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学说并不等同于儒术
罗 宁
在汉武帝执政时期，董仲舒发现，虽然经受过秦始皇残暴、残忍的“焚书坑儒”摧残，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孔子去世后的近五百年间，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如同茁壮生长在荒原的野草一般，在种种社会现实的自然磨砺下，以其所具有的符合人性、人伦、人文精华，及可以启迪人类生存发展智慧的理性品质，在民间社会赢得、享有了普遍、持久的信服与尊崇。
在生存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中间，在由中国社会文明及文化所造就的独特生存环境内，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具有的顽强生命活力，即使是残暴、残忍至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都不能泯灭的真实状态，应该引发了董仲舒及汉武帝的关注与深思。
在孔子生前，在孔子去世以后，在长达五百余年的期间内，历代奴隶主诸侯的打压、漠视、冷对，都不能埋没、阻断、扼杀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在人类中间，被超越时空的习学、信服、尊崇、传播。尤其是秦始皇残暴的“焚书坑儒”摧残，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泯灭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广泛影响力。
所以，与其继续没有成效的打压、漠视、摧残，不如从社会影响深远的孔子思想、学说中提取可用之内涵，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改造、充实、发展，以为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所用。因为，对于皇帝而言，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也确实离不开适用的思想利器。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已经依凭所具有的智慧、理性魅力，自然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形成了广泛的深刻影响。因此，利用孔子的思想、学说，不仅能够赢取民心支持，特别是赢取文人的同心；也可以增强统治的社会基础，从而实现统治的稳固与持久。
因此，相信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董仲舒在汉武帝的认可、支持下，以符合皇帝独裁、专制统治需要为尺度，在对孔子的思想、学说进行筛选、改造、充实、发展的基础上，突出、集中、强化、放大了孔子思想、学说中具有政治利用价值与意义的内涵，创立了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为品牌的儒术，作为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思想利器，专用以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
为了能够让儒术的政治成效发展至极大化、普遍化，汉武帝在高度尊崇孔子的同时，又通过运用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权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统治范围内，不容置疑的确定，不容迟疑的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决策。
汉武帝的政治决策，被当时和后来的历代皇帝的政治实践成果所反复证实，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为品牌的儒术，确实能够充分的满足、保障皇帝巩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确实能够广泛、持久、有效的适宜、适用于对农耕社会的独裁、专制统治，并且，没有其他更好的统治工具，可以替代儒术的功能、功用与功效。
所以，自汉武帝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并实行了独裁、专制统治的历代皇帝，不论是来自农耕人类，还是来自游牧人类，尽管不同的皇帝之间自然的在诸多的方面各有不同，但是，在认可、选择、利用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为品牌的儒术，以作为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思想利器
方面，却始终是同一的。
并且，历代皇帝都基于对儒术能够被用来有效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深切感受，均情有独钟的给予儒术以高度的评价。因此，历代的皇帝均一以贯之的继承了汉武帝的政治决策，同时，为了不断增强儒术的工具效用，便代代相继的给予儒术的标志、品牌------孔子以至高无上的充分尊崇。直到一千九百年后清王朝崩溃之后，伴随着西方文明、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强势介入，情况才开始从形式上出现了新的状况。
同秦始皇血腥、残忍 “焚书坑儒”的残暴做法相比较，汉武帝的做法，却要比秦始皇的手段更为高明。同时，与秦始皇的做法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秦始皇之后，历代最高的统治者，虽然沿袭了秦始皇发明的皇帝称谓，也继承了秦始皇式的残暴独裁、专制统治，但是，在具体的统治方式、方法上，则共同采用了汉武帝的办法。
在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持续了近两千年的期间内，汉武帝及后来的历代皇帝，从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的需要出发，结合皇帝统治的具体实践，通过才华横溢的御用学者，对赢得了民众持久、普遍、真诚信服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代代相继的予以提取、利用、尊崇，从而致使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不断的发展至炉火纯青的成熟、完善境界。
因此，部分精华来源于孔子的思想、学说，又大量吸收、融汇、改造、利用了各种有利于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人类认识、意识成果的儒术，事实上，已经全面有效的具有了符合皇帝独裁、专制统治需要的，完备的统治工具属性与功用。
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代的皇帝都在坚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是曾经饱受独裁、专制的奴隶主诸侯拒绝、漠视、冷对的孔子思想、学说。而孔子之所以被历代的皇帝所尊崇，则只不过是因为孔子所具有的声望，在现实的人类生活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志、品牌意义上的利用价值。
事实上，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的总代表，作为以天下为私物，且至高无上的实行着独裁、专制统治皇帝，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比荣耀、幸福的人，同时，也是时时刻刻只能在四伏的危机、危险威胁下生存的人。并且，如有不慎，皇帝就可能人头落地，拥有统治权的统治阶级就可能被革命推翻，或者被其他的统治阶级所替代。因此，巩固、扩大、维护统治，从来都是皇帝及统治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的要做好的事情。
因此，出于持续荣耀、幸福的需要，基于防范和消除威胁的考量，着眼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为了有效的实行、巩固、维护独裁、专制统治，历代皇帝，除了渲染天命、天意，以天子自居；用严刑峻法、用所掌握的强大军事威力，有效震慑各方，从而迫使各方势力不敢有反意并心悦诚服的维护皇帝统治外，对于既可栽舟，亦可覆舟的人类社会，尤其是对读书人，皇帝既需要将英才招至麾下，以为己用；也需要从意识上臣服天下，泯灭反意。不言而与，在清王朝覆灭前的两千多年内，以孔子思想、学说为标志、品牌的儒术及其科举制度，对于皇帝独裁、专制统治的持续和稳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自然的具有深刻影响力、折服力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自汉武帝以来，从来都是被历代皇帝当做儒术的外衣和垫脚石来加以充分使用的。因此，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作为儒术的标志、品牌，其效用被历代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皇帝，不约而同的强制性运用到了极致。
所以，以至于世人已经习惯成自然认为儒术就是孔子的思想、学说，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也就是儒术。由此，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成员在痛苦、痛恨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之际，难免就会将应该宣泄于儒术的愤怒，惯性的宣泄在被充分利用了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头上。被屈辱、愤怒冲昏了头的世人们，全然忘记了，其实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同样也是皇帝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并且，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从来就没有等同过儒术。而儒术的丰富内涵，则已经远远的超越、高端于孔子的思想、学说。
为了创立、完善儒术，以满足、保障巩固、扩大、维护皇帝统治的政治需要，皇帝的御用文人们，从包括孔子的思想、学说在内的各种人类意识成果及主张中，分别提取了大量可以被用来充实、丰富、完善儒术的精华内涵，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儒术的政治功用、统治效能与普适性。否则，必然要运用人类社会的所有思想精华，以为维护专制、独裁所用的皇帝，是不会在两千年期间内，一以贯之的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决策的。然而，尽管孔子的思想、学说，作为儒术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标志与品牌，也是儒术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孔子的思想、学说并不因此就等同于儒术。儒术亦并不因此就等同于孔子的思想、学说。
当然，在孔子生前及去世以后的近五百年间，一直处于被统治者冷落的，却为民众自觉习学、践行、尊崇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是不会因为被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帝，当做了儒术的标志、品牌，予以尊崇；也不会因为儒术吸纳、包含着孔子思想、学说的部分成果，就改变、流失了所原始具有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所依循自然法则的智慧属性和理性本质。
孔子的思想、学说从来就不曾等同过儒术。儒术从来都只是在被皇帝孤芳自赏的使用，并被历代皇帝情有独钟的习学、践行。而所有痛恨皇帝专制、独裁统治的人们，之所以敌视被皇帝用作标志、品牌的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不认识为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所包裹、包装的儒术。所以，在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屡屡陷入被辱骂的重围之际，儒术则是平安无事的。正如同在以往的两千年间，人们在信服、践行孔子思想、学说的过程中，所更多依循的则是儒术所指引的政治途径，所达致、所满足的更多的是维护皇帝统治的目的与需要一样。
因此，我以为，运用儒术能够深藏不露的获取久远的成功，运用儒术能够潜移默化的实现李代桃僵，应该正是反孔的后人们远不及汉武帝英明及深谋远虑之处，也是历代皇帝明白汉武帝的良苦用心，始终不渝的师法汉武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所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人们，将孔子及其思想、学说当做儒术来仇视、痛恨，并肆无忌惮的加以痛批，却放过了被历代皇帝以“罢黜百家”为代价，在近两千年间尽享历代皇帝“独尊”的儒术，则不仅是无益、错误的，也是荒唐和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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