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
2010年3月至5月，在不到50天就发生7起校园惨案，20名无故师生被残酷杀害，40名无故师生身受重伤，这一个个血淋淋的现实，引起了我的深刻反思，写作了《校园惨案与作家自杀的反思》。
我认为校园惨案的深层问题是文化问题。校园惨案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缺少宗教、信仰和文化。因为我不仅看到了弱势群体对社会自杀式的报复，同时也看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的自杀和英年早逝。
虽然两者都是生活所迫，但是由于文化修养的差异，前者表达的是强烈抗议，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后者选择的是悄悄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并不是互无关联的两个事件，实质上反映了一个社会核心问题：创造精神食粮的作家离我们远去了，人们的精神变得空虚，能不发疯吗？
在短短50天内，各地发生的诸多校园惨案，是社会不公社会不稳社会矛盾的体现，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少正确面对社会不公社会矛盾的心理素质和文化修养。
我曾经在《世界危机迫在眉睫》开篇中写道：“我认为当今和以后的世界，主要面临着三大危机和两大难题，即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难题、民生就业难题。”而这些问题在中国都有非常集中的体现，因此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冲突。
我知道国家在民生方面的开支已经很多了，但依然有很多人连最低的生存都不能保障，什么原因呢？我曾经写过《低保风景》：穷人吃低保、富人也吃低保，国家拿再多的钱都不够啊！低保要从生活最困难的人做起。谁是最困难的人呢？我经常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发现一些疯子傻子和穷困潦倒的人，他们天当被，地当床，以垃圾为食，天寒地冻，萎靡肮脏。他们还是人，却过着连猪狗都不如的生活，他们的现在是否就是我们的未来？我看见一次做人的良心就要受到一次谴责，心灵就要受到一次伤害，实际上这对每个人的感受都一样。
逃避强敌，弱肉强食，这是动物的生存法则。采取“弱肉强食”的手段报复社会，而不敢针对危害自己的强敌，这完全是动物的思维方式，而非“人”的复仇行为。作为“人”也会报仇，但他恩怨分明，绝不会采取“弱肉强食”的手段，残害无故又无助的学生。
他们也是人，却没有人的灵魂和思想，只想着衣食住行无忧地活着而已。但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生活要求也不能满足，因此他们精神崩溃，做出了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罪刑。
也许有人会质问我，像这些社会问题中国的每个社会阶段都经历过，而且东西方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难题，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校园惨案这样严重报复社会的事件呢？
是啊！旧社会经常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象，不但没有出现弱者残害弱者的报复社会的惨案，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英雄豪杰。这是什么原因呢？文化是然也！
旧社会的人虽然少有知识，但他们崇尚文化，而且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因此绝对不会在无故的孩子身上下手。而我们现代人呢？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文化”，急功近利，物欲横流。最重要的是人一旦没有了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的约束，与弱肉强食的动物会有什么区别呢？
古代重文，现代重理。文即名，理即利也。古代人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现代人沉湎于物欲享受中。古代社会以文为主，虽物质贫乏，生活水平较低，但人人礼貌谦让、和善相处；现代社会以理为主，虽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较高，却出现了许多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如贫富分化、民生艰辛、社会不公、就业困难、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等社会问题。
现代社会重科学而轻文化，学理科的人待遇高前途好，学文科的人待遇低甚至找不到工作，因此教育上也出现了重理科而轻文科的现象。我认为科学与文化是矛盾的统一体，需要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社会发展必须名利协和、文理兼备，科学与文化相辅相成，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才能建设一个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和谐社会。
世界是有两样东西构成的，即物质和精神。当今社会，人们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而轻视精神文明，虽然物质极大地丰富了，但精神空虚而欲壑难填。
精神又由两样东西构成，即佛和魔，佛代表真善美，魔代表假恶丑。
人类其实就像羊群一样，宗教和艺术是人类灵魂的需要；人是有惰性的，学好难而学坏易，如果没有牧师和作家，有的人就会蜕变成披着羊皮的狼而危害人类社会。
在外国有牧师放牧人类的灵魂，有作家辛勤地播种精神食粮，有心理医生医治人们的心理疾患，而且他们都有较高的收入而坚守岗位，因此恶魔没有出来。
在中国，和尚、道人都待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几乎没有心理医生，老师只教给学生考大学和工作的技术，唯一可依赖的作家迫于生活压力，有的自杀了，有的夭折了，有的为了养家糊口而改行了，灵魂和思想都没有守门的人，以至于恶魔出窍而危害整个社会。
科学与文化是矛盾的统一体，需要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很多领域机器取代了人工，从而剥夺了一般人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工作生活更加艰难。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更应高度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即时发现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要努力改变基层机关的工作作风，俯下身来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还要有“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
我曾在2006年创作的《中国教育批判》一文末尾写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中国教育的缺陷和失败，缘于中国的文化。”当时，我就看到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准备写作《中国文化批判》一文，可是我犹豫再三，能够看透这个问题的人太少了，还极有可能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优秀、最辉煌的文化，孰不知中国的文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是啊！中国的文化曾经是最悠久、最优秀、最辉煌的，但时过境迁，雄风不再，还需要我们认真审视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优秀的，但中国古代文化存在一些不适应当今社会的思想需要“扬弃”，也受到当今世界物欲享乐思想的侵袭需要“拿来”。尤其严重的是中国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要了命，也出现了严重的断代现象，我们成了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成了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
文革是每个中国人心灵上还没有愈合的伤口，要医治中国人的心灵还得从这里开始，要建设中国的文化也要从这里开始。曾经有人问：如果没有宗教，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现在好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对于宗教来说，我们怎样破除的，还得怎样建立起来。但最主要和最艰巨的任务，还是要建设好中国的文化，鉴于目前的文化发展现状应该定义为建设中国的优秀文化。
一定有很多人会质问我，中国当代的文化非常繁荣，它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同时正在走向世界，但那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文化，不是对人灵魂和思想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文化。现代社会，影视、网络、游戏已经占领了人们的文化领地，但正是这些东西使很多人学坏的。它教会了人们怎么享受生活，怎么追求金钱和时髦，刺激了人们的感官欲望，它把阴阳怪气、鬼哭狼嚎叫唱歌，把扭屁股脱衣服叫舞蹈，把帝王将相、富豪劣绅、男盗女娼、金钱色情、武打暴力、虚妄游戏等当成了文化的主题。
现在人们普遍抛弃了精神追求，只贪求物质享受，已经到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和“笑贫不笑娼，有奶就是娘”的境地。有钱人成了“爷”，没钱就成了“孙子”。领导骄奢淫逸，干部腐化堕落；知识分子唯利是图，无知者冥顽不化；富人为富不仁、一掷千金，穷人穷凶极恶、胆大妄为……注水肉、毒奶粉、黑心棉、地沟油，敌敌畏火腿、苏丹红食品、陈馅月饼、问题豆芽、毛发水酱油、石蜡火锅底料，假烟、假酒、假药、假冒伪劣商品，山西非法倒卖拘禁1000多名“黑奴”的黑砖窑事件牵出了一大批渎职官员，远华走私集团案牵出了600多名贪污受贿官员，而每年全国被盗400万辆自行车使人人都成了嫌疑犯……这是大众良知的泯灭，这是群众文化修养的缺失。
在各类文化艺术里面，文学艺术应该是占第一位的。文学作品创作需要更广博的社会知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更加深刻，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而广大。没有好词就没有好歌，没有好剧本就没有好的影视剧，但偏偏文学艺术无法产业化，甚至搞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无立足之地，他们不能以此为职业而养家糊口。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导师！没有作家来守门把关，灵魂里的恶魔就会出来作乱；没有作家来播种精神食粮，有人就会发疯癫狂危害整个社会。
也许有人会质问我：现在的作家还少吗？是啊！现在的作家不是少了，而是海了去了。但真作家少了，假作家多了；好作家少了，坏作家多了；人民作家少了，自私自利的作家多了！那么什么是真作家、好作家、人民作家呢？我认为能够真正履行作家职责，关注国计民生、忧国忧民，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能够体会人民疾苦替人民代言，潜心为人民群众创作有教育意义好作品的作家，就是真作家好作家人民作家。
那么，为什么真作家、好作家、人民作家少了呢？因为作家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在这个经济社会里，作家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职业作家面临着巨大的生活问题。作家群体已经急剧分化，有的当了文化官僚，有的成了机关秘书，有的搞了文化产业，更有甚者脱变成了帝王将相、富豪劣绅、男盗女娼、金钱色情、武打暴力、虚妄游戏等文化的创业大军，而坚守神圣职责的作家却少之又少。
本来作家就像活佛一样是能够长寿的，但却有不少人英年早逝，成了文学艺术的神圣殉道者。
……
1966年，作家孔厥劳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杀。
1966年5月 5月18日 ，著名文学家，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邓拓自缢身亡。
1966年9月3日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1966年9月3日 ，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不堪文革自杀，时年55岁。
1966年8月2日 ，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跳楼自杀。
1966年8月24日 ，中国的现代著名作家老舍投太明湖自杀，时年67岁。
1966年9月3日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自杀，时年55岁。
1967年，电影剧作家海默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1967年2月，著名作家罗广斌跳楼自杀。
1968年，著名作家、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跳河。
1968年6月22日 ，诗人远千里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1968年8月3日 ，著名作家杨朔，文化大革命中不堪迫害，服安眠药自杀，时年55岁。
1968年8月12日 ，著名作家周瘦鹃在苏州周家花园跳井身亡。
1971年1月13日 ，著名诗人闻捷不堪与戴厚英的“跨阶级恋爱”用煤气自杀。
1984年11月8日 ，女诗人陈幼京自杀。
1987年3月3日 ，女诗人蝌蚪用一把精致而锋利的手术刀割断了大腿上的静脉自杀，年仅33岁。
1989年3月26日 ，诗人海子经历了痛苦而无奈的挣扎后，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后肚子里面只有几片烂菜叶，年仅25岁就走到了事业的巅峰；
1989年5月14日 ，由于骆一禾为出版海子诗集四处奔走、操劳过度，在京城广场上猝然昏迷， 5月31日 因突发性脑血管破裂大面积出血而死，年仅28岁就尾随海子而去；
1990年8月5日 ，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文坛所瞩目的作家周克芹积劳成疾，以53岁的英年突然溘然长逝，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遗憾；
1990年10月19日 ，年仅28岁的诗人方向服毒自杀，死后葬于千岛湖畔。他以对民族、对生活深沉的爱和忧患意识成为诗歌艺术的底色与审美理想，他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是：“想写一首诗”；
1991年，曾创作《金欧缺》的上海作家徐兴业在手术台上去世。
1991年1月4日 ，曾创作《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梦里花落知多少》、《万水千山走遍》等作品的台湾女作家三毛，用丝袜吊颈自缢身亡，时年48岁。
1991年9月24日 ，年仅24岁的戈麦在湖边焚毁了所写的大部份诗稿之后，在未名湖投水身亡，在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中他说“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我从不困惑，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
1992年11月17日 ，因创作《人生》《平凡的世界》而光耀文坛的路遥42岁就英年早逝，他一生创作丰厚，但经济依然拮据，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终于积劳成疾不能即时治疗而撒手人寰；
1993年1月16日 ，在路遥去世两个月后，陕西文学界又失去了一位风华正茂的大将邹志安，他由农民到作家的人生轨迹，是陕西许多作家生命状态的缩写，他们在不懈中执著地坚守着对文学的追求；
1993年10月8日 ，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在一棵树上吊颈而死，时年37岁；
1994年5月19日 夜，年仅34的文学博士胡河清在雷雨交加之中坠楼自杀身亡。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常常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
1995年10月30日 ，年仅43岁的诗人胡宽因病去世，遗物仅有四本自印诗集《开山鼻祖》、一枝钢笔、一枝铅笔、一把生锈的铅笔刀、150元钱和带给朋友的礼物；
1996年8月25日 ，曾创作《诗人之死》《人啊，人!》的58岁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被她中学老师的孙子，并给予很多帮助的一个学生，由于谋财把她和侄女一起杀害。她曾经说过：“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写小说是为了把自己和别人的灵魂变得更纯净一些。”
1996年12月12日 夜，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诗人、作家徐迟从六楼病房阳台上跳楼自杀，时年82岁；
1997年3月，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神童作家”刘绍棠病逝，终年61岁；
1997年4月11日 ，“拼命三郎”王小波猝死于写作的电脑前，《黄金时代》和《未来时代》他从来不拒约稿，为了写稿夜以继日，就这样活活累死了，年仅45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1997年6月，37岁的塔塔尔族作家穆斯林·纳比英年早逝，为我国当代塔塔尔族文学留下了一个遗憾，他的作品抒情而又富含哲理，力图对人与自然做出自己的美的探索；
1999年5月19日 ，诗人苇岸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享年39岁，他的作品“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真理的宗教般的追求，平易而朴素。”
1999年12月22日 ，年仅41岁的作家张钧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2000年3月，民族诗人昌耀在医院跳楼自杀，时年64岁；
2000年9月11日 ，中文互联网上最知名的创朱海军，因心脏病突发在深圳去世；
2002年，曾创作过《卖蟹》、《内当家》等小说的著名作家王润滋英年病逝，享年56岁；
2003年，49岁的平民作家李肇正不幸去世，在他的中篇小说《女工》《永远不说再见》《傻女香香》中贯穿着作家对底层民众的关爱和浓浓的人文情怀；
2004年5月6日 ，年仅27岁的中国作协会员殷谦，将毒药和着热巧克力饮料一起吞下自杀身亡；
2004年6月3日 晚，年仅20岁的湖南衡阳作家谌烟服毒自杀；
2004年9月4日 ，坎坷一生的著名女作家陆星儿因癌症医治无效，在上海去世，享年55岁，在去世前还为文坛留下了一部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痛》和两部中短篇小说集《用力呼吸》、《人在水中》；
2004年11月9日 ，以《南京大屠杀》而“终结了日本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用手枪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自杀于汽车内，年仅36岁。
2005年11月11日 ，年仅34岁的河北省滦南县作家周建歧在家中自缢身亡；
2005年 12月1 日，曾创作中篇小说《少将》、《孽障们的歌》的成都著名作家乔瑜在成都突然去世，享年51岁；
2006年10月22日 ，16岁的“90后”少年作家吴子尤在经历了同龄人无法想象的生死爱恨后停止了呼吸，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遗言：“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
2007年8月3日 ，山西作家钟道新因病抢救无效逝世，年仅56岁；
2007年9月7日 ，曾创作连续剧《红色康乃馨》《无暇人生》等作品的上海剧作家陈心豪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终年55岁；
2007年10月4日 凌晨，湖北籍诗人余地，在昆明梁源三区的家中割喉自杀身亡，年仅30岁，他有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其妻身患重症；
2007年12月5日 ，文学评论家、人大中文系教授余虹自杀，他在博客中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
2008年8月1日 ，梅州籍青年诗人吾桐树因生病和供房压力过大，在东莞自缢身亡，不足29岁的人生旅程戛然而止；
2009年1月13日 ，仪态典雅的重庆女作家王英悄然从14楼窗口飞下香消玉殒，抛下了正值花季的女儿和年过六旬的父母；
2010年3月8日 ，北岛最欣赏的诗人、曾经轰动诗坛的“四川五君子”之一的张枣因肺癌早逝，年仅48岁；
江苏作家王嘉惠，得了原发性贲门癌，在病房里写下了话剧小品《探视》，医生嘱他回家好好休息，他却在市区租了间房子继续写作，他对来看他的朋友拱手作揖说：“再有三五天，我就要离开你们了。”
曹又方作家面对死神写下的《我写故我在》中说，他得了晚期癌症，还利用有限的时间，写成了《淡定与积极》一书，他说：“老天，就再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为写作而生的。”“现在身负重疾，我被迫了解，写作是生命力的表现。”
陕西作家麻斌峰，创作勤奋，著作颇丰，但因长期夜以继日地创作，不幸于42岁时突发急病而去世，成为商洛文坛一大损失。
著名剧作家张宇清，老婆给他最后通牒，要他丢下笔杆，否则离婚，最后他坚持写作，孤单一人死在一间小房里。
巴秋是个文学痴迷者，家也破了，身体也坏了，他告别人世时静静地平躺在有些昏暗的小屋中间，一手握一管笔，一手握一卷薄薄的诗集。
……
据我收集的以上资料显示，自1966年以来，就有34位中青年作家迫于各种压力自杀，24位作家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还有许多因言招祸而被谋害被判刑被坐牢的不在少数。
这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化的沉痛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每每听到作家自杀或英年早逝的噩耗，就使我感到无比的沉痛和悲凉，因为活着的作家都感同身受，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与困境。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他们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我在写作这段文字时也悲痛欲绝，流下了辛酸无言的泪水，这就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哀啊！
“心作神仙苦，身为世人难。”这是我对人生的深刻体会，也是我寄予这些英年早逝作家生命的诠释与哀思，这些痛苦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崇高的精神世界与困顿的现实生活使他们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之中，心力交瘁，痛苦无奈，不得不以结束自己生命的办法来解脱苦海，并不惜以生命的代价给社会以警示。
真正的作家不是因己而生因己而死的，他们的生命属于整个人类社会。就像杜鹃泣血、蜜蜂酿蜜一样，他们用心血而写，用生命而写，虽然他们的生命如此短暂，但他们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有呐喊，有控诉，有血泪，是琼浆，是流泉，是花园，是绿洲……他们放弃生存，那是对社会的失望，对生活的绝望。
一代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写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综合分析，这些自杀或英年早逝的作家大多为男性，年龄大多在30-50岁之间，正值人生的盛年，创作的最佳时期，但也是家庭压力生活压力最大的时期。追根溯源，就是由于稿酬微薄，经济压力太大，不得不拼命写作，积劳成疾猝然死亡，或者迫于生活压力而自杀，他们出于自尊不愿低三下四地谋生，也不会说出死亡的真实原因。
中国作协在公告中称，自2006年中国作协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至2009年12月，中国作协会员中已有196人逝世。
丁玲说过，文学是个危险的事业，也许终生落空。
自2006年“作家富豪排行榜”问世以来，使人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作家很有钱；当作家就是为了挣钱；谁挣钱多，谁就是大作家。现在作家富裕吗？我认为现在的作家已经没落到了低收入群体。
作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稿费，几十年来，物价翻了几十倍，而稿费还是千字几十元一直没有变，作家还能富裕起来吗？一首诗几十元钱稿费，一篇散文几十元，一篇小说几百元。一个词作家一生只能创作几首好词，稿费加起来只有区区几百元，还不够摆一桌好饭。
最困难的是报告文学创作，需要广博的知识，博大的胸怀，大量的采访，客观的分析，准备的判断，负责任的写作，而且每写一篇作品就要东奔西走，稿费少得不要说吃饭食宿了，就连交通费都不够。
一个作家一年创作十万字作品，所得不过几千元，如果想挣到几万元，就得创作几百万字，那不成粗制滥造了吗？如果屈原和曹雪芹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许还没有写出他们的伟大作品就被饿死了。
好作品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一个作家一年创作十万字作品，所得不过几千元，如果想挣到几万元，就得创作几百万字，一年出几十本书，那不成粗制滥造了吗？曹雪芹呕心沥血十年写出了《红楼梦》，一生却穷困潦倒。刘震云历时八年，写作了200万字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富裕了吗？去年，张炜发表了耗费22年心血完成的10卷本、4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你的高原》，怎么没有上2010年的作家富豪排行榜？我正在写一本长篇报告文学，已经花费了十年时间还没有脱手，您想我的日子能好过吗？
相反其他艺术家却如鱼得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各显神通。书法家一个字几千元，画家一幅画几万元，歌手一首歌数万到几十万元出场费，演员一部片子几万元到几百万元演出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无限制地复制，而文学作品能够复制吗？这些艺术家一旦出名，随便划拉几下就可以变成钱，而再大的作家还不是照样辛苦写作吗？
2010年11月，乔羽、谷建芬、傅庚辰、赵季平、徐沛东、陈晓光、阎肃、孟卫东、印青、张千一、雷蕾、三宝、李海鹰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十三位词曲作家联名在《北京晚报》发表维权声明：歌手参加现场演出，如果是其“成名曲”或“代表作”，演唱一首歌就能稳拿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报酬，连演多场，其获得酬金数以百万计绝非天方夜谭。而演出单位为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更是经常采取压低词曲使用成本的方法。作为词曲，即使同意表演者使用自己的作品，其最高酬金不过寥寥千元。更有甚者，对词曲不予理睬，不付分文报酬的情况竟普遍存在。如上显失公平的现状，严重挫伤了广大词曲从事创作的积极性。
文人在精神世界是丰富的，然而往往在物质世界上穷困潦倒，以至于使他们的艺术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他们往往为油盐酱醋奔忙，而白白地损耗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才华。只有他们不为稻粮谋时，他们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上，他们的艺术才能放射出美丽的光花。
张贤亮在写出了大量的小说后，面对经济的尴尬局面放弃了创作，变成了一个商人。
伊丽莎白在位的45年被认为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她在莎士比亚青年时期就赐予他每年1000英镑的终身年金以保证他专心创作。据西方人换算，这笔年金相当于今天每年15万美元。莎士比亚的创作得到了这样的资助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伊丽莎白女王付出的这笔投资，无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柴可夫斯基正是受到了 梅克 夫人在经济上的大力资助，他才脱离了教书匠的工作，才专心致志地创作出了《我们的交响乐》《欧根·奥涅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失去 梅克 夫人的友谊之后，他就写了他的第六部交响乐《悲怆交响曲》而告别了世界， 梅克 夫人是他艺术的真正保护神。
在百万大裁军的同时，周克玉将军把王宏甲特招到了军队，他全家都迁居到北京，给了他一个没有衣食住行之虞的环境。他才取得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大丰收。写作出了《智慧风景》《中国新教育风景》《贫穷致富与执政》等当代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
最不可理喻的是，现在低级媚俗的作品泛滥成灾，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反而没处发表。发表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拿钱，书号要钱、版面要钱、印刷要钱，只要你是作家，就经常有人向你要钱，但钱从哪里来呢？更可怕的是，作家已经成了被人欺凌甚至迫害的对象，著作权经常遭受侵犯，说改名就改名，想不给稿费就不给稿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夺作家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心血，但这些劳动成果似乎不值一提，也就是一些书稿而已，还没有一块砖重！起诉吗？打官司花费的钱和精力比稿费多多了。可见作家成了比农民工更可怜的弱势群体，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即使社会怎么对他们不公平，他们也绝对不会成为披着羊皮的狼，即使自杀也要选择一个较体面的死法。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曾经炮轰作协，还算了一笔账:“最保守的数字，国家一年有7个亿花在作协上。”全国各地作协有大批部级厅级局级干部，还有更多的工作人员都由国家财政供养，行政人员的比例远远超过驻会作家。作家阎延文由此发问:“中国作协养的究竟是作家还是官员？”
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坛，那就是“富了方丈，饿死了和尚。”应该认真统计一下，从中央到县一级的文联、作协有多少国家财政供养人员，他们一天在干什么，他们关心过作家的生死吗？有没有必要供养这些人。他们又是评委又是作家可谓名利双收，真正辛勤创作的作家却什么都没有份。在那些英年早逝的作家中，有几个是在文联、作协拿工资的？
没有作家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拯救作家就是拯救人类的灵魂和良知。作家难以生存的社会，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就是一个蒙昧无知的社会，一个缺少灵魂与良知的社会，一个人人内心痛苦乃至于发疯癫狂的社会，真正的作家在这样的社会里都是孤独、寂寞、痛苦而悲悯的。他们是唤醒苍生灵魂和良知的使者，医治人类心理疾患的大夫，创造精神食粮的辛勤工。
我希望以后再不要听到作家自杀的悲惨事件，那将是中国作家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也将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悲哀。我相信社会一定会觉醒，人民需要为人民服务的好作家，作家也不会离我们远去。什么时候，作家生活幸福了，人人崇拜作家，人人争当作家，这个社会才是和平安全稳定的。言下之意，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到那个时候，人人都不再急功近利、物欲横流，而是注重精神文明了，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持续发展。
——写于 201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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