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把熊召政的四卷本《张居正》看过之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但因为其他原因，需要把大量精力放在这该死的法律上来，也就失了那份冲动。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难得这清净的时候，又把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关于张居正的部分读了一遍，顺便把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也一并读了，竟燃起了自己的写作欲望。
张居正，汉族，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又称张江陵，号太岳，谥号“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当政的前70年和他当政之后的60年，明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就是两个字“混乱”。只有在张居正执政的这十年比较清明、安定。但是，对张居正这个人的评价在历史上是毁誉各半的。赞美他的人把他比作周代的周公，说他是圣人；骂他的人把他比作是朱温、王莽，说他是禽兽。。《明史》盛赞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清代人说：“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梁启超先生三百年明王朝独服张居正。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明清两代，治世之能臣很多，仅著名的晚清四大名臣就值得大书特书。但笔者唯独对明之张居正，清之李鸿章抱有极大兴趣。同样是中兴之臣、同样毁誉参半、同样挽王朝危难于既倒。唯独不同的是居正的结局比中堂悲催得多，一生呕心沥血延缓的政权却用最无情的手段将自己毁灭，这是居正生前没有想到的。而中堂却在卖国贼、汉奸的骂声中度过自己的晚年，但他为之奉献一辈子的满清王朝却在他死后给予了一个汉人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也算是完满了。张居正和李鸿章都是在时势造英雄的时代背景下崛起的，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具有中国封建特色的官场政治，更有在坚持这种特色政治下的对国家社稷的改革坚持，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当官而当官，他们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具有真正的政治理想。不幸的是，二者都不可避免的触碰到了这种特色政治的根本——体制问题。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中提到：“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笔者深为赞同此说法，因此这里用具有中国封建特色的政治来指代古代政治传统。中国的政治家与西方的政治家面临的困难有所不同，中国的政治家除了要积极贯彻自己的施政理念外，更不能忽视为官之道，尤其是处理与不同人物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更是能否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朱元璋以此为契机废宰相，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一大重要变革，后机构演变为内阁，内阁首辅逐渐扮演了类似宰相的角色。但由于明代机构设置的一些缺陷，宦官乱政的现象较前代更为明显，盖因司礼监的特殊作用，内阁首辅必须妥善处理好于掌印太监等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协调组织工作。张居正之于李鸿章，除了要和皇帝搞好关系之外，更要和掌印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而李中堂在上层政治上倒不必面临此雷同的问题。二人虽然都是权倾天下之人，但在鼎盛时期，当万历还较小、一切都需要张先生的时候，整个国家，整个朝政都是居正一人说了算，改革纵然会遇到阻力，但只要他执意推行，亦可得以实施。相较之下，中堂大人却受到很多的掣肘，自己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却因为腐败的朝政导致很多想法不能付诸实践，很多时候自己的话说了并不算数，李鸿章难做得太多太多。
宦海沉浮一世，诸多得失，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李鸿章，他们都是被时代卷进了历史潮流的人。改革改革，一旦要改革，必然要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你当权时革了他们的命，他们寻得了机会便是要革你和你后代的命，尤其是这种改革触及到一定底线的时候。而居正之伟大之处在于：以他的政治智慧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做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是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畏气概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哪怕身败名裂。张居正是一个职业政治家，他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隆庆二年的《陈六事疏》、三年的《请饬学政疏》都是比较经典的直陈时弊的奏疏。制定改革的方案不难，关键是这个方案怎么去实施，因为天地有变数。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你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可以死掉，你就不要国家苍生了吗？君子讲气节，你耻与小人为伍，你把苍生丢哪儿去了？当政治家和当好人、当清流是不一样的。所以，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富国强兵的理想能够实现，他躺在地上，谁在他身上拉屎拉尿、踩他、弄他都无所谓，“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在中国传统政治的环境之下，能够有这种气魄的确实不多了。当然，张居正并非完人，他有自身的缺陷，所谓人无完人，他的缺点并不足以否定他的功绩，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代下。
李中堂与张首辅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堂大人的时代是西方世界科学技术全面领先中国的时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要变革图强，外要抵御外侮。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上是两种文明的激烈交锋，李鸿章之理想除了维护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外，更在于振兴我四万万华夏同胞之民族富强。中堂之悲剧正在于梁启超所说：“我悲中堂之遇”。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大抵是客观的，他自己曾说过一句话，倘若李鸿章地下有知，“当可宽慰 ”。不过，梁启超替李鸿章树碑立传，并非仅仅希望李鸿章九泉之下得到宽慰。在《李鸿章传》的结论中，梁启超说“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中堂之艰难尽显露与此。
中国之古代史，政治史是一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史之政治人物乃是活的政治体现。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更使得知识分子有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欲望。在这样一个官的国度，当官的多，当大官的多。但当官后真正做事的少，为国家社稷着想做事的就更稀少了。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历史的潜规则换了个外套仍然存在于当世，居正与中堂之境遇，换做今日又何尝不是一种哪怕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也在所不辞的气概？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但在体制的束缚下，人终究会败给规则，人制定了规则却最终被规则所奴役。正如笔者看到的笑话：楼主说：“反腐反腐，竟有那么的艰难么？楼下一人回帖：“你试着亲自割一下自己的JJ看”……
在中国，真正的政治人物必须即是政治家又是政客，政客的身份是为政治家的身份打基础，倘若要有所作为，则首先必须成为政客。不过一旦做了政客，自己的修身信仰也就不复存在了。吴思提到新官堕落定律：“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满口仁义道德并不可怕，怕的就只剩下男盗女娼。表面话要说、实际活也要做，要说表面话才能做实际活。我们的政治家们总是要比西方的政治家辛苦得多啊。毕竟我们是一份精力做两样事，甚至是多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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