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巨人形象一夜被推倒，天知道善良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谁都晓得，伟人也会有过失，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毛泽东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当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正是毛泽东把受苦受难的人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过上了没有压迫剥削、没有贿赂腐败、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治疗的新生活。正是毛泽东以“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伟大气魄，毅然出兵，在朝鲜战场浴血一战， 在中印边界胜利反击，在奠边府大展神威，在珍宝岛奋起抵抗，打金门千炮齐轰，赴西沙同仇敌忾，从而恢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尊严。中国人无论走到那里，谁都不敢小瞧，谁都不敢放肆。正是毛泽东领导人民以宏大的气势投入经济建设，迅速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发展成为一个既无外债也无内债、高科技领先、几乎什麽都能制造的工业大国。正是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智慧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比如著名的乒乓外交），引领中国成功地走向世界，致使非洲各国能以特有的民族豪放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全面、巨大而辉煌，毛泽东不仅把宏伟的的业绩留给中国，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精神上对世人的震撼。毛泽东不仅教育了中国几代人，也感染了世界人民，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赞誉，就连许多国家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都很崇敬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精神力量之大。可是如今，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如同灌了欲望之酒，“趋名者醉于朝，趋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声色车马”，对于诽谤、污蔑、辱骂之词已经完全麻木不仁了。
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充当自由化思潮的急先锋，攻击毛主席，抵毁毛泽东思想，美化西方民主，鼓吹私有化。他们借助传媒，依赖讲堂，甚至著书立说来摇唇鼓舌，呼风唤雨，起到社会黑势力、境内外反华势力起不到的作用，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苏联有个叫索尔仁尼琴的人，曾以写小说反斯大林、反苏维埃制度出名。但在苏联解体后，让索尔仁尼琴看到的现实是加速私有化进程，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从而悔悟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的错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扮演的正是索尔仁尼琴那时的角色。对他们的作为，我们的同志哥任其自由发展，这可能是知识分子们由臭变香后应当给予的厚待，可xx先生不管这一套。
新中国起步的二十几年建设怎样，经济如何，是有了定论的，谁越雷池一步？二十年的耽误竟濒临崩溃的边缘，了得吗？于是，一些人趁势而上，什麽毛泽东不懂经济、砸锅卖铁、盲目冒进等等，臭气也罢，怨气也好，都在一个劲地释放。但你听x先生怎样评说，有些资料怎样介绍，就会明白事情还没到全盘否定的程度。那个年代，我们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全党、全国人民发愤图强，赶英超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即使文革动乱也没有受到影响。比如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排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卫星回收、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及大型喷气式客机、导弹驱逐舰、核潜艇、铁路机车、现代海船、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蚕式导弹、远望号系列船的制造等，都是那时的成就。到毛主席去世前夕，我国已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有门类齐全的基干产业，具有采用尖端技术完成复杂工程的设计、制造能力，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三位。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只用二十年，能说不是突飞猛进吗？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西德，能说不是事实吗？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经济学家的鼓吹之下，我们曾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发展路线，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办起了许多国民为外国人打工的血汗工厂，导致我们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竞争能力由世界排名第十三降到2005年的第三十一位。78年以来，中国培养了3600万大中专人才至今无科研大成果，连一辆像样的国产轿车也推不出来。也许只有神五上天、卫星接收、大规模集成计算机普及可以引以为傲，但这是靠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
任何历史事实，如果糢糊了它的成因和来龙去脉，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人攻击他人的口实，甚至被人完全利用。如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等于说二十个人中俄死一个，几乎家家都有亲属俄死，是事实吗？最近，有人说信阳一年俄死100万，建国初的信阳不到三十万人，十年后，信阳人再能生也上不了100万，都饿死了？困难时期，大家的口粮都定量，填不饱肚子就吃代食品，生活质量很低，谁也没说这不是真的。可是有人就要这麽大做文章，甚至发生新的专断。因为这是定格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制度上的错误造成的。对那时候发生困难的原因，先生有明确的论点：一是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复原要一段时间；二是高丽战争来了跟美帝较量要付很多代价；三是人民当家作主后建设新生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四是危机感、紧迫感、使命感驱使下实行的赶超战略；五是为筹集工业化资金而实行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六才是大跃进的盲目冒进。回忆起那几年的困难，又想到毛主席怎样节衣缩食同人民共度难关，人们反倒更加怀念毛主席。从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的“红太阳热”就足以说明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邪恶势力和受自由化思想影响深的人主攻政治体制，目的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张西式民主。对此，先生把评论集中在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一是关于所谓的“专制独裁”。他首先说正是毛泽东时代，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确实，那个年代，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看到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然后他指出，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连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 中国没有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二是关于权力的遏制。他针对那些民主斗士所谓的“一党执政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的论调指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应当取消以加速发展私有经济。“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身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企业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自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这一系列的批驳是多麽的有力、又是多麽的旗帜鲜明呵。
附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3/35057.html
李敖自白：我为什么偏袒共产党？
：李敖 文章发于： 点击数：2434 更新时间：2008-3-29 热 荐 ★★★ 【字体：小 大】
注：本文前半部分是李敖所作，而后半部分是网文《谁是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的一部分，非李敖所作。附上两篇原文。 heji 于 2008-03-30
李敖自白：我为什么偏袒共产党？
2008-03-28
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他会跟不上，所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 会付代价，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家展示过几次邓小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著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著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 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
附1：
李敖有话说(7月21日)：我为何偏袒共产党
大家看我这个李敖有话说，电视节目，一方面看到我上天下地地这样讲话，
一方面看到我很多的见仁见智，甚至是我的偏见，来向大家来表达。可是，把我
的这种偏见像筛子一样把它过滤掉，把它筛掉，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资料，
我真实的知识，这也算是我这节目里面的一个功德。你可以不听我的意见，可是
呢，你无法否决我的资料，而我的资料呢，在这方面就好像一个演艺人员一样，
用很多的道具来表达我的思想。道具啊，我信手拈来就是道具，譬如说，大家看
到我手里拿了一片我们叫做面包，可是有人到店里去买，说买土司，这个是不是
土司啊？这个不是土司，我们说要土司，英文叫Toast 是错的，为什么呢？是烤
了的面包，烤了以后才叫土司，所以说我们买土司，错的，你们没有烤它，不应
该叫土司。Toast英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向你干杯，我向你敬酒，一方面呢
就是烤面包。大家看，这个切开了以后呢，很薄，叫薄片的面包，这个厚，厚片
面包，所以一般我们在台湾店里就说，这就是薄片土司、厚片土司。
我跟大家讲过，讲土司是错的，为什么谈到薄片厚片？大家看到没有，我手
里拿着这个东西，这个是老式的唱片，注意这个老式唱片，我们叫黑胶唱片，现
在人用的是越来越少，当年就是黑胶唱片，留声机用的是黑胶照片。大家看看，
我手里拿的这一张也是黑胶照片，请注意啊，请看厚度，大家注意这有两个厚度，
一个薄，一个厚，这个厚的厚好多，厚三倍四倍，一个就是薄。这是七十八转的
唱片，为什么一个薄一个厚？大家看到我刚才拿的面包，就是作为一个伏笔，大
家看，面包有薄的有厚的，怎么搞得这个唱片也有薄的厚的？请看这个薄的
Victor，当年很有名的唱片，可看看那个厚的，Edison爱迪生，爱迪生发明这种
美国式的留声机，这个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唱片。
大家记不记得，我在我的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类似这种照片，就是爱迪生当
年发明这个留声机的时候，它这个唱盘是圆的，我曾经在节目里面给大家看过这
种圆唱片，圆的。打开看，里面是个什么？是个圆筒形的，拿出来看，圆筒形的，
套上去，就套到这里，然后它在转，然后声音就出来了。当时爱迪生发明了这种
圆筒形的唱机以后，留声机以后，大家都感谢他，都赞美他，可是这种圆筒形的
唱片被另外一种 黑胶形的唱片给打败了，就是人家发现啊，这圆筒形的唱片来
换的时候啊，收藏的时候，不方便，而这个换片的时候，收藏的时候，还有正反
的效果，比较方便。这爱迪生啊就抵抗，他虽然发明了留声机，可是他抵抗这种
改良型的唱片，他希望还是这种唱片，抵抗，最后抵抗不住了，他就搞出来这种
唱片，跟别人一样，可是它比别人厚，厚了这么多，厚还不严重，它这种东西啊，
是跟着机器走，只有它的机器，这种型号的机器，才能用这个相片，另外一种型
号的机器，就用另外一种。可是别人的唱片呢，就是不但比它薄，并且适合任何
型号的机器，任何型号的机器装上去，就哇哩哇啦可以唱出来，所以呢他又被打
败了。
我讲这个给大家听，要证明什么？证明你是前卫人物，你是先行者，可是你
有你的限度，你有你前卫的限度，先行的限度，到了极限以后，如果你不肯功成
身退，你可能就是你所提倡的这个理想，或者你所发明的这个科技，你所发明的
留声机，你自己就是这种发明的一个阻力，你就变成了你所发明东西的拦路老虎，
你自己落伍跟不上时代，就阻碍了你自己的发明。我们再把这个意思扩大地说，
就是当你是个革命先行者，当你是一个人类的先知，当你跟不上时代的时候，当
时代跑得比你快的时候，你想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你会失败，并且整
个的失败过程会很难看，为什么呢？你变成你自己的拦路虎。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康有为，大家看我写那本小说《北京法源寺》，整个在写这个故事，就是说
你本来是时代的先行者，时代的先驱，时代的先知，可是当你带着群众这样走的
时候啊，群众跑得比你快，你由先知变成了一个落伍者，你当然情何以堪，你当
然心有不甘。可是怎么样呢？你会挣扎，你会用厚片土司来挣扎，可是没有用，
现实是无情地把你打倒，可是如果你及时功成身退、激流勇退、金盆洗手、提早
收山，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不是吗？
所以，从小可以喻大，我们看到人类很多事情，看到了很多革命的先行者，
在革命成功了以后，他要怎么面对。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
就发生了这种现象。一九四九年以后，当那个反革命的蒋介石兵败山倒，赶到了
台湾去的时候，那些伟大的革命者在中国的大陆，他们就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们
现在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中国站起来了，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可是这些
搞革命有一手的专家，他们对建国不一定有一手，有的时候 他们会跟不上，所
以呢，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他们也在摸索，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什么都会，
不是的，我们也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里面，就会走错路，走错路就会付代价，
这就是邓小平的最后的统计。在《邓小平文选》里面，我给大家展示过几次邓小
平的统计，就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前后浪费了二十年，换句话说呢，有二
十年的时间是走了错路，二十年时间走错路，我们付了太大的代价。这就是说，
我们虽然是革命的先行者，我们虽然是发明了留声机的人，可是当留声机不断地
进步的时候，它的唱片在进步的时候，要由滚筒式变成黑胶式，黑胶式还要变成
很薄片的，像面包一样，有薄片厚片之别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转过来，要跟着
上，还要迎头赶上，还要超越前进，这个时候就很费力了，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情
况。
有人在网站里面谈到我李敖，说你李敖有点偏心哦，你对中国的批评，凡是
涉及到国民党部分，涉及台湾的部分，你就比较苛刻，比较严格，涉及到共产党
部分，中国大陆的部分你就比较宽大，比较松，你是不是两面人啊？国民党关了
你，你就骂它骂得狠，对共产党你就客气，是不是啊？我跟大家说，你太小看了，
把我李敖看得太小了，你小心眼，你的见识啊就变小了。中国古代一位了不起的
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叫做晏子，晏子有一次呢出门，有个女孩子在路上拦他，漂
漂亮亮的这个女孩子啊，就要私下跟晏子讲一句话，什么话呢？她跟晏子说我有
一件事情啊要拜托你，什么事情呢？说我爸爸遭遇什么困难，我希望你帮我爸爸
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代价呢？我愿意陪你睡觉，许身给你陪你睡觉。这个晏子就
很感慨，感慨什么呢？说我给人家什么印象，什么坏印象，居然使这个女孩子觉
得她陪我睡觉，认为用这种代价，我就会帮她忙，就表示我根本品格很低嘛，我
的水准很低嘛，水平很差嘛！人家用这种标准来看我。
我告诉大家，用很多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不要小看了人，我李敖就国民党关
了我，我就恨国民党啊？共产党没关我，我就捧共产党？太小看了人，我是告诉
大家，为什么两个标准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们时间，什
么时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抢到了中国的统治权的时候，是一穷二白，国民
党把能搬走的全搬走，能炸掉的全炸掉，留给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土豪劣绅、流亡
土匪要你清除，清除这个台面，国民党把整个国库九十二万两黄金搬到台湾去，
请问共产党在接受这个摊子的时候，要使中国能够慢慢复原，是不是要一段时间？
因为被国民党打劫得这么严重，破坏得这么严重，赶上了美国人在韩战出了问题，
高丽战争出来了，又为了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尊严，一定要跟美国帝国主义打一
仗，这个时候又打了这个战争的时候，中国要不要付很多代价？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发现连吃顿饱饭都是很难的时候，谈什么事情，先谈吃饭要紧嘛！就这样子
啊，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然后再经过自己的错误，从文化大
革命再往前算，从大跃进开始，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说这个时候
呢，我们在摸索里面前进，好容易现在由于邓小平最后他处理的方法的正确，总
算目前现在开始走这条路了，不是吗？中国不是这样走来了吗？
我李敖小的时候，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那样子耀武扬
威，所以对我这个年纪说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信仰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中国讲富国强兵，什么叫富国强兵？大
家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二十五史》里面，《史记》里面的，《孟子荀
卿列传》里面的一段话，他说当时的秦国，秦用商君，就是商鞅，富国强兵，这
四个字太吸引我了。我们中国太穷了，谈不到富国，可是强兵很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洋鬼子打，我们中国国力太弱了，这个洋鬼子里
包括东洋鬼子，包括日本人，所以跟我说起来，我们中国有一个武力，使全世界
的洋鬼子、东洋鬼子不敢打我们，这个对我李敖太重要了，对我们中国也太重要
了。今天享受到这种结果的人，知道不在话下，当然没人敢打我们，可是你知道
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吗？我们花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花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
才换得了最后中国还没有富国可是先强兵的这个境界，我们付了那么多代价。
所以这个时候，我李敖才知道，至少中国共产党帮着我们强兵，在强兵的这
种情况底下，没有人敢打我们，代价付的太多了，没有共产党照样付代价，多少
人饿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千万人头落地了，毫不稀奇，可是虽然我付了那么多
代价，至少我们落得一个结果，至少有一个结果，就是强兵，中国强了，中国没
人敢打我们了，中国强了，日本的军人不敢骑着马在我们国家里面耀武扬威了，
这个对我太重要，我认为对中国人也太重要，就这样子啊。其它都不谈，什么成
绩暂时都可以不谈，都不论，可是至少强兵做到了。现在由于邓小平的政策的一
个展现，我们开始走富国的路线，不是先富国，后强兵，而是先强兵，后富国。
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就讲过那句狠话啊，日本人奚落我们，说你们中国人连
裤子都没得穿了，还要搞原子弹，我们外交部长陈毅就讲了一句虎虎有生气的话，
就宁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所以今天，就要做到这一地步了，强兵做到了，
然后富国，现在正在迎头赶上，不是吗？
这就是我才跟大家说的，我刚刚拿出来厚片薄片土司，厚片薄片黑胶唱片，
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第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他们最后取得了发牌的权利，
就是取得了统治中国的权利，他们统治开始，才能够有富国强兵的结果，如果没
有他们，靠着国民党这种政权，也没有富国，也没有强兵，什么都没有，至少今
天靠着共产党，别的暂时不谈，至少强兵这一点，我们这么多年来做到了。鸦片
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百六十年以来，一百七十年以来，我们做到了，
没有人敢跟我们玩了，洋鬼子不敢打我们，东洋鬼子也不敢打我们，我们做到这
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由第一代的革命领导人、革命先行者，取得
了中国发牌权，然后使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路，这里面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走了二
十年的错路，就算二十年的错路，我们剩下的时间还是富国强兵啊，还走这条路，
现在走上这条路了。
所以对我李敖而言，我真的珍惜这个情况，并且我也知道，以一个历史家的
判断告诉大家，靠国民党，到今天没有这个结果，这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言论里面，
我毫不掩饰地说至少共产党带来了强兵的结果，强兵的结果对一个从小看到日本
鬼子骑着军中的大马，在北京城里这样子嚣张的人而言太重要了，我不要再看到
那个镜头，我要中国强大起来，这就是今天我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如果有人说，
你李敖偏袒中国共产党，骂国民党，我告诉大家，即使有这个现象，我也有我的
理由，就是说，至少共产党带来了富国强兵，带来了强兵这个结果，富国呢，现
在在走这条路，依靠中国国民党，我告诉你，依靠无能的中国国民党，什么都不
是。至于说要依靠民进党，对不起，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给你卖光了，民进党
是个孬种的政权，怕美国人，怕日本人，谈都不要谈，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所说
的，我有我客观的论证方法。可是从感情上面，即使有人责备我，有所偏袒，我
也欣然接受，对我而言，我一再讲过，我再也不要看到日本鬼子骑着军马在北京
的街头耀武扬威了，我很快乐。
附二：
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毛泽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708/22215.html
谁是中华民族千古第一巨人?我们不妨将中国历史上的巨人们加以比较。
秦始皇的功绩是统一了六国。但从当时秦国的强势地位来看，即使没有他，秦统一天下也不可避免。秦始皇年轻气盛，统一中国的速度过快，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结果在他死后不久，秦王朝很快崩溃瓦解。
唐太宗被称为千古第一明君。但从隋末群雄逐鹿的情况看，如果没有唐太宗，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肯定一统天下。在中国的古代农民起义领袖中，窦建德可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位，他当了皇帝必定比唐太宗更关心百姓疾苦。从他死后二百多年，山东、河北的广大老百姓仍然深情地怀念他，就可以断定这一点。
成吉思汗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只会马上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他建立的庞大蒙古帝国只是昙花一现。而且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是建立在对手的衰落之上，如果他遇到的是同样剽悍善战的八旗兵和秦始皇的威武军团，情况很可能大不一样。
康熙帝统一中国有功，尤其是对今天中国的广大疆域功不可没，但他却扼杀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他可谓功过参半的人物。电视剧《康熙大帝》说什么希望康熙再活500年，似乎他可以带领中国抵挡西方的入侵，殊不知他正是导致中国落伍的祸首。
孙中山被许多人推崇为国父，但他是位理想主义者，长期生活在美国，不懂中国国情。他认为黑暗的君主专制，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所在。但是他不明白，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恰恰是中央政府权力较弱，难以对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有效的统治。看看苏联和南斯拉夫在实行“民主化”后的迅速解体，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当时对中国来说，比较适合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清政府也正准备实施君主立宪。由于满蒙王公联系密切，如果保留清政府，将有利于维系中国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统治。清王朝的过早被推翻，导致中国陷入混战和动乱，外蒙古的王公贵族乘机宣布独立，而中央政府无力兼顾，结果中国最后丢失外蒙古。
通过这些比较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他诞生的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众所周知，当时的世界上没有谁瞧得起中国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为中国人深切的耻辱和隐痛。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
但中国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在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见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目前许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导致中国大陆的发展落后于同期的日本和“四小龙”。这是当今最大的谬误。首先，日本和“四小龙”的起点与中国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开始了工业化，到二战时，日本能够年产上万架飞机，而中国连一架飞机都不能制造。许多人以为德国和日本经过二战，变成了一片废墟，其实战时德国和日本的工厂都隐藏到地下或者分散，美国的飞机根本奈何不得，否则美国根本不需要扔原子弹和拉拢苏联出兵，用飞机将倭国工厂统统炸光就行了。手持木棍的日本兵还抵挡美国人吗?日本到1945年7月仍有月产上千架飞机的能力，比1942年的飞机月产量还高，说明其工业基本完整无损。何况日本拥有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以及一支熟练技术工人大军，这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日本实际要领先中国80年。即使是台湾和韩国，由于它们曾经成为日本的部分领土(殖民地)，整体水平也要领先中国大陆50年(谁如果不信这一点，可以去阅读著名作家萧乾在1946年写的《冷眼看台湾》一文)。而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城市，以整体水平来衡量当然要比中国大陆(大多数地区是农村)发达得多。何况它们还是英国远东殖民地的两大中心城市，英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大量财富都集聚到这里，所以中国大陆与它们的出发水平不同。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下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它们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好时光，那时西方殖民地各国的反帝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对西方来说，只有在美英刺刀保护下的“四小龙”才是安全的，因此投资都集中于它们，造成了它们的短暂繁荣。但它们没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核心技术，繁荣根本长不了。20世纪初期的阿根廷靠养羊也曾富得流油，但现在如何呢? 冷战结束后，“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很快陷入困境，而中国却仍在高速前进，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几乎什么都能够制造。而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正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奠定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经济差距飞快地缩小着。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称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认为，新中国取得了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取得过的成就。但是近20年来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谬论，认为1960年中国的GDP与日本相同，1980年则降为日本的1/4，到1985年更降为日本的1/5。其实这是某些经济学家的错误计算。他们是用当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各为多少美元进行比较，而忽略了两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80年代前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出现了虚拟膨胀；而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下降，使中国经济总量看上去似乎大大“缩水”。因此，用美元总值进行的中日经济比较，就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已经超过日本。还应该说明的是，所谓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是日元升值使日本经济凭空膨胀给人们的错误印象。如果比较当时苏联和日本的工农业总产量，日本较苏联相距尚远。例如，苏联解体前的最高年钢产量和最高年发电量，日本至今也未能超过，而中国到90年代已经超过。今天，中国钢产量是日本的3倍，年发电量是日本的1.5倍。目前中国的钢、煤、水泥等许多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被四小龙的暂时发展所迷惑。在他们的鼓吹之下，中国一度采取了与四小龙相似的经济发展路线，即追求的是赚钱而不是赶超。这些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建立了许多低水平的加工工业，赚了一些钱，却没有集中力量进行艰苦的技术赶超，导致中国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而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哪些引以为傲的技术成就呢？也许只有飞船上天了，但这是靠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技术底子。如果当初我们按照毛泽东“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句话指引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今天已经是与美国并立甚至超过美国的现代化强国。
目前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有些是政治立场问题，但更多的是不明真相。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由于各国的物价不同，用美元总值来比较各国的GDP就会与实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要真正比较各国的经济实力，只能用工农业总产量来衡量，这是不受价格影响的。在工农业总产量方面，今天的中国要领先日本和所有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相比也绝不逊色。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
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专制独裁。他们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点是一盘散沙，软弱无力。美国也承认，凡是实行了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至今未有能够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展最快，它们的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它们能够将资金集中于重工业。战后，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的高速发展时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实际是专制国家(日本是自民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权，香港是殖民统治，台湾和韩国是军人独裁)。中国没有在20世纪后半期实行美式民主，是中国的大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要阻止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界首强，最好的方法就是实行欧美式民主制度。菲律宾近年光荣地实行西方式民主，选出的总统都是演员和美女。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那么中国众多的小燕子迷们就会将身穿日本军旗装的赵薇抬上总统宝座。当然赵薇的军旗装事件很可能只是无心之失，但如果被扶上去是另外一位为金钱不惜匍伏在洋人胯下的女明星，由这样的人来领导伟大的中国赶超西方，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那些“民主斗士”认为，一党执政使权力得不到遏制，无法有效地制止腐败。请问：世界上所有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有任何一国能够做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清廉？印度和印尼这些国家实行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是否制止了腐败呢？从近年它们先后荣幸地当选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人们不难得出答案。当然，中国是要走民主之路的，但绝不能照搬西方式民主。
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能使人们发挥积极性。其实，西方现代企业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由专门的管理层经营企业，老板只占有股份。但西方拥有一套严格的奖罚制度，谁要是搞砸了企业，他将终生没有饭碗；而中国的官员搞砸了企业，还可以易地为官。可见，中国缺乏的是有效的奖罚机制，而不是所有制的问题。那些鼓吹中国应全面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都应该埋名隐姓到私企去体验一下生活，亲身尝尝老板和工头们拳脚的滋味。有过这一番体验后，相信他们中有良心的人会纷纷从右派变成左派。
有些人拿今天朝鲜的情况，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不行。其实朝鲜是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即使按照台湾方面的估计，20世纪80年代朝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亚洲也仅次于日本和“四小龙”，而高于所有其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亚洲各国（不包括西亚石油国和作为资源富国的马来西亚）。目前朝鲜的经济困难，主要是其主要贸易对象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和西方封锁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将韩国封锁几十年会是怎样的情形？也许不用几十年，只要几年就可以使其制度优越的神话彻底破灭。
毛泽东时代的另一大特色，是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看看那些近代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德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由于统治集团大肆宣传本民族优越论，客观上造成德意志、大和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苏联是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人心，也使其各民族具有高昂的战斗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亿万军民众志成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敢惹。可以断言，如果毛泽东在世，给美国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炸中国大使馆。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某些不明道理的知识分子，大肆攻击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推崇西方的所谓民主(他们忘却了孙中山的教训)，造成社会人心混乱。他们并不真正了解欧美和“四小龙”，盲目推崇西方，使中国人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众多的人才外流。现在许多有点钱或技术的人都想移民西方，许多有点姿色的女人也都想嫁西方人(哪怕是白发老翁)。本来香港和台湾根本不值得我们效仿，它们近年的萧条已经说明了其殖民地经济模式的失败。但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的美化下，香港和台湾被许多人看成了天堂，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才干，只会吼几嗓子的港台歌星们，竟然成了内地众多少男少女倾慕的对象。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高唱着气壮山河的革命战歌，这样有战斗力的一代没有任何国家不害怕；而现在中国的少年儿童们沉迷的是港台的靡靡之音，哈美哈日哈韩。这样，美国会把中国放在眼里吗? 我们不妨回望千年：唐朝在唐太宗时代，响彻天下的是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此时的大唐积极进取，国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唐玄宗时代后期，盛行天下的是淫靡的“霓裳羽衣曲”，此时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衰落前夜。
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今天的亚非拉美广大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以中国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计算，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现在每年应有300万人饿死，这50年来应该有1亿到1.5亿人饿死。象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就象死只蚂蚁一样，印度可是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
诚然，同历史上的所有伟人一样，毛泽东也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是他旋转乾坤，把一个备受欺凌、人民做牛做马的黑暗旧中国，变成昂首挺胸、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新中国。从毛泽东诞生的1893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仅仅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的人，就可以说数以亿计，全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4岁。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命运，使他们摆脱了原先悲惨的生活状况。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为筹集工业化的资金，曾经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导致农民的生活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大跃进”的灾难也发生在农村，但时至毛泽东逝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的众多家庭仍然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甚至在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农村也一样，没有任何人的强迫命令，完全是农民们自发的行动。农村的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他们知道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千家万户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从此他们过上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病能够治疗，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腐败的新生活，因此，无论这些年来某些知识分子和海外敌对势力攻击毛泽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不懂经济”，他们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没有任何舆论引导，没有任何人发动和组织的情况下，“红太阳热”席卷了万里神州大地，千千万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当年的知青们，一遍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深情地怀念这位已故的领袖。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天南海北，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表达崇高的敬意。毛泽东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毛泽东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即使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非洲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非洲的黑人们一听说对方来自中国，立即竖起大拇指说：“毛泽东！毛泽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让他们如此肃然起敬。在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现象。甚至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脑）也对毛泽东十分崇敬。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他是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去谒见毛泽东的。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尼克松的神态恭敬得象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私下对女儿评论各国领袖时，对超级大国苏联的首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十分轻蔑，而推崇毛泽东为圣人。即使在日后毛泽东被某些人妖魔化时，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仍然不变。在尼克松晚年建立的私人图书馆里，建造有多尊尼克松与之打过交道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塑像，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塑像最突出和显赫，而且唯有他们是雍容华贵的坐像，其他人都是站像，不难看出尼克松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希思回答记者谁是他最推崇的世界政治家，第一位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历史将千秋万代铭记这一点。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恶毒攻击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他们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他们就象苏联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深渊。
中国要成为一个强盛和公正的现代化强国，必须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前进。这样，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强国。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我们深深地缅怀这位我们民族的千古第一巨人。
附: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谎言,是一个不遵证据,全凭推算的谎言,--饿死近四千万是什么概念?稍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算一下,按当时中国人口总数计算,每十六七个人就有一人饿死!果真是如此吗?按上海大学金辉的公式: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因為60,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万,所以金氏推导出:
新生的活人-正常死亡人口+死人總數=非正常死亡值.也就是說,活人+死人=死人,
这个推导公式是这样的产生的,先设59年人口总数是A,61年底人口总数是B,B=A-1348万.
再设60,61年人口新出生总数是X,正常死亡人口总数是Y,设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是Z,
那么:A+X-Y-Z=B.
即59年底的人口总数+两年新生人口总数-正常死亡人口总数-非正常人口死亡总数=６１年底的人口总数．
而B=A-1348万．由此我们得到这个公式：
Ａ+X-Y-Z=A-1348万
两边Ａ销掉，即X-Y-Z=-1348万，
即：X-Y-Z+1348万=0
即：Z=X-Y＋1348万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里边的数据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在59-62年间官方并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六十年代时间前后只在53,64,82有过三次人口普查,因为那三年前后没有人口普查，所以这些推算家伙的数据都来自千分之一抽样或者建模估计，所以这是个争辩就是建立在"估算之估算"的基础上,没有一点真实的证据.而这些"估算"近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
- 美国汉学家B. Ashton等人1984年的估算，约2947万；
- 美国人口学会主席A. J. Coale在1984年的估算，2700万；
- 西安交通大学蒋正华教授1986年的估算，约1800万；
- 彭西泽(X. Peng)1987年的估算，2300万；
-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1998年对Coale结果的改进估算，约2200万。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GCD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由此有个问题要提出来,未出生或延期出生的是不是被"估算家"们也列入了死亡人口?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金辉也没有提出所谓3755万这一数据,金师爷又伪造数据了?
另外,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估算的数值也在增长,这里边不排除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也不排除有其他政治动机的可能.这些"估算"的依据仍然是"估算".
而金辉甚至提出三年灾害时期是"风调雨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谎言.
兹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所记载的材料逐年作一介绍：
1959年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每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合15市亩，计6.8650亿亩），成灾（收成减产8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达82.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l—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产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143.7万公顷，“鞍山、木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
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2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可见,金辉又说谎了,其背后的目的不得而知.
海外一些被网友们称之为"汉奸论坛"的政治论坛，这个打着“理性”的旗号由版主集团躲在幕后以代号日夜监视保证舆论导向的偏见论坛，这个鼓励、怂恿对被划入敌对政治阵营的人（本人也被列入其中）进行谩骂、攻击的造谣论坛，最近又上演了一出滑稽戏：建了一个“大饥荒档案”，纠集了一帮未上好统计课、连数量级是什么意思也没搞明白的自封的“人口学专家”论证“大跃进饿死三、四千万”之为无可质疑的事实，为了丑化质疑这个数字的众网友，又以“作为思想史资料，我们也想保存各种不同观点，适量收集网上有关大饥荒的争鸣文章”的堂皇借口，采用断章取义、不顾上下文前后贴关系、只收原始贴不收以后的补充说明等卑鄙的手法，收了一些网友的异议“示众”，做为靶子加以“回应”，而完全不顾这些网友的反驳。其中也摘录了本人的若干言论。从这些被巧妙地隔离了上下文关系的摘录看，未追踪网上对此事的争论的人，也容易误以为本人全盘否认大跃进导致了大批非正常死亡。新观察论坛主办者的用意，也就是要将一切质疑“饿死三千万”这个数据的人，全都打成否认大跃进饿死人的异己分子，他们甚至欣赏“否认饿死三千万就是否认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否认纳粹杀害犹太人几百万”的弱智类比。事实上本人从未否认过大跃进导致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本人反感的是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毫无起码的科学理性精神，在没有确切的统计证据的情况下，将一个还有争议的问题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不顾常识无限地夸大死亡数字，效果适得其反，引起普遍的反感，使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模糊了对这场历史大悲剧的认识。
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期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因为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所以只能估算。我们先来看看西方的估算：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 Notes: China,October 1997这本小册子中，将这三年的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 Ashton等人的综述提到二千三百万、二千七百万、三千万等估计数字。
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被《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Jasper Becker写进了畅销书《饿鬼：毛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Mao's Secrect Famine），以后这个数字就成了西方媒体的共识，在提到这段时期时必说“饿死了三千多万”。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的估算：
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生存与发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
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估计为“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三千五百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远。”此书在网上流传很广，因此“饿死四千万人”就成了网上常见的说法，“民Yun”、“台独”人士对此尤其津津乐道。
云儿《大饥荒饿莩知多少？－－从官方统计看“非正常死亡”》一文中称：“可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大饥荒导致两千万到四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事实认定，已经解决。”
但是所有这些估算，都是根据当时的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却是靠不住的，如云儿一文所承认的：“目前大家一致公认，从大跃进到１９６４年这六年的人口统计，问题多多，准确性很差。”主要问题是虚报人口。在大跃进期间虚报的人口，以后被纠正时，就会成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据阿姆斯特丹大学汉学家Wim F.Werthheim的回忆，当时主管人口普查的官员就认为统计结果是被大大夸大的，而这一结果，构成了以后人口统计的基础。
另一组数据是当时公安局上报的死亡数字。有人根据这组数字，做了一番简单的加减后认为三年期间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了一千四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成了下限，据说存在着严重的遗漏和瞒报，如何估算这些遗漏和瞒报，就完全是靠主观认定了。我认为也可能存在着多报。那些逃荒的人，做为失踪人口也可能被当成死亡而上报注销户口。而在饥荒期间，逃荒的无疑是非常多的。
总之，因为当时的统计数字非常不可靠，以之为基础的估算都属于数字游戏。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任何估算都能有上千万人的出入，连丁抒也承认：“作为农村人口统计主要依据的公安部的户藉记录和商业部发放布票（每人每年一份，无例外）的记录都要相差千万以上。”
因为缺乏准确的统计，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是无法知道，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哪种结果是可以相信的。按紫弦通过建立50年人口模型的方法估计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了七百万到一千四百万，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字，而翻番到两千万，再翻到四千万，却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四千万非正常死亡是个什么概念？当时的中国人口六亿七千万，这意味着每十六、七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按祖孙三代平均六人算，这又意味着平均每两、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直系亲属非正常死亡，可能吗？
所谓非正常死亡，并不意味着活活饿死，而《人祸》等书却全当成了饿死。事实上，更多的应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各种疾病而死亡。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大家都在饿肚子，导致医疗系统的崩溃，因此，本来在1958年之前已患重病的，在这时候就没法再靠医疗活下去，本来应该再多活几年的，也因为医疗系统崩溃而提前死亡了。这当然也是悲剧，但其程度跟活活饿死不同。1962-1963年的死亡率特别低，是不是就是因为本应该在这两年死的人提前在1959-1961年死掉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宣传“饿死了四千万人”，又有人玩数字游戏非要证明这个建立在"估算之估算"基础上的荒唐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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