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由人组成，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作为人的集合名词，就是人口，它是包涵人的数量、质量与结构的集合。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由人来完成，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是人类社会所有竞争活动的承担者，人是人类社会所有实力的最终承载者，人是人类社会一切的创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所有力量的最终源泉，因而人口实力是民族与国家实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与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实力的载体。
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寻根究源可归结为人口力量的实力与物质力量的实力。与此对应，人类社会的再生产从本质上来说就分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所以，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发展的实质就是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还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生产者。因此，人口再生产的发展变化不仅决定人口再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变化，还要决定物质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因而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变化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发展变化，并最终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转变——人口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
人是经济社会活动主体，人口是经济社会的有机生命体，是社会经济的生命承载者，因而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人类社会来说，人口再生产不仅创造出人口再生产的生产者，而且还创作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需求者，因而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再生产。在当今时代，人口再生产不仅创作出物质再生产活动主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而且还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与知识技术创新者的再生产，因而人口再生产是推动物质再生产持续发展和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根本性再生产，是经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口最终决定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变化——人口决定经济和社会的命运。
人口变化最终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转折，人口变化最终主导经济社会状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是民族与国家的一个细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社会之中，每一个都无法逃脱人口变化对自己工作、生活、甚至对自己命运的影响。人口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变化必然引起人类文明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养老等无处不在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命运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二、人类文明的人口困惑
困惑之一：人口再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政府收了所得税，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一切所得税均源于劳动者的创造）；收了流转税（如增值税、消费税，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收了财产税，却不去创造未来财富的创造者和续存者；收了现在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费去支付现在老人的养老金，却不去创造未来养老力量的实际供给者；发行了国债，把负担转给了未来人，但不创造未来承担债务的劳动者（现在孩子越少未来人均劳动者国债负担越重）。企业也一样，购买了劳动力，却不去创造未来的劳动者；销售了产品，却不去创造未来的消费者；投资或获得了投资收益，却不去创造未来经济的延续者。个人也可以像政府与企业一样，去投资或获取投资收益却可以不生产未来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在社会这个人口平台上干一番事业却可以不生产组成这个社会的未来人口；通过储蓄、投资、房产等不生孩子的方式养老却可以不去创造保证未来投资收益和使未来货币兑换成真正商品与服务的劳动人口。拿财产来说，比如股票、房产，若未来没有相应消费者，它的价值将将为零，你的股票或房产在未来将一文不值。如俄罗斯远东的一些城镇，人没了，城空了，那些房产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同样，企业未来的消费者没有了，股票也一文不值。更重要的是，现在不生孩子，未来的劳动者没了，所有货币都无法兑换商品和劳务，都变成了一堆废纸——现在孩子越少，货币在未来就贬值的越厉害，没有孩子则货币价值降为零，别人还愿意生孩子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福气和幸运。
人类文明存在、发展和延续的根本——人口再生产，在实际上却成了“公共产品”：人人都可以从他人的人口再生产贡献上获得人口再生产收益，而且人口再生产者根本无法阻止别人“搭便车”！ 大家都可以去投资，但投资的未来收益必须以未来有相应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做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充足的人口再生产。你可以不生孩子，若保证未来投资有收益，必须有别人多生孩子。同样，你可以在一个国家奋斗你的事业，你可以在一个社会干你的一番作为，只要有别人生孩子，国家与社会能够健康延续，这一切不是问题。只要别人继续生孩子，只要人口健康的存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奋斗、你的事业、你的财富都可以继续自由的存在，自己不生孩子也可以享受养老。也即是说，大家都可以享受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大家都可以“搭”别人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这样，物质再生产活动的收益是个人的，但维持物质再生产收益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费用、时间精力消耗和机会成本代价却是个人的。人人都可以使用他人的人口再生产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不必支付任何费用，这就是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性质。物质再生产的产权明确，是私人产品，每个人都有生产它的积极性。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却是公共产品，而成本却像私人产品一样由个人支付。于是，就产生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人人都想搭人口再生产的“便车”而不想支付人口再生产的成本，人口再生产的供给远远小于未来社会的需求，人类的低生育率就不可避免了。
整个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财产价值再生产，都是由人口再生产创造的。人口再生产创造了劳动者，也就创造了持续的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创造了消费者和财产需求者，投资得以收益，财产得以保值升值。一个社会所有的产品服务再生产、财富再创造和价值保值升值，都是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财富价值存在的创造者，人口再生产的总收益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量和财富价值量。但作为人口再生产者的个人，其人口再生产直接收益相比于巨大的社会收益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但人口再生产者却从自己子女身上仅得到一小笔可怜的“投资所得”。对于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收益却私人支付成本的“公共产品”，现代人怎么可能有“生产”或“投资”的积极性呢？
中国却很奇怪，作为具有很大公共产品性质的人口再生产，不仅不支付公共费用，反而又惩罚人口再生产者。人口再生产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其绝大部分收益都以正外部性的方式流向了社会，就像基础知识生产一样。就其人口再生产巨大的总收益来说，平均父母所获的直接个人收益至多也不会超过10%，实际可能连1%都不到。按照“谁受益谁支付成本”的原则，那社会至少应向父母支付90%以上的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公平，而现在中国所谓的“社会抚养费”毫无科学依据。如果要征收的话，应该向超过一定年龄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征收，然后向生孩子的父母支付。中国“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就是：中国孩子不是祖国的花朵、不是民族的未来、不是国家的希望，而是人民排放的“污染物”，谁多“污染”就罚谁！若孩子与贪官相比，谁是中国的“污染”？如果中国拿抓计划生育劲头去严抓反腐败，不知人民、国家与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要比抓计划生育好多少倍。
困惑之二：养孩子能力随发展而降低
社会有两种类型的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与物力型部门。物力型部门随着知识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较快的提高，因而工资也较快的提高，如工业生产部门。人力型部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或提高很慢，或者随着发展反而降低。如小学教育，由于追求质量，不断向小班制发展，劳动生产率反而随发展降低了。但是，虽然人力型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但要求和物力型部门一样要求同样的工资增长率。由于养孩子成本主要由人力型部门构成，随着发展，必然导致养孩子成本增长速度快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养孩子的能力不可避免的降低了！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养孩子人均成本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多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导致中国人越来越养不起孩子，连养一个孩子的“白领”阶层现在都成了“孩奴”。
与养孩子类似，养老成本增长的速度也高于平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与医疗科技的发展，人口预期寿命越来越长，而医疗与照顾成本又随寿命而快速递增（越老费用越高）。所以，随着经济发展，养老能力降低，发达国家养老越来越难和城市养老比落后农村养老难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发展，随着老人寿命持续延长和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升高，人类社会面临养孩子成本与养老成本的双边快速提高。对于老人，社会、国家或子女不能养。而孩子不能罢工，不能游行示威，没有选票，不能对政府说“养孩子优先”；胎儿不能说“让我生下来活下来吧”；精子和卵子不能说“让我们自由结合吧”。这就意味着老人将越来越多的占用更多社会资源，养孩子或鼓励生育的资源将被养老挤占。又由于养孩子成本的快速提高，年轻人养孩子或国家鼓励生育的实际能力将更快速的下滑。结果，人类越发展越养不起孩子，人类文明越走越支付不起人口再生产费用。而长期低生育率又意味着大衰落或灭亡，难道人类的发展使人类步入了死亡之路？
困惑之三：人口再生产边缘化
随着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每个人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体系之中，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物质再生产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人口再生产被边缘化了。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奋斗，你要成就你的理想，你要成就一番事业，生孩子养孩子也许就被你认为是负担是累赘了。尤其是女性，随着受教育水平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投入到物质再生产之中，生孩子养孩子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
随着教育的延长，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人们成家立业越来越被往后推移。尤其是女性，教育的延长，生活工作的压力，结婚尤其是生子越被后推，人口再生产在快速颠簸高竞争高压力的现在社会中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
困惑之四：思想与偏好的改变
“多子多福”、“养儿（女）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等等，对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现在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了。随着“思想解放”，自由享乐主（尤其是性自由享乐主义，影响了通过性对人口再生产的偏好）、无孩子无负担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人类其他民族文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越来越低，各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偏好影响或决定需求，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严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导致对“孩子产品”需求的减少或失去。现在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丁克主义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与偏好改变的结果。
生孩子延续人类文明，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当生育愿望不断降低的时候，人类文明就难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发展必将失去后续动力。而中国，在现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思潮之下，在几十年来铺天盖地、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只生一个好”的教育之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数就不难理解了。
困惑之五：经济发展导致生存成本与压力升高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住房、结婚、生子等成本不断升高，人的立世起点成本越来越高，复杂而又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更让人难以进入并轻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却未给每个人相同的能力、机遇、家庭资本和更好适应这个体系的能力与保障体系，高度的竞争与膨胀的物质主义、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剧压力，结果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反而随发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与民主发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国家更加如此。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没有现在人高，古人的医疗科技水平也没有现在人高，但现在人的住房、医疗压力更大。与一千年前相比，与一百年前相比，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发达了，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年轻人既面临养孩子和养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临养自己与体面生活成本的提高。随着发展所导致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到来和人口结构恶化下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差，年轻人的压力似乎朝着更高方向发展。难道人类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存了？生存压迫着年轻人，也就压迫着人口再生产，而这个压迫却是由人类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难道人类要面临发展与延续的两难选择？
困惑之六：避孕与堕胎技术
对性自由和孩子负担思想之下，避孕和堕胎技术被认为是对人类的解放。本来，若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导致人类文明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对性爱的需求而避免。但有了这些技术，人类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经济机制就顺利的进行了。不知这项技术，到底是解放了人类还是自由自绝的灭亡了人类。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社会经济机制。
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即使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够强劲，这个民族一般也会因自然的两性结合而自动延续下来。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环境，在安宁的状态下，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还可以使民族幸运的兴旺繁衍开来。由于那时猛兽、自然灾害、暴政、战争和瘟疫的存在，缺乏医疗条件，儿童死亡率高，还经常出现人口暴减。由于缺乏避孕和堕胎技术，人类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证，人类或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其实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妇女也并不想一性爱就要面对生孩子，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技术可供选择罢了。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可能人类已经灭亡了。有人埋怨毛泽东没有更早的开展计划生育（如马寅初），那是因为缺乏避孕技术。还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条件下鼓励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鼓励生育并不能再让妇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生育的微观基础遭破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在现在思想和社会经济机制之下，离婚率越来越高，晚婚或不婚越来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结婚成本与条件越来越高，家庭不是组合难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坏，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差。离婚、不婚、晚婚和婚姻爱情家庭的不稳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生育能力降低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它国人口实力和阴谋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广大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据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困惑之九：低生育率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模式是：人口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物质再生产，也即经济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环→然后以物质再生产成果支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人口再生产再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再次影响人口再生产。人类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如果这个循环是良好的，人类社会就能够健康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如果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人类社会将处于衰亡的危机之中。
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获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产。也即是人类消费与收入的健康循环维持了人口再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人口再生产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低生育率必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严重恶化。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青年失业问题和青年压力沉重。一个社会，谁来生孩子？年轻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由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和人口经济社会规律所决定，低生育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费人口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不足或整体消费人口衰减，造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和财富相对或绝对的大幅缩水，继而加重经济低迷和民生压力大，促使生育率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政府与社会养老负担重，用于发展的资源少，发展成本上升，发展能力下降，导致政府与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供应力下降，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力下降，继续经济不景气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与投资信心不足，反而又导致收入、消费、投资三者相对或绝对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续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终导致政府收支严重恶化，造成政府减缓社会压力与鼓励生育的能力大为降低，生育率依旧走低。由于上述恶性循环和及其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低下，使人口与社会陷入持续萎缩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经济、民族、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中国很奇怪，自己人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这个恶性循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机制一起让中国生育率十分低下，导致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人口结构不断恶化。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恶化，最终再次伤害人口再生产并走向恶性循环。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减少未成年人消费减少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恶化内需、减少就业岗位并加剧就业竞争压力。而未来，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劳动力的高速下滑，最终导致中国年轻人压力沉重，严重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国走向这个恶性循环。
困惑之十：政府也失灵
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在它的供给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失灵，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应该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失灵，由政府为大家或社会提供“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产品。但政府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也失灵了。现在的政府，即可以无偿的从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获得税收，也可以无偿的通过政府负债来从未来人口身上透支财政收入。也即是说，本届政府可以无偿的使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还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获取短期收益；本届政府有获得过去人口再生产收益的权利，却没有为未来造人的义务；人口再生产是未来政治家的公共产品，但没有现在的政治家乐意毫无补偿的去支付私人成本。鼓励人口再生产，在政治上同样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面临政治上的严重供给不足。
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现在鼓励生孩子，可以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动力（最根本的动力），可以为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强大的能量。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物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所以鼓励生育就是最佳的发展选择——不仅可以挽救发展危机，为未来注入强劲发展动力，更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可现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劳动供给和带动房产、汽车、电子电器等产业消费潮的到来。政治人物一般连任两届，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即使他能连任三届四届，鼓励生育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不会在他任内显现。同样，要化解未来重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民主与政治压力，要根本解决低生育率下的国家发展危机和民族发展危机，最根本的措施还是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这些“重大贡献”的成果依旧不会在政治家任期内显现。有人说：“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但真正把未来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几个？哪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证政治家更关心未来？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选择短期行为。对政治家来说，鼓励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却是公共产品。尽管鼓励生育利人民利国家利民族未来，但由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政治家对鼓励生育总是动力不足，很难有爱国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励生育，更难有十分爱国的政治家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而把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决定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还没有制度保证人类能够战胜这场危机。
在中国，很奇怪，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政府不仅不鼓励生育，还要用计划生育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期性，孩子总要先被抚养，而不能立即变成劳动者去创造GDP，所以在短期内计划生育总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红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业绩，还可以让政府和各级官员有一笔“计划生育收入”。这对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来说，尤其是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计划生育总可以获得当期个人收益，而未来却由全体中国人去支付计划生育成本。现在的年轻人减少、民工荒、老龄化飞速发展、养老危机苗头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就业压力大，都是计划生育成本的显现，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机还在后头。所以，计划生育是“私人产品社会供给”，是人民支付成本，而政府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获得收益。如果改变人口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现在政府和政治家不仅失去原有收益，还要支付转变成本，而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未来收益却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来政府与政治家的。因而，转变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尽管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显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来人口减少已成定势，只不过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未活到预期寿命，总人口数量因人们晚死而虚增（由于在未来必定会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会倒过来再减少）。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超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也仅有危险的1.33。这样的超低危险生育率，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危机，无论如何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鼓励生育。但由于计划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产品公共供给（权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所以中国人口政策转变之难就不难理解了。
对权力所有者来说，计划生育的收益是个人的，成本是人民的。这就像一个只有靠向社会大量排污才能生产少数人使用产品的企业，利益动机决定权力总是更喜欢继续计划生育，尽管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来说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对于生孩子，生多少本来是人民自己的事，但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了这项权利，并从这项权利中获取“私人利润”。生孩子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大的公共产品，本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支付主要成本。但有了计划生育，国家不仅不支付这项成本，权力所有者还拿它获利。于是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人民权利政府寻租的悲剧”，中国的计划生育乱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力量，现在社会都越来越鼓励“造物不造人”、“用人不造人”。人类的文明，似乎已经走上了自绝的道路。任何一个文明，只要人口再生产被轻视被边缘化，只要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人口不增也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大衰落是必然，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人口再多也不例外。
根据《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现在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以下所称生育率皆指总和生育率）低于2.1，而且人类的生育率已经处于长期下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数据，现在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现在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主要是落后国家多生孩子的贡献。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将不断显现，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机制最终将使全球总和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类文明不久就会面临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三、中华千年危机
在这场人类文明的困惑面前，在这场危机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较能承受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依旧比较强劲，生育率仍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经不起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变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都有三部分构成：1）生育的微观基础保护，如阻止性自由泛滥的文化或宗教规定，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新娘贞洁的要求和反对婚外性行为，都是要保护生育能力、保护婚姻家庭。2）生育的物质激励，如养孩子防老，这是原先汉族生育文化的支撑。3）生育的精神激励，包括对孩子的喜爱、神灵的要求或自己和先人灵魂对孩子的需求等，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生育，你们繁殖，未来我要以你们与其他各民族竞赛”。民族生育文化的这三个部分，对本民族生育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从而使自己民族兴旺延续发展强大起来，是支撑一个民族发展延续的核心。各民族的先贤，或宗教创始人，由于认识到人口和生育对民族或宗教生存发展强大的意义，有意或无意的创造了支持自己民族生育繁衍的文化。但现在中国人的大智慧，至少在人口与文化观念方面还不如两三千年前的中华先人。
汉族生育文化由“养儿（女）防老”、“传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等思想元素构成的。“万恶淫为首”，反对淫乱，可以保护生育能力，保护爱情婚姻家庭，从而保护本民族生育的微观基础。古罗马、古巴比伦文明，都曾经因为长期淫乱，导致生育能力降低，最后灭亡。“养儿（女）防老”、“百善孝为先”，前者引导多生孩子，后者保证养孩子的投资收益，从而促使族人多生孩子。“传香火”强调祖宗神灵和自己灵魂对生孩子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道德上惩罚不育后代的人，“多子多福”就直接认为孩子多了就是好，这些在精神上激励族人多生多育。“早生贵子”提倡早婚早育，尤其对女孩，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并优生。这些生育文化，确保汉族成功延续几千年，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生育文化太不耐现在社会冲击了。作为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最大支撑，“养儿防老”在现在养老方式和生孩子收益公共化的冲击之下迅速倒下。“传香火”被认为是迷信，在无神论泛滥的情况下老祖宗立马就不灵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文化在快速流失，更别提用生孩子传香火孝顺父母和祖宗了。“万恶淫为首”，现在黄色和性交易泛滥，性自由主义思潮几乎袭向所有的年轻人，几乎快成了“万善淫为首”了。在性泛滥之下，性病毒广泛传播，不健康性活动大幅增加，生育能力受到性泛滥的严重侵蚀。性过分自由，又严重损害了爱情婚姻家庭，性问题矛盾成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大祸水，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被严重破坏。汉族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祖宗的一句“万恶淫为首”早就被忘光了。“百善孝为先”，在自由化和对传统的叛逆之下，在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之下，孝文化被严重淡化。“早生贵子”被教育的延长、生存立世成本的提高和人口再生产的边缘化等遗弃，“晚婚晚育”的宣传更是彻底摧毁这种文化。“多子多福”，在孝文化淡化、人口再生产收益公共化和养孩子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变成了“多子多负担”。等等，汉族的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之下不堪一击，迅速被冲垮。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天大谎言！
综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2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5%，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1.5%（大约1800万人），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25%（大约3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占世界同期人口的1/3。由于那时人口寿命低，儿童比重很高，所以持续1.2的生育率使汉族在200年后的新生儿数量还不如5000年前的水平！尽管现在汉族人口很多，但汉族在一二百年里就可以完全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而且是人口继续急剧减少的“濒危小民族”，中华文明五六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一毁！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22,2005年人口抽查显示也仅为1.33。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即可以认为中国一代人的时间是26年。按1.2的生育率计算，新生儿童每过一代减少45%，26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2年后减少70%，104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6年后减少40%，52年后减少64%，104年后减少87%。实际上，由于中国儿童性别比严重失衡，1.3左右的生育率就会使中国26年后的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50%以上，这相当于把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能力拦腰折断！
事实上，中华文化特征损毁的速度和对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的速度可能比这还要快。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差异（汉族城市一胎，农村头胎是女孩可生二胎；少数民族两三胎，计划生育执行宽松，实际可以更高），少数民族生育率显著比汉族高，如2000年哈萨克族生育率为3.20，维吾尔族生育率为3.16，而此时汉族生育率仅略高于1.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5年仅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除了少数民族生育率较汉族高外，还因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结婚后为享受政策优惠而把孩子登记为少数民族。在中国整体人口增长速度不断降低且很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人口却呈加快增长的趋势，如1953到1982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为2.24%，1982到2000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升到2.52%，2000到2005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增长率竟加速到2.99%，而此时汉族人口年增长率已经仅为0.40%（而且很快面临人口负增长）。按照这样的趋势推算，显然现在汉族每年新生人口数量已经不足中国的70%，由于汉族生育率超低且新生儿童性别比失衡严重，这个70%很快就降到60%乃至50%以下，百年之内中国最有活力的人口将多数是少数民族。比如在新疆，虽然目前汉族仍然占新疆总人口的39.7%，但是汉族每年新出生孩子不到新疆总出生孩子的18%，而且还在快速下滑，不久后汉族青年在新疆的比例将不足10%。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多数少数民族实际上与汉族同根同源，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交往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汉族与少数民族都是中国人，都应该增加。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人口实力增长，都是中国人口实力的增长，都是好事。而笔者反对的是：中国在超低生育率之下不应该继续计划生育，不应该对汉族执行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让汉族孩子快速减少；同属于中国人不应该因民族不同而人为制造待遇差别，让汉人不想让自己孩子当汉人了。事实上，现在的人口与民族政策也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实力和人口再生产能力也受到计划生育的削弱，只不过是没有汉族严重罢了。汉族生的孩子少了，母婴儿童消费消费减少，加重中国内需不足。再加上计划生育提高劳动参与率，让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更能。由于民族优惠政策，惯养了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使企业更不敢招收少数民族员工，反而使少数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就业压力更大。未来汉族人口比重快速降低的过程，也是中国老龄化迅速推进和发展能力急剧下滑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向心力、凝聚力与和谐团结局面恶化的过程。失去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事实上中国也因老龄化、人口衰减而失去大国尊严和保证团结和谐的向心力，这对少数民族来说也不是好事。汉族生的孩子太少，未来中国老龄化严重，发展衰微，少数民族亦因此损失很大。随着少数民族向现在经济社会的迈进，少数民族也会出现生育率的下滑，如果汉人生孩子太少就会造成中国老龄化过重，政府对包括对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鼓励生育奖励补助能力将大幅降低，同样不利于少数民族未来的发展延续。这样的人口与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是好事，更是降低了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延续能力。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0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1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的时候，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青山不再，柴火必尽；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亡国）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的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的生存着。这就是我们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损而不折，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中华民族不仅面临千年未有的人口数量上的发展延续危机，还面临五千年来空前绝后的光棍危机。中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在1978试行一胎政策和更强制的计划生育后不断升高，1990年达到112：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由于人口政策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导致许多父母被迫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计划生育惩罚，或惩罚确定又想保证要男孩，不进行性别比鉴定的要男孩失败风险高达50%。特别是“超生”代价高的人群和多胎“超生”代价沉重的人，更可能被迫选择性别鉴定。结果必然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现在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50万条光棍，每四五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问题更严重；光棍“革命”的机会成本更低；光棍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更革命”的光棍大规模出现无疑要增加中国的犯罪和不稳定。
人口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生育文化就是民族的“龙脉”。当中华民族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后，当中华民族孩子不断减少时，失去的不仅是人口，还有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与竞争力。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体，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是由人执行的，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物质资源相互流动和知识技术、制度、教育等各方面不断相互学习跟进的今天，在制度、教育、人口素质和人均人力资本鸿沟差异不断缩小的今天，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竞争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未来的，其根本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口实力（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而GDP或其它物质指标和人文指标只不过是人口因素的社会表现。当我们中华民族处于超低生育率和孩子不断减少的时候，危机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何以复兴，连我们民族的生存延续都是问题！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那时中国生育文化还很强劲，生育率还很高，经得起打击，把列强赶出去之后还是顽强延续的中华民族。而当中华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和超低生育率到来的时候，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未有的空前大危机！
四、中华如何面对未来
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计划生育恶果的显现，每一个中国人都将面对工作、生活、养老等各方面的人口危机。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生活在中国，你都不能逃脱它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如何面对并摆脱这场生死危机？
拯救之一：促使人口政策和中国人口思想立即大转变
人口决定命运，改变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必须立即改变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不进行180度的大转弯，中华民族持续快速衰落的命运就不可避免。改变的越晚，改变的越慢，改变的力度越小，中华民族的损失就越大。超低的生育率犹如中华民族的主动脉大破裂，若不立即挽救，中华民族的机体将迅速衰败。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拿出当年拿下“四人帮”立即停止“文革”的魄力，力挽狂澜，扶中华民族大厦之倾倒！
思想决定政策，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口思想，尤其领导决策层、人大代表和媒体工们的思想。在这场中华民族的生死危机面前，希望所有已经发现中华民族人口危机的每一位炎黄子孙，希望所有的中国爱国者，希望我们的广大媒体，请积极宣传新的人口思想。由于过去几十年全方位的反生育宣传教育，中国人口思想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和“愚昧的封建时代”，所以在中国的人口思想面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是发展的主体和发展成果的载体，人口观决定发展观，人口观是决定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命运的世界观。改变命运，请爱国者们从改变我们每一位同胞的思想开始。
拯救之二：人口再生产成本社会化、收益内部化
政府的所有税收，公民的所有个人所得，无不包含着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没有人口再生产，整个社会的一切都会失去。由于人口再生产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强的活动，必须由国家支付其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否则就会因“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导致人口再生产供给严重不足，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未来都会陷入危机。为此，人口再生产要成本社会化，收益要内部化。
无论是所得税、流转税还是财产税，均取自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收益，所以政府要从税收中抽出一定比例，用于反哺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绝大部分收益不可避免的社会化了，所以社会要支付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的绝大部分。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应该支付大部分人口再生产费用，并补偿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也即是，国家出钱，人民出人；国家发工资，人民出力，共同支撑人口再生产。比如国家免费提供母婴医护或等额补助，发生孩子奖金，每年按孩子数量发放未成年人养育补贴，国家支付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用，免费校餐，给生孩子而耽误工作的妈妈或亲人发工资，所得税设计要照顾生孩子家庭和支持员工生孩子的企业，等等。另外，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都可以“搭便车”，既然免费“搭”了“便车”，可以收取一定“人力资源投资费”或直接包含在个人所得税中（由于一般收入越高，“搭”的“便车”就越多，所以可以规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就是“人力资源投资费），对生一个孩子的减半，对生两个及以上的免收（相当于对个人所得税部分减免）。
一般来说，女性受教育越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学历越高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但同时，学历越高的女性，其智商一般越高。对男性来说，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另外，一般学历与智商越高的人越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获取更高的职位，也更容易进入更高生活成本的地区（如一线大城市），他们养孩子的费用因其收入、所在阶层、所在区位、精养孩子、攀比等因素而更高。结果，智商高的群体由于生孩子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太高，他们生的孩子更少，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民族的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就不可避免的相对降低。为此，对生孩子的奖励与补助要体现实际公平原则：对养孩子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更高的人群进行更高的奖励与补助，这样才能保障民族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双双较快增长。同时，对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要进行更高一些的生育补助和奖励，因为国家过去的人口政策给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带来了很大养老压力与政策伤害，多补助多奖励一些算是国家对公民伤害/损失的补偿，以体现历史纵向公平，也是抚平对国家过去政策的怨言。
虽然人口再生产成本可以部分社会化，但至少一些（其实是大部分）机会成本损失就根本无法社会化，所以还难防“搭便车”。 拿养老来说，只有生孩子才能真正供给养老力量，其他养老方式只不过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如储蓄养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养老在内的一切养老方式所得的货币，只有未来的劳动者才能将老人手中的货币兑现成实际购买力，否则只能是一堆废纸。由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匮乏不可避免，加上低生育率重老龄化之下政府必然大力刺激经济发展（低利息率加通货膨胀），未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务价格必然大幅虚涨，中国老人手中的货币必然大幅缩水。如“以房养老”，如果没有人生孩子，你的房子在未来一文不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2020年后的中国房价必然大跌，到时候不是房子养你而是你白白养房子几十年。再如投资养老或养老保险金投资，如果没有人生孩子，那些投资将全部打水漂，连那堆废纸也得不到。由于中国年轻人口的持续快速下滑和未来劳动力及总人口的持续快速减少，无论是生产创造的劳动供给还是消费力量必然大幅下滑，企业既缺乏劳动力又产能严重过剩，投资养老必将大幅缩水或投资损失巨大，很可能还不如最笨的储蓄养老。除自己养孩子养老外，其他一切养老方式都是“搭”养孩子养老的“便车”，所谓的现代养老方式都只不过是吃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这时，就需要对人口再生产收益进行内部化，也即是改变养老政策等。
现收现付的养老方式，纯粹是无偿占有过去和现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必然严重打击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基金式的养老方式，相当于储蓄养老与投资养老的混合物，还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亦伤害人口再生产。而中国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养老方式，是前两种养老方式的混合物，还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这样的养老方式，无论从公平性上讲还是从人类的或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上来讲，都是个错误！社会统筹，也即是中国现在养老方式中的现收现付部分，就是国家无偿拿走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或公民的人口再生产收益，然后发给现在的老人，以解决政府的养老金缺口和现在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个人账户，也即个人养老基金部分，低生育率不仅造成它必然大幅缩水（现在生育率越低，未来缩水就越厉害），也同样是无偿占有公民人口再生产的未来收益。若没有人生孩子，个人账户在未来只是废纸一堆，还不如现在花了算了。未来它之所以没有完全变成废纸，是因为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流失到这些老人手中的货币身上了。人口再生产收益是人民的劳动成果，人民的劳动成果神圣不可侵犯，社会或政府没有资格把它拿来让大家一起分了。这种养老方式，即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选择。它不仅侵犯人口再生产者的劳动收益，更是因“公共产品社会供给的悲剧”让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陷入持久的低生育率大危机之中，必然导致未来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大衰落，甚至导致民族灭亡！“养儿（女）防老”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核心，养孩子养老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最根本激励机制，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就是抽掉/拿走中华民族的“龙脉”，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大衰落甚至面临亡族危险！选择了这样的养老方式，即使不说是致中华民族于死地，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人口根基大崩溃！同胞们，如果大家都想着没有孩子或少孩子的轻松和社会养老的无后顾之忧，不仅我们中华民族复兴是在空想，连我们自己后半辈子的“无后顾之忧”都是在做白日梦！我劝同胞们还是提早赶快醒醒吧！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要灭亡的民族；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国家，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若同胞们再想没有养孩子负担而社会给养老，不但中华民族复兴要打个问号，连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也都成问题！
现在的养老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进行内部化，否则不仅这种养老方式很可能崩溃，连我们的未来发展和民族生存都要陷入大危机。首先，社会统筹部分取消，因为社会统筹也即现收现付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收益，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其次，个人账户改革，个人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父母（也可以包括父母的父母）的养老金（养孩子收益内部化），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金（用于激励缴纳积极性）。再从个人所得税中抽出一部分，根据老人的子女数量（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和子女对社会的贡献（可以参考子女所得税纳税额等）支付给老人，子女越多贡献越大就支付越多。这样，养老金支付模式就变成个人账户加子女账户（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并和子女所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子女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再调整一下）与子女数量挂钩。而对没有生育孩子也没有领养孩子的老人，纳入社会救济范围，再从财产税中抽取一部分并根据过去贡献对其进行数量不同的补助（有利于调动他们现在的物质再生产积极性）。当然，所有公民还可以进行储蓄养老、投资养老、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和以房养老等。如果生育率提高，这些养老方式的收益率也会提高或损失降低。如此以来，既不冲击民族生育文化，又体现了在人口再生产上收益获得上的公平性：既调动了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又促进了物质再生产的持续发展；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又有利于父母教育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女）；既有利于提高未来老人的实际养老金所得和其他养老收益（如孩子照顾、天伦之乐），又降低了未来国家、社会、老人和子女的压力，并从根本上促进了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发展，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最优的养老模式。从支付形式上看，其实这跟“个人账户加社会统筹”的模式没有多大差别，改变的的只是激励机制，也即“换药不换汤”。趁现在中国老龄化还不是非常严重，在老年人大规模抗议之前，养老制度要尽快改革，否则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也许认为老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应该无偿给他们养老（也即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社会”是谁？也就是别人以前生的孩子所变成的现在劳动者。若没有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贡献不具有任何延续性，根本无法向后使用。如货币，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纸；如工厂，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墟！在当今社会下，物质再生产的贡献已经被自己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形式和向国家纳税从而享受国家所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间接方式消费掉了，没有剩余。所以，无偿的社会养老，也即现收现付模式，没有存在的科学理由。上文也已经分析，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必要做任何保留。
拯救之三：挽救民族生育文化
如果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机制改变了，变得有利于人口再生产，中国的人口危机可以得到一定解决。但是，中华危机还是无法解决。在相同或同一个社会之内，民族生育文化的不同决定民族之间生育率的差别，从而决定民族命运变化的差别。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或者说汉人生育文化已经在现在社会下几乎已经流失殆尽，十分脆弱，必然会造成汉人在中国的人口比例和华人在世界的人口比例持续下滑。这种长期持续下滑的结果，还是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的大衰落（虽然是速度慢了一些）。所以，民族文化不挽救，中华“龙脉”不修复，中华依旧摆脱不了千年危机！
让笔者和许多关心民族人口未来的爱国者最困惑的就是这个，修复文化太难了，说起来做起来都不容易，怎样修复？笔者不才，只能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民族传统生育文化中能继续使用的要挖掘出来发扬光大。“养儿防老”要理解为“养儿女养老”，因为在现在社会男孩女孩都可以养老，况且女孩一般更孝顺，和父母心里距离更短，关系也更融洽，且女婿与岳父岳母的关系一般又比婆媳关系好，因而可以宣传养儿养女都养老。无神论和“传香火”有的冲突，失去了“鬼神”、失去了“来世”，也就失去了祖宗之灵的监督和对“传香火”的需求，也就更不讲未来了，所以建议不要过度宣传无神论。“传香火”应该变为男孩女孩都是传后人或“民族香火”。由于现在社会流动性较强，建议汉族或使用汉族姓氏的人都人人持一本“传世家谱”，记载着家族的传续和先人与自己对后代的期待，让自己的后代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形成一种多生孩子多传后人的文化。也可以女随母姓、儿随父姓，或多生几个随父随母姓的都有，这样生男生女都可以“传香火”。“万恶淫为首”一定要重新强化起来，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对光棍建议使用充气娃娃等），阻止不良性自由宣传或思想传播，对传播性病和直接或间接破坏她/他人生育能力的行为应该进行法律制裁，对破坏爱情婚姻的婚外性和寻花问柳的爱情骗子应该有惩罚措施（比如引进鞭笞），对女孩和未婚女性贞洁要系统保护并制定相应措施惩罚故意破坏者。爱情是伟大的，所以性应该忠于爱情，背叛伟大爱情之性就是渺小的。家庭是养育人类的地方，美好爱情婚姻家庭是人的温暖之家和幸福港湾，背叛爱情、破坏婚姻、分裂家庭就是犯罪。她/他人身心纯洁是她/他幸福婚姻的基础，把性爱降低到自由性交的性泛滥思想就是把人变成畜生禽兽的思想毒瘤，不真爱她/他或并非想与她/他建立美满婚姻家庭而破坏她/他人纯洁就是一种犯罪。如果一种保守有利于发展与社会和谐，保守即是先进。如果一种自由会导致不幸和民族衰落，自由就是自绝！道德和法律务必要促进发展并打击自绝的思想、文化、行为。“百善孝为先”要继续发扬，应该和家庭民主与讲道理结合起来，让“孝”文化成为代际间和谐的典范，也同时保证人口再生产的父母收益，保证“多子（女）”就是“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升级，不仅是对父母不孝，也是对祖宗不孝，更是对中华民族不忠不孝！若大家都不愿多生孩子，民族必衰；若不生孩子，民族必亡，还有什么比造成民族衰亡而更不忠不孝的行为呢？不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让祖宗子孙繁盛，让民族“香火/薪火永传”，就是大忠大孝。“早生贵子”要继续，尤其是要提倡女性早婚早育，这样可以充分利于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优生。“多子多福”要变成多子女多福，要在全社会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和多生孩子对民族、国家与社会未来的重要性，宣传生育的伟大与奉献精神，宣传孩子的可爱和养孩子的乐趣，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学到大学、从恋爱到结婚、从家庭到社区、无处不在的在全社会形成喜欢多生孩子的思想。
其次，要进行有意识的新文化再造，形成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利于生育的文化体系。比如面子文化会给自己生活造成压力，从而压迫人口再生产。勤劳文化容易造成过度劳累和人口再生产边缘化，过于勤劳很不利于生孩子养孩子，建议中国人要放松一些，尤其是要切实保障休息与节假日的权利，严禁工作时间过长并缩短工作或加班时间。中国物质主义全球第一，精神信仰缺乏，容易造成压力，不利于多生孩子。白种人有基督教（广义）和伊斯兰教，东亚黄种人仅有不生不育的佛教，中华文化圈缺乏有利于生育的宗教信仰。无神论或缺乏坚实宗教信仰的东亚黄种人/中国人缺乏精神信仰约束和面对现在思想冲击的精神信仰支持，难以保持有利于生育的民族传统文化，所以中华生育文化十分不耐现在社会的打击；缺乏对抗物质主义、面子文化、社会生活压力的精神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以生育容易边缘化；缺乏祈城宗教信仰对胎儿生命权的尊重，所以对堕胎的看法比较随便，导致生育能力和生育率因过多人工流产而较大下滑，中国到处看见的无痛人流广告和每年1300万次记录在案的女性流产（还不知道有多少未记录在案的。仅记录在案的就占世界1/4）就是对幼小生命权不尊重的文化反应。因而，中华文化圈的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占黄种人57%的中国又进行计划生育破坏自己的生育文化——“龙脉”，黄种人的大衰落趋势就不可避免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中国至少应该严格限制人工流产并禁止流产广告，保护胎儿生命权，形成反堕胎的文化，对两个月以上胎儿应该禁止或更严格限制流产（这样的流产最容易造成性别比失衡），否则中国女人的生育能力和中华民族的未来都被流产掉了。现在一些宗教在中国较快的发展，也许是好事，可以提供精神信仰支持并发挥道德教化作用，也可以补充中华文化因缺乏宗教信仰支持而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下较弱的缺点。但同时要合理引导，改变其中一些教义或规定或，宗教的发展尽可能的不能弱化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人对汉族的认同）、中华先祖、中华血缘、中华历史、中华先贤、中华思想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不能损害敬祖宗和连结民族的思想文化仪式，不能危害中华思想文化特征，不得排挤或敌视其它宗教、非宗教人士和非本宗教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建议改变其不生不育宗教特征，至少把其俗家弟子发展成多生多育的文化。中国人无论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没有宗教信仰，尽可能都变成多生多育的文化。建议爱国者、党员和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人员要带头多生孩子，发挥民族人口再生产的先锋模范作用。
其实，多生孩子就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大爱国”和大奉献。能影响民族与国家实力长期转变和命运变化的爱国才叫“大爱国”，创造先进思想制度文化、抵御外敌入侵或对本民族的伤害、生孩子与培养孩子，是事关民族与国家命运转变的最根本三大贡献，是影响力最持久的三大爱族爱国方式。但对多数人来说，生孩子养孩子最可能最现实，所以生孩子养孩子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民族对国家最根本性的贡献和最大的爱族爱国行为。对多数人来说，生孩子养孩子是可以做到的“大爱国”，而其它多数只不过是影响短暂的“小爱国”。同样，对多数人来说，多生孩子才是真伟大，因为多生孩子的成果主要奉献给了民族、国家和社会，而其它多数贡献一般都获得了相应个人收益，不能称之为伟大的无私奉献。连做了好人好事，社会还夸奖你，可谁夸奖了多生孩子的父母呢？试想想，世界上还有多少比“做母亲”或“做父母”更是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呢？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国，如果你真的有奉献精神，请您多生孩子。在低生育率的今天，多生爱国，“超生”救国！
拯救之四：降低人口再生产成本
由于养孩子成本构成决定，养孩子成本不可避免的较快速的提高，但中国的养孩子成本也太高了，必须系统的降低成本，决不能让中国年轻人养不起孩子。比如对母婴用品、母婴医护、少年儿童需求进行招标采购，然后再平价或低价销售，一些可以完全由政府直接免费提供。对这些需求的生产企业或单位，尽可能的促使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保证质量。从幼儿园到大学，提供更多低价或免费教育，尽可能多的由政府支付成本。由于年轻人收入低或经济实力不足，对买房、婚庆等尽可能的帮助其降低成本或提供支持。
在降低直接成本的同时，也必须降低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尤其是女性的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或给予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较为充分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损失较大，即便是直接成本降低了，一些人还是不愿多生孩子。在税收和财政支出上尽可能的补贴其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损失的同时，要禁止企事业单位的一些规定或潜规则抑制员工进行人口再生产，并尽可能的在法律规定、社会规则与潜规则的形成上降低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
华人生育率之所以低，除直接相关的生育文化外，还和生孩子的高成本相关。奋斗文化提高了华人尤其华人女性生孩子的机会成本，精养孩子提高了华人养孩子的直接成本。这样的文化，华人在短期内成功了，但在长期内民族却失败了，这是民族自绝式的成功。在国内，也是类似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呢？应该在海内外华人中提倡单个孩子的适度投入，不要过于精养（其实过于精养反而是有害的）。包括国内，在讲男性华人个人奋斗的同时，更应该形成为民族发展而多生孩子的文化氛围，甚至应该停止向华人女孩灌输个人事业奋斗的思想，或至少应该大力培养华人女孩为民族多生孩子的民族发展奋斗精神。
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别对女性提出过高事业要求或灌输那么多个人事业奋斗的思想？或至少从小培养女孩认为生孩子比个人奋斗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个人未来更重要的观念。让女性为个人事业奋斗或过多参与物质再生产的文化，看似在短期内发掘了女性“半边天”的物质生产创造潜能，却永久的削弱了民族、国家、社会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实力。造物不造人，提高女性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把女性过多用于物质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也是自绝式的发展方式。我们的大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建议适度偏向于录取男性，从而不让女性的人口再生产机会成本提高过多（如果文化改变，若女性收入提高愿意多生孩子的话可采取相反政策）。女性不进行物质再生产还可以进行人口再生产，也即生孩子养孩子，但男性不进行物质再生产还能生小孩吗？要优化男女在人类社会两大再生产上的合理配置，不要既浪费男性的物质再生产功能又浪费女性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否则最后受损的必然是整个社会——低生育率、老龄化、民生压力大、（物质与精神）老无所依（尤其是更长寿的女性）和发展能力严重下滑。所以要在全社会、整个教育体系、从娃娃抓起强化男性应该养老婆孩子和女性更注重生孩子的和谐两性分工思想。国家应该给付出机会成本的生孩子的女性发工资，或同时建议丈夫给在家生小孩养小孩的妻子发工资，或把丈夫的个人所得税部分返还给生小孩养小孩的妻子。男女平等应该是相当的而不是绝对的，性别差异造成的应有分工差异是合理的。难道“把女人当男人用”的社会就公平吗？从思想教育和提高机会成本来剥夺女性做妈妈的权利就叫公平？走向民族与社会衰落的思想才叫平等？男人造物，女性造人；男人再生产物质世界，女性再生产人类社会；男人创造世界物质外壳，女性创造世界精神内核（温暖家庭）。看似男人创造很多，但女性创造男人并再造人类，母亲才是人类大厦和人类文明发展延续的根基，生孩子的女人才是世界真正的幕后缔造者。恢复男性主导物质再生产和女性主导人口再生产的和谐天然分工，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延续的根本，这才是真正的大公平。
拯救之五：人口再生产中心化
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核心。所以整个社会，从媒体、教育到经济、文化和政治，必须将人口再生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者至少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首位。比如对女性角色贡献的认同，不要把女人当男人用，要把人口再生产放在比物质再生产更重要的位置，要使中国人尤其是女性认识到生育的伟大意义和自己生孩子的重要性。建议中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双中心”，否则经济建设也即物质再生产一条腿走路迟早要跌倒，连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都会失去。只有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中心模式，才能协调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才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都获得可持续健康强劲的发展，否则会双双走向灭亡的道路。“以鼓励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双中心”，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才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发展后劲最可持续的最强发展观。中国只有选择这样的发展观，中国才能成功崛起。中华民族只有依靠这样的发展观，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拯救之六：民主促民生
有人疑问：为什么比我们富的美国人和比我们穷的印度人都养得起孩子而唯独我们中国却养不起？有网友回答说：“美国和印度的官员、议员都是人民直选的，因而他们的官员和议员都争着巴结人民讨好人民，所以把人民的生活成本和养孩子成本大大降低了。”说的太对了，中国民生缺的不是钱，而是民主或直选。只有人民直接选出的官员，才会争着讨好人民争着为人民服务，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水到渠成。只有人民直接选出的议员/代表，才会想方设法体现出人民的需求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声音才能被议员/代表更深更全面的反映出来并更真实的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只有直选，什么“千人给市长下跪”、“人大代表故意撞人”、“镇党委副书记用杯子砸晕农民的‘杯具’”等等，这些中国式官僚主义乱相才会消失。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民生、改变官僚主义、改变“人民权利政府/官员寻租的悲剧”，就必须进行直选。只有直选，中国民主才能真实有效的快速发展起来，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才更具有发展活力与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从长期压抑中释放出来。只有直选，“人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才能得到更切实的保障。只有这样，用民主促进中国民生的长期根本改观，中国人才能养得起孩子，才有精神劲头生孩子。
推进中国民主进程，首先，强化人大功能，从乡镇人大代表到全国人大代表全部直选，代表按人口分选区选举，人大代表尤其是全国人大代表和省、市、县人大代表要职业化，并禁止党政领导兼任(建议任期3年，无限连任）。这样的人大代表，才能更反映民生民意，才能更专职专注的代表人民利益，才能把权力代表与权力执行分开并防止一些兼职代表把“权力从左手转到右手”。同时，人大也不能变成官员的养老院，有本事他们自己参加直选竞选来获取人民代表资格。其次，从镇长到省长全部直选，这样才能让官员在人民的制约下为人民服务。再次，改革政协，提升并扩充政协职能，在政协发挥统一战线和民主协商功能的基础上，再发挥对人大“查漏补缺”的作用。也即政协委员按人群类别、职业阶层和利益群体来反映民意，这样各党派、各宗教、各民族、各人民团体和企业家、工人、农民、医生、教师等等各类型人群都有自己的代表委员。人大是横，政协是纵，纵横交错不留遗漏；人大是每一位公民都有相同的政治权力，政协是每类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既权力平等又民意反映完整。如果这样，即便是中国民主不能称之为最优的，但也是最好的类型之一。
政治与经济相辅相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制约，生产关系一定要时时适应生产力，只有经济改革一条腿走路必然无法健康走远。中国现在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根本，中国民生问题的最大根源，就是政治民主发展太滞后。权力决定权利，权利反映利益，不把权力直接放在人民手中（直选）就无法充分保障人民利益，民主/直选加法制才能保证人民利益至上，民生的持久发展必须有民主法制的持续发展做制度保障。
从民主不充分向民主社会转变，如果在经济社会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完成这个转变，一般比较平稳顺利。如果等到经济社会状况不好的时候，人民必然强烈要求政治变革，心情也不会平和，这时候再进行政治改革就没有那么平稳顺利了。随着新中国第一代婴儿潮马上开始步入退休年龄，中国老龄化即将开始加速也是超速发展，老龄化压力将急剧攀升。随着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高速下滑和新生儿童的急剧减少，中国最有生产创造活力的年轻劳动人口正在步入快速下滑轨道。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就要加速度的减少。随着1978年一胎政策的试点与实施，中国儿童性别比持续攀升，在1990年后更加严重，中国大规模的光顾潮即将到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即将开始面临快速的下滑。如果不提前趁这些危机还没有大规模的显现，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中国要平稳的发展，必须加快直选进程，越往后就越没有这么好的经济社会基础了。
拯救之七：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
其实，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都存在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现象。尤其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由于政治利益的短期性特点，政客或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压力下更容易不保护或侵犯人民利益。由于在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中存在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双失灵的现象，特别是在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面前，人类似乎需要一个仁慈、智慧的上帝来弥补这个“悲剧”或失灵。这个上帝缺位了，我们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个。
要解决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要挽救中华民族，要弥补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双失灵，必须有制度保证存在一个超越市场与政治的且专注于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机构存在，这个机构就是“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专职保证和促进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因素和核心因素为关注方向，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为根本标准，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国家持久进步和民族兴旺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促进中华民族健康持久的兴旺发展为最高原则！由它作为政府的道德领袖和评判者，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中华儿女聘请，任何高级党政领导或退休者均不得兼职（但优秀者可以当“准委员”提出意见），独立行使权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执政党的最高监督与批评建议权，对人大、政府、政党和重要政治人物做年审报告（包括审核工作、批评和建议），其通报由各大媒体无条件完整转载。
直选加上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比较完备且充满健康活力了，这样才能在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华民族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保证，只有形成思想、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完整保障体系，才可以切实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建议为中国发展做研究的民间智库和学者提供一些经济支持，积极促进民间智库发展和思想创新。
拯救之八：改善民生与分配
中国民生压力大，多数根源或起源于制度因素，国家占有过多社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民主发展不充分导致分配向少数人倾斜；缺乏直选导致民众不能主动通过民主政治途径来解决自己生活压力，只能等到压力十分巨大而变成社会问题后才引起媒体与中央关注。从直观上看，民生压力大，直接表现就是各方面的“高成本与低收入”。所以，除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政治改革外，也可以用相应经济政策加以治理或减轻。
首先是提高普通民众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在低工资的同时，收入分配又严重不均，国有垄断企业以8%的职工占有全国55%的工资收入，0.4%的家庭占有全社会70%的财富，垄断与腐败成为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低工资制度应该彻底修改，企业制度环境成本要降低，银行贷款要向民企和中小倾斜，不利于工资提高各类规则制度要改变。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人民受益均等而不是仅由少数人获利，建议国有企业接受全民监督并向全民分红。政府和官员应该得到更多的人民监督，不能让权力沦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建议通过加强人民言论与媒体舆论自由和直选制约权力。
其次要降低物价。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在春节去泰国时发现：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经济学家时寒冰说：“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在生活成本最高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工资向非洲看齐，生活成本向欧美看起”。为何？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政府耗费社会资源巨大，腐败与权力寻租加重经济运行成本；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过多资源，效率低下，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地价、房价太高，拉高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国有垄断削弱竞争，导致质次价高，经济运行和民生成本被垄断提高而“剩余价值”却被垄断取走；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许多消费不能普遍化，因而这些消费品人均分摊的沉没成本过高，贫富差距所导致的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又拉高普通居民的住房等消费品价格；计划生育、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出口，在商品外运的同时，外汇增加导致本币被动发行过多，“物少钱多”使中国人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出口退税等于补贴国外居民消费，而退税成本必然由国内居民承担，导致物价“外低内高”；增值税等于向居民普遍征收消费税，各种收费也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物流体制、基础设施、路桥收费、腐败等因素导致中国物流成本高；农业投入不足，生产分散，计划生育等导致年轻有活力的农民太少，因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慢，供应不足，尤其是蔬菜价格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因为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面子主义，使商家更好定高价，也更易过度包装。改变这些，中国需要系统的化改革。
第三，要降低房价。高房价一次性的剥夺民众几十年的储蓄，对民生伤害极大。中国高房价，根本在城市土地国有制度和被“土地财政”利用的耕地保护。据报道，北京农民集体土地提高的小产权房，其价格只有市场的1/3左右。笔者认识的一位高校老师反映，老师集资房价格夜只有周围市场价格的1/3。这说明高达2/3的房价是由土地制度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拉高了整个城市的地价与房价，让我们生活在这片昂贵的地产之上，必然带来高生活成本，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就相当于对公民生活征税。若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5-3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59亩到119亩非城郊耕地。这种伪耕地保护不仅不能保护耕地，还导致高房价损害民生，这种虚假保护当停止。我不反对保护耕地，但反对以保护耕地为借口保护“土地财政”而最终伤害人民。
第四，要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未来绝大多数年轻人将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必须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从而让年轻人能养得起孩子，否则城市化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大萎缩。由于大城市中心区域生活成本高昂，必须避免年轻人向大城市中心区域扎堆。所以，要大力发展卫星城镇、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努力改善非大城市中心区域的生产生活设施（尤其城市群内），分散那些过密的中心区域人口，遏制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方式（如北京）。要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多建地铁、轻轨和城市群高铁，降低大城市中心区域吸引力。避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推高生活成本。建议扩大大城市的管辖范围或按城市群划分行政区域，满足一些人要生活在大城市的心理需求，比如一个城市群公用一个城市名。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并尽可能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从而降低居民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继而让居民有能力有精力生孩子养孩子，否则导致持续的人口自然萎缩/负增长就是自绝式的发展。
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改变制度。如在医疗方面，要建立全面医疗保险体系，在提高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的同时，可以招标采购药品和医疗服务再向民众平价供应。
拯救之九：改变民族宗教政策
上文已经分析，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改变。除了上面所说的宗教政策改变外，民族政策也必须进行改变。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创民族，中华称谓最先从汉族开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文化构成和人口构成的核心与主体，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最有认同感最有向心力和最有凝聚力的还是汉族，所以中国的任何法律政策都不能伤害或削弱汉族的主体性地位，否则就会伤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特征。同是中国人，不应有任何因民族而带来的国民待遇差别。无论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现在的民族政策都需要进行改革了。
拯救之十：保护生育能力
首先要反对性滥自由化。性自由泛滥会导致性病快速传播和生育能力的严重下降，是最自绝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先贤认为“万恶淫为首”和各大宗教均反对淫乱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务必要提倡婚外性保守主义，这样才能更健康更和谐更可持续发展。所以要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进行生理、爱情观念与性保守思想教育，同时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形成婚外性保守的文化。
其次要减少人工流产和剖腹产等直接伤害生育能力的行为。现在的无痛人流广告太多，实际上是在鼓励流产，应该禁止人工流产做广告。由于人工流产对生育能力伤害较大，要提早做好生理教育，加强对胎儿的生命权认可意识，形成反堕胎的文化。
第三，要改变危害生育的不良生活生产方式。要在全社会、从学校、从结婚开始宣传教育如何保护生育能力，提高保护生育意识。对企业生产，要严格保护职工健康，对损害生育的更要格外重视。要切实保护休息权力，防止过度劳累伤害身体也伤害生育能力。
第四，要保证食品健康。对各类添加剂要严格审查，对食品进行要更高检疫，防止或尽量减少各种有害物质沉积国人体内。特别是对转基因食品，由于其安全性还不确定，还很可能被外国阴谋，要格外重视。转基因技术在欧美，他们民众都很抵制，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做人类转基因的试验品？美国转基因大豆油在中国大量销售，中国民众对转基因的可能危害有多少认识？
拯救之十一：保护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要形成保护婚姻的体系。从娃娃开始，在学校和全社会宣传健康的爱情婚姻家庭观点，对新婚夫妇进行免费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由于婚外性自由化和婚外性特别容易伤害爱情婚姻家庭，所以要形成婚外性保守主义，建议对故意破坏未婚女性贞洁和不忠婚外性采取一定惩罚措施。遏制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如制定措施惩罚不良第三者。对很可能损害现实婚姻的网络结婚或网络游戏，要禁止或严格限制。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家庭压迫，打击家庭暴力，控制婚外性，努力减少导致婚姻家庭破裂因素。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爱情婚姻咨询，及时消除危害婚姻家庭和谐的不良倾向。对家庭可能分离，能挽救的则采取挽救措施。
对于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低生育率，笔者已经给出了系统而详细的答案。对于如何挽救人类文明、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笔者也给出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答案——形成促进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体系。但是，不要以为有笔者提出这些措施就可以了。思想要变成现实，还要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很不幸，在这些变革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因为所有促进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政策变革、经济社会政策变革、养老体制变革、民族宗教政策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等，多数成本都发生在当期，但绝大部分收益却发生在未来。变革这些，拯救民族，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对改革的政治家来说又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再者说来，权力阶层们由于“超生”代价沉重而绝大多数只生一个，实际占据全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的城市人也绝大多数只生一个，我们国家以往的人口政策已经给了他们很大“少生孩子好处”的承诺，对改变养老政策、少生补助等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所以，变革必然很难。笔者在本文中已经说明，养老模式变革基本上“换药不换汤”，你们许多还可以再生；笔者已经建议对独生子女生孩子多补助，等于把国家对你们和你们子女的政策伤害补偿在你们子女身上，你们也可以间接获益；改变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最终对未来所有中国人、对我们祖国、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好处，希望你们放长眼光，从人民幸福、国家未来和民族大义出发敬请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各项促进人口再生产的政策变革。
中华民族现在似乎只能在死亡路上等待拯救她的真正伟大政治家出现。若这个伟大政治家不出现，中华民族也许真的没救了。如果这个伟大政治家出现晚了或登上权力舞台太晚，中华民族将损失惨重且十分难以自救。所有的中华儿女们，所有的炎黄子孙，所有的爱国者，当您读到此文后，让我们一起为民族呐喊吧！(3.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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