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马克思与哲学的毛泽东
——纪念伟大领袖117周年
1、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上最大的统治恶魔进行的斗争，空前地波澜壮阔。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走过的道路、经过的艰难曲折、付出的巨大牺牲，将永垂史册，光照千秋！
将马克思与毛泽东放在一起去认识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两位伟人，他们的思想，通过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相继，超越古今，为人类的前进矗立了又一座新的灯塔。
201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7周年。又逢伟人的诞辰，人民群众自发地纪念毛泽东，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怀念他，表达对于历史的更进一步的觉悟。真挚的情感和正确的理解必将汇成一个总体：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从伟人个人的特点出发，去理解他们，也许是有意义的。马克思与毛泽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不仅是伟丈夫，而且个性坦率随和，思虑精深而又不拘小节；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嗜书如命，哲学是他们认识分析问题、制订革命政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思想体系，经过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家领导的十月革命，从古老的欧洲传到古老的东方，传到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并渴望变革的中国，通过毛泽东的领导，更加发扬起来，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座高峰（也许是又一个阶段）。纪念伟人，不能不谈哲学。通过哲学，能从根本思想上看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思想的联系，由这个联系，更可以透视当今中国与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和前途。
2、作为伟大的革命家，马克思是思想体系的创立者，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十月革命），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认识世界、分析问题、制定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一刻也没有脱离这一哲学思想基础，这是他们思想共同的前提；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前提，是从批判了古典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主要是宗教神学）而得来的。虽然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前进一步，但他的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前进的。前进的方面就是还看到了世界是改变的，自然界也是改变的，人本身也是改变的，至于社会形态，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形态，也是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的。只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懂得或者有意回避这个事实罢了！
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古典唯物主义，同时，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成就，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又是完全吻合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他承认资本主义发展是有规律的，而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也将这个规律称为“自然的发展规律”，但对这个“自然”的理解不同。他认为自然是改变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当前的“自然”，是经过了人类一代又一代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所以说“经济的自然规律”，不过是说这个规律是通过自然的形式反映出来，从本质上说与人类生产有关。他不认为这个规律是这个经济基础和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之外有某种“神秘意志”的创造和支配，认为这个“规律”不在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外，而是就在这个基础本身。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无所谓“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而这个基础是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所以，他在《资本论》中反复说，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人类社会总是一部分人受苦受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说，这是“自然规律”，否定资本家的剥削，甚至认为是智力没有资本家好，还有甚者，如马尔萨斯之流更认为要以残酷的手段将这些人“清除”，没有必要同情。马克思坚决批驳的，就是这样的世界观，而是认为这不是所谓的“自然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所以要改变它，而且相信能够改变。
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争论，争论的主要的就是这个问题——“规律”到底是在基础之外？还是在基础本身？古典经济学家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认为这是自然决定的，为这种生产合理性辩护，就在头脑里以设想一个以资产阶级的语言说出来其实与封建神学没有区别的“自然规律”的理论，马克思的发展就在这里——他认为，“规律”就在经济基础本身。
这一揭示，是通过他的政治经济学完成的，但又是哲学的。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也以哲学的方式作了提示——《提纲》已经说到，他已经知道了包括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内的这些古典唯心主义和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由于理论上的不彻底性而“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就是古典学家理解不了的问题就神秘化了的“规律”。《资本论》就是解决了这个“神秘的东西”的总结。
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与中国古典唯物主义走的道路基本是相同的，一比较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想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形成了全新的世界观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的代表一个是湖南的王夫之，一个是安徽的戴震。他们不约而同地对程朱理学的以“心”与“物”、“理”与“欲”为纲领的二元对立理论体系提出了系统的质疑，认为朱熹的理论，认为“理”在世界之外，这个“理”支配世界的一切，人和人类社会是为实现这个“理”的目的而存在的，人和人类社会是这个“理”的奴隶。到了明代，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廷相等人就开始对此怀疑和批评。到了清代，王夫之、戴震等人更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道”不在世界之外，而是就在世界本身；认为离开了具体事物，就无所谓“理”与“道”。王夫之更提出了“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由此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比西方费尔巴哈等人还要博大精深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唯物主义世界观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欧洲古典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基本相同的。马克思就不同意黑格尔等人认为物质世界是由物质世界之外的一个“绝对理念”支配的，而是认为物质世界本身就是“道”，人和人类社会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实现“道”的手段，也不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的“经济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之外的某种“神秘的东西”，而是认为这个规律本身就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包括商品生产、货币和以这些生产与工具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了一定时代都将得到改变，从而使之成为历史。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础理论与中国明清时代的唯物主义理论成果是相通的。
毛泽东为什么比党内其他人（如张国涛、王明、张闻天等人）能更容易和全面地地理解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唯物主义基础？与他早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经历有很深的关系。
岳麓书院和湖南一师，可以说，就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大师王夫之的精神殿堂。毛泽东学习的时代，王夫之的学说正是受到传播的时代，毛泽东的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人，都是非常尊敬王夫之并对王夫之的学说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的人。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使马克思主义新潮与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思想成果得以汇聚，毛泽东就是这个中西文化完美融合的实践的和精神的代表！
毛泽东从思想上非常清楚，有了物质基础，就有了物质基础存在的“道”。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类主观盲目的行动；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这个存在，从一开始也许是“渺小的”，但它是新生的事物；虽然它可能经历曲折、磨难，但是它是历史的新的起点，总的趋势不会逆转！
3、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具有体系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精华。这一点，列宁最早指出，但苏联时期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懂得。获得和平建设环境以后，连苏联最高层的很多人都已经忘掉了这个理论，与帝国主义也开始“和平”，十月革命的革命精神，到赫鲁晓夫时期，不是已经减弱，而是已经丧失，更不要谈对于国内已经大量出现和存在的资本主义生活现象的不断革命和改造了。
中国同样也已经获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但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形而上学地看待已经获得的政权，而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回潮，甚至看到了有的地方已经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是只有革命家才能最先看得出来的。
列宁就看到，由他亲自领导建立起来的各类苏维埃机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很快就出现了旧习惯、旧作风，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甚至决定不惜代价重建苏维埃。只是因为身体状况无法完成这一工作。列宁没有形而上学，毛泽东始终坚持反对形而上学，对待革命的事业，更不能有任何形而上学，这是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相同的，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的。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将“不间断地革命”作为革命的重要原理，对未来革命的领导阶级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走公社的道路，而不是走传统的道路。走公社的道路，就是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不间断地革命，其中不仅包括要进行世界性的阶级联合，而且包括对旧习惯的改造等等，只有这样，公有制才能不断地扩大，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直到在全世界获得最终胜利，只有到了那时，才能说社会主义胜利了。这就是新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观才能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201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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