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是一部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屈辱史。清朝末年专制政权的腐败统治，以及外来侵略者的反复蹂躏践踏，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状态。乱世出英雄，国家的积贫积弱与"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激发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他们以"以天下为己任"，以改变中国"艰难的国运"和塑造"雄健的国民"为旨归，威武不屈，意志坚强，前仆后继，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殊死奋斗。毛泽东则是他们当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他在1917年给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要探究宇宙之"大本大源"的理想和志向。毛泽东笔下宇宙之"大本大源"，实际上就是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信念，而其途径则要通过"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来达到。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大气量人"的历史使命，并把此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正是这样心存高远，气势磅礴，一往无前。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预测和设计未来，这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称作为旷古未有的、充满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的话，那么，毛泽东无疑就是一位洞悉情节的来龙去脉，从而精心编排剧情的天才总导演。秋收起义失败后，面对革命一时的颓势，是继续在城市搞武装起义还是到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尽管当时党内有不少反对声音，但他认准方向，始终坚持这一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所播下的革命火种，终于从井冈山燃遍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中华民族能否抗击日本的侵略、将敌人赶出国门，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疑虑。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慧眼洞察，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提出了"持久战"光辉思想，并合理划分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胜利的前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再次处在新的转折关头。面对"划江而治"的内外舆论，他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一步到位"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革命应该"两步走"，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前，必须先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不要"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及时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超越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举重若轻，不仅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且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洞悉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深悟中国革命应采取的战略策略。"西安事变"时，到底怎样处置被抓的蒋介石，一时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危急时刻，他坚决主张保全蒋介石的生命与地位，这种以德报怨、一切着眼于抗日战争大局、从国家民族存亡角度来看待与处理问题的胸襟，令人叹为观止。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全面封锁，他充满自信，谈笑风生。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他断言不是西方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1954年他还曾对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说：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这种玩乾坤于掌上、泰山崩于前面不变色的浩然，又是何等潇洒大气。而1972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毛泽东见到来访的尼克松时，第一句话就是："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其气度令尼克松折服。
二、哲史通达的深邃眼光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先后设想了一套套富国强兵的方案和采取过许多革新或革命行动。但这些方案和运动一个个都失败了，而只有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才最终获得了成功。毛泽东的成功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性，他比其他维新和革命者高明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他的那一套指导革命的思想方法，既站在了哲人思维的高峰，又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在对两种对立思想理论的借鉴和超越中逐步形成并科学化的。纵观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两极化的困惑--或者崇尚西方模式，富裕之地必是真理之邦;或者固守自身的儒家传统，祖宗之法不可违。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这块多难之邦，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两极化困惑才最终解除。而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辩难和求证的曲折过程。有着宏大救国之志的毛泽东，景仰过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企划过建立"新村"，也倡导过"湖南自治"……，历经艰辛的上下求索，在繁多的主义和各种救国方案中，马克思主义最后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没有理论的革命是无效的革命，革命取得成功，必须有先进的理论导航，"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然而，如果固守本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外来的和尚"还是可能会把经念歪的。如何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通贯中国历史，既熟悉过去的中国，更了解现实的中国，也就是懂得中国的国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批判地继承中国思想文化遗产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才是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的最佳轨迹。这条道路为毛泽东所首创， 1935年他在党内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真正有了胜利的旗帜。
正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同时又熟悉中国国情，毛泽东才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深邃眼光和独特洞察力。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似乎"离经叛道"，在遭遇重重怀疑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坚持这一选择，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因此，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重中之重又在于发动农民。毛泽东不遗余力，在广大革命区域开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因此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生力军。
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想建立起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为了防止历史成败周期率的重演，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进行了战略谋划。1945年7月，针对国民参议会参政员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率的疑问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944年3月，在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所作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曾写信给郭沫若，说："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新的历史任务，并修改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申和加强革命的纪律性。
毛泽东作为哲学大师，不仅有着高深的哲学造诣，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等杰作，并能够熟练运用辩证思维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而且博古通今，善于从历史成败得失中揭示规律。比如他特别注意和强调中国古代战争中那些以弱胜强的战例和农民战争的成败规律，从前者的研究中，他强调主观指导的正确性是使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的弱军转成优势和主动的基本前提;从后者的研究中，他总结出黄巢、李自成那样的流寇主义，是历代农民起义在军事上失败的重要原因。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以史为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也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航程。
三、把握枢机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复杂情况与艰难险阻，总是善于抓住那些关键性环节和稍纵即逝的战机，及时排险解难，转危为安，把握主动，将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
毛泽东历来强调从整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强调矛盾的特殊性，强调矛盾的转化。他把革命看作一盘棋，围绕既定的战略目标，把握住战略枢纽，围绕关键问题进行运筹和部署。强调"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在动态的时空背景中发现敌我发展趋势和优劣对比的可能变化，把握 "特殊规律"作用时间的临界点，从失败中看到转机，从胜利中看到危险，从而发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克敌制胜。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很好体现了他在进行战略设计时的这一思维特质。这篇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和教训，抽象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逻辑起点，乃是"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这一基本判断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战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的结果，它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时代特点：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正是建立在对时代特点的准确认知上，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才超越具体表象，深入到了事物内在，看清了中国革命中的不利因素，又看到了革命中化不利为有利的大趋势。
从战略的具体运筹来说，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种特质，尤其表现在他善于捕捉机遇，适时推进战略转变上。中国革命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从抗日游击战争向解放战争大规模运动战等多次重大的战略转变。每一次战略转变，都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战争中的枢机，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人主动创造的结果。毛泽东特别重视从变动中的国际国内条件中发现并创造战略转变的机会。如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面对国难当头，全国上下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烈呼吁，毛泽东果断实施"逼蒋抗日"政治战略，使中国主流民意很快被扭转至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而与共产党携手抗日上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实现，它不仅成为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机，使中国各派力量终于集合起来共赴国难，同时也为保存党的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创造了良好局面。
战略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精神要讲究原则与规范，而艺术涵养则体现为汪洋姿肆的想像力和对原则规范的突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战略家，一切以国家利益与人类生存需要为基准，敢于超越一切既定原则与框架。在70年代初推动中美和解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这一天才战略家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到6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和美苏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微妙的变动，不再一味与中国敌对，而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毛泽东及时洞悉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迹象，果断把握机遇，呼应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向以前的"敌人"伸出橄榄枝，握手言和，一举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改变了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对我国非常不利的国际政治环境。
四、遇强更强的无畏斗志
毛泽东一生喜欢游泳，并多次畅游长江。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游泳?一方面是在锻炼体魄，另一方面，游泳里面有哲学，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把在风高浪急的大江大河里游泳，视作在向大自然挑战。毛泽东曾经在他的诗词中写道："敢与天公试比高"， 60年代，他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
如果说毛泽东无畏于在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里搏击的话，那么，在革命、战争与政治的大江大河里，他更是敢于接受挑战，迎接挑战。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的"大江大河"里，一支弱小的力量，能够最终以弱胜强、转劣为优，如果没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气和智慧，那是不可思议的。在强敌面前，只有具备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而绝不被敌人所压服，才会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抗日战争刚刚结束，1945年8月间，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共商国事"，企图给毛泽东出难题。然而，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毅然接下了这个"请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亲自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谈判，令蒋介石措手不及。而毛泽东则充分利用这次闯入"虎穴"的时机，宣传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斗智斗勇。毛泽东与共产党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认同，中国革命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则受到了来自全国各界人士的谴责和唾弃。
斗争在毛泽东那里，既是性格和信念，也是智慧和艺术。1959年4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引用《聊斋志异》里书生晚上与鬼斗法的故事，说："《聊斋志异》的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他还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毛泽东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比胆略和钢铁意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大无畏的斗争而得来的;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毛泽东义无返顾，果断出兵朝鲜，又用斗争摆平了美帝国主义;50年代中后期，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毫不犹豫，又两次炮击金门。
毛泽东曾说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毛泽东旗帜鲜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该斗就斗，斗则必胜，在斗争中赢得国家的安宁，在斗争中赢得国际地位。在60年代中苏交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与我国为敌，面对这种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应对，"居安平两路"。在毛泽东那里，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统统不在话下。
五、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
毛泽东所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民主革命，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破旧立新，当然就要创新，要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工具，来改变中国社会的旧制度。"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充满了创新精神。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他的现代意识上。他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者、构想者和建设者。在求学时期，他就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光辉成果。这些外来思想中反对阶级压迫、主张民主自由、向往社会平等的现代内容，对毛泽东始终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特别重视维护无权无势者的利益，多次在党内党外呼吁实行民主制，并在苏区开展民主实验，提出要用"民主"二字来走出兴亡周期律。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都是民主与平等的信仰者与实践者，以现代的民主、平等观念来反对专制和压迫，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和目标。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更体现在他的超越意识上。在毛泽东心目中永远没有"天条"，他以孙悟空作喻，说他身上有"猴气"。这个"猴气"，就是指要超越一切既存规范规则，要突破所有教条束缚。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主张要敢于怀疑、敢于超越。1953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创新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创造出来的，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那很危险。同年5月，他还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人。
中国革命是一场极富创造性的革命，它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的毛泽东的创造性。毛泽东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卓越的智慧，求实的作风，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投身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劳动，并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也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创新需要有眼光，需要有恒心，也需要有承受挫折和困难的勇气。在这些方面，毛泽东都体现了常人所难以达到的卓识和境界。在1925年召开"四大"前夕，一直在广州从事国共合作事业的毛泽东，突然回韶山养病，在这次会议上他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他回家乡忙什么去了呢?埋头在那里搞起了农民运动。等他重新回到广州的时候，便已然是农民运动的权威。虽然他的那些农民运动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和认同，但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却表明，毛泽东所设计的这条中国革命之路，不囿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条条，才真正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他对中国之道路的探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其他经验可照搬，无现成模式可作参照，新意迭出、异彩纷呈，并承受了无尽的压力，这种超凡脱俗的创新精神,为世间所罕有。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的一生。他说，他最不喜欢吃人家嚼过的馍。一生追求创造，是毛泽东的精神，是毛泽东的特质，也是他的力量和勇气的表现。
六、力挽狂澜的超常智慧
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具有力挽狂澜、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显出超常智慧的非凡素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毛泽东一生经历过无数惊险事态，承受过各种各样的曲折过程。在许多时候，人们几乎已经感受不到希望，几乎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然而，在毛泽东那里，奇迹却一次次产生了。革命路上多艰险，但没有什么艰险可以难住毛泽东，在看似绝望的情势面前，毛泽东总是能够正确领导党、军队和民众，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经过一番曲折后，屡屡化险为夷，创造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胜利奇迹。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从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遇到过巨大的挫折。1927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所领导的起义部队，很快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的起义部队退却到湘粤赣边界坚持斗争的意见，获得多数拥护，前敌委员会遂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转兵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下，寻找立足点。这一关键性的决策，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种，而且开始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战略性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则是另一个转折。1934年，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盲动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蒋介石全力进行的第五次残酷"围剿"中，红军的反"围剿"遭遇了重大失利，不得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革命的挫折也引起了红军上下的反思，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毛泽东据理力争，系统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和军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重新掌起了革命之舵，这是毛泽东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终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在西北建立起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航船的总舵手。中国革命正是因为有毛泽东掌舵，才冲破一个又一个的急流险滩，引导中国革命径直驶向胜利的彼岸。
中国革命是惊心动魄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历程同样惊心动魄。1950年决定出兵朝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1969年冒着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威胁坚决打响珍宝岛保卫战，每一次都是对国家、党和军队命运的巨大挑战，但每一次都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下，迎难而上，最终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善于挽狂澜于既倒，充分体现了大战略家毛泽东的高超智慧。
七、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
战略的制定、运筹与把握，在需要有科学精神作指导的同时，又需要有艺术家的天才想像，讲究进退有节，伸缩自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保持灵活与弹性。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正是一位把握战略于股掌之上，"谈笑间灰飞烟灭"，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的艺术巨匠。
井冈山时期红军所遵行的军事斗争"十六字诀"，就淋漓尽致体现了毛泽东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家气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计一时之得，也不计一时之失，而是虚虚实实，实则实之，虚则虚之，避实击虚，出敌不意，就靠这套伸缩有机的战略战术，处于弱势的红军队伍，硬是一次次打垮了前来"围剿"的国民党正规军。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接二连三出敌不意，迫敌陷于被动，使敌人捉摸不定，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终于使红军一次次在惊险中绝处逢生，跳出了蒋介石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其历程同样如一首旖旎瑰丽的长篇诗歌，这种宏大的战略想像力，使红军争取到了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自己也曾把"四渡赤水"之战，看做是他平生的"得意之作"。
高明的战略家清楚，得不一定是喜，而失不一定是忧。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及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后，下令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大内战。毛泽东再次在战略筹划中展现他的诗人气质，在延安军民毫不示弱、纷纷表示誓死保卫延安革命圣地的情况下，他却做出决定，主动撤离了延安，连同先前所丢，105座城市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正是这一令很多人难以理解接受的决策，保证了我军避实击虚、保存实力，并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也因此创造出更大的战略转机，为1947年"经略中原"埋下了伏笔。
晚年的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时，说他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所谓"虎气"当然是指那种举轻若重、雄视天下的宏伟气概;而"猴气"，除了表示创造性外，还包括灵活性、策略性和想象力，即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大胆设想未来前景的智慧与气质。毛泽东诗词中的那种奇诡、雄健、深远境界，实际上也是他进行战略运筹时的思想境界。在"喇叭声咽""残阳如血"的悲剧气氛中，在布满弹洞和革命者鲜血的雄关旁侧，他对革命没有灰心，不曾丧气，而是立下誓言，"而今迈步从头越"，展露豪情要"安得倚天抽宝剑""万水千山只等闲"。诗言志，言情，也言的是理想信念和世界观。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现实的超越。"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对未来的憧憬与自信，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也是他领导下的党和人民军队，始终充满着战斗豪情，始终具有众志成城、无坚不摧意志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战略思维的浪漫色彩，还体现在他一以贯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上。他是一位深具幽默感的革命导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在危急关头，都能够谈笑风生，笑傲强敌，无惧无畏，迅速定下排危解难的决心，拿出转危为安的办法。晚年为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独立自主，他镇定自若，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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