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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内地人“大逃港”与港人“大逃深”探由

鹤鹤333 · 2011-01-1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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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龄:内地人“大逃港”与港人“大逃深”探由  

   

此前,我曾写过一篇《从千万大进深看百万大逃港》,将内地人大量涌进深圳与当年深圳人(包括部份非深圳人)大量涌进香港这两件事对比着进行分析,谈了个人对大逃港的看法。本篇算是对上篇作的几点补充。总的来讲,无论是内地人”大逃港”还是香港人“大逃深”,根本的原因都是取决于进入地的客观需要。

   

   

一、大逃港的根本原因  

   

大逃港的原因,陈秉安认为主要是贫穷和饥荒。他的《大逃港》就是在贫穷饥荒这个阴沉昏暗的背景下涂抹出的一册毛泽东时代的画卷。他试图告诉人们 ,大逃港就是一个大苦果,这个苦果产生的土壤,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苦土”。

   

陈秉安煞费苦心,在这片“土壤”里挖地三尺寻苦根。而把真正的根子隐匿了或者说是“加密”了。不过,我却在无意之中从天涯社区首页首要位置上的一篇帖子《我的30年:真实讲述另类土著的人生轨迹》里发现了这个“秘密”。  

这篇帖子是一位自称为博士的网名叫“yiyicheng”的深圳本地人写的,他也在天涯论坛上大谈“大逃港”。  

   

他爸爸原是沙井医院的外科医生。后来逃了港。他爸告诉他:  

逃港“如果上岸了还在新界范围(比如流浮山、元朗、屯门、上水、粉岭。。。)还算是在边境地区,还没有成功到达香港,在这些地区,“差佬”抓到就可以押解遣返大陆,如果过了新界(比如到了沙田),到达香港,就算是“抵垒”。
  “过了新界(过了边境区),抵垒之后,就算还没身份证,差佬也不抓你,你就算偷渡成功了,领身份证只是时间问题,没有什么难题。”  

“类似于我们设了关外关内的情况,他们新界的的士是绿的,绿的不允许进香港,香港的的士是红的,才可以自由进出香港与新界。深圳关外的士也是绿的,关内的士是红色的,深圳绿的也不可进入深圳关内。”  

   

原来,内地人只要进入香港“关内”,身份就起了根本变化,变成了香港的合法市民了!这是一个喷着奇香的大诱饵。“大逃港”就是由这个大诱饵诱发形成的。  

   

这个诱饵的吸引力有多大?无法用言词形容它。不过,我们却可以用一个假设来说明。假如现在(不是假如过去)深圳也实行内地居民进入关内即成深圳市民的政策,深圳的这几道关口看谁能堵得住!千万大进深肯定就会变成亿万大进深。  

这个假如也可以是别的城市,如果进入京津沪地界即可成为京津沪人,肯定也会出现千万亿万“大进深”和“大逃港”!  

   

即使这个假如换成某个省城或是某个县城,同样也会出现“大进深”、“大逃港”!只不过相对而言“大”的气势略逊一筹而已。  

   

深圳与香港一“网”之隔,加上边防管理不严,以劝阻为主(1979年5月13日沙湾有逃港群众四千余人,民警对其中二百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六人愿意回家——见李悔之博文《49年后百万广东人大逃港内幕》),所以,偷渡香港的环境比较宽松。)  

   

上面提到的“yiyicheng”的帖子里也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  

“在我读小学的那个年代,嘿嘿,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班上三十几个小朋友,隔几天少了一大片,过几个星期那消失了的小朋友又回来了,怎么回事?哦,原来她去了趟香港,结果没呆下来,被押解回大陆了。”  

   

看起来,香港对于这些小学生,几乎可以说是来去“自由”的。成年人去香港自然就更便捷了  

在这样宽松的去港环境下,深圳农民大量涌进香港做香港市民,是必然之事,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香港政府为什么要接纳内地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为这些廉价劳动力可以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怎样看待香港警方对逃港者的大遗返  

   

在接纳内地人的同时,遗返偷渡入港者也是香港警方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工作。陈秉安的《大逃港》还着意描述了1962年发生在香港华山上的一次3万人大遣返的悲烈场景。

   

既然香港需要内地的廉价劳动力,为什么又会出现香港港警方对逃港者的大遗返?

   

这种接纳与遗返同时存在了几十年之久的制度,实际上是香港方面推行的劳动力“计划调配”制度。它始终掌握着“调配”的主动权。不需要时就遣返(进入过多),需要时就接纳(进入适量)。

   

它所坚持的都是以“我”的需要为原则。即使今天,它不接纳成年劳动力了,但还在为未来接纳预备劳动力——接纳在香港出生的婴儿为香港市民。

   

其中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我们无法得知。但据当年深圳(包括南方某些城市)那种“一方面每天遣返,一方面每天又在接纳”的收容遣送情况来看,收容遣返实际上成了谋取利益的一个“产业”,既与真正的收容遣送无关,也与城市是否需要无关。

   

 香港方面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没有。但真要说香港政府工作人员个个纤尘不染,没有一个人借此机会谋利恐怕也是不太现实的。

   

   

三、逃港的人突然减少的原因  

   

对于大逃港的原因,陈秉安除了将毛泽东时代那片“土壤”直接深翻刨根究底外。他还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证,即改变了这个“土壤”,眨眼间,苦果便消失而变成甜果了。

   

他引用了曾负责广东特区筹办、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的话:“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你看看,神不神,特区条例公布才几天,大苦果就下架了。

所谓完全消失、不是事实。事实是,直到今天还有人逃港,而且人数还不少,去年11月10日,边防武警一次就查出一起14人集体偷渡香港案。  

   

不过,逃港的人在深圳特区成立后很快减少也是事实,  

突然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真的是成立特区起的神奇作用吗?否。真正的原因又被隐匿“加密”了。  

   

真正的原因是:据“yiyicheng”的爸爸说:  

   

“1981年开始,香港政府颁布了偷渡客不能在香港获得合法身份(法令)。如果这个时期以及以后的偷渡客,永远就是非法居留,只要抓到就是要押解遣返的。所以他们只能躲藏起来做黑市劳工。”  

   

南方都市报的《偷渡香港廿九载 老翁思亲欲返穗 》也显示出了这条信息。  

原籍广州的黄谭永 于 1981年3月成功偷渡香港,可是,“ 让黄谭永失望的是,就在1981年的1月份,港英政府取消了偷渡者进入市区就给身份证的政策。”  

三个多月前的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宣布成立,二者的时间相隔如此之近,这就给了某些带有偏见的人一个可以忽悠的空间。  

   

究意是特区成立起的作用还是香港法令起的作用?其实,不要我讲大家一定都明白,陈秉安们的心里自然也都明白。  

   

如果真有弄不明白的人,那我就再来一个“假如”作说明:假如现在香港取消这个法令,仍旧恢复原先那个准入制度,看会增添多少人大逃港!  

   

又假如深圳边防再像1979年5月6日那样来一天“大放河口(自由出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肯定是千万大逃港!可以断言,暂住于深圳的千余万人凡是得知消息的都会“大逃港”!已经成立三十年的深圳特区有能力通过劝说阻止他们向香港进发的脚步吗!  

   

四、港人“大逃深”的原因  

“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拥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 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   

   

这一组为特区脸上抹金的比“内地人大逃港” 的60157人(官方数据)还多了3万余人的港人“大逃深”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  

   

如果按照那个“大逃港的大苦果论”,如今这个更大规模的港人“大逃深”就是一个更大的苦果了。进而推之,香港的“土质”变了!?毛泽东时代化了!?  

   

当然都不是!港人“大逃深”既不能表示深圳是天堂也不能表示香港是地狱;既不能表示深圳是光明,也不能表示香港是黑暗;既不能表示深圳是进步,也不能表示香港是反动。它显示出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  

   

人口流动的首要一条是流入地的主动接纳。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人口就无法流动,就不会有人口流动。  

   

“港人大逃深”的先决条件是深圳方面的主动接纳,因为这种现象符合深圳利益的需要。深圳需要他们的投资来发展经济,需要他们的消费来活跃市场。  

   

于是,一部份香港的有钱人冲着深圳的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来到深圳发财了。  

于是,一部份原先逃港的深圳人冲着深圳相对的低物价还有祖上遗下的房产回到深圳享受生活了。  

于是,一部份深圳社会底层收入较低的市民也乘着这个机会来到深圳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了。  

   

但是,不管是哪一类来到深圳定居的人,谁都不会放弃香港的户籍。  

   

港人“大逃深”的现象在促进深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来了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带着香港的较高工资收入和较高福利待遇来抢占深圳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资源的,极大地助推了深圳的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给深圳人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可以说是灾难!  

   

这种限内地人进港而不限香港人进深的政策,实际上违背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  

   

   

五、怎样看待逃港中发生的悲剧  

   

不能否认,在逃港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悲伤的悲剧。《大逃港》的主题就在于宣扬渲染这些悲剧。  

   

怎样看待这些悲剧?  

   

1、要进行辩识,看它是不是客观真实的悲剧。  

   

由于陈秉安写作此书时带有明显的偏见,所以他说的话不一定完全真实;由于陈秉安的采方对象有所选择。即使他真实地记录了采访对象的言谈,但是这些采访对象带有偏见的所说不一定都是真实。  

   

这样的例子可以找很多。譬如前面提到的“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就不是真实的。而它却出自前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之口!其他人的话还用说吗!  

   

那个在天涯论坛大谈大逃港的“yiyicheng”,一边说着“隔几天他们班的小学生就会少了一大批”的十分轻松的逃港故事,一边又在说着“偷渡一截下了水要游一截才能到达流浮山上岸的,香港那边不会开枪,但是大陆这边势必开枪,杀错也不要放过”的政府的血腥镇压。你能信他的胡说吗?如果按照他这个“杀错了也不放过”,几次大逃港势必就出现了几次大屠杀!事实上进入60年代,政府就已经严令禁止开枪嘛!   

   

再看:“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样纯粹搞笑的话,要不是陈秉安自编的,就是别人有意编出来以满足陈秉安的需要。其实编得一点也不高明。一个口吹起的避孕套能有多大作用!深圳的竹子倒不少,可他们就没有想到就地取材,锯一截竹子能顶多少避孕套。  

   

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就不怕水呛着自己了!  

 再看: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难道说,他13次逃港,都是被同一个边防战士查着了!要不怎么会脸熟呢?边防战士卖人情,不怕违犯军纪了!  

   

所以,当我们道听途说一些逃港悲剧包括阅读陈秉安记载在书上的逃港悲剧,都不能把这些“历史大悲剧”全盘当作历史,必须认真思考,分清哪些是历史,哪些是伪史不是历史!  

   

   

2、怎样看待逃港途中发生的悲剧  

   

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喜剧。与此同时,也在上演着永远没有完结的悲剧。没有哪个时代停演过悲剧,没有哪个社会停演过悲剧,也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停演过悲剧。如果真有哪一天停演了悲剧,人类社会也就完结了。停演悲剧的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  

   

这一点想来是不应有争议的。譬如旅游,人们的主观愿望应该都是喜剧,但是随着一次意外事故或是一场天灾,以喜剧开始的旅游活动就转化成了悲剧。只要还有人类便会有人类的旅游活动也就肯定会有喜剧开始的旅游悲剧!  

   

悲剧无外乎三种类型:人为的悲剧(包括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悲剧)、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悲剧和掺杂着人的因素的自然灾害悲剧。  

   

我以为逃港中所发生的悲剧大都是属于第三种类型的悲剧——掺杂着人的因素的自然灾害悲剧。当然,也有人为的悲剧。  

   

为什么所有悲剧都有人的因素?因为深圳与香港唇齿相邻,如果有坦途供人们自由往来,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什么悲剧,除少量的意外事故以外。但是,深圳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为人们提供这个坦途,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悲剧。  

   

据说是1962年,一批在深夜从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的人群遇到了突然而降的暴雨,使得很多人被山洪冲走。  

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当然是洪灾,但是在陈秉安的笔下,就不是这回事,变成了对当时政府的控诉了:谁叫你贫穷逼使这么多人去逃港?要不是你设防堵截大家怎么会有人深夜去逃港?  

   

贫穷不是逃港的根本原因早已论说过了。这里只就“堵截”问题作一点说明。  

   

堵截是政府的正常职责行为,也是一种向国家负责向国际社会负责的行为。我们知道,香港的总面积才1100多平方公里,不及深圳的2020平方公里的一半大。  

   

如果当时的大陆政府开放边界,不负责任地听任内地人流入香港,堵截偷渡入港者的责任便全部落在香港警方了。港英当局在无力应对的情况下,弹丸之地的香港用不了几天就会人口爆炸,整个社会就有可能瘫痪。  

这样的状况港英当局会希望看到吗?  

   

一个这样不负责任的政府,不但会引起港英当局的强烈抗议,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责难。  

   

所以,当时政府的堵截逃港行为,我认为是不得不为之的。人们为了躲避政府不得不为之的堵截或是在政府的堵截过程中遭遇的天灾、车祸、溺亡、坠岩等方面的灾难都不应由政府承担过错责任。像1962年的那场逃港悲剧,就只能归咎于天灾!  

   

如果我们把所有逃港过程中发生的悲剧都归咎于政府,那么,今天许多打工仔在打工往返途中所遭遇的灾难譬如车祸岂不是都可以归咎于政府了。他们不也是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吗!  

   

   

六、正视深圳的昨天和今天  

   

深圳无疑是一个高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无疑也是一个使用内地廉价劳动力高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不能否认它在发展中起得了一些经验,也不能抹掉了它在发展过程中所犯下的一些过错。  

   

人们记忆犹新的全国性的收容遣送恶制,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也没有“免俗”,也曾使很多打工仔遭受了极大痛苦和屈辱。  

   

 2001年4月9日 ,广东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的一场大火,致使汕尾市海丰县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收容遣送车上的25名被收容人员被活活烧死。  

   

这一惨剧虽然没有发生在深圳,但与深圳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被烧死的有一些人就是深圳收容转运到那儿的。  

   

这种收容遣送的悲剧,在全国还曾发生过多少?没有具体数据,但肯定还有。譬如2001年,广东韶关收容遣送站也曾造成被收容人员5死4失踪的惨剧。  

   

这种类型的悲剧完全出于人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所幸的是如今也已成了历史的大悲剧。  

   

我们虽然不应忘记这类历史的悲剧,但是,我们更应该正视现实的悲剧。今天的深圳,还在上演着一些不应上演的现实悲剧。  

   

去年的富士康十三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的“小跳”也不只一次两次。2010年12月29日晚,打工女孩陈严跳楼身亡。其遗书突出一个累字,上个月加班100小时。曾提出辞职,厂方不允,如自动离职则领不到未发的工资。厂方解释加班是自愿。  

   

 2011年1月7日 ,坪山碧岭工业区内,一名40多岁的女工从工厂宿舍楼顶跳下身亡。据称,跳楼原因可能与该女子提出辞职后厂方不给工资,最终不堪精神压力有关  

   

类似的跳楼悲剧多与劳动时间长和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有关。这是深圳今天还存在的一种极不合理的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七、希望禁止使用“人机器”  

   

   

这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一方面高科技飞速发展,机械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形式的机器人越来越接近现实人,可是,另一方面却在劳动力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大量地使用“人机器” !  

   

这些“人机器”每天在流水线上从事着十几个小时的简单机械的劳作,老板们把他们和机器捆绑在一起,让他们与机器竞逐着。他们其实已与机器无异,所以,我把他们称为“人机器” !  

   

我希望深圳能在全国带个好头,禁止使用“人机器”!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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