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溯源
于书伟
《环球视野》第337期，
摘自2010年8月中《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摘要】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性发言，对当时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以此解决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他在发言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逻辑形式上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色彩。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性发言，由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出发，对上述两篇文献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以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对两篇文献的分析
随着抗日战争发展到新的阶段，“到了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党内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以及战争与战略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分歧，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发言，从而解决了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提出了“中国特点”的概念，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王明教条主义，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抗战爆发时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明确的解决，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不了解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对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理论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对此，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的第一个标题是“中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他指出，与资本主义各国相比，“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在这里，毛泽东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中国特点”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正是据此得出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结论。由于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是说，采用合法、和平的手段作为主要斗争形式，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就只能做出一个相反的论断，即“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走相反的道路”这一重大的创造性论断，是基于“中国特点”的概念所做出的。尽管与苏俄的十月革命道路“相反”，但是这个关于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具体结论，既符合中国的实际，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相一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在了一起。这是马克思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它也就成为了开辟中国民主革命现实道路的理论武器。
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一切的骨干”。 首先，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战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阐发。他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
其次，他对鲜活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了研究、总结，解决了“主要的斗争形式”的问题。毛泽东结合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诸多重要战争和群众运动，明确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为着战争的”。
再次，他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了“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并进一步提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这些问题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把中国的历史实际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必然性。
最后，他研究了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过程。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不同时期的游击战争也“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关于转变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指出，“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此外，毛泽东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要意义，继而提出一个至今都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重要论断，即“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这一论断实际上指明了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原则的重点所在，如果把它转化、提升为方法论，那么，必然会对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树立和贯彻马克思主义领导观
毛泽东在会议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问题，认为对于抗日战争，“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輥?輱?訛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他明确反对了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 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实际上，这便在党内牢固地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领导观。
关于兵权问题。“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关于共产党领导游击战争的必要性。“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
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毛泽东明确地否定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他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情形。他说： “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而毛泽东就是根据这个“中国的情形”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依据列宁的重要论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党的历史经验，辨证地认为，第一，“让步”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抗日。第二，“让步”具有目的性。 “让步”可以使“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
几点启示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离开这个基本的前提，任何理论成果都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次，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可以照抄照搬的教条。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澄清依附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种种错误观点，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
第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过程和实质就是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实际”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了这一概念，但时常带有双关的意味。另外，还有历史实际与当前实际之分。因此，在讲“中国实际”的时候，应该从比较全面的意义上去把握。一是当前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那么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前中国的社会，从而科学地概括出“中国特点”的内涵。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认真地吸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大众化。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从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之间存在着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必然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之成为大众化的理论，使之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只有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实现群众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展现出真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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