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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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虽然有“文化”和“革命”这两个词，但由于文化大革命过程的混乱和结果的负效应，受损害最大的或许正是我们的文化以及对革命精神的崇敬。主流的看法似乎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 并没有实现任何积极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但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倾向于认为毛泽东考虑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他想要从文化上进行一场思想的革命是有关的。　　

一、           对 “文化革命”的思考　　

鉴于“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对于“文化革命”这一提法，我们只从文化革新对人的思想的解放作用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把这一概念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着重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列宁的提法，另一个是我们熟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列宁晚年明确地提到过“文化革命”的思想。1923年，在《论合作社》中，他提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的确是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1] 不过，列宁的“文化”概念我与们今天通常理解的与物质观念相对的那个“文化”概念有所不同，因为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2] 可见“文化革命”在列宁看来应该是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大改善的一种状态，是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和人们精神的极大升华，包括了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道德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并不仅仅限于精神的层面。　　

尽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列宁的“文化革命”是否有直接联系似乎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3] 可见其“初衷”是很有“文化”意味的，他把这一场“革命”看作是“触及灵魂”的，而要“触及灵魂”，显然非“文化”莫属。此外，在　1966年10月25日　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使用了“文化革命”一词。[4]　　

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带给中国的文化革命意义和影响：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国人的精神洗礼来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通过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分析和批判，力图唤起民族精神，呼吁在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重筑国民的新精神和新灵魂，并通过文化论战深刻反省了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深化了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和重塑，[5]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文化革命”。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走过来的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对教条主义的反感、对中国社会体制机制的弊端肯定会有自己的认识，如何革除这些不利因素，推动中国社会更好地发展，当然是他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晚年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打败蒋介石相提并论，看作是自己一生的两件大事，说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不包含一点“文化革命”的内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此外，从文革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虽然文革并不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甚至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执政体制的变革，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一幕闹剧，但是它事实上确实颠覆了很多观念，就像是一场在权威领导下的反权威的观念革命。并且最后，这个领导权威也走下了神坛，从这一点来看，文化大革命还真能够称得上是一场“文化革命”。　　

二、           思考之后的反思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报告中曾经指出：思想僵化乃是当时最大的问题。他分析说：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6]
    所以，今天我们在反思文革的教训时，应当特别注重今后的发展如何防止犯同样的错误。文革的错误只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在特定的情境中被放大而已，但是只要邓小平在报告中描述的这些情况没有被根本扭转，我们将无法断言若干年后的人们不会重犯这一类错误。所以，推进“文化革命”以革新思想，就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怎么进行“文化革命”呢？　　

首先，明确文化不是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法宝。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学大家和革命家的引领下，在“革命”话语的掌控下，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进行了无情驳斥，批判甚至毁坏，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勾当。文革一起，原本还基本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瞬间瓦解，5000岁月建立起来的传统价值观、道德基础、伦理观念彻底消亡，夫妻反目、儿女成仇、好友揭发、私下告密，人类心灵中最阴暗的一面暴露无遗，祖宗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甚至风俗习惯，都被全面系统地毁坏了。一句话：几千年的文明积淀，10 年间几乎荡然无存。但是，文化批判不但没有解决中国任何问题，反而使得国人因为信仰的丧失而变得极不自信，无所适从。所以，有必要在明确把文化定位为社会生活一个层面的基础上，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防止国人被一种话语权掌控而失去独立的思维能力。　　

其次，扩大文化交流。文化从其源头来看，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现存的文化是独立自为的存在。中外历史经验并且证明，一种文化积极对外交流的时候，正是该文化群体兴旺发达的时期。相反，一种文化自我封闭的时候，正是该种文化逐步衰微的阶段。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文化封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何利用好文化全球化的机遇，要比时刻提防文化全球化的危害要好得多，但前提是我们有必要反思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主流思潮对传统文化持否定看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文革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片面批判所产生的负效应，同时，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念和实践检验标准，也是我们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的原则。 　　

再次，搞好制度建设。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力量，运用得好，可以激发人们的聪明才智，运用不当，也可以是杀人于无形的匕首。由于社会不断发展，文化也会不断变化，所以，只有通过制度建设这一被现存智慧公认的长治久安之策，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必须建立一种让公众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制度，并且给予公众修正制度的制度保障，防止重犯文革的错误是可能的。　　

第四，大力推进社会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革命”，应该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上继续推进文化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有不适应当前发展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需要不断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当然，今后的文化革命应当坚持渐进性，坚持百花齐放的精神，防止再出现大规模的狂飙冒进式的群众运动（其实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只有一家之言，没有“百花齐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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