现象存在，人们是否有理由？

胡锦涛同志关于“从源头”上正确分析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促进和谐和稳定的重要指导方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任何社会，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爱民、护民、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