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普遍有一种“聚众恐惧症”。有些事本是合理合法的，无可非议的，如果只是一两个人做，那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一旦和“聚众”扯上了关系，前来干涉的部门和人员就多了，所以，要想成功，一定要避免“聚众”的情况发生。这是经验之谈。但也不是所有的“聚众”都会受到干涉，有些就不，比如官员办寿宴，几十桌、上百桌，都没有人管。再比如商家搞促销活动，围上几百人上千人也没事。我曾经在歌乐山麓住过，歌乐山上森林覆盖，这里发生过森林大火，当地电视台都报道过。当火灾发生时，附近的学校、工厂、部队，还有居民，纷纷奔赴现场救火。假如这时候公安部门站出来说：你们事前没有登记，没有经过批准，属于非法聚集。那肯定是要犯众怒的。所以，一般的“聚众”还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假如“聚众”与“扰乱社会秩序”联系起来，那就严重了。
可是，什么是社会秩序，什么是扰乱社会秩序，目前却是概念混乱、思维模糊不清。按照《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最大的、最高的社会秩序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由此派出来的全民基本免费的教育，全民所有制单位免费的医疗、免费的住房、免费的养老，然后逐步推广覆盖到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如果我们对此没有异议，那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恰恰不是扰乱社会秩序，而是在维护社会秩序，回归社会秩序。只不过现在是非已经说不清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印把子在谁手上谁就有理。你说没有扰乱社会秩序，他说你扰乱了，还判你几年刑再缓刑几年，你又能咋个？
所以需要有个解决的办法。春节前，温家宝与来京信访的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他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负责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温家宝还说，各类行政程序都要向社会公开，所有行政行为都要接受社会监督，确保一切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可是，维权群众连个合法的开会的场所都没有，又谈何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本文所提的开放公安局会议室和礼堂的建议，就是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
我曾经参加过企业职工的维权活动，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一个合法的开会的场所。据当地派出所民警说，只要是上了50人，就可以认定为“非法聚集”。这就比较可怕。然而，维权职工并不想“非法聚集”干坏事，更不想干与政府做对的事的。职工们的宗旨是：凡是共产党说过的话我们才说，凡是共产党没有说的我们就不说；凡是共产党提倡的事我们才做，凡是共产党不提倡的事，我们坚决不做。现在共产党提倡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关注民生，维权职工不过在这个框架下说点具体的意见而已。然而维权职工苦恼的是没有一个合法的开会的地方。要想讨论讨论问题，要想联名上书，以及每年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每年9月9日缅怀毛主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合法的地方。对此，群众烦恼，警方也烦恼。因为警力有限，维权群众却是遍地开花，如果事事处处都派警员“陪护”，肯定非常的困难。因此就想，各省市公安局的会议室和礼堂不妨对维权群众开放。当然，公安局的会议室和礼堂也不是白给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安装摄像头，假如出现有人“煽动”的情况，立即就可以就地采取措施的。
这样一来就“两放心”了。一是官方放心，警方放心，因为在公安局的眼皮子底下开会，肯定出不了大格。二是百姓放心，有公安同志保驾护航，还怕国保大队冲进来抓人吗？当然不会。这样，当地领导同志坐在办公室里，通过监控系统的荧屏，就可以对当地的热点问题、百姓呼声很高的问题，一目了然，胸有成竹，正好顺应民意做几件大事。于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社会和谐得以保证，民声民意又可得以畅通，岂不是双赢甚至多赢的好事？
顺便说一下，各省市公安局的会议室和礼堂对维权群众开放，当然要事先预约，填个表什么的，而且，应该是免费的。因为这不会增加成本，只会节约成本，至少，每年用于“维稳”的钱就会少花很多。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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