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一石激起千层浪
根据多家媒体报导，公元2010年11月15日，位于上海市胶州路的一幢高层公寓发生火灾。当局起初将责任归咎于电焊工无证上岗，后来又发现施工中存在“违法分包”的问题。不论最终结局如何，潘太史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运行规律，或许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潘太史作为一名京师土著出生于1970年，并且有幸在1988年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完全享受公费的大学生。1992年大学毕业之后被分派到交通部某下属单位，不料在刚刚报到之后便因为不懂得潜规则被部门经理王某宣布下岗，后来凭借日语专长长期从事翻译、咨询等工作，按说应该被划为自由职业者之列，不过在实现温饱、进入小康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停止了继续致富的步伐，而将主要精力投向历史学及社会学研究领域。本人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对《毛泽东选集》以及《资治通鉴》却情有独钟，近年来有先后翻译了诸桥辙次（日本汉学泰斗）以及德鲁克（经营管理学创始人，通过日文间接翻译）等人的著作，并且还公开出版了《两晋风云录》等史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也堪称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士。
潘太史在全世界第一个公开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胜利地完全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过渡到了官场经济的新时期。本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以上经历，决不是为了自我炫耀，而是为下文的展开进行一番必要的梳理，并且揭示有关理论的来龙去脉。
潘太史认为，新中国的历史或许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个“包”字。早在1949年9月16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对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谬论进行了深入批判：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不仅如此，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指出：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由此可见，毛主席的建国方针就是对全体国民实行“总包”，其具体措施就是在农村地区发动土改，在城市地区则没收官僚资本并对民族资本进行赎买。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中国历史上终于出现了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及集体所有制。
中国现代史的进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弊端尚无足够的认识，于是在1958年毅然发动了大跃进，稍后又提出了总路线，在农村地区则开始大力普及人民公社，老人家将随即将这三大社会改造运动命名为三面红旗，无疑是想通过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来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结果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社会主义经济非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取得大跃进，全国各地反而还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河南信阳等地甚至是饿殍遍地。
关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根本原因，许多人对于刘少奇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颇感认同，分歧之处只不过是对人祸的具体认定而已。有人把问题归咎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别有用心地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潘太史本人在数年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相当肤浅，于是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走资派的黑干将，即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之流。直到最近，诸桥辙次、德鲁克等人的思想无意中在本人的大脑中发酵，潘太史终于将这些零散的部件拼接了起来，并且形成了一个足以自圆其说的基因理论。
二，历史的回顾
早在1961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对当前形势极度失望，于是向毛主席提议让农民单干一段时间，待到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再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但是毛主席随即反问道，中国农民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单干了两千多年，结果又留下了多少积累呢？邓子恢同志顿时哑口无言。
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西汉年间的文景之治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即：“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西汉著名学者董仲舒曾经对汉武帝说：“土地民得买卖，故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
对于荀悦和董仲舒二人的说法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西汉政权是经历长期战乱之后而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客观形势乃是地广人稀，为了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朝廷大力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十五税一也罢，三十税一也罢，政府制定的税率比素有仁政之称的夏商周三代还要优惠。但是从长期来看，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不容乐观。
王朝建立之初，天下百姓一般都得到了充足的土地，贫富差距不大。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原始状态下的自然经济很难承受任何意外的风险，致使某些遭受天灾、疾病的农民迅速陷入困境，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就不得不廉价变卖土地，数十年之后便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国家对于土地所有者虽然只收取十分低廉的地租，但是地主对佃户非但没有一点恻隐之心，其苛刻程度甚至超过了素以残暴著称的秦朝末年。
因此王莽在篡夺政权之后便锐意实施改革，他在诏书中说：“古者一夫百亩田，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汉室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鱼肉乡里。名为三十税一，实为十税五也。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以上史料充分证明，即使中央政府大力推行仁政，真正落实到百姓身上的恩惠往往非常有限，而图谋自身利益（家族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乃是中华民族的悠久的传统，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民族基因。诸桥辙次在《乱世求生》中一再鼓吹的中华智慧，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向往的“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其实就是指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基因。而这个结论恰恰就是潘太史按照德鲁克社会生态学观点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最新发现。
潘太史在《两晋风云录》中对桓温北伐之际与王猛之间的一场对话进行了破解，从而揭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遗传基因。根据史书记载，就在两军决战前夕，桓温突然遇到了一位天下奇士，此人便是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王猛。王猛字景略，生于青州北海郡，自幼好学，志向高远，对于世俗事务不屑一顾，虽然在社会上屡遭白眼但是他本人却始终悠然自得。王猛当时正在华山隐居，当他听说王师已然深入关中，立即赶到晋军驻地求见桓温。
史书中简要记载了二人相见时的场景以及相关对话。王猛批褐（麻衣）谐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桓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桓温嘿然无以应，徐曰：“江东无卿比也”！乃署王猛军谋祭酒（相当于参谋长）。
这里有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王猛与桓温的对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晋军此番北伐在战略战术上到底有无失误之处，桓温驻屯灞上是否存在贻误战机之嫌？
许多人认为桓温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如果全力出击或许可以收复关中，但这样做势必严重消耗自身的实力，而襄阳等后方基地或许会重新由朝廷掌控，因此冒险出击的结果最多只是慕虚名而遭实祸，因此还不如养寇自重更加安全实惠。上述观点无疑是根据桓温及其后人对朝廷的强势态度来推测其当初即有不臣之心，但是这个结论却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进程。潘太史认为破解迷题的关键仍然是王猛所说的“公心”以及桓温提问中涉及到的“民心”，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商鞅就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即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中华民族天资聪颖，上至王公勋贵下到贩夫走卒，几乎所有人都非常善于把握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法则。桓温北伐的前提条件是中原板荡、关中各地发生叛乱，此外还想借用东晋朝廷以及西凉方面的力量，他孤军深入敌境的目的既是为了攻城略地、消灭敌人，同时也是为了制造声势，希望当地豪杰、百姓起兵响应，至少也要在地方上制造事端，以便牵制秦军的部分兵力。但是当地豪杰、百姓也想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如桓温一战成功，他们自然会杀死秦国的地方官吏以便响应王师，既可以得到地盘又不会承担任何实际风险；如果晋军作战不利而撤回南方，关中地区依然为秦国所有，那么他们贸然起事必将遭到残酷的报复。所以无论是桓温还是当地豪杰，无时无刻都在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想以最小的风险和代价攫取最丰盛的果实。对于那些颇有野心的豪杰来说，或许晋军与秦军两败俱伤的结果对他们才最为有利。
另外，对于桓温来说，如果选择冒险而强攻长安的话，必然会与全部秦军作战，或许符健还会玩弄空城计的伎俩，诱使晋军主力进城并对其实施反包围。若是顿兵于艰城之下而无法攻克，那么由符雄、雷弱儿指挥的秦军主力必定会分两路由侧翼发动突袭，届时极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中，非但无法取得胜利，反而会遭受灭顶之灾甚至无法全身而退。
因此桓温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了最为稳妥的方略，那就是置近在咫尺的长安城于不顾，首先集中兵力与秦军主力进行野战，如果一战获胜，占领长安便易如反掌而且不必彻底消除了后顾之忧；即使战况不利也不至于过于深入，以便从容布置大军撤退。符雄等人眼看桓温并无攻城之意，如果放任晋军驻屯灞上，势必会严重动摇己方的军心。所以二人都把全部赌注押在了白鹿原，结果秦军在决战中取得了胜利，加之坚壁清野的措施十分得力，桓温这时只好选择退兵。
三，先富论存在先天不足
综上所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在经济上放任私有制，中国肯定会再度发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局面，并且最终引发一场的新的社会革命。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有生之年一直在致力于公有经济的建设，并且力图打破小农经济对于发家致富的憧憬和幻想，其具体措施就是推出了公共食堂，但其结果却造成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因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就是图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公有制经济结构下，如果在收入上大家基本平等并且确有保障，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尽量减少集体劳动，而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自留地里。所以潘太史认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祸，其中农民自私心理所形成的危害或许远比吴芝圃等人的浮夸风、瞎指挥更加严重！他们的普遍逻辑就是与其增产而自己不能多吃，不如索性减产而大家一起少吃！事实证明，就广大人民的觉悟水平而言，由国家或集体对个人采取总包（一切包下来）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难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产生怀疑，并且将注意力逐渐由扩大经济基础转向了关心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最终在1966年毅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讲话（“五一八讲话”）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要点如下：
1，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要靠夺取政权来巩固和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乞求恩赐。
2，政权是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3，我们的社会还是在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我们没收了剥削阶级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头脑中的反动思想。
4，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农村有自留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
事实证明，林副主席的“五一八讲话”乃是当代毛泽东思想的顶峰，不仅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束缚，而且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关于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在客观上为潘太史提出的官场经济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潘太史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不仅是一场政治路线的斗争（毛刘之争属于走资派与走社派之争），同时还是一场组织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毛周之争）。由于毛主席未能与林副主席团结到底，二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并且最终爆发了内讧，从而使文革在理论上和实践都惨遭失败。老人家去世之后，走社派及法家路线的残余势力就被彻底清算……
众所周知，先富论脱离实际、荒谬绝伦。……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是，假如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而尝到了甜头，他们非但不会帮助穷人共同致富，反而还想让自己更加富裕，为了达到更加富裕的目的，盘剥穷苦大众便不失为最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先富起来的人往往会更加富有甚至大富暴富，而贫苦大众想要发家致富自然变得无比艰难，共同富裕云云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而其中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当然还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国民基因在作祟。
……口口声声要摸着石头过河，结果却是一味浑水摸鱼而永远也不想过河，并且还意欲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继续忽悠三十年。但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来看，改革派的核心仍然可以归纳为一个包字，但是具体内容则由过去的总包转变为承包、分包及转包。
四，辗转承包法
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改革开放的成功始于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将其简单地概括为“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城市改革的要点则是采取偷梁换柱的方式，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统统改为国有，而实质上则为体制内所有，并且在管理制度上推行一系列的承包制或转包、外包制，既可以享受体制内的各种保障，又能够以“下海”的方式捞取油水。
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思想的余辉仍然在庇佑着中国，各级党政官员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仍然记忆犹新，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公权尚未与市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许多敢于创业的人、本身具有一技之长的人的确实现了多劳多得的梦想。但是自从中共十四大确定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从此走偏。既然中央公开号召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党政官员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公权寻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旅游行业至今仍然是特许行业，入境旅游市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多为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中国青年旅行社、中国旅行社所垄断，当时导游的收入相当可观，购物佣金每月往往高达万元以上。就国旅总社日本部而言，当时的确存在导游缺编的现象，正常的做法只需临时聘用若干人员即可，但早已掌握市场经济精髓的领导们却另辟蹊径而创造了业务外包的伟大范例。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当初肯定是国有企业）是业界规模最大的旅行社，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旅游业也进入了一段黄金时期。由于该公司的的行政级别很高，总经理、副总经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为自己谋取巨额利益，例如投资、炒股等等，其中的一名副总蓝某还因为被调到厦门担任副市长而卷入了远华走私案。而许多中下层干部则对公司的巨大财富无从染指，就只好在自己管辖的业务方面多动脑筋了。
原来，总社只负责对外招揽游客，并没有直属的接待部门，而接待工作则由其北京分社来承担，为了收回这部分接待利润，该公司在中层领导的一致要求下，与北京分社彻底切断了业务关系，成立了公司直属的接待部，但这样一来却又意外地出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当时许多旅游商店为了扩大业务，争先恐后地与各大旅行社签约，许诺按照游客购物的流水或进入商店的人数返还可观的佣金。而且当时导游的收入相当不错，旅行社已经开始打他们的主意，要导游从自己的额外收入中（增加景点、购物佣金）拿出一部分上缴。但是这部分收益的正当性当时国家并没有予以承认，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十分明确的说法。虽然这些中层干部凭借着国旅总社的金字招牌招揽到了大量业务，但是这笔数额巨大的灰色收入着实令他们非常为难。如果完全入帐的话，只不过在公司那里增加了一些业绩而已，但个人以及他们的小集体无疑会蒙受巨大损失；反之，如果私分的话，中层干部的收入完全可能超过部分上级领导，而且还要受到财务制度的制约，遭受清算的风险很大。于是，有人便想到了把接待这块业务采用对外发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是鉴于当时接待部已经建立，毕竟也招聘了许多导游人员作为正式员工，把所有的业务都对外发包已经不太可能。客观地说，如果当年与北京分公司脱离关系之后，立刻就找一家完全能够控制的小旅行社才是最佳的选择，但毕竟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只能算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失误吧。
天马旅游汽车公司乃是国旅总社的下属企业，该公司麾下又有一家天马国际旅行社，于是天马国际旅行社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国旅总社的外包对象。当时旅行社的利润还相当可观，国旅总社在截留部分利润之后，再将团款下拨给天马旅行社，天马旅行社仍然可以得到部分利润。国旅总社之所以乐于采取外包的形式，决不是为了学雷锋，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灰色收入的入帐问题，以便确保各级领导能够私分。具体地说，也就是关于旅游行业的灰色收入如何洗钱的问题。购物佣金等灰色收入若完全入帐，那么对于日本部的领导来说，个人利益几乎无从谈起；但是如果不予入帐的话，一旦东窗事发，难免会有贪污公款之嫌。因此，国有企业外包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为各级领导承担洗钱的重任。
总社日本部某处共有五名业务员，其中王某的业务量最大，一年大概有6000人的接待量。经过一番运做之后，部里、处里一致决定，王某人所组的全部团队、散客全部对外发包。为此，他们特地物色了一名天马旅游汽车公司的司机到天马国际旅行社去承包了一个部门，并且规定让他每接待一名发包的游客，按照部里30元、处里40元、王某个人40元的标准上缴利润。对于安某人来说，与天马旅行社的关系应该算是挂靠经营；旅行社出租的是自己的特许经营权和执照，安某则在上缴承包费以后，对剩余的赢利有自主支配权。这样一来，安某人名义上是天马国际旅行社的部门经理，实际上则是国旅总社日本部王某的代理人，除了正常的业务以及上供以外，还要承担为王某洗钱以及避税的神圣职责。
其实，这时的王某人的年收入已经稳稳地在50万元以上了，但是和中国所有的先富裕起来的人一样，他人生的最大乐趣就是去追求更加富有。他在把旅游团发包给安某人以后，仍然保持指定餐厅以及购物商店的权力，从中仍然可以获得佣金及回扣。由于安某人聘用的导游并不是国旅总社的正式职员，能否叙用完全取决于王某的好恶，所以导游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并且尽量从王某那里得到上团的机会，开始不断向王某人进贡，他便顺势把安排导游人员上团的权力收归己有，并让导游之间互相竞争，上供的金额便直线上升，他个人的年收入很快就突破了一百万元。不到二年，王某人荣升处长，组团量也扩大到了一万人以上，他的个人年收入估计一度突破了300万元。王某、安某以及众多国旅总社体制外的导游人员，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发包与接包的关系。
但是，事物往往是乐极生悲。王某人的异常能干引起了上司的不满，最终王某不得不跳槽到另外一家大旅行社去担任日本部经理，经过几年的奋斗又恢复了元气。他在新的岗位上始终还保持着对外发包的作法，公司内部连一名正式的导游也不雇，从而实现了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另外，王某人在国旅总社担任处长期间，可能还保持着一项世界记录，那就是创造了嫖娼反而挣钱的人间奇迹。本来，富贵思淫欲也是人之常情，不少富豪包养情妇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王某人的创造性在于，他利用自己排团的权力去诱惑手下的女导游就范，而且事后只要从她们那里少收几个钱即可。王某人创造如此这般的人间奇迹，其身份仅仅是个行政科级而已，但是在辗转承包制这条官场经济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谱写了一曲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赞歌。
潘太史在自传体短篇小说《乐在其中》里忠实地记录下了王某人的丰功伟绩，不料这本小说传到了某部委之后，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竟然茅塞顿开，悟出了领导的生财之道，而潘太史也因此总结出了辗转承包法这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规律。该同志的描述是这样的：他所在的部委专门负责兵器的研制工作，总装备部下拨的科研经费到兵器研究院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什么交易不敢妄加非议。虽然兵器工业中毕竟存在许多直接对口任务，但也不是没有发包的机会。假如研究院的坦克处处长掌握改造坦克内部电子设备一亿元的发包权，他可以选择电子部、航天部、信息产业部的某家下属研究所作为中标单位。那么实力相当的几家研究所为了中标，拿出标底的5%来回报处长并不过分吧。这样的项目做上几个，处长大人即使不想发财都不可能了。
而某研究所在中标之后，扣除了研制成本和利润以外，总要交给某家国有大工厂进行生产，这时的研究所其身份已经转变为发包方了。那么为了得到这笔定单（假定有5000万元），厂长拿出标底的5%来报效研究所的所长恐怕也是顺理成章。中标之后，如果全部在厂内生产的话，厂长个人的利益就无法获得保证，给所长以及兵器研究院处长的巨额资金在财务上也不好处理。所以他也要想方设法把一部分业务进行对外发包，接受该项定单的肯定是自己的亲信担任法人代表或经理的小型企业。这样，从处长、所长、大厂厂长到小公司经理之间，存在着一条金光闪闪的的辗转承包路线，其中还不乏交叉辗转之处。潘太史认为，在当今的中国，不论考察哪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都会无一例外地找到这条辗转承包路线的痕迹。
通过阅读潘太史的这篇论文，是否对认识所谓国企效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有所帮助呢。当然，以王某人为代表的时代精英们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估计再拖几年就会继续改制直至拍卖，而收购人多半会是王某人或其亲密战友。
可惜潘太史对经济学实在是知之不多，只能在揭示出辗转承包制之后就草草收笔了，对于角逐今年的贝尔经济学奖金不敢心存奢望。但潘太史的这点经济学见地，是否已经超过了所有的主流以及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了呢，相信历史自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五，总包与分包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根据相关报导，火灾大楼的分包商上海佳艺装饰工程公司2007、2008、2009年的销售收入分别为3990万、5100万、1.1亿元，但是利润仅为13万、29万、43万元，平均毛利仅为4%左右，有人据此推断该公司或许在财务报表中涉嫌弄虚作假。潘太史作为一名资深翻译，有幸接触过某建筑公司董事会文件，毛利率平均仅为3%。因此，上海佳艺公司至少在财务报表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建筑业（仅限于民营企业）的发包及接包程序通常是这样的：由于工程所需资金异常庞大，而银行系统对于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均有严格的担保规定，所以民营建筑企业为了降低风险，通常把业务范围锁定为承接政府项目。业主（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发包流程，必然要举办招标会，而中标企业往往事先获得了标底。中标企业作为工程总包商，必将在受到工程预付款后将总工程款的5%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工程发包人，随后在扣除30%左右（23%-35%）管理费之后将工程分包。上海火灾中的总包商即为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这无疑是一家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佳艺公司作为分包商之一，显然是一家具有相当实力的民营企业。这两家公司之间的中标模式，按说不会超出潘太史的推断。
就目前所披露的情况分析，工程转至佳艺公司以后似乎并未继续向下转包，而是由该公司直接出面进行大包及小包。也就是说按照相关专业（土木、加固、材料、电焊、喷涂）等等进行发包，接包者多为来自农村地区的建筑施工队（大包）或小组（三、五个人）甚至个人（小包）。据说上海佳艺公司的在册员工仅为四十余人，就规模而言如此人数在民营企业里至少在中等以上。由于新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推行，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被迫实施裁员。根据潘太史的推断，上海佳艺公司除了经理、销售、财务等不可或缺的人员以外，还应该有若干具备相关技术资质及职称的项目监理以及工程技术人员，而股东或董事也应该在编，以便从中支取两千元左右的薪金作为自己的投资收益，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规避那25%的所得税而已。至于工人，包括电焊工、钳工、瓦工等等则完全是通过大包或小包的形式临时招募，项目结束之后即刻解散。至于他们是否持有相应的技术资质，在现场施工中能否密切配合，发包方根本不可能监管到位。
潘太史估算，作为一家分包企业，其毛利率在理论上不可能超过5%，如果在施工工程中出现原材料涨价或其它意外情况而增加了成本，那么对应之策无非是偷工减料或克扣民工的工资，这就是造成诸多“豆腐渣工程”以及导致包工头们频频上演自杀秀的根本原因。
或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还没有删除关于政权性质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传统的说法，但是就客观现实而言，产业工人已经在许多行业消失殆尽。就翻译公司而言，除了经理以及销售人员以外，通常并不聘请固定的翻译，而是在获得项目之后与翻译人员采取分成的形式进行运做。也就是说，建筑公司里没有专职的建筑工人，翻译公司里没有专职翻译，旅行社里几乎没有专职的导游人员。
在以大流水线作业为主的工厂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工人，但是他们几乎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彼此之间毫无组织性可言，而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必须在其微薄的薪金中由企业代扣其中的30%作为所谓的五险一金或三险一金。如果他们在外打工的时间未能达到十五年，那么所有费用即可全部充公以便用来充实以公务员为主体的体制内人员之各种福利；如果农民工竟然顽强地缴纳了十五年以上的相关保险并且有幸或到了六十岁以上，那么在不同地点由不同企业所缴纳社保费用如何领取恐怕又会成为老大难问题。
既然政策是由体制内决定的，那么按照潘太史所揭示的国民基因理论，其客观效果必然永远是取之于体制外而用之于体制内，也就是说体制内可以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而体制外则是多劳少得甚至劳而无获，诸如在工地现场进行电焊作业的几名农民工兄弟，还要因为不论是否持有资质都无法避免的电火花问题而身陷囹圄。
据说当代学者秦晖先生将明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的“积累莫返之害”加以发挥，从中总结出黄宗羲定律，具体表述则为：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事实证明，秦晖先生的这番阐述其实不过是隔靴搔痒，潘太史认为必须按照本人提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因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才是透过现象认清本质的终南捷径。中央在彻底废除了农业税之后，乡镇官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以建设新农村为名通过强制拆迁的方式掠夺农民的宅基地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根据潘太史提出的理论，一个人在率先富裕起来而尝到了甜头，他非但不会帮助穷人共同致富，反而还想让自己更加富裕。那么一个人如果当了官又如何呢？当然就是争取当上更大的官。不过按照目前的行政制度，一个官员在晋升到最高官衔之后，其任期只能维持两届，那么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他要么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金钱，以免过期作废；要么积极培植自己的接班人，以便将来退有所依。
也就是说一个体制内的人无时无刻都在考虑自己的升迁问题，一个体制外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如何赚钱而努力。潘太史曾经作为现场翻译亲眼目睹过工人们的操作，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工序也难以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日本专家对此感到困惑不解。潘太史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工厂职员工资及福利在财务上被列为管理费用，而工人薪酬则全部计入生产成本，股东利润与工人工资之间实际上处于此消彼涨的关系。投资者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就要严格控制成本，于是工人与工厂之间的劳动合同仅为一年，其工资待遇基本保持不变，即使有人在实践中切实提高了技术水平也未必能够得到晋升或加薪。而且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所造成的用工风险，工厂往往会对工人采取轮换措施，绝对不允许出现长期合同，除非那些关键岗位上的技工才有可能受到优待。而普通工人在调薪无望的情况下，自然就会选择消极怠工，只要产品能够勉强通过检测就算万事大吉，根本无心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工人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混取文凭比提高技术更为有效，因此中国制造的产品往往也极具中国特色。
既然是国民的遗传基因，那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就决不是某些人或某个阶层的专利，而是上至王公勋贵、下至贩夫走卒都能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潜在规则。就旅游行业而言，假定当初导游人员每月可以上三个团，平均每个团的收入在五千元左右，其月收入当为15000元左右，那么比较聪明的导游甲某就会非常主动、乖巧地从每个团中抽出1000元向处长王某进贡，从而使自己的业务量扩大到每个月五个团，那么他的总收入即可达到25000元，除去5000元公关费用以外，其收入仍然在1500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5000元。而没有向王处长进贡的导游乙某由于业务量的萎缩，其收入将降至5000元左右。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而结束，王处长为了获得更大利益，还会发挥极其高明的领导艺术，将甲某的进贡事实透露给乙某，以便令其知耻而后勇。乙某为了挽回劣势，势必将进贡的比例有所提高，每个团自留三千而上供两千，假如能够得到五个团，那么仍然维持过去15000的收入，而王处长的额外收入则由5000上涨到了10000。
国旅总社中的这种博弈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当公关费用超过自己实际所得的时候，京籍导游人员纷纷被淘汰出局，来自于东北、河南地区的外地导游迅速占领了市场，而他们的进贡费用或许高达经手款项的70%。王处长后来调到另外一家大型旅行社担任日本市场的总经理，他虽然继续采取发包的方式来控制导游，但是具体做法则改为直接按照游客人数向导游收取买团费用，据说有时高达每个人头1000元以上。也就是说导游人员如果接待了王总经理发来的一个20人的旅游团，那么他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购物佣金、推销自费项目等等）在赚到20000元以上时，自己才能出现利润，否则就意味着亏损。因此日语导游的社会地位也由过去的高级白领降至民工水平，虽然某些人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收入，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及压力却要比过去高出了许多，几乎与赌博无异常！而王总经理却在任何时候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七，关于从业资质的问题
关于火灾事件中电焊工无证上岗的问题其实非常荒唐可笑。潘太史作为一名资深日文翻译，虽然公开出版的作品就在一百万字以上并能担任同声传译，而且还有史学著作问世，但是本人并没有获得任何笔译证、口译证或作家证。至于导游证原先也不具备，直到后来各个景点加强盘查之后才考了下来。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当时潘太史具备丰富的带团经验，而且日文实力超群，但是在导游资格考试中曾经两度名落孙山。当好容易获取导游资质之后，因为行业不景气而宣告引退，就客观情况而言可谓是“无证上岗赚点钱、考下证书却改行”！像导游这种简单的职业，大学毕业证甚至博士证书统统都不管用，必须通过由旅游局主持的所谓资格考试才算具备从业资格。
就翻译证书而言，好像目前尚未强制执行，据说只有到公安部门为证人担任翻译的时候才会派上用场。或许是由于无法保证执法力度，翻译证书的考核与授予至今还尚未实现产业化。将来一旦推行起来，那些原先早已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是否还需回炉重炼？一个在外国长期工作的人如果未能取得翻译证，是否应该禁止在会谈中直接用外语与外宾交谈？即使他的外语能力远远高于持有翻译证的翻译，是否也应该以翻译的说法为准？
公务员资格虽然也要通过考试，但是高级官员是否全都持证上岗了呢？电焊工无证上岗而被刑事拘留，请问上海静安区区长是否考取过区长证？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的上岗证又是谁授予的呢？
综上说述，发包与接包是我国目前社会运做中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资格证书则是体制内对体制外进行控制的有力手段。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诸如业务关系、雇佣关系今后大多都会演变成接包与发包的关系，各类资质证书将会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各个阶层都会为极力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进行殊死的搏杀，强权部门为了自身利益而实行选择性执法，各个主管机构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出各种各样的行业标准。因此，发包及接包、无证上岗还是持证下岗的问题今后必将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体制外人员为了获取从业资格，或许一生都会陷于无穷无尽的资质考试之中，但事实证明只要大家应对得当，依然可以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上海当局就火灾事件中的无证上岗与违法分包的问题所做出的反应其实并无新意，只不过是对一个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予以认定罢了。
八，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
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根据官方的说法当然是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潘太史按照德鲁克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进行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无疑应该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场经济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路线问题（走资派与走社派之争或儒法斗争），也不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而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按照李延明同志的观点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官民矛盾。上述基本观点本人在相关文章中多有说明，在此无须赘述。
体制内人员以及体制外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非常热衷于鼓吹所谓的大国盛世，而体制外的大多数民众却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的确对广大民众造成极大的压力，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却是毛泽东时期也照样存在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著名左翼人士秋石客同志的回忆，他当年在河南新乡的一家军工企业上班，生产基本无人过问，不少人热衷于到外地串联闹革命而照样领取工资。那么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观点加以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强调政治挂帅、注重意识形态及思想改造的体制下，往往会造就一批不务正业的空头政客。
潘太史认为，不论是毛主席发动的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还是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就大方向而言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按照著名理论家、哲学家周泉缨同志的观点，文革和改革都可以称之为“试错”。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可以在不修订宪法、不否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执政者只要亮出中国特色、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就可以在实践中将资本主义经济至上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通过瓦解产业工人、将农民赶向城市的方法即可轻而易举地在事实上异化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关于这种做法，诸桥辙次在《乱世求生》中也多有论述，并且对于中华民族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智慧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众所周知，春秋末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数百个诸侯国后来经过长期战乱，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战国七雄。虽然社会生活混乱不堪，但是思想、文化却极度发达，所谓的百家争鸣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曾经积极倡导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是所谓的“双百”方针，以便动员体制外力量对执政党的消极现象进行监督，不料党内诸侯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故意放火，结果使这场针原本对他们的整风运动演变成了反右，最终迫使老人家不惜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虽然我国目前在言论、出版等诸多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宪法所规定程度，但不容否定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进步，双百方针的客观效果已然不求而自至。潘太史认为中国博客网或许不失为目前最为理性、中立的一家政论型网站，不论何人几乎都能够在此畅所欲言，各种观点可以进行平等地交流甚至辩论。例如王炼利女士对房地产问题的深入研究，李悔之先生对于民主的执著追求，虽然本人并不赞同他们的政治观点，但是对于二人独立思考的精神还是感到由衷地敬佩。
德鲁克认为历史每隔数百年总会发生一次巨变，他将这种特定时期成为“历史的关卡”。潘太史通过悉心观察发现，中国社会目前或许正在这个“历史的关卡”前徘徊，也可以说是希望与失望同在、机遇和风险并存。不论文革还是改革，其巨大的进步都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到了运动后期二者都出现了积极性消退、消极因素膨胀等客观现象。
九，后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
子曰：“吾十而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潘太史认为自己的人生基本上还是符合传统轨迹的。自从摆脱了青春期的迷茫，本人就开始了主动求学的历程，但是由于偏科等因素，在1988年仅以一分之差幸运地考入了北京一所普通高校。虽然学业尚可，但是对社会上的各种潜规则却一窍不通，以至1992年毕业后刚刚分配到招商局的一家下属公司，就被部门经理王某宣布下岗，也不知道凭借这个资历是否可以在将来的某一天竞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岗委员会主席。
被体制无情抛弃之后，潘太史虽然凭借一技之长生存了下来，先后从事过日文翻译、导游、咨询等多种职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诸如笔译方面出版了上百字的作品，口译方面达到了同声传译的水平并参与过不少重大活动。但是就经济收入而言，充其量不过是小康水平，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成功人士。不仅如此，本人自从上大学以后就与原先的家庭水米无缘，因此永远丧失了向初恋女孩表白的机会……。
虽然世事艰辛，生活不易，不过这个社会并非没有机遇。潘太史虽然在旅游业的进贡大战中不幸败北，但是却由此获得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从而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资治通鉴》，后来得以从帝王术的角度研究林彪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无意中结交了李延明、秋石客、徐海亮、周泉樱等良师益友……。大约在2007年12月，潘太史作为翻译造访了中国博客网并结实了曹轶宁总编，由此发现了一块崭新的天地。后来通过翻译德鲁克的相关著作发现，潘太史的这种生存方式竟然无意中与“只需扬长、不必避短”的后现代社会准则颇有暗合之处。
所谓后现代社会是德鲁克学说中的精华所在，他认为人类社会将再度发生重大变革，具体地说就是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而变革的起点大约始于1965年，知道2020-2030年才能最终完成转变。潘太史根据自己的对中国社会生态的悉心观察，对德鲁克的观点基本上还是认同的。那么对于中国国民的遗传基因问题，也就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又该如何处理呢？
诸桥辙次先生在《乱世求生》的结语部分这样写道：中国人并不仅仅是从各类读物中获取知识，在四千年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饱经沧桑，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在各个不同的年代，中国人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巧妙而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可谓是古今罕见，中华民族的性格自然也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妄加揣测的。
对于这样一个饱经沧桑、智慧过人的民族，在他们身上施展任何谋略之术都必然是徒劳无功、枉费心机、愚不可及的。如果有谁要以谋略之术与中国人一争胜负的话，那么不管他们施展出怎样的手段，到头来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机生则彼机应，以谋略之术互相较量决非良策可言。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日本人又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与其在谋略方面班门弄斧，倒不如用百分之百的诚意来感化他们更加有效。如果过分老实的话，有时难免也会吃亏上当，但是与被一个饱经沧桑、智慧过人的民族所怀疑相比，这点损失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讲求诚意的人，虽说未必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诚意所打动，但是从漫长的历史经验来看，他们渴望结交那些具有诚意的人，而且对于诚意的要求极高。就以诚相待而言，中华民族堪称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辉典范。
北宋著名学者司马光（1019-1086年）曾经非册封为温国公，他认为一个人终生所应该恪首的准则只需一个字就可以概括，这就是“诚”。惟诚而已，这既是司马温公对世人的教诲，也是他自己一生身体力行的总结。虽然当时朝野上下都陷入了变法之争，新旧两派政治势力党同伐异的现象非常严重，但是上至高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为司马温公的诚意所感动并对他由衷地表示敬意。这决非什么溢美之辞，而是在史实上确有其事。
我通过学习中国历史，每当接触到这些以诚化人的事迹便会深受感动。《中庸》云：“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惟天下至诚为能化。”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决不是什么腐儒的陈词滥调，而是一切要诀之所在。
就后现代社会的世界观而言，潘太史认为诸桥辙次先生已经指出了正确的答案，那就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朝野上下应该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认识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以大忽悠的精神否认矛盾、粉饰太平。具体地说，就是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公无私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间取其中，按照潘太史的说法就是在不损己的情况下尽量利人！
提起清华大学厚德载物的校训，恐怕许多人都听说过，殊不知清华学子成功的关键其实在于“听话出活”。因此就方法论的层次而言，潘太史认为自己总结提出的新四化，即个人企业化、企业个人化、机构小型化、生产生活一体化或许不失为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宝。就翻译职业而言，不论口译、笔译，交传、同传都要做到得心应手，通过翻译名家名著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及文字水平，在翻译业务短缺的时候则亲自动手著书立说，从而在一技之长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专多能，这与毛主席当年发布的“五七指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失其形而得其神。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而感到兴奋和自豪。潘太史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及社会生态学者，不但要如实记录下这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且还力图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对国民基因进行破译，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其重要性或许远在所谓的国情研究之上。
2010年11月2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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