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转型》@ 国家主义
何新：英国和美国鬼子太坏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对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战略设想的。这种战略设想他们已经设计好、实施了二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针一直没有变。20世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挫败了他们的全球战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挫败了英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为争夺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冲突中，发达国家受损伤，而殖民地国有趁机独立，参与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
（社会主义思想家何新在后来的“共济会阴谋论”逐渐远离了他早先提倡的经济决定论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历史的辨证法是资本主义思想家费正清反而更好的理解了马列主义的实现路径）
费正清：在1921年列宁把苏俄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得利润的源泉，以支持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从1922年到1927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我们说德、日法西斯主义正是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中产生的畸胎瘤，而苏中与国联的出现则是世界体系内资产-地主阶级与工人-农民阶级斗争的民族国家化体现。从〈大转型〉的视野来看，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在薄弱环节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并且也是马克思的合作社理论的证明（也就是中国的解放区与开发区实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场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模式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然而当苏联日益蜕化为官僚资本主义之后，中国的第三世界战略领导了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运动并引起的法国的“红五月浪潮”和美国的“反战运动”，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逐渐瓦解、欧日崛起。另一方面，中、俄、印、巴、南的南南合作以G20的模式在国际舞台上消解了G7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联盟，为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民主创造了条件。（仅以中印的人口规模而言，就是世界领导权从少数人统治转入多数人民主的标志性事件，国内选举制度这里只是一个微观变量）
然而，马恩在〈法兰西内战〉中所窥见的，因为资产阶级号召的民族主义图腾而导致各国无产阶级自相残杀的局面，又似乎重新抬头了……阿瑞吉引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说：“印度（欧亚混战的隐喻）是英国在东方海洋上的兵营，我们可以从那里招募到任何数量的兵员而不必给他们报酬。”这些军队完全由印度纳税人出钱资助，他们组成了欧洲风格的殖民军，并经常用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中使英国打开了亚洲和非洲的大门，接受西方的贸易、投资和影响。他们是“维多利亚扩张主义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拳……是工业资本主义国际化背后的主要强制力量”。
何新：我们要把中国现在发生的这个过程，同1840年以来发生的过程，连续性地看，中国的历史，一个阶段继续着一个阶段，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完成。这个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呢?邓小平讲，他说，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要到21世纪中叶。再过30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国家，相当具有实力的、相当强大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谋建东北亚经济圈，中日韩西伯利亚经济共同体。一是谋建中亚经济圈，以现在上海六国组织的政治合作基础深化发展为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东南亚经济圈。 这三个经济圈意味着构建一个新兴的中心世界，这个新世界的兴起也就意味着东方的复兴。
这也许正是当前全球化争夺的焦点，美元-军工集团作为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组织正是利用了各区域经济圈之间的薄弱环节和内部矛盾来行使它的终极剥削。然而，它们的地缘政治鼻祖也已明言了高铁“丝绸之路”的全球民主化意义：“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了铁路。在俄罗斯帝国和蒙古境内的空间如此巨大，他们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如此巨大，一个多少有些分隔的广阔的经济世界将在那里发展起来，远洋通商将被拒于门外，这是必然的。”
钱学森的“生态”社会主义
1995年1月，钱学森等专家学者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送了《我们应该研究如何迎接21世纪》的建言。建言说：“每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中国科技工，都应关注和思考如何迎接21世纪的问题。不仅要研究在这段历史时期科学技术可能出现哪些重大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还要探索这些科技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现代中国将发生哪些重大影响和作用，从而使我们对迎接21世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钱老预言：中国在21世纪必将迎来“第六次产革命”。他分析：“以微生物、酶、细胞、基因为代表的生物工程，到21世纪将发展为以动植物工程、药物和疫苗、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基因重组等为核心的生物工程产业，它的产业化将创造出高效益的生物物质，从而引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这次产业命的实质是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动物、植物、菌类）、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鱼，加上工、贸等，形成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就是包括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海产业、沙产业在内的“大农业产业”。钱老把这种新型的大农业产业，称为“第六次产业革命”。
钱老还预言：第五次产业革命在21世纪还将继续飞速发展，不仅要在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大提高物质生产力方面发挥作用，还将推动思维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研究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这是一次旨在“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产业革命。而与第五次产业革命叠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主要不是发生在大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山村、渔村和边远荒漠地带”，这是一次旨在“消灭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产业革命。它将大大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将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使中国快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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