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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一)

傅晨光 · 2011-01-16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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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一)  

——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谈起  

   

   

傅晨光  

      

    1、在国际共产主义历史和理论史上,对于在单独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即“一国社会主义论”的问题,是一个一直争论不断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认识国家、民族、社会等重大问题,也就是涉及到这个政党怎样认识世界、建立怎样的世界观的问题,更涉及到这个政党如何规定本国的革命道路、在革命成功以后建立怎样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如何处理本阶级(工人阶级)与国内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本国与别国的关系等等各种重大的问题。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首先爆发在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的联共(布)中央,斯大林首先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提出反对,认为十月革命只是世界工人阶级起义的起点,苏联一国不能解决工人阶级本身的命运问题,工人阶级的命运只能在世界舞台上得到解决。斯大林认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理论根据是列宁在1915年写作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7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以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断。  

苏联是沿着斯大林的理论发展,认为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1967年11月3日,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宣称,苏联已经成为消灭了阶级的“全民的国家”(勃列日涅夫1967年11月3日《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五十年》;《苏修关于“发达的社会主义”言论摘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而且在随后其他各种讲话和著作中宣称,苏联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宣称“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同上第9页)。  

这就是争论的基本发展线索,斯大林是第一个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并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的。他的理论以列宁的提法为依据,实际是对列宁思想的误解。因为列宁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仅仅是就革命的“发生”问题来说的,而不是说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列宁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十月革命仅仅是砸碎了资本主义世界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占领了一个阵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是世界的,只有在世界舞台完成了革命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建成,而那时国家已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事物了。  

所以,斯大林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创始者。这一理论,不仅支配了苏联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家形式等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错误,而且也导致了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关系产生重大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遭受的各种挫折、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4·12大屠杀”等等,都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有关;对于苏联来说,1923年的德国革命失败,更与斯大林只关心本国的建设不关心欧洲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错误思想有关。如果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于德国革命及时地给予了有力的指导和帮助,当时的德国革命成功,整个欧洲的形势将会是另一个面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德国本身也不会走向“第三帝国”崛起的道路。  

      

2、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认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的呢?从现在保存的原始资料,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考察都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存的文献可以证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  

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最早的著作,就已经反映出他最初就反对孤立地看待中国革命问题,而是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认为,孤立地看待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一种落后的观点。任何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本国的革命如果抱着老式的民族主义的态度,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引导革命取得成功。  

现在保存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最早文献,是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的记录稿。这篇文献,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收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  

在这个记录稿中,毛泽东对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提出的“改造东亚”的口号提出了反驳。他认为:“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什么呢“毛泽东指出:“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国家范围内的革命,不是简单的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划分。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交往的产物,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使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外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过中国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狼狈为奸)的压迫,这种社会现实更决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天然的连贯性。关起门来搞一国的革命,外部压迫的根源还是存在,革命就是获得了暂时的胜利,取得了政权,外部压迫的因素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的交往,总有一天还是会通过国内因素重新生长起来。  

所以,毛泽东的这篇长沙发言,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  

这篇发言的意义,不仅清楚地说明了中国革命从起始就是国际的,也将中国社会主义起义成功以后中国与世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等等各种重大问题的关系的认识奠定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之上。  

这篇文献,已经指明了中国革命不是简单的“一国社会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部分;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把国家民族与国际作绝然对立的理解,而是作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的、发展的理解。他强调革命要有一个“下手处”,强调革命的开端和最终完成要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要完成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的任务,而这些阶段性的任务又服务于总的目标。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行动纲领。  

这个世界观,与在莫斯科的王明是完全不同的。王明将中国革命作为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补充来理解,而且总是根据这种理解来提中国革命的任务和要走的道路。毛泽东理解与此完全不同,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虽然有先后之分,但却是世界革命不同阶段的起点和开端,任务有所不同,道路也不相同,取得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方式和形式也可以有不同。如果象王明所狭隘地理解的那样,仅仅将中国革命作为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补充,为这种“一国社会主义”目标服务,那么,苏联的失败,必然决定其他社会主义的全部命运,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高度说,毛泽东站得更高,因此他对于王明路线的抵制和反驳,非常正确。  

   

3、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可以而且必须从个别的、特殊的环境和地点开端,但从没有肯定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少数几国范围内完成的。关于这一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初就说得十分清楚。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论述过,《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世界性的存在,就包含了这些原理。而最清楚的表述,可见马克思对工人命运的分析是最为清楚。  

1850年,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六月革命的分析指出,工人阶级的命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外部环境,那么,任何一个国家范围内的革命,要么还会被迫采取与资本主义相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么被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交往消灭。所以,从创立共产主义原理之初,马克思就指出过,如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乃至在这以后发生的各种工人社会革命,都只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组织的开端”,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是被宣布出来”,而不能得到根本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阶级的命运只能在世界舞台上、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以后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一贯的思想。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最初的愿望和设想,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完全脱离出来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其他国家成为这个国家的补充形式。这种设想的实施不排除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但资本主义外部世界的“交往”,将始终存在和发展,力量对比,最终必然对于社会主义不利。  

毛泽东从建党之初开始,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可以说,“长沙发言”,是中国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基点,确立了一个正确的革命世界观,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一世界观之上发展的。这一世界观的确立,使毛泽东的思想比起党内其他人的思想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使中国革命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考虑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道路、革命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组合、本党与别的政党和本国与别国的关系等等,也决定了革命成功以后,社会经济建设、上层建筑所采取的形式等等一切问题有了与传统国家不同的选择。  

这些,在中国革命以后的历程中不断地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这样说道:“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39-1440页,人民出版社)这很清楚地表明,毛泽东不是把中国一国的革命当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看待。  

这一认识,决定了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不是完全的传统的民族主义的,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全国建立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基本建成等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建成”,而是一方面对于勃列日涅夫急于宣布“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同时提出并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些,与“长沙发言”的思想是一致的,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有重大的不同。(2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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