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文谈》：一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杰作（四）
——关于语言文字有没有阶级性及鲁迅与斯大林的语言学思想比较
4、在《门外文谈》等论著中，鲁迅对于中国汉字和语言的发展规律，已经接近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是无庸质疑的。对于历代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文学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等各种关系的理解，都是基本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在当时左翼文艺阵营中是最先进的，而且当时鲁迅先生已经是“老人”。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孕育的瑰宝。他的思想性不是直接论述，而是包含在他的语言之中，要慢慢地体会才能懂得其中的意义，这是最大的特点。关于语言的发展，他的思想体现了这些方面：第一、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都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不是某一个“圣贤”创造了语言文字，而是人们的实际需要创造了和不断丰富了语言文字；第二、历史上，语言、文字与劳动者产生了分离，“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收揽。”（《且介亭杂文》）语言、文字成为了统治的工具，即愚民的工具，不是人民生来愚蠢，而是历史上形成的阶级差别造成了这种现状；第三、在这种分离中，统治阶级对语言文字进行了整理、加工，鲁迅称这种工作叫“调换”，更加速了劳动者阶级与语言、文字的隔离，人民不仅经济上政治上受压迫，而且文化上也是这样；第四、无论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如何发展，发展的动力都是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出新的产品，就会产生新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新的关系，这是语言、文字发展的动力；第五、鲁迅语言、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了“特权者”的“调换”，就是文化史的颠倒，鲁迅的不读24史，不读经，而读野史，写白话文不写文言文，就是用实际行动要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些就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史识”，这样的“史识”，如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局限的以胡适为代表的这些人是没有的，这样的史识就产生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胆识，也就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决裂”的胆识。
鲁迅是中国文化史的革命家！
鲁迅认为，历代的文学艺术的语言，就是以劳动者的语言为基础的，统治阶级始终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收集、整理、加工，也就是不断地进行“调换”。他以中外文学艺术语言发展为例，指出希腊荷马史诗最早就是口吟作品，也就是民间艺术家的创作，至于中国，他指出“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且介亭杂文》），汉乐府民歌、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等等，这些优秀作品都是民间作家的作品，数不胜数；而且鲁迅还看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这些都是说明，劳动者阶级的语言始终是社会语言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历代的语言基础就是劳动者的语言。
可是，斯大林是怎样认识的呢？他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提出要有新的语言，提出语言要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就不能使语言发展，而必然使语言逐步消亡。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他竟然就是这样去认识的。
他这样说道： “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成为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至使自己消失。”（《斯大林选集》下第503-50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他是站在一个超阶级的所谓“整个社会”和“全民”（实际上就是已经成为事实即革命的对象的资产阶级的语言）的立场上，所以坚决否定“阶级立场”，否定语言文字的阶级性，所以就认为讲语言的阶级性是“偏爱”，并且认为新的社会要有新的阶级语言会使语言逐渐“退化”以至“消失”。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至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的，任何历史发展，总是先由一个阶级和与之相关的阶级通过斗争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这一个阶级的前途也就是社会普遍的前途。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文字等的发展，是通过消灭、改造旧的阶级的语言才实现发展和最终占有统治地位的。这是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前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的。
前面已经说到过，鲁迅从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证明的统治阶级到了一定时期，语言发展源泉也会枯竭，新的语言只有再从劳动阶级中产生。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来都是通过具体阶级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全民的”去争取的，总是一个代表着未来的阶级的努力，消灭了旧的语言。使用新语言，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新的语言、词汇乃至更丰富灵活的语法结构取代了僵死的奴隶社会的语言体系；同样地，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难道不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科学的语言体系取代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神学语言体系吗？仅以西欧为例，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也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代表了新兴阶级，使用的语言与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神学语言很不相同。构成德国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些有代表性的哲学家著作中的基本概念如“绝对理念”、“矛盾”、“对立统一”、“思维”、“存在”……等等，与中世纪专谈“上帝”的神学语言已经完全区别开来了；同样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兴起，“消灭”和取代中国封建文化的运动，代表新兴阶级的思想家、文学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首先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写作，提倡白话文，鲁迅就是以白话文写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他们以新的更接近口语的语言完全取代了保存和传播封建思想文化的文言文，一直到现在，语言还在发展，并没有“退化”和“消失”。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按照社会基础来说，苏联已经进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时代，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在社会主义各国，除了人们日常生活用语已经与旧时代不同以外，工厂的墙报、生产简报，工人文艺刊物……等等，难道不是新的语言的诞生地？但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中，不仅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对于工人语言的关注和分析，而且，竟然抛开了具体的工人阶级的语言的发展，说这是“偏爱”，并进一步说这是“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成为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至使自己消失。”那社会主义的语言如何发展？
工人语言，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必有历史的发展。
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未来的语言必须从工人阶级语言中诞生，这也是未来社会人们思想发展的源泉。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中国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期间，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如何提倡工人作品的问题。工人文艺作品有很多形式，企业、城市街道的墙报，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就是一个新社会的诞生的标志，具有很多社会文化内容。我们现在很多同志为什么重视了《安钢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新法典，它在中国诞生，具有世界意义，这是制度方面的；文化方面，《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就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文化和力量的表现。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语言、意识，在那个时代已经觉醒，取得了成就。
可是，在整个苏联时期，人们没有听到苏联工人阶级的声音，工人的语言，工人的作品，工人的生活没有发展。这些与斯大林的思想有直接关系，除了谈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一书提及的工人阶级以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中，斯大林完全没有触及到任何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和语言等问题。从思想上说，既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既然要研究语言学，却没有工人阶级这个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吗？马克思主义的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难道不是说的有关工人阶级的事吗？
语言、文学艺术等等发生的变化，是旧的社会崩溃瓦解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也是新社会诞生的先声。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还提到了“真的农民和手工工人的作品”，这实际上已经表明，鲁迅在思想上突破了自己的阶级局限，已经将眼光放在了代表未来的工人农民的身上。可是，由于根本否定语言有阶级性，否定语言与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关系，否定语言属于一定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性质，斯大林却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后，不应该以新生的阶级语言代替旧社会的语言，而是认为语言不应该与过去有什么变化，而且提出一个语言讲阶级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就会使语言“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退化下去，以至使自己消失。”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语言如何发展？不可能发展。最终结果，工人没有声音（中国工人有“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代表性文艺作品），退化的和消失的却是苏联本身。这一教训是应该深刻地吸取的。（20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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